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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畏首畏尾。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为条小狗还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到草原后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雪。我起床推开门后,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都披着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很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好像多日没吃饭。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狗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边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它身上披着一层白霜,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呀!它没有走,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旁。每天早上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急着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忘了打狗欺主的道理,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抡拳反击,低声威胁:“别这么霸道,不怵你!” 二话不说,几个左右直拳,把他打回去。金刚白挨了一顿,气得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太空旷了,无拘无束,没什么纪律约束,克制力极差。 转眼儿,1968年春节到了。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碌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六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跟拳头般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得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满是疙瘩的脸胀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就不停,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小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是喝多了,胡说八道,又哭又唱: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的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行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说:“文化革命大大地好,可是,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他的下巴咧了一下,象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的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惨烈,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想着我,挺不舒服的。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大他和六连的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分到山西插队,傅勇生实在不想去,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不能不管。”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对他这种行为感到不舒服。”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来,我不反对。可是我们拉起队伍后,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了卦,这样的行为,我不尊重。”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多年来一直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瞧不起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瞧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 医疗的胆小鬼,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都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接受专政……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他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沉默片刻,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他们几个聊着马,蒙古牧民的怪风俗,我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可能是用不太着我,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我马上就在煤油灯下起草出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你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你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四十七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 七连 林胡 197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样下去后,就要得罪雷厦,就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决不给雷厦拍马屁。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一人跑到场部,找到了军代表,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密告领导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自以为这事没人知道。但很快,雷厦就全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 “你干这事,多卑鄙!”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自己只会成为个孤家寡人。”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 “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厦和我不再说话,他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 我承认自己很没人缘,到哪儿都和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 记得有个晚上,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厦、金刚不在。山顶却还在看他的《养马学》。 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没有言声。 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却没有行动。一下子火了,嗖地从被窝里跳出来,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这次也气愤地骂道:“操你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太霸道了!” “你要想练,咱们就出去练。” 山顶气得鼓鼓的,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窥见一斑。但可惜,他是雷厦的好朋友, ……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现在雷厦一不听了,这俩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硬打硬骂。 来牧区后不久,就让人给打昏倒,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手腕上的伤口疼得我脾气烦躁。心理失去平衡,特别爱发火,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跟谁都想顶。 牛粪没了,又懒得做饭,雷厦他们三个决定下包,这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主儿,下去了。 但牧民们谁也不愿意要我,牧民一提到我,就说是个“孬种”。不管多大块儿的牧民,见了我都有点惶惶然。最后队里给我分到道尔吉家——全队闻名的又脏又抠儿,又神经的家伙。这不是拿我开涮吗?我拒绝了,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的蒙古包。 全队知青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库房。 雷厦、金刚、山顶他们三个走后,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与我断绝了外交关系。 没啥了不起,跟雷厦好了一年多,都快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生活,最头痛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啥也不会,一切都是凑合。锅里有剩饭,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小米饭煮煳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肚里填。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傻了巴机地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手也烫伤,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儿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但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牧区阶级斗争复杂,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很多人,为了自卫,为了保卫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雷厦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孤独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敢不敢一个人孤独生活,才能看出你是不是坚强。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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