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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看到我,多年来生活在“男生”里,尤其看到人家的女儿,那种“目不转睛”爱不释“目”的样子,就很神气地说: “有女儿真好!” “有女儿真好!”我也说。 可是我没有女儿,我只有两个儿子。 我儿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八岁,他们的世界是咖啡色、蓝色与土色。 我们家没有粉红色。 而我喜欢鲜丽的色彩,粉红、粉绿、粉蓝……这几年来,已经被磨练得也渐渐喜爱咖啡、深蓝色与枣红色了。 对于没有的,羡慕也没有用,我向那些有女儿的朋友说: “别神气,将来把你们的女儿讨回来!” 但是身旁没有个撤娇、细致的女儿,也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现代人,主张两个“恰恰好”,尤其在美国,若是没孩子,夫妻俩出双入对,人们视为当然,反倒是夫妻背后跟随了两个以上的孩子,就要引人侧目了。我倒也不在乎人们的侧目,现在我家就有三个壮丁(两个儿子以及外甥)跟前跟后的到处亮相,只是人口的压力庞大,将来粮食的问题将成为世界隐忧,我又何必为这多灾多难的世界增加困扰?因此在这堆“乱石垒垒”(注:喻丽清女士在我新书《书中日日长》出版时来信说:简宛,你在“乱石垒垒中”还出书,可贺可喜,一笑,因外子姓“石”)中,倒也自得其乐,享受有子万事足的“忙碌”。 去年圣诞节前,朋友带了她两岁的女儿来家里玩,我当然是又抱又亲的不舍得她走,她半真半假地问:“你要不要领养一个女儿?” “好哦!”我说:“你舍得,我就要。” 没想到她竟然认真起来。 “不是我的女儿,是一个七岁的越南女孩,我一看到她就想到你。” 原来我的朋友——珍娜,在一所小学教书,学校来了许多难民,她是特别负责指导他们阅读的教师,我也常常去帮她忙,因此凡是言语的问题以及难胞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困难,也颇了解。 “芳芳到现在还没固定的亲人,也没人陪她玩,怪可怜的。她来了两个月,但仍是慌慌张张学不好英文。” “那她和谁逃出来?” “她的远亲,她父亲是美国大兵,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在越南改嫁,她随亲戚出来。” 我想到那七岁的女孩,正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她却已经历了人生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战争,所给予人类的灾害及创伤,真不是野心家的贪餍之心所能想像的。 我决定去学校看看。 没看到芳芳前,我想象中,她是萎缩、胆小的小女孩,但是见了她,却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你要带我出去玩吗?”她一见到我就问,用一种迫切的,我半猜半懂的广东话,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期待。 “好啊!你想到哪里玩?”我摸着她一头粘湿的头发,总有好久未曾洗头了吧!七岁的孩子,正是爱穿红戴绿的年龄,她还在头上别了一朵小花呢!我帮着她把花别好,把头发梳齐,才发现她比一般七岁的孩子高大,但是却非常瘦削。 “我要去采花、玩水,”她一面埋头在纸上涂抹着,纸上有小花,有流水。 “你画的真好!”我看着纸上的图画衷心地夸着。 “你看……你看……”她兴奋地指着墙上贴着的作品说:“我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墙上的图画,全部用血红的颜色涂满,一个女人和小孩,背面是一列列黑色的森林,乱七八糟地用蜡笔涂着,看起来倒像一列列的机关枪。 “她自己贴上去的,”珍娜的眼中有郁郁的雾。“她最爱画的就是这种画。” 果然墙上有不少类似的图画。 “很好,你喜欢画画吗?”我哽着喉咙问。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盯着我问,眼神中,带着一种疑惑。是我的广东话太不灵光? “你画得很好,芳芳。”珍娜又用英文说一遍。 “嘶——”的一声,她撕破了正涂抹着的图画,那有小花、有水声和一排排小屋子的图画。 “我恨英文、我恨美国、我怕学校……我恨我的妈妈。” 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哭起来。 我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 地上满是碎了的纸片,那有花香,有屋宇的童稚画面。 芳芳碎了的图画。 当我决定把芳芳带回家来过年时,并不曾考虑过许多面临的困难,最重要的是,语言上的隔阂,她不太会英文,我的广东话也不灵光。 但是,爱是没有语言界限的,尤其是母爱,应该是世界通用语言。 只有这点,我有把握。其他的问题,再慢慢设法解决。 我向孩子们提起了带芳芳回家过年的事。他们正在男生、女生划分界限的年龄,但是知道她身世后,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教她学英语,说国语。” 八岁的老二甚至说:“妈妈,我把我的床让给她,我睡地上。” 童稚的心,人间的爱,是天下最纯真、善良的人性,是什么使这爱蒙上阴影。战争?私欲?权力欲?…… 我跟珍娜说:“我也许该跟芳芳的亲戚谈谈,看看我们否能帮她一些忙,也许有些问题我们没看到,如果顺利,过年我就带她回家玩玩。” “那她的亲戚要非常感激你了,他们反正也没时间陪她,别的孩子又不同她玩,怪可怜的。我也不懂为何孩子们都说她坏。”珍娜说。 “七岁的孩子,能坏到哪里去?”我疑惑地说:“也许她比较没安全感,容易激动。” 但是,他(她)们真的全都说她坏,说她扯谎、狡猾、挑拨是非、自私……说她是一个包袱。 因为她有一个坏种——美国大兵的种。 偏见加上仇恨,以及对新环境的挣扎适应,所有的爱心、耐心,全在生活的现实中消失。 “带她出来,就是一个累赘、一个错误。”她的亲戚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她才七岁,你既然带她出来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好好教育她,将来也是一个人才。”我说。 “将来?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太遥远了,跟前的问题是怎么去张罗吃的、穿的,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人,老老少少全得有人照顾,语言不通嘛!我都累死了,还要去应付这些小鬼,不知天高地厚的。” “芳芳和你是什么关系?”我问。 “我的亲戚是她养父,她的母亲带着芳芳投靠他,他自己也有妻小,唉!反正一堆扯不清的关系,乱世的悲剧。” 我怔在那儿,望着一张张苦难的脸,租居在狭小的公寓里,疲倦、低沉,是谁使这些曾经纯朴、忠厚的脸,蒙上了这么多仇恨和忧郁。 我不忍责怪他们没给芳芳温暖和照顾。 在经过了那么大的浩劫、苦难,他们心已冷、情已淡,而面临的又是如此巨大的文化冲击压力。这又岂是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人所能了解的。 我没带芳芳回家过年,因为: “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她的背景太复杂。” 她的亲戚藉词说着。 麻烦,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那一幅碎了的图片呢?谁有能力把它补缀缝合? 想起了芳芳大而迷茫的眼神,忽喜忽俱的情绪,多少和她相同处境的越南难胞以及下一代的前程,如何使他们落地生根?积极向上?恐怕不是我单纯的力量所能解决的。 我为芳芳难过。 不仅仅是因为我圆不了有女儿的梦。 更因为她太早就失去了有鸟语和花香的童年。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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