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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胡适）

　　汉初几十年中，帝国的宗教上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以孝治天下”的观念成为国教的一部分。汉帝国的创立者多是无赖粗人，其中虽有天才的领袖，但知道历史掌故制度的人却不多。在这个当儿，叔孙通便成了一个极有用的人才。叔孙通制定了汉帝国的朝仪，又制定了宗庙仪法；他是孝慈帝的师傅，孝惠帝特别请他专管先帝园陵寝庙的事，故他所定的宗庙仪法和改定的汉朝‘赠仪法”，很含有儒家伦理的色彩。他的朝仅是“群上下，定民志”的制度，而他的宗庙议法是“以孝治天下”的制度。如皇帝说法上加一个“孝”字，大概即是叔孙通的创制。《汉书》六八《霍光传》说，霍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候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昌邑王的事，
　　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汉之传说，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
　　溢法用“孝”字的意义，只在这里有明文。《史记》说：
　　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太后所居），及间往，数绝须民（释是清道止人行），乃作复遭，方筑武库南。叔别、生奏事，团访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遭？高寝衣冠月出游离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田注：位输黄图》，高寝在商店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寝，月出游于高庙，其道值所作复道，放言乘宗庙道上行。）孝慈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别、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产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教。
　　孝慈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别、生日，“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愿陛下出，国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以史记地九，利汉书油三。）
　　这都是这位“汉家德宗”建立的“孝”的宗教的内容的一斑。
　　这个孝的宗教在汉朝很有势力。如袁盎说汉文帝之孝：
　　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史记》一O一）
　　三年目不交睫，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但在这段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曾参等孝子的故事在社会上作“孝的宗教”的宣传品，略如后世的“二十四孝”故事。我们看后世出上的汉人坟墓里有曾参等孝子故事的壁画，也可以见当日孝的宗教的流行。
　　孝的宗教包括养生送死的种种仪节，在汉朝都渐渐成为公认的制度。如丧服一项，在古代本无定制。三年之丧只是儒家的创制；孔子的弟子宰我便有反对的言论（《论语》十七）；墨家很明白的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仪墨子·非儒》篇）；孟子劝胜文公行三年之夜，股国的父兄百官皆不赞成，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但儒家的宗教传到的地方，三年之丧渐有人行。这是儒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还不能行于儒家以外的人家。《淮南·齐俗训》说：
　　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而以伪埔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
　　可见淮南王时代的人都知道三年之丧是儒家的服制，三月之服是墨者的服制。汉文帝虽是个孝子，他的窦后却是个道家信徒，大概很能明白叔孙通所定丧礼有种种不近人情地方，故文帝遗诏说：
　　联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为甚哀？当分之时，世成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这可见其时在儒生所定的国丧礼制上已有“重服”的规定了。遗诏又说：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分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扫，以重吾不德也。
　　在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叔孙通所定的“宗庙仪法”的野蛮不近人情。叔孙通已把儒家的丧礼定为国教了。汉文帝、窦后等决心反抗，取消旧制中一切最不合理的办法：
　　今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词祝，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秩；经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
　　这里面所谓“毋”的，都是叔孙通的野蛮仪法的内容。遗诏又规定短丧之制：
　　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十五举声，礼毕罢。……已下（枢已下葬），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红是以红为领队。纤是细布衣。此制共服三十六日。）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
　　这个三十六日的服制真是一大改革。以后更垂为定制。耀光传》记昌邑王居丧时的罪过，也只说他：
　　居道上不素食；……始至谒见，常私买鸡豚食；……大行在前殿，击鼓歌吹作排倡；会下（下葬）还，上前殿，击钟磐，鼓吹歌舞，悉奏众乐。……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fi内（纳）以为常。
　　昌邑王立仅二十七日，故未满三十六日释服之期。三十六日之后，此种限制都可免除了。
　　至于私家服制，也绝少行三年之丧的。公孙弘的后母死，他服丧三年（位挪—一二，椒书江八），这是儒生自行其教，并非通行的风俗，故史家特记其事。公孙弘为博士时，年已六十，故后母之丧当在他贫贱时。汉朝定制，官吏都不得告假持丧服。故翟方进作丞相（纪元前一五）时，
　　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奋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汉书》八四）
　　翟方进的前任丞相薛富也不主张三年丧服。《薛宣传》说：
　　初，宣有两弟修，明。……后母常从修居官，宣为丞相时（纪元前二①——一六），修为临富令；宣迎后母，修不遣。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驻不可。”修送竞服。由是兄弟不和。以汉书》八三）
　　这件事很可以注意。一家之中，兄弟主张可以不同，弟去官持三年丧，兄仍可继续做丞相，可见在当时这个问题完全由个人自由决定。薛宣说“三年服少能行之者”，这也是重要史实。薛宣、翟方进两个宰相都不行三年丧；薛宣本不是儒生，故他的兄弟尽管行此礼，而他可以不行。翟方进是经学大师，他不行三年服，便觉得有点不好看，故必须声明“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这便可见元帝、成帝时代儒者当国，儒教的势力已很大，久丧之制已渐渐有人行了。
　　薛宣不赞成他的兄弟薛修行三年丧服，以致弟兄不和。这点嫌隙后来竟闹成一件大案子：
　　久之，哀帝初即位（前六），博士申咸给事中，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宣子况为右曹待郎，数闻其语，球客杨明，欲夺创成面目，使不居位。会司策缺，况恐成为之，遂令明遮所咸宫门外，断务后，身八创。事下有司，御史中丞众等奏，“……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廷尉真以为……况以父见谤，发念怒，无他大恶。……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有”爵，减完为城旦。……况竞减罪一等，徒敦煌。宣坐免为庶人。
　　不行丧服便要受博士们的毁谤，这已是儒教势力之下的新风气了。哀帝从小受儒家教育，他的大臣孔光、师丹等又多是经学大师，故申威逢迎意旨，用十多年前的事来毁谤薛宣。试看哀帝即位之年即有诏日：
　　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宁是告假回家。予宁即后世的丁优。）
　　这便是有意提倡三年丧服了。但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的褒赏，还可见当时行此礼者实在很难得。博士弟子是服习儒教经典的，故此诏准他们丁忧三年。博士是冷官闲曹，故可行此制。其他官吏还不在此例。
　　直到王莽专政时代，儒教经典都成了王莽诈欺的工具，儒教的丧制也被他用作欺世盗国的钓钩。他毒杀了汉平帝（纪元五年），然后征召“明礼者宗伯风等”，来定死皇帝的新丧服：
　　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汉书》九九）
　　这是完全推翻汉文帝的短丧制度。但过了几年之后（纪元／＼年），王葬的母亲功显君死了，他正在兴高采烈的想做真皇帝，很不愿意回家去做三年孝子，于是令太皇太后下诏议他的服制，于是刘敬与博士诸儒七十余人议日：
　　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绍。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王莽）以圣德承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昨，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绍，绿井而加麻环经。（《汉书》九九）
　　王莽自己遂行此礼，却令他的孙子新都焕王宗代他主丧，服丧三年。
　　光武帝中兴之后，新经大乱，国政多趋向简易方便，故有诏大臣不许“告宁”，故三年丧制无从实行（《后汉书》列传三六）。直到安帝元初三年（纪元—一六），邓太后；临朝，始又提倡三年丧制。《后汉书·刘他传》说：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
　　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诏下公卿求者以为不便。记独议日：“……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后汉书》列传二九）
　　故又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闽还职（《后汉书》列传三六）。汉律有“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之文，见应或注《汉书·扬雄传》，此当是邓太后时的诏令，而成为律文的。邓太后的丧制，不久也就废止了。《后汉书·陈忠传》说：
　　建光中（一二一），尚书今祝讽，尚书益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赔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
　　陈忠上疏力争，但
　　宦竖不便之，竞寝忠奏，而从识布议，遂着于今。（《后汉书》列传三六）
　　后世学者（如何悼，如近人程树德先生）都以为汉制但不许大官告宁丁忧，而土人小吏却都行三年之丧。他们的意思似乎以为一般民人更容易行丧礼了。但我们看上文所弓咯条记载，可以看出历史演进的痕迹并不如此。三年之丧在西汉晚年还是绝希有的事。光武以后，不准官吏丁忧，此制更无法行了。直到二世纪上半，邓太后始着于诏令，长吏不为父母行服者不得典城，不得选举；又有诏许大臣行三年丧。但久丧实在太不方便，故几年之后，大官丁忧之制仍取消了。只剩“不行三年服，不得选举”一条律文，汉末的应协还引此文。大官既不行此礼，小吏士人也必须用禁令去消极鼓励，小百姓自然不行此礼了。久丧不便于做官，更不便于力田行商的小百姓。刘培不曾说吗？“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但安帝以后，三年之丧已成为选举的一种资格，故久而久之，渐成为风俗，这是《淮南王书》所谓“以伪辅情”的结果。千百年后，风气已成，人都忘了历史演变沿革的事实，遂以为三年之丧真是“天下之通丧”，真是“三代共之”的古礼了！殊不知这种制度乃是汉朝四百年的儒教徒逐渐建立的呵！
　　我举此一端，以表见“孝的宗教”在汉朝逐渐推行的历史。
　　十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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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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