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黑马-->混在北京-->第二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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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

　　
　　从前门站密个透风的人肉堆中钻入车厢中另一堆人肉之中，那些个老老少少大铺盖卷把他和小雷死死顶在门口动弹不得，一车厢的酸臭汗味，铺盖卷上露着黑汗淋漓目光滞钝含辛茹苦的脸，大包小裹中散发出霉腥味。

　　浙义理跟大伙儿扫水筑坝，出了一身汗，倒觉得自己那习惯性背痛轻多了。这病，只要不写字不弹琴，就一点痛都感觉不到。“这是诗人的职业病。”义理为自己发现了这个真理感到无比自豪。
　　随后又烦。这一身臭汗，还得上那间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去洗。没办法，只好趟着臭水进去，冲了凉，再进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去冲脚。厨房里，“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正和门晓刚两口子一起大呼小叫着用开水浇蟑螂，看着都恶心。煤气灶上煮着几锅开水，三个人用勺子舀了向成群的蟑螂泼去，赶得黑压压的蟑螂满墙爬。他们就满墙浇。厨房地上已经成了河，冒着腾腾热气，热水中蟑螂在作垂死挣扎。晚饭刚做完。人们留下一地的菜帮子、菜叶子、肉皮、鸡蛋壳，陆续有人又吃完了西瓜，一堆堆的西瓜皮又扔进来了。昨天就轮到冒守财值日，这小子没做，想攒两天一起做，可昨天的垃圾早已臭不可闻了。冒守财又说今天厕所发大水，等水退了再说。人们一个个走进走出，骂骂咧咧，都说冒守财不好。门晓刚最损，说：“冒守财穷根儿改不了，他家住窑洞，肯定是窑里吃窑里拉。”一听这让人不中听的话，“天下第一俗女人”立即表示反对，要他“少糟改农村人，再胡吣小心这楼上的农村人联合起来揍你！”门晓刚赶紧吐舌头告饶。
　　其实滕柏菊从山里来，她最“种族歧视”，最不爱和农村来的人打交道，老想和小门、小沙、小季和义理这号城里出身的套近乎。她尤其爱散布冒守财的坏话，借以博得大伙儿一笑，于是感觉自己一下子就不土气了。可攻击归攻击，她攻击小冒行，别人就不能嘲笑小冒的苦出身，因为当她的面笑话小冒土，就等于是在说她。滕大姐一走，门晓刚“呸”一声，大笑起来，对义理说：“义理，我刚发现一个真理。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不爱国，一出了门比着劲儿爱国？我全明白了，咱们全他妈是滕柏菊的干活。咱们自个儿怎么骂中国落后愚昧都行，一到外国，就是不许洋鬼子骂中国。因为骂中国就是骂咱们自己。”义理正在油乎乎的洗菜池子里用香皂搓自己雪白的脚，越搓越觉得脏，洗干净了脚，小腿肚子又让池沿儿上的油泥给蹭黑了，干脆抓过小门手中的勺子，接了水往腿上泼。
　　“这丫的也是人住的地方！”义理骂着。听小门一说，忙点头称是。“就是啊，这道理多明白。可是写歌儿时就不能这么写了，得写成‘长相思/长别离/相见别离我怀念你/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们永远不能分离’。妈的，我上次写一首歌词给毙了，就是你那个思路的。”
　　“唱唱，怎么写的？”难得义理这么有兴致，竟屑于跟门晓刚这号小人物说这么长的话，小门赶紧得寸进尺。
　　义理很忧伤地念起来：“黄皮肤啊黄土地/中国/你的命运刻在我深深的皱纹里/唉/你挣不脱的黄皮肤/唉/我挣不脱的黄土地。这歌儿谱成那种沧桑味儿的，让一男一女两个粗嗓子的大腕儿唱，就像唱《意大利之夏》似的，准震倒北京。愣让审节目的给毙了。思维方式简单透了，一根线式的，不会拐个弯。这歌儿多爱国，比什么‘长相思’感染吧？”
　　小门一个劲儿点头：“就是，就是，比你所有的爱情诗都好。”
　　“啧，搭得上吗？我说的是那种在中国不爱国一出国比着劲儿爱国的意思，是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晚会写的主题歌。他们都说盖了，在国外就这种感受。一张黄脸皮，张口中国话，你想不爱国都不行。想爱美国，人家得让你爱呀。”
　　“哟，义理今天怎么了，上厨房做诗来了？”进来的是胡义，现今小有名气的青年翻译家。他看厨房脏成这样，干脆不进门，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哗”把一堆西瓜皮天女散花般扔进来，西瓜皮纷纷落水，红红绿绿漂起来，“真像小时在水洼里玩纸船。义理，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哎。就咱这黄脸干儿，出去受人白眼儿。反正我不出去。我那帮同学开着‘皇冠’天天在外国忧国，心情老沉重，像是替全体中国人受难的耶稣似的。可是回来受受呀。住这楼里爱国那才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了，国家也不需要咱们这号穷酸爱国者。”
　　义理打心里恨透了这种扔东西的架式，还他妈念外国文学的呢，一点公德不讲。这种人与其住破楼里爱国，倒不如出国打工去，瞧他那自在样儿，闲疯了。但义理想利用胡义，就热情邀他去自己家唱卡拉OK去，说是镭射盘。
　　义理自打出了名，就跟穷弟兄们格格不入起来。有他自以为是的原因，也有别人妒忌的原因。反正是木秀于林，不是风吹就是招风，总不如混在杂树里头。可混在万人坑里的滋味也不好受，挤挤插插也受挤对，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踏在脚下呢，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秀于林，让他们恨着去。不过义理对胡义很瞧得起，主要是胡义会两国外语，而义理只会中文。胡义这人好就好在不强出头秀于林，但绝不会让人踏在脚下。总比众人高那么一丁点儿，让人妒忌也妒忌不起来，因为有义理和沙新这样的出大风头的人把他给挡住了。最后落个清高自好，受人尊重不对人构成威胁。学外国文学的那伙子人都这样，对中国的事儿不那么上心，对外国知道得多了也不热衷于吹捧外国月亮圆，跟哪儿都隔一层儿。好像中国没他们也行，有他们也不觉得起什么大作用。
　　可义理现在最用得上胡义。那次记者采访义理，问他今后打算。义理一高兴就说：“我的诗红透中国了，下一步该译成外文与国际接轨了。”并发誓赶紧学英文，自个儿译。可真拣起大学时念过的《新概念》英文就头发炸，死活念不进去，别说译什么诗了。这才想起胡义来。
　　胡义是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的高才生，英文水平之高自不待言，连那满嗓子眼儿冒泡儿的法文也念得大气不喘。他老婆是德文系的，现在某部国际司当翻译。若能说动这两口子给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卖出去，没准儿就能在40岁前得诺贝尔奖呢。中国一直没人得过这个奖。林语堂获得过提名，主要因为林语堂有十几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评委能看懂。泰戈尔获奖，也是因为他能用英文写诗。在这个西洋人把持评奖的时代，亚洲人想得奖没有足够的外文译本怎么行？
　　当然义理一开始并没有先想到胡义两口子。他一夜间红得发紫，报上纷纷赞美，电视台也播访谈，各大学请他去给诗社讲课，有点像“文革”时代全中国只一个作家似的。他那时是想等全中国十几个大语种的翻译家主动找上门来。等了几个月竟没人来。这才想起屈尊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找专家。先找了一个研究菲茨杰拉德的老干巴瘦研究员，这人说话连表情都没有，只说：“我只研究菲氏，别的人一概不管，我不相信还有比菲氏更伟大的作家值得我译。”又找了几个都差不多。
　　社科院的遭遇倒挺让义理长见识：这些个什么研究员五六儿的，一个人一辈子只啃一个外国作家，就成权威了。啧啧，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为一个外国死人耗费生命，不值得。不过这些人日子挺好过，每日看看书，翻译翻译，写写文章而已。这样的专家似乎不难当，只要有恒心搭日子就行。于是义理开始看不上他们了。
　　然后去找燕京师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没想到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为他这样的校友光临感到光荣。说到译他的诗，一个个懒洋洋的。义理算看透了，这些青年教师毕业几年了，什么事都不做，就一门心思准备考“托福”和GRE，考出国去。这批没良心的，他心中狠狠地骂，国家培养你们念几年外文，就是为了让你们学会外文上外国去打工么？
　　义理真生气，但又想给它们留点面子，不好说他们胸无大志。于是提出经济条件，问他们想要多少钱。一听钱，人们全来精神，说反正你出了好几本诗，讲课也收费，又会写歌词，是文人中第一大款。我们也不讹诈你，英、法、德文本，一本你出一万好了，一本10万字。我们保证10天内招集强兵壮马交稿。义理几乎要气晕过去。这他妈也是大学教师！都穷疯了。黑心肠的狗东西们！一千字一百块，我成冤大头了。啊——呸！
　　义理一气之下打算出五千块搞一个英译本，找到了北大一个五十年代归国留美博士。这位博士的英文比中文还好，平时几乎不说中国话。听说义理找过社科院的人了，不屑一顾地说你干嘛找他们？他们不是不想译，是不会译，他们只会英译中，根本不会写英文，写出的英文满篇语法错误，美国小学生水平。说着拿出一大叠他在英美发表的诗歌散文论文，一一告诉义理这些报刊的名字，有《泰晤士文学副刊》，有《纽约人》，有《新共和》。还宽厚地说：“你找我算找对了。我正好九月去美国做一年Writer in Residence，写一本宋辞方面的书，哦，你不懂英文，对不起，就是‘住校作家’。你这种诗很好译，每天花半小时就能译十来首。就交给我吧。具体情况让我老伴跟你谈，她是我的Agent，代理人。”他老伴打扮得像一具抹了花脸的干尸，很做作地操着江浙味的普通话说：“我先生在美国享受优厚的稿酬待遇，通常是千字50美元。你很有实力，收入丰厚，但毕竟是中国人。不难为你，折个对，按千字25美元算吧，人民币是130元，10万字，哦，一万三。若让我们代理出版，优惠一下，收你10％的代理费，就是你所得收入的10％。通常我们收15％。”
　　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才想起胡义来，打算出一万五让小胡两口子给搞英法德三个译本。但他接受了前面的教训，不提译书的事，先联络感情。
　　胡义两口子从来不串门——不与本社的人串来串去。可他家中常聚一些搞翻译的，一来人就大放外语唱片，一群人唱外国歌，说外语，做西餐。很显然，他不与楼上的人来往，不是看不起，就是觉得与这些人没共同语言。对于义理的邀请他照样谢绝，反过来邀义理去他家。
　　义理再次强调他新置了音响，请胡义去唱。胡义笑笑说：“我不会唱中国的流行歌曲。我只唱美国歌。上我那里去吧，别唱OK，听听唱片吧，也是镭射的，小雷刚从德国带回来一箱，全是卡拉扬指挥灌制的，《被出卖的新嫁娘》最过瘾。”
　　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义理愣是让胡义给占了上风。胡义不去他家，他就得上胡家，大热天戴上那种皮耳机听西洋唱片，对义理来说纯属受罪。所以一进胡家，义理就说犯了中耳炎，听不了耳机，聊聊天更好。
　　胡义的老婆小雷淡淡地给义理递了半杯啤酒，说是德国的。“稀客呀，大诗人。”
　　义理笑笑：“雷小姐住这楼可受委屈了。”
　　小雷哼一声说：“我其实才不要住北京这种冬天冷夏天热的地方。我是要回苏州的，我家的大院子紧挨着府政园呢。我每年都回上海的祖宅住些天，是花园洋房。我叔叔从台湾回上海搞独资，给祖宅装了空调呢。可胡义这人不敢去上海。他是扬州人，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我叔叔让他去当经理他都不干，怕下面的上海小赤栳们害他。”看看胡义，又说：“话又说回来了，像他这样的学究，你不让他译小说搞什么文学研究，像要他命一样。我也看透了，钱钱钱，忙一辈子图什么？太异化了。我们是文化人，有基本物质条件就够了，主要活个精神上的意思。说到底，总得有人关心人的心灵，西方还有牧师呢。人家韦伯老早就批判了金钱物欲对人的精神摧残，我们想用清贫来代替物欲反倒物极必反，现在要补物欲满足人性异化这一课了。知识分子面临着又一个新的挑战。烦透了。只有宁静淡泊了。”
　　义理让小雷那吐烟圈的样子迷住了。也被一屋子的日本电器和苏联钢琴震住。小雷常出国，卖大件指标发了点财，叔叔又在上海搞独资，这都是她贵族气的背景，相比之下自己倒成了暴发户，还此地无银地率先装防盗门，真是太蠢了。为掩饰自己的窘相，他打算谈谈胡义最有研究的英国三十年代作家群。
　　“胡义兄，布鲁姆斯伯里这群人你最佩服谁？”
　　“当然首推赫胥黎，最贵族，最机智。”
　　“D.H.劳伦斯呢？风格独特，赫胥黎可是最佩服劳伦斯呀。”
　　“算了，别说这些外国人了。我其实不喜欢英国文学。阴差阳错学了这个专业，老有人约稿，我就疲于应付，我其实顶爱读林语堂，活得最明白的一个人。三十年代中国作家个个厉害，学者型的作家，哪像现在这批没文化的作家，瞎混。”
　　“对，林语堂的《红牡丹》最精彩了。”
　　“要说小说，还得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一曲长长的行板，靠记忆的节奏使生命变成永远。别人的全是artifact，老普的才叫Art！”
　　义理不语了。他感到这两口子有点毛病，像商量好了似的，你说什么他偏不谈什么。你说中国，他跟你扯外国；你说物质他谈精神，正像胡义本人，念的是英国文学，却没去过英语国家，让法国一个什么机构请去巴黎住了三个月。
　　终于，义理嗫嚅着说出请他们译诗的事。
　　两口子竟又像商量好了似的，几乎同时说了一句英文：“No，thank you，”（不行，谢谢）
　　这句英文义理可懂，是谢绝别人的好意时说的话。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时候拒绝了他还要谢他。按说他们的英文不该出错的。管他呢，谁能不犯错误？
　　这回是小雷先开了口：“您如此看得起我们，真让我们受宠若惊了。不过这么重大的任务我们可承担不起。阿义是研究小说的，一点诗意都没有，怎么能译好您那青春奔狂的诗？译坏了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怎么办？”
　　胡义此时打开音响，放上一盘俗不可耐的京韵大鼓，唱得义理头皮发麻，坐立不安。他倒说“这唱法有一种生命的底蕴”，打着拍节一个耳朵听唱片，一个耳朵听他们说话，然后接茬儿说：“小雷说得对，关键是怕影响你的诗评国际奖。本来是十亿中国人都喜欢的好诗，因为我们没译好评不上，倒要得罪全国人民了，不成人民公敌了？所以，我从来不搞中译外，吃力不讨好。”
　　小雷又说：“你别放那个什么大鼓，烦死了，我要听苏州评弹么，丝弦也行。”直到响起《春江花月夜》，她才醉了似的吐口烟，对义理说：“要不说阿义这人聪明呢。中译外，拿落后国家的东西译到发达国家，人家不理不睬。外译中就不一样了，弄好了那个国家就会表彰你，请你去观光一趟。再说啊，你的诗干脆别译成德文，阿义啊，那段名言怎么说来？用法文跟情人说话，英文对商人说话，俄文对上帝说话，西班牙文对朋友说话，德文对敌人，是不是？”
　　“是，你学德文，就是我的敌人！”
　　“去，”小雷说，“十二点么！江浙女人讲德文最温柔了，德国男人说我的口音特性感来，改变了德文的凶残面貌。还邀我上法兰克福电视台去现身说法呢。你的诗只能我上德国电视去念才好听。”
　　义理几乎让小雷迷住，目瞪口呆。小雷又对胡义说：“Shall we put this potato-head to shame？”
　　胡义说：“Itmmmms up to you。Make a fool of this writing hack！”
　　义理只听懂一个字是“土豆”。茫然一脸。
　　“所以啊，”小雷说，“别译成德文了，德国人全是些硬邦邦的希特勒。他们不浪漫，只爱沉思，专出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尼采——”
　　“歌德不是大诗人吗？”
　　“歌德的诗多理性啊，赶不上你多情，”小雷说完大笑起来。
　　本来义理想提出一万五的价钱，但看看这两口子，他们实在不配得这笔钱。他们就会混，有出国机会，有台湾叔叔赠送家产，根本不思上进了。出国潮这么热，这两个人却死呆在这个穷地方不走，哪里是爱他妈什么国，纯粹是假贵族。义理不再说什么，假笑着起身告辞。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全社第一大美人单丽丽。一进门就死死抓住小雷的手用上海话噜一通儿。小雷笑笑，说：“这事啊，你对这两个骑士说吧。”
　　丽丽是青年生活编辑室的，负责时装美食类图书。尽管义理一直想跟她套套磁，可她对诗不感兴趣，一直没机会。这时他马上问：“什么事要我帮忙？”
　　丽丽说她的挂面里有一只干死的老鼠，吃了太多的挂面，肚子大大的，吓死人了。求人去帮她拿掉。
　　原来是这等小事。义理十分失望。
　　“我的小笼包子熟了，丽丽，来尝尝，”小雷跑到屋角的电炉上去拿包子。
　　“啊，小笼包子，”丽丽惊叫着。“好久没吃过了。北京的大馒头可害苦我了。馆子里的包子不敢吃。你怎么还没吃饭？”
　　“那种厨房，是人做饭的地方吗？又发大水。我买的速冻包子，十块钱三两一袋。”
　　义理对此很愤愤然：“怪不得这楼上三天两头停电，原来你们天天用电炉子呀。”
　　小雷不以为然：“反正是集体宿舍，一月十块包干，不用白不用。懒得上厨房洗那个桑拿浴。”
　　丽丽吃上了小笼包子，又有小雷陪她说上海话，顿时打开了话匣子倾诉起自己的心事来。
　　“你们怎么还不出国？我们想出国都想疯了哎，就是出不去呢。这种楼里一天也不想呆。诗人，你怎么也不搬走？”
　　“你联系得怎么样了？”胡义反问。
　　“美国使馆又拒签了，非说我有移民倾向。我看呢，是那个台湾办事员在捣鬼。她专整大陆的中国人。”
　　“那可不，独身女人，又这么漂亮，美国使馆就卡你这样的。”义理一语道破真理。
　　“也不光为这个。我问了，要是我马上结婚呢？那个管签证的说那也不放我进去。我早发现了，他们老以为中国女的去美国就是去嫁美国人的。”
　　“你不嫁美国人上美国干什么去？”义理逗她。丽丽自从丈夫到了美国把她离了，人就神神经经的。
　　果然，丽丽怒目圆睁，说：“我不是去嫁美国人的，我是去杀那个陈世美！”
　　小雷见状生气地打了义理一拳：“滚，你又惹丽丽生气。去帮丽丽把那个老鼠扔了去。”
　　义理向丽丽要钥匙。丽丽火不打一处来，说：“我那门就没锁过。那个武夷山美女天天和她男人在里面鬼混，经常睡这里呢！我这屋快成妓院了。昨天我半夜起来去上厕所，刚一拉开门就跟她男人撞上了，就穿一条三角裤，明天我要贴大字报了：此屋不是妓院。”
　　大家都很生气。义理扭头就奔丽丽屋里去。
　　果然，屋子正中间拦着柜子，“武夷美女”谢美住里间，单丽丽给拦在外问。此时谢美正和她男人在里间很肉麻地干着什么事，笑得不成声调。义理从丽丽的挂面中拎出那只大肚子死老鼠，刚想拎走，一转念，走到门口，唰——，把老鼠向里间掷进去，然后悄然溜进对门胡义家，他刚一进屋，就听见丽丽屋里谢美惨叫一声。义理闭住气哧哧笑着，对丽丽说：“给你报仇了。”四个人立即笑成一团。
　　胡义涨红了脸说：“义理还很仗义，是得治治这种人。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不要脸的事多了，”丽丽哭声哭气地说，“他们根本不管不顾，半夜就像狗一样，把床弄得震天响。咱们都是过来人了，怎么受得了这个？”
　　胡义他们三人面面相觑，都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
　　小雷也抹起泪来：“这么欺负人可不行。阿义，你是男子汉吗？跟义理去教训教训那一对野男女。”
　　胡义和义理二话不说就冲进了丽丽屋里，撩开里间门帘就进。嚄，谢美两口子正恩恩爱爱搂在床上。两个人忙退出来，在外面叫谢美出来。
　　先杀出来的是谢的未婚夫，像在家里一样只穿一条三角裤。“干什么？为什么不敲门就撩帘子？知道这是我们家吗？”
　　“我们跟谢美是同事，不跟你犯话，谢美，你出来到胡义家来一趟。你要是不来，明天保卫科见。”此时的义理一点也不纯情，很丈夫。
　　谢美劝回自己的男人，披头散发进了胡义家，一见哭哭啼啼的单丽丽，就明白了。
　　小雷走上去哽咽着说：“小谢，不是我说你，女人家应自重些，做这种事情要挑个地方。丽丽够不容易的了，你就该替她想想。”
　　谢美羞得满脸通红，使本来就黑的脸变得黑一块红一块，一点看不出是山清水秀的武夷人。她也掉了泪，说：“这也由不得我啊！小张他是个粗人。都快三十的人了，说不定哪天才能分上房。他单位里更惨，四个人住一间，还有两家人合住一间的。他说习惯了。”
　　“你们家还三辈人住一间呢！一个滕柏菊还不够吗？你想当滕柏菊第二呀，让人笑掉大牙！”义理火爆爆地说。
　　谢美哭丧着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就容易吗？能有小张这样的人，我能不依他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没房住，总不能三十多的人了等来房子再往一起吧？凑合着呗。”
　　“我说，小谢，别这样，”胡义憋着笑严肃地说。“我们知道你八年找个对象不容易，也承认你们享受sex的权利。只希望你们单独享受。实在没地方，就跟丽丽说一声，让她出去个把钟头也行。可不能让小张睡这里，更不能丽丽在的时候，啊，啊intercourse。”
　　“你说什么呢？”谢美迷迷糊糊。
　　还是义理这个北方人直，“都是过来人了，怕什么？就是别跟你男人大鸣大放地性交！你那是集体宿舍，是公共场合，你们怎么不上长安街上干去！”
　　“我用柜子隔开了，”谢美争辩。
　　胡义摆摆手：“算了，别说了。谢美，你上大学学了四年政治经济学是吧？可以原谅。我告诉你，你的上层建筑里少一根神经。你走，让小张马上走，以后不许丽丽在时干这个。义理说的对，再发现你们这么干，保卫科见。”
　　谢不动。胡义看看表，说：“去吧，你们为所欲为吧，丽丽在我屋坐着。十一点以前一定得走啊！”
　　谢美欢天喜地地走了。
　　轰，四个人大笑。
　　胡义说：“Oestrum（发情期）！谁也拦不住。居然也大学毕业，还学四年政治经济学。”
　　“这种人多了，前几天报上不是说一个女研究生，还是班长，让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姑娘给拐卖给山里人了，糟踏成猪了。”丽丽报了仇，开心了。
　　义理叹口气：“听说新加坡提倡同等学历者通婚，为的是提高国民素质。瞧瞧咱们这女大学生，哪个敢要？不上大学倒还聪明点。”
　　小雷笑得半天缓不过气来，捶着胸口说：“也绝了，你们出版社怎么尽分配来这等宝贝？我们那边怎么就摊不上一二个？”
　　“还不是明摆着的？”义理气愤地说：“物以类聚嘛。我们张社长就是半文盲出身，当然喜欢挑这样的。这样的人听话呀。关键就在于向导社进人坚持政治第一。还不是看谁听话就要谁？上大学好好表现四年还不容易？深圳要有本事的，上海要聪明的，北京要谢美这样听话的，其实这种人政治上最一塌糊涂，什么主义也弄不清。”
　　“关键是大锅饭弄的，”胡义有点气愤地说。“出版社办成了官僚机构，靠出公费包销的书混日子，上大会堂弄个首发式，搭花架子。这样的地方当然不需要个性，谁听话就喜欢谁。你说说，我编一本《外国名言名句》，几乎让头儿删了一半。伏尔泰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给删了。我又偷偷恢复了，什么事也没有。别的出版社早出了多少遍了。拿来弗洛伊德的译稿，如临大敌，坚决不出。连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都不让出。私下里却死活找我要《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看，假道学么！”
　　“所以就需要谢美和冒守财这样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看弗洛伊德。将来再生个小谢美小冒守财，北京就更好看了。”
　　“哪里都一样，越智商高的越不要孩子。阿义就要做‘绝代佳人’。瞧这环境，生得出养得好么？自己这辈子让人生了没办法，可不能让下一代受罪了，How poor！”小雷已经吸第三根烟了。
　　“那不行，”义理说。“咱们越不生，他们越生，将来满北京不都是谢美、滕柏菊的后代了？城里智商高的不生，不就又农村包围城市了？人口素质大大下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恶果，你不生我不生，农村里照样一生一窝子。”
　　“不生孩子也不给什么优待。反倒分房子时谁孩子大就给谁好房子，这不是鼓励早婚早育吗？”
　　“这回小冒要倒霉了。他听说今年年底要分房，就急急忙忙让老婆怀了孕。可到分房时孩子还生不下来呢。社里说了，生不出来的一律按两口人算分，他还得住筒子楼。”
　　“活该，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胡义放上一盘悠缓的曲子，号召大家跳跳舞，就先拉起丽丽荡起来。
　　丽丽感动极了，情不自禁叫起“胡大哥”来，满身的风情，也不怕小雷吃醋。
　　“胡大哥，多亏你和小雷替我撑腰啦！一个没男人的女人，真难过，连这种乡下野女人也敢欺负阿拉上海人。”
　　胡义扶她腰部的手上不禁加重了力气，看看小雷，小雷压根儿没看他，正跟义理开玩笑。
　　“胡大哥，有朋友帮我办去德国留学的手续呢。”
　　“什么地方？”
　　“说是奥格斯堡。”
　　“好啊，小雷去过那里，很田园很古典的一个小城，像威尼斯。”
　　“可我不想去，我就想去美国，嫁个大阔佬，好好报复那个没良心的。”
　　小雷他们正转过来，听到丽丽的话，支持说：“对，就这么干。有本事全出去才好。”
　　“你们怎么不出去？”义理追问。
　　“我们？”小雷不以为然。“我们支持所有的人往外跑。这是促进那些大锅饭师傅改革的最好办法。但我们还不想做这种牺牲。反正有我叔叔做后盾。打工上学太苦了，我可不想用浪费生命的方式去呼唤改革。”
　　“可出去的都是精英人才呀，”义理有点着急。
　　“你急什么？”胡义笑道：“这也得靠市场调节。台湾当初也是人才大量流走，后来不是回来不少吗？中国人才有的是，就是因为穷，开发不起。像四川那大山里头，不定窝着多少比沙新还聪明的人呢。为什么一到美国，中国人总考第一？那是五关六将挑出来的，能不行？聪明的都往外跑，可剩下来的一大堆分母并不笨。让他们走，给咱们二三流的腾了地方，咱也有机会当一流。”
　　“要是成一个一流走一个呢？”
　　“嗨！人生代代无穷已，但见长江送流水。逼急了，全成人才。好翻译都出去刷盘子了，我顶上，译得也不比谁差。走了些诗人，不是也给你腾了地方？您多么走红走紫的。”
　　义理听着这话十二分恬不知耻。胡义这种人故作潇洒，装隐士。这种人真该让他去上“五·七”干校二年，妈的！非刺刺他不可，于是说：
　　“我就不信连绿卡你都不想要！在穷中国当这种假贵族有什么好处，何必呢。”
　　“我们一点贵族不起来。哪有您贵族？”小雷淡淡地说。“关键是我常出去，阿义也去过巴黎，见多不怪了。我们这种人，中国的事外国的事好像都不太上心，像第三种人似的。可离了中国就连人都不是了。就只能这么赖在中国，若即若离着过。要说绿卡，‘六四’以后那一段只要我说是受迫害的，早得到了。我不少同学都这么顺顺当当拿到了，其实他们连天安门都没去过。我不想跟政治扯一块去，没那本事。”
　　又断电了。胡义忙打开应急打，骂道：“一晚上保险丝断八次。明天我给它换铁丝，让这楼烧了算了。社里也不给换个大功率的表，家家冰箱电视早超他妈负荷了。小门也是，没结婚先买个双压缩机的冰箱，就他那大冰箱闹的。断了电全等别人去修呢。不信你就等着，每次都是我先去修。今天我就不去，反正我买了应急灯。照样用它看书写字。”
　　义理忙过来看，问是什么牌子的。听说才三百块，马上表示明天他也去买一个来。
　　丽丽说：“那两个狗男女肯定享受够了，我也该回去了。胡大哥，那个男的要是不走，你一定来把他轰走啊。”
　　楼道里乱哄哄的，几乎人人在骂，就是没人去接保险丝。因为经常是刚装上保险丝，人还没往回走三步它就又断了，人家的电炉插销连拔都不拔出来，能不断电么。
　　义理想到老婆还在昏睡，一会儿自己还要去国风大酒店应酬，走之前要打扮一下，只好去接保险丝了。
　　“唰”一下，满楼又亮了，人们一阵欢呼，各自回屋去了。
　　“都是什么东西！”胡义痛骂着关上了门。
　　单丽丽又敲门进来，报告说：“那个狗男终于走了，‘武夷美人’满足了，一回屋上床就打起呼噜来。小雷啊，你听听去，哪里像女人睡觉。我刚才想问你们来，有人给我介绍一个日本小老板，才四十岁，年轻有为，在大贩接替他父亲管一家大商场，刚死了老婆，我答应不答应？”
　　胡义鼓励说：“为什么不答应？只要他看上你了，就答应。才比你大四岁，在中国也难找。若上了北京电视台《今晚我们相识》，保险北京有一半女人要嫁他。你快答应了吧。”
　　“胡说，”小雷怒斥道：“不找日本人！找就找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同种，坏毛病一样多，大男子主义厉害，天天让你跪着端茶送水伺候，你行吗？四十岁的老板来找中国人，肯定是去当外室。不干！我帮你找个德国人，五十岁上下的。德国人十分喜欢江浙女人讲德文，咱们讲的德文听起来就像情话，性感极了。”
　　胡义说：“你先把自己嫁给德国人让丽丽看看。”
　　“你懂什么？丽丽，听我的，你这个大哥从来没正经的。要嫁就嫁个西洋种，折腾半天才嫁日本人，等于半个中国人，缺点比中国男人还多。中西差距越大，越能凑合过日子。跟日本人，心里什么想法一看一个准，看透了就不能容忍。我们苏州女人就不喜欢嫁苏州男人，太近的缘故。”
　　一番话说得丽丽心服口服，并正式拜托小雷帮她找个德国人，然后万分感激着走了。
　　关上门，小雷靠在门上，喃喃着：“还真缠上我了，我怎么堕落成这种庸俗女人了！”
　　“Father，forgive、them；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胡义用一串英文表示感慨。
　　“11正点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小雷说着拿出马尔库塞的一本书翻开，铺上纸接着译。
　　胡义改他译的赫胥黎散文。可总定不下心来。转身问小雷：“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一副洋奴相？”
　　小雷笑道：“对这些人，你不这样他就看不起你。”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台湾的阔叔叔，还要我去当经理？”
　　“只能拿这个气他们。不能让他们以为咱们日子艰难。这些不开眼的人，就吃这一套。”
　　“你这个有台湾叔叔做后盾的，告诉我，咱家还有多少钱？”
　　“嗯，最多两千吧。这套沙发就花了八千块呢，那套古典名曲镭盘花了一千五百美元，全花完了。让你摆阔架子，现在从零开始挣吧。”
　　“我说，要不咱们出国去它几年，连上学带打工，先挣足了再说。”
　　“你动摇了？我反正不去。德国人其实无比kitsch，庸俗透了。我认识一个从东德跑到西德去的教授，他说他不理解中国人干嘛跑德国干苦力。我非常非常生气，问他：你不是也奔西德来了吗？还不是想过好日子？他竟说：我们是欧洲人啊，连东德人都看不起咱们，西德人不定什么样。”
　　“其实看看昆德拉的作品就明白了，人，哪儿的人都一样，kitsch。折腾什么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不这么想。我就愿意看别人折腾。其实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世界才有意义。人才不流动就会变成蠢材。”
　　“你就希望别人流来流去把世界折腾好了你沾光。”
　　“这也要靠本事。搞文化，就是这么回事。不能让艺术家整天为基本生活发愁。不能让他们卷入党派利益和政治斗争。他们要求不高，不想什么大饭店豪华别墅，只要过中等生活就行。养不起艺术家的社会是个异化的社会。”
　　“你们家快异化了，就剩两千块了，太太，明天不许再买十块三两的小笼包子，下厨房油里烟里炒西红柿去吧。”
　　“那就买十块一斤的好了。夏天过了再去厨房，简直是个蒸气浴室。”
　　“要是实在离开中国难受，没钱也难受，就去深圳吧。吕峰都在那儿当经理了。”
　　“你省省吧。你有吕峰那股闯天下的劲头？去特区还不如去美国算了。特区根本现在顾不上出版什么散文和马尔库塞。”
　　“也是，只能在内地搞点文化了，可这个穷样子又让人不甘心。”
　　“那是你们出版社太不行。为什么有的出版社能那么红火？一个个编辑出来像土财主似的。‘向导’比人家少了胳膊少了腿了？”
　　“管文化的人里混子多还吃大头。”
　　“那些混子受不住穷会自动退出的。”
　　“我担心咱们也属于混子之类。”
　　“那就自然淘汰好了。反正一天不淘汰，我就干一天。反正我有正当的职业，怕什么。”
　　“就是，我担心的是那么些专业作家之类。人家西方的专业作家是真的靠写作为生，写不出，就受穷。咱们的专业作家可好，写出来好作品是自己的功劳，写不出国家养着，有吃有喝有房住，写些个没人看的高调子文章。”
　　“关键是有你们‘向导出版社’这样的地方出这样的书，还求着人家写呢。写完出了书就得化纸浆。如此浪费，能不穷么？那本《什么样的青春和爱情最美好》，也叫书？跟五十年代一个调，哪个青年要看？”
　　“那种书团支部买了发大伙儿！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我就得吃‘向导’的这种大锅饭，没它养着，我连这间房子还没得住呢。”
　　“纯粹是怪圈。这样低效率地在怪圈里转，何时能转出来？”
　　“反正我们头头不怕，他们只要不出错儿不受上级批评，就保住了乌纱帽，房子住得很宽敞，政治待遇也不低就行了。”
　　“你还当你沾了‘向导’的光？人家头儿怎么活着，你们这些人怎么活着？就为保他们的乌纱帽在这种楼里混日子？”
　　“你废话。你不是也跟着住这里？”
　　“我是说打破大锅饭你们会过得更好。最起码不这么拿人不当人。就他们自己是人啊？为什么不替你们的境遇想想？”
　　“这些事你我都管不了的。”
　　“你一个大研究生，为什么不去争个官当当，也好改变一下‘向导’的面貌。”
　　“你倒会说。官场是我的强项么？谁来替我译小说散文？为争当个主任，人都要累死的，那种战斗我一场也打不赢。因为现在的官是铁饭碗，干不好房子照样住三四间，电话照样不动，换个地方还是官。如果把社长总编的房子变成临时的，干不好让他住筒子楼来，我就去当。他们干不干？这么些年了，要改那么容易呀？怪不得有人当上了社长主任就不干了，住上了高级房子又不费心血，那多好。”
　　“你们社真是烂透了。”
　　“所以呀，我建议自由组合编辑室，公开选举各室的头头，选下去的凭本事吃饭。”
　　“大书呆子一个！这可能吗？”
　　“我没别的办法，要不，就把财产平分，一人分几万块，自由合股办社。”
　　“你这种人，老天真，就配住筒子楼！写你的吧。”
　　让老婆怜悯地嗔怪一番，胡义再也译不出一个字。赫胥黎那篇At sea，语言委实优美，仅这题目就让他苦思冥想好一阵子。一会儿写成《在茫茫海上》，一会儿写成《茫然困惑》，一会儿又写成《瞠目愕然》。这是个英文的双关语，译成中文怎么也难再现原文的神韵，怎么译怎么觉得庸俗无比。又干脆译成《海上的困惑》，让这两个意思在中文里合二而一，可又觉不妥，中国话“在海上”压根儿没有“困惑”的感觉。想想自己献身的翻译事业真是有苦难言的差事。人们都以为你学了英文，译成中国话还不玩似的？好像天天在玩一把稿费似的。哪知为一个字有时得“在海上”半天才行，有时就是“在海上”一辈子也只能凑合了事，在下面做个脚注算了。今天老婆这样恨铁不成钢地挖苦鞭策一通儿，更让他“在海上”起来。唉，男人就不该弄什么文学，弄上了就得弄出名堂来再找老婆，否则你就只能让她当成个可爱的废物，扔了可惜，揣着难受。一气之下，上长安街散步去。
　　他真说不清混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出国？
　　当年他住东城的集体宿舍，小雷住西郊石景山的集体宿舍，中间隔着一个几十里地的“厅”，号称“两室一厅”的副处级住房。一周小雷来一趟，吕峰到周六就到别人屋里去支行军床。星期天一早不管昨夜多累也不好睡懒觉，七点不到就起床穿戴好，终日打哈欠。
　　最讨厌吕峰半夜想起看什么书来敲门，赶上他们正行至半途，只好敢怒不敢言去开门。吕峰在门外说出书名在第几层架子上，胡义手忙脚乱去翻。实在狼狈不堪，吕峰总是像做错了事红着脸八个对不起。周末打扰了吕峰，星期天就不能再赖在屋里不走，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精神去逛商店，找个馆子撮一顿儿。几年下来，一分钱没攒下，全扔进馆子里了，什么美尼姆斯、三宝乐、人人、新疆，全吃个遍，从快餐炸鸡到一小碗一小碗的四川汤，到法式俄式大菜样样吃过去。逛公园，像小孩子一样玩游乐场，电子滑车疯了似的坐。逛累了就钻公园树林子里光天化日之下呼呼大睡，跟那些外地人逛北京的惨样儿一丝不差。
　　冬天没地方去睡，就想起了地铁，那是个温暖如春的好地方。吮吮当当像摇篮睡着更香甜。就坐那种环行线地铁，永不停车地转，想睡多久睡多久，一张票管一天，只要不出地铁就行。夏天在里面占了座位睡更舒服，凉爽极了。尤其在午后那几个小时里，地铁里几乎没什么人，都可以放平身子躺着睡。有时连睡几圈，懵懵懂懂中被地铁服务员从椅子上拉起，说是到积水潭站了，车要进库检修了，这才下车。如果没睡够就等下一趟车来，进去再睡。原以为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专利，很为此得意。可那天才发现无独有偶。
　　从前门站密不透风的人肉堆中钻入车厢中另一堆人肉之中，那些个老老少少大铺盖卷把他和小雷死死顶在门口动弹不得，一车厢的酸臭汗味，铺盖卷上露着黑汗淋漓目光滞钝含辛茹苦的脸，大包小裹中散发出霉腥味。小雷抱怨胡义就不该在这一站上车。前门站是最挤的一站，北京站火车上刚卸下一批人货上了地铁，前门站又挤上一批购买北京的人和大包小裹。应该从建国门提前上，赶在蜂拥的人货们之前占了座位，然后闭上眼视而不见睡下去。许多人为了有个座位，都是先从北京站退坐一站到建国门下来，再换车往回坐，等大批人在北京站下车时趁机在车内抢个座位。那些个在北京站上车的人就得不要命地往里挤，挤进来才发现空座位早让里面的人调剂了。胡义倒不以为然，热汗汤汤地拥住小雷，看着她热红了的小汗脸不住地嘿嘿笑，不时响响地在小雷脸上叭咂一下，招得半车厢的人半睁着的眼刹那间圆滚滚地光芒四射。胡义笑道：“你看，我找到了庞德那句诗的感觉了——人群中一张张幽灵似的面孔/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天知道现在的人怎么那么爱旅游。酷暑三伏天带着放了假的孩子出来开阔视野，这是生活富裕了的象征。整个车厢中各种方言的谈笑叫喊声不绝于耳，似乎是长途火车上一般。胡义在逗一个上海的孩子，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问他叫什么名字，北京好不好玩，那孩子听不懂，用上海话恐怖地问父母说这个人在说什么。胡义很奇怪，学校里不用普通话上课吗？他父母疲惫地摇摇头接着睡过去。胡义认定这三口肯定在复兴门下车转车去游乐场。小雷打赌说肯定在西直门下车去动物园颐和园。他们就坚定地挤站在这一家三口跟前紧逼盯人，准备他们一下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他们。车到复兴门，一家人仍在睡，车上有一半人稳坐泰山在铺盖卷上死睡。没占上座位。小雷悻悻地说，这些人是去西直门火车站的，那儿专发那种十分钟一停的特慢列车，从北京一直开到大兴安岭，比公共汽车还慢，一装就是半车人半车货，快成客货混用车了。那种火车跟大马车差不多，连窗帘都没有，破破烂烂的。这批人一定是上西直门车站的。西直门车站怎么混到这份上了？等外小站似的，脏得可以，永远堆着人和铺盖卷。服务员用大扫帚划拉垃圾，售票厅里漫天尘土，人们依旧呼呼大睡。说着车到西直门，下去一批人货，可那三个上海人竟仍然在睡，小雷怕他们睡过了站，就用上海话叫醒他们，说西直门到。那上海女人没好气地说我们不下车，我们困觉来的。她听出小雷讲的上海话不标准，一脸的蔑视，不经心地问：“南通的吧？”小雷气呼呼拉了胡义奔向远处的座位，愤愤然小声说：“这种女人，肯定是上海郊区的，顶了不起是闸北区的，瞧她那样子，哪里像上海人？还把我当成南通人。哼，我爷爷跑台湾去之前我家住在岳阳路法租界时，她的爷爷准是刚到上海谋生的江北人吧。现在她倒对我装上海人，还把我当南通人。看看她那棚户区穷相！你有没有去过棚户区呀？哟，一家和另一家只隔一块裂了缝的木板哎。”胡义说：“快和沙新、滕柏菊、单丽丽、冒守财、门晓刚之类的差不多了，移民楼还不如棚户区呢，棚户区还一家是一家，移民楼是两家住一问。”“所以咱们不要孩子，千万不能要，一有孩子就得请保姆，那么一只柜子隔开睡，真是天晓得。”两个人说着话就迷糊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车又行到北京站，睁开眼一看那三个人还在死睡，看样子准备再睡几圈。胡义和小雷睡眼惺松地对视一笑，也闭上眼接着睡下去。
　　睡到傍晚时分肚子睡饿了，就要决定在哪儿下车去吃哪一家。小雷要在和平门下来去吃烤鸭。胡义说就愿意去王府井吃夜市小吃摊，一家一家吃过去，溜达着吃。小雷说他十三点，小吃摊全是炸的东西，大热天非吃出一身痱子来不可。胡义说要么去吃“肯德基”，里面有空调，小雷又坚决反对，说不就是炸鸡块么，烦透了。要不就去美尼姆斯，有空调，吃完了再唱一会儿卡拉OK。没意思，浑身懒懒的，吃什么都腻。胡义吓了一跳问是不是有了，不会呀，措施很严格的。气得小雷直跺脚，说就是想冲个凉，有电扇一吹，吃几块冰镇西瓜，然后凉凉快快地歪地床上看看电视。胡义立即红了脸，觉得这非分要求是在讽刺他男子汉大丈夫没本事弄间房住住。他发誓，再等一年，如果再没房子，他就不再翻什么译，考个GRE和托福，申请个什么美国的三流大学也行，只要有奖学金，就去念博士。不就是考一千几百分吗？好些人上了培训班考了一千几百分，其实英文还是讲不清楚，还是写不出英文文章来。胡义的两个同学考GRE永远上不了一千分，却办起GRE辅导班来，一个晚上挣十块，硬是教出一批能考一千五百分的学生来。
　　胡义自信自己那点英文考出去不成问题，就是舍不得扔下他喜欢的工作。堂堂北外的英语研究生，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点论文，法国开赫胥黎研讨会都特邀他去当speaker，怎么能考不上美国？说考就考。决心一下小雷又来劝阻，再等等吧，好容易打开局面，一去读书，五六年下来，虽然有了学位，大而无当，这方面国内的坑儿早让人填了，往哪儿摆你？中国眼下是顾经济，什么外国文学，往后靠靠吧，有个把人象征性弄着就行了。僧多粥少，占坑儿就特重要，别只图那个博士虚名。不就一间房吗？怎么也能解决的。小雷并不甘心只忙忙乎乎为领导当翻译跑前跑后，也在译马尔库塞之类的著作，这样下来算有点自己的东西，真舍不得扔下刚开始不久的事业。这类书赔钱，好容易靠胡义的关系争取到了选题，机会太难得。等你念五六年学位，翻译市场早让别人占了。再争取重新开始，又要几年创业，一混就四十几岁了，天知道能再干点什么出来。
　　说着说着两个人又合了拍，似乎志向很崇高，目的很实际，理想和手段又很一致，也不想什么房子冲凉，一致决定在西直门下车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然后，不坐地铁，而是坐337路汽车，夜深人静沿长安街一直向西兜着风回石景山小雷的宿舍去。
　　小雷说这二年“老莫儿”越变越土气，不像原先那么高雅了。来吃的人也都一个个粗野起来，猜拳酒令的山呼海啸。初级阶段，这些人先富起来有钱也不会花，全都这样胡吃海塞了。再点几个菜，味道十分差，连原先供应的现榨的鲜橙汁也没了，换成了罐装饮料，穷对付我们老百姓。哪有半点俄罗斯情调？似乎随着苏联越变越穷，这座当年在北京光鲜夺目的唯一西餐厅快变成馄饨馆了。胡义说不是“老莫”变了，是小雷变了，一年两三趟德国欧洲，开了眼，回来就觉得哪儿都不够水准。可又天生的中国命，真让你去德国，就不是吃大饭馆了，而是去那儿端盘子洗下水槽。小雷说其实就是害怕头几年艰苦奋斗，端盘子打工苦上几年就能攒上两三万马克，像她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也能找份好点的工作，挣几万。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存德国银行吃利息也够了。胡义说你倒去呀，怕是不出三个月就嫁德国人了。这年头，妈的，中国的好姑娘嫁的全是那儿的三等男人，跟废物差不多的。这世道太他妈不公平了。千万不能让女的先出去，一出去准变心。同学中去美国的德国的，十有八九女的把男的休了的。小雷说她班上三个女的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月内全提出离婚，夏云芝把男人办出去，到了机场打电话，她连见都不见他，只说办出他来算对得起他了，白了。男的当场就跳楼自杀。胡义说自杀的男人不是苏州的就是上海的，太没骨气。小雷说那我也这么干，你怎么着？胡义喝一口白兰地说，死活找到你，先把你打个半死再说。小雷亲他一脸鱼汁说这还像半条男子汉的样子。胡义说整条男子汉是什么样子？小雷小声说先强奸了那女人再跟她一块儿跳楼，不信那女人不服了你。说得胡义刮目相看她，从来没见她这么迷人，忙说他今天晚上就去住小雷宿舍里，让同屋的那个小董找地方睡去。小雷兴奋无比地说就坐末班车回去，让自己没退路，那女伴怎好意思不让房的？两个人疯了一样地喝酒，一对一干了一瓶白兰地。出了“老莫”胡义说西餐根本吃不饱，嗓子饱了，肚子还饿，就又在小摊上吃了一碗担担面。
　　吃饱喝足，疯疯癫癫转车上了337路，车上就四五个人了，一问全是去石景山的，司机很高兴，决定中间不停车，勇往直前地开。一路上看着等车的人上不了车连骂带喊的样子十分开心，几个人全大喊大叫痛快淋漓。眼看着路边的大楼风驰电掣地闪回去了，小雷笑够了又忧郁地说这么多这么多的住宅，怎么就是没一套属于咱们？胡义说连一套都不想，只要移民楼能挤一间就满足了。小雷说顶你不走房运了，跟那个吕峰住一间，钉子户。别人都能慢慢地等同屋的走人自己占一间，就吕峰不动窝，还天天泡宿舍里看什么书。胡义无可奈何地说，他看了也白看，只能看别人出版社出的小说一本比一本精彩，“向导”退的稿子转到别的社就走红，人家出了书再反过来送一本给他作纪念的。小雷说你还讲人家，你不也一样，激动地向刘头儿报好稿子，让头儿翻三页就扔回来！上次报马尔库塞的选题，说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头儿在选题报告上批示：“西方这个词太宽泛了，应写成德育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年轻人要学会用词严谨。”胡义说，这人，连西方与西马都一脑袋浆子，还主管文学，真没脾气。原先是华北军区快板队的，真可爱。为一部写雁翎队抗日的小说同边大姐争起发现作者的专利来了。本来是边大姐下基层农村辛辛苦苦找作者时发现的，可稿子寄来时边大姐出差了，他就自作主张拆了边大姐的邮包，一看是一部能得奖的稿子，就背着边大姐跟作者联系，书都排了校样边大姐才知道，为此哭遍了全社领导的家，骂这老头子心狠手毒。老头儿稳坐钓鱼台，小说得了奖，封底上照样写着他是责任编辑，编辑获奖证书上当然也得写他的名字，一千块奖金也是他的。老头儿一高兴拿出二百来，给全编辑室人一人买一小盒巧克力，气得边大姐当场把糖盒子摔在地上。后来边大姐干脆就地取材，发掘出浙义理这个大诗人，为社里赚了大钱。按利润提成，责任编辑边大姐的提成费竟比浙义理这本书的纯稿费还高。吕峰跟这些人混在一起能编出什么好书来？他干脆想走，彻底脱离这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谓文学室，闯海南去，小雷热烈欢呼说这是好事，总算把吕峰盼走了！吕峰一走，咱们就占了那间房，也算在北京立住了，以后再慢慢发展。反正干文化，不用吃大苦流大汗，也不求荣华富贵，图个安安逸逸小贵族就行了。再说了，我经常出出国，出一次两个大小件免税指标，自家买足了，就卖指标，一个卖它一千块，不是也算小倒儿？
　　说起两个集体宿舍里堆的彩电洗衣机冰箱烤箱，全是东洋货，连包都没拆过，有彩电看不上，冰箱用不上，快成日本电器店了。最麻烦的是胡义屋里那架苏联钢琴，还用大木头包装箱封着，天知道里面的琴键是不是早震错了位，若不及时调整怕会走形吧。那次从法国回来胡义一定要在莫斯科下飞机，就是要去捞个便宜钢琴，才三千卢布。在黑市上用美元换一美元能换十个卢布，一条牛仔裤卖几百卢布，六十法郎一块的廉价电子表能卖三百卢布，连换带卖，玩儿一样就凑足了三千卢布，让朋友帮着挑好用火车托运回来，扔在宿舍里像一口白茬儿棺材一样横卧着。当初还以为赚了，谁知这二年苏联经济大滑溜，如今一件一百多块的皮夹克就能卖一千卢布了，现在再去买钢琴，三件皮夹克就够了。可小雷说现在市面上根本没钢琴了，好好儿的一个大国，折腾成这样，世界上竟还有轮到咱们这些倒霉鬼去发洋财的地方。那些中国留学生在苏联混得跟土财主似的，在苏联人眼中都成了大倒爷，从避孕套到方便面，什么货都倒。倒回大把的美元、钢琴、呢大衣。比那些留美国的神气多了，上美国的只配干臭苦力活，从牙缝里抠美元，割了阑尾拔了牙挖了脚鸡眼去打工挣血汗钱，回来还神气，打肿脸充胖子。也有发大财的。可那是少数，大多数你我这样的只能混几年而已。美国的学位谁不知道怎么回事？连论文都不做，念一年多就成硕士了。学理工科至少还学了先进技术，回来还能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学什么文学，大多数生吞活剥，回来照背如流，连问三个问题就答不上来了。要我说不如多培养点英文教师更好点。
　　在林荫路上走着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正双臂吊在树上，吓死谁。再一看周围有好几个人在练这种上吊操。怎么回事，小雷问。他们好像是瘫过的，正在恢复。要么就是高血压胆固醇高什么的，据说这样吊一吊能降压，还能激活麻木的神经。这几年生活提高了，这类病人越来越多了。那还用说，非病不可。从小吃苦，前些年吃喝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一个月才一斤肉，老了老了赶上了大鱼大肉，没吃过，拼命吃，各种功能退化了，这么大补还不补爆炸了？不光是老人，都一样。和遗传也有关系。中国人几千年吃菜的，现在突然学外国吃奶吃肉，其实是在改变人种的特性。你看吧，咱们小瘦子中国人长到二三十岁出国一吃黄油大肉，人就全走了形，十分丑陋恶劣。算了，咱们这辈子别中途变种了。这边能凑合就凑合下来，清清淡淡地当当翻译家算了。
　　眼看到了宿舍，开始激动，昨天没有尽兴，今天可以在补一次。一地分居，真叫残酷。天知道同屋小董的丈夫今晚也赖这里不走了，他们是想让小雷找地方睡去。他在昌平工作，来一趟也不容易，转汽车地铁加步行，挺辛苦。可11点多了，小雷上哪儿去！还跟着一个。面对现实吧，女士各睡床，男士一人一张凉席睡地板，这四个人热热闹闹闲聊半宿。
　　两个男人的目的都没达到，因此聊起来特别起劲。胡义其实很看不上小董的男人，一看就知道是跟冒守财差不多的根底，刚说几句就露出那种小地方人进了北京不开眼模样，拐弯抹角地想用人民币按免税价买小雷那台“夏普”录音机，因为他看到小雷又购了一套“健伍”音响，全原封不动堆在屋里。那台“夏普”才一百几十块美元免税买的，只是小雷在国外几天的伙食费而已。其实她们团出去天天有人请吃，省下的伙食费就全揣个人腰包了，这台“夏普”等于一分不花。那台“健伍”七百多美元免税，一半钱是公家发的伙食费和零用钱，一半钱是卖指标的人民币换成美元，也等于白捡。小董两口子哪知道这里面的学问，以为递根烟说几句好话就能平价买了去呢。少说也得外加二百块小钱才行。对这种总想白捞便宜的人小雷只一笑，说准备送给弟弟结婚用的，就打发了他。可胡义爱学北方方言，一听小董的男人乡音十足，就顾不上许多了，很虚心地请教，刻意模仿。小董男人一听自己的唐山话招人爱听，就彻底抛弃了好容易学了个半吊子的京腔，返璞归真地说起家乡话，胡义就一字一腔地学，起劲儿地打发没有达到目的的黑夜。好像那天晚上是在火车上过的一样，男男女女挤一块儿靠聊天打发时光。这“两室一厅”住的。
　　果然吕峰熬不住在“向导”平庸的日子，毅然决然放弃了北京奔深圳了，靠着在中文系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头脑又活络，当电脑推销员了。盼走了吕峰，胡义和小雷立即捞了一把，趁吕峰还没走，就先把小雷的半屋电器塞进屋，早早换了新锁，算是把房子强占了。钢琴打开，冰箱起动，席梦思明晃晃地抬进屋，堂堂正正响起“健伍”，震得半楼地板颤动，害得一楼住家上来抗议，说房顶震得掉灰渣。
　　好日子过了不出三天，房管科就分配一个新来的大学生来与胡义同居，并把吕峰交上去的旧钥匙发给那小伙子。小伙子拿着钥匙带着女朋友兴冲冲来开房门，插进去左拧右拧拧不开，全楼的人走来走去哧哧笑。小伙子以为错了，还问胡义这是不是胡义的房间，胡义说：“没错，接着拧。”仍然拧不开，小雷下了班见此状，立即轰他走，告诉他这间屋已变成家属宿舍了。小伙子不干，掏出住房证说社里就是分配他来住213房间的。小雷哗打开门，亮出一屋子日本电器，说你敢进来，我丢一分美金就跟你没完。全楼的人像赶集似的争看这个辉煌的房问。小雷把音响开得很响，说声要洗澡了就“咣”关上了门。人们都劝小伙子明天去找社里算账，这是房管科拿他当枪使来打胡义的，这楼早就这么一间间地从集体宿舍和平演变为家属宿舍了，社里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还想挤进来？妄想。别的事都好商量，毕竟是文人。可房子是移民们的命根子，决不能有二话的。都为胡义说话，众志成城的样子，让那新来的大学生在踏上社会的第一天就领受了生活的残酷。他哭丧着脸求人们不管谁先把他的几个箱子给放进屋去过一夜，他今晚睡办公室去。可就是没一个人敢接他的箱子。沙新、门晓刚、冒守财和小林这些两人住一间的人根本不敢上前，生怕收了他的箱子他就从此赖上，把他们两人一间变三人一间，缩小生存空间可不行。强占了房的几家更不敢接这箱子。小伙子哀求人们，大家反倒打着哈哈渐渐散了。胡义觉得理亏，就说箱子放屋里吧，但明天必须找车拉走。小雷眼明手快地挡住门坚决不让，用英语厉声说：“What a fool！You will make it a fait accompli！（傻瓜！那就既成事实了）”随后敲开对面单丽丽的门，用上海话嘀咕一阵。单丽丽过来说让小伙子把箱子放她屋去。反正是女宿舍，小伙子不敢赖账。女人活得就是比男人本能。胡义差点因心善上大当，心中十分佩服。就这么出乎意料顺利地在北京有了一个窝。虽然整座搂像个垃圾箱，可各家自己屋里都弄得不错，关上门拉上窗帘，弹弹钢琴听听音乐译译书，请来朋友做做西餐喝喝酒聊聊天，自以为高雅地过初级阶段文人的日子。
　　这副闲在样儿令他在美国奔绿卡的同学们讪笑，纷纷来信说他是在北京混懒了，跟那些天天遛鸟儿，扎路灯下浑下棋，在故宫城墙下闲吊嗓子的北京土市民学坏了。而他的同学，大学的有多一半去了美国，研究生时的除他以外全走了。念文学博士的有，考不上文学系的就改专业念历史教育什么的，全在为绿卡信心百倍地奋斗，声称是为下一代不在中国受挤受穷做牺牲。胡义回信说：“别异想天开，你们的下一代绝不领你们的情，他们一美国化就讨厌你们了！”那边看他实在不可救药，也就不再写信来。久而久之断了联系，“六四”时传说他死了，还有人给他母亲寄去吊唁信。直到老同学闻大姐回来探亲才知道他仍然赖几几活着。
　　闻大姐二十五岁才考上大学。这样高龄的只能上师范了，但她分数实在高，又是随父母支援青海的上海人，如果名牌大学不录取她就仍然出不了青海，最多上个青海的师范。管录取的老师是上海人，很同情她，决心不让她这一辈再支援青海，就打了报告特批录取了她。果然闻大姐入校头一年成绩横扫全班，但从第二年开始就渐渐衰退，远不如胡义这帮小孩子脑子灵。尤其是又开设什么法语日语的第二外语第三外语，闻大姐就更跟得气喘吁吁，憋出一层白发仍然排在最后坚定地为全班垫底，大家一到大考就互相安慰：“有闻大姐垫底，怎么考也不怕。”闻大姐其实人并不笨，只是十年“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了她。二十五岁以后总算有了着落，大学毕业反正有铁饭碗等着，就松了劲，开始找恋人准备毕业后三十岁开始后半生的幸福生活。三年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挑男人，挑一个淘汰一个，最终她二十九岁时也被淘汰，学业又一落千丈，听说系里决定分配她回青海，这才猛醒。她发现人生一刻也不能停止奋斗，三十岁再奋起搏击还不晚，干不出个样子来决不再儿女情长。命运对她这一拨儿人实在残酷，就是不能踏踏实实地生活。青海那边了解她的过去，知道她能干又聪明：十九岁就上山下乡时火线入了党，在牧区又是著名的铁姑娘队长，后来从马背上摔下来残了胳膊，病退回城。在中学代课，代哪门课都是尖子，缺外语教师她就刻苦自学，几年后就能教高中英语，是全市模范教师。如果她肯回去，省教育厅早对她有安排，想在上面有处长当，想下去有校长当。可她不干，不仅要脱离青海还要离开中国闯世界去，把这看成一生中最后的一搏。一晃八年过去，当年的小胡义已成三十岁的老胡义，是闻大姐毕业时的岁数了。而闻大姐现早已念完MBA当了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
　　那次荣归故里，珠光宝气，五米以外看上去比大学毕业时还年轻。近看则是满脸整容后僵硬的肉皮。见到胡义先说“都以为你在天安门光荣了呢，”随后就痛斥他竟然能在中国一混八年不动窝，扎在这样臭气熏天的筒子楼里自鸣得意地译点没人看的什么文学。仔细一看，惊呼：“天啊，你居然还吃胖了！真是不可救药。瞧瞧你们那厨房，再看看一个个幽灵似的编辑们出出进进做吃喝的慵懒样子，这也叫生活！”进楼时正赶上几个人在楼梯口昏暗的灯光下支了桌子打牌，这情景也令大姐怒不可遏。“My goodness！这些人也是编辑，光着膀子叼着烟，简直是十九世纪美国的码头工人形象么。人最怕的是自轻自贱，这样混下去只配住这样的地方。”
　　面对这位好心的大姐，胡义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似乎很麻木，很无所谓地听着。一路上楼，闻大姐在抱怨：“北京快成了全世界最脏的城市了，空气污染太厉害。刚来几天我就犯了鼻窦炎。真奇怪，你们怎么都不得病，还胖了。”一进屋看到那个“日本电器行”，闻大姐呆住了，随之又批评胡义没有远大志向，年轻轻弄一堆外国货乐陶陶混青春。把个笑脸相迎的小雷说得满面冰霜，沏了一杯茶就去单丽丽屋了。闻大姐看出了小雷的不高兴，忙解释说：“我也是为你们好，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两点，一是知足者长乐；二是好面子虚荣。我就破了这两点，一咬牙一挺就过来了。现在我在长岛也有了房子，公司里都称我闻博士，尽管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可拿我没办法，我能给老板挣大钱，他们就不行。”
　　她几乎不等胡义说什么就看着表站起来，说今晚又有政府官员宴请，腻透了，可还得去，一天三宴，真要吃出冠心病来，怪不得中国人虽穷可胖子不少，全顾一张嘴了。“好，说定了，回去我就办你们去美国的手续，我让公司担保你们，在公司工作，算高级打工，念个博士。念经济管理，一出来公司肯定录用你们，不出几年就比大姐还阔了。唉，二十出头毕业就出来多好！”
　　胡义听了闻大姐的安排，几乎要流出泪水，哽咽着说：“大姐，你还没问我愿不愿意去呢？凭什么在中国就不许长胖了？只许美国出大胖子呀？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就羡慕您呢？不，你不了解我，我都三十了，像您当年一样能替自己做主了。”
　　那一刻为什么会哭出来，至今胡义也搞不清，至今想起来都难受。可能是闻大姐饱经风霜壮心不已看透了一切，她的话说中了胡义的心。也可能是胡义的自尊心大受了伤害。可他那天就是没有勇气也想不到向闻大姐展示他这几年翻译出版的几本文学，没对她讲自己去巴黎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受到欢迎的场面，更讲不出自己在那个学术小圈子内的自我满足，因为这一切早已被闻大姐宣判了死刑，毫无意义。他只告诉闻大姐，让她见到同学们转告一声，他要出去早就自己考出去了。只是不想出去念书，更不想进公司。天知道他挤出了一句格言：“生命的价值是靠追求理想来体现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说得闻大姐破口大笑笑弯了腰：“谢谢你小弟弟，大姐当铁姑娘队长时创造过一百条这样的警句。好容易才清醒过来，几乎让理想害死。告诉你吧，这样的警句只能埋在心里，等奋斗成功了再说出来。像你现在这样一个字二分钱地当penny-a-liner（穷文人），说这话会让人笑话。美国人都说中国人是穷理想主义呢。”
　　胡义什么关于美国的问题都没想到要问，只问她“姐夫”的问题。闻大姐吐一口烟摇摇头说：“又庸俗了不是？哪还有点奋斗者的样子？年纪轻轻就找老婆结婚热炕头，这辈子还能出息？再说了，爱情、情欲这些东西本来是很纯很简单的东西，非要跟婚姻扯一起就俗了。经济独立各过各的，想找男人还不容易？干嘛非朝夕厮混在一起？唉，你不出去是理解不了的。在这儿不结婚就分不上房，要离婚也没地儿住，死活要把不相爱的男女拴一起。你不出来，太不开眼了，提问题都外行。”最后扔下她的三四个电话号码，要胡义混不下去了去找她。回去后闻大姐过年寄来一张印着白菊花的吊唁卡，上书To the inheritor of Marx，Huxsley and Chinese culture（赠马克思、赫胥黎和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真让胡义难受。但他学不了闻大姐的榜样。她太累了，永远在争先锋。时兴入党时她能火线入党；时兴出国弄绿卡她又能挣绿卡。胡义这个小弟弟倒是个笨蛋。时兴捞党票时不会捞，官也当不上，只会死弄过时的文学，人也木了似的。让人说不清图什么。
　　那天吕峰从深圳回来，请他去中国大酒店。真是天壤之别。才一年多，当年穷兮兮的吕峰一下变成了阔少。毕竟是在中国混，吕峰可是没闻大姐斥中国如粪土的派头，只说文人从商像妓女从良般不自在。似乎干了文学就要甘心受苦似的，荣华富贵只当是白捡，是过眼烟云。胡义知道这话有一半是真的。心里竟生出半分自豪。吕峰说他早晚还要搞文化，挣足了钱承包个出版社或者等将来搞股份制时他把“向导”的股子买一半，一准把“向导”办得像模像样。现在的问题是搞文化没钱不行，可光顾弄钱没文化，中国人的素质上不去，还是弄不起来真正的现代化。所以才有这种全民不要命的大吃喝，才有暴发户们的空虚无聊百般糟踏钱，才有了知识分子地位的一天不如一天，一定要走企业办文化的路子。“等我当了大经理，就办出版社，请你当总编。你不用考虑赚钱，只想办法出好书就行。”这话很对胡义的心思。坐在大酒店里，胡义为吕峰的理想敬酒，但首先要感谢他搬出了那间房子，才让他胡义有了立锥之地，否则他早去美国了。吕峰哈哈大笑说他也一直盼胡义走了自己占那一间，只是没有胡义屁股沉，熬不住才先走了，这话把李大明也逗乐了，说这例子很典型，僧多粥少时不是抢就是挤就是盼别人口生疮不吃。这个李大明一直不怎么说笑，总是很绅士地听别人说话，偶尔插几句很刻骨的话。吕峰说这个老同学是个独醒者，总在感伤地旅行。在澳洲作博士后，好好儿的，竟然说个想家就花几千澳元飞回来了。
　　胡义说这举动实在浪漫。李大明说一点也不浪漫，是很明智的举动，不回来一趟看看听听，他的实验就再也做不下去，人会发疯的。悉尼的中国人人山人海的，可就是没办法拿他们当中国人，说什么什么不对路，又一个个忙着挣生活，谁有闲心跟他个穷学者聊天？绝了，在中国时最痛恨的闲聊到那儿成了一种必需。过个节凑一起聊半宿，聊完了就更想家，干脆回来一趟比什么都管用。一进北京才想起来是个让老婆离了轰出岳父家的无家可归者。回故乡去，只拎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非让人当成神经病不可。一想到那个小城市里七大姑八大姨企盼给他们带的免税大小件就不寒而栗。这毛病也不知是谁惯出来的？是那些个留学的回来显阔还是中国人穷得非让他们接济不可？反正形成了这习惯，你出了国回来就得送他们东西。我没钱给他们买东西，那些大件儿全变成这趟机票了。说得人们大笑不止。
　　吕峰说也就你舍得花一万多坐飞机回来听乡音，人家哪个不是在一个铜板掰两半儿花，狠攒几年回来显一次阔？就是，胡义说他在巴黎时见过不少留学生，住在一个叫“大地方”的贫民区里。一个单元三家住，一拉衣柜落满地蟑螂。可一回来就左一个大件右一个大件地送，也不知道图什么。中国人就是爱面子，永远时兴“衣锦还乡”，像你这样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特别在咱们家乡那个小地方，更要招人笑，不是笑你抠门儿，就是说你没本事没挣到洋钱。
　　“所以我他妈干脆不回去！”李大明一口干了一杯酒，眼珠子都红了。我上次去德国进修一年，可怜巴巴的几个马克生活费，回来全让他们给分了。连我那个前老婆一家亲戚也沾点大小件，她家算大知识分子了，往来无白丁，可照样要。什么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胡义哈哈笑道，没有物质基础，知识分子照样犯傻。你瞧我们楼上，都是大学生吧，吕峰你知道，那个诗人浙义理，一开始也很不开眼，刚买了彩电那几天你猜他乐得跟人家说什么？“今天彩电里有青年歌手大奖赛！”我几乎要笑晕了，对他说：“中央黑白电视台今天播什么？”
　　这也是知识分子。我说什么来着，吕峰说，像你们这样的干脆出去别回来。你说吧，大明，科学无国界，在哪儿不是一样做实验？人家杨振宁李政道的不是算美国人了？你怎么就不行？那，钱学森什么的还不是回来了？李大明争辩着。反正我就是不行。那你就回来，上深圳来，珠海也行。我帮你找家公司干干。李大明红着脸，半天不说话，蚊子似的喃喃一句：“我就想，在北京，能有一个悉尼大学那样的科研环境，我能安安静静地搞我的项目。”
　　哈，吕峰笑得把酒喷了出来，服务员忙过来帮他擦。“原来你小子是想在北京过上在悉尼的日子。有句新潮北京话，管你这样叫装丫挺的！你丫哪儿是科学家，写童话去罢。”胡义也添油加醋地说：“顶好把你们家的白洋淀也搬北京来，把我的瘦西湖也迁过来。”
　　三个人笑作一团，然后几乎同时站起来去上厕所。胡义在巴黎时住的是学生公寓，从没上过这种五星级厕所，没想到里面有一个老头儿终日不见天日地在伺候客人拉屎撒尿，把个厕所擦得明光瓦亮。他有点不自在，他撒尿，老头就默立一旁看着他。整个过程结束，老头就上来拧开水龙头冲水。他刚系上裤带，老头就又拧开水龙头让他洗手，递毛巾递香皂。
　　头一辈子让人这么伺候。他十分不自在地看着李大明和吕峰，这两个人倒是挺自在，自知自己跟人家差了一截子。随后看见吕峰掏出一张五元票塞给老人，老人不卑不亢地接过，自然地说声谢谢为他们开门。胡义头上渗着汗对吕峰说：“老头儿这样下来一天赚不少哇。”吕峰不经意地说：“这算什么？我们上次一帮人喝醉了，吐了一地，老人家给收拾的。你猜我怎么给小费？那天喝了五千块，大家一商量，照10％付。老头儿拿着那10％，腿都哆嗦了。够气派吧？大明，你们留洋的回来，除了从嘴里省几个大件儿，有我这么滋润吗？”所以呀，李大明说，我说过不是，中国商人最显阔，有钱就穷花穷显摆。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出了这么些个暴发户。胡义说我料定你在深圳不敢这么花法，敢情拿深圳的钱到北京来花怎么花怎么多，就像中国人在美国打了工回来比局长还派一样。得了吧，穷翻译家土冒了不是？告你说吧，要论这种大饭店，北京的价儿可不比深圳便宜，深圳的宾馆中国人住得起，北京的是专宰外国人。要说便宜，北京的大白菜大葱比深圳便宜。这就是区别。不过你这种穷文化人，可能连北京的西红柿也嫌贵。胡义脸一红承认了：“我常赶天黑之前去买撮堆的西红柿，比白天便宜多了，其实质量差不多，从早晒到晚，比白天还更红更熟点，拿回来就可以凉拌。”吕峰咂着嘴：“你说你图什么？会好几国外语，非扎在这儿吃降价西红柿。”
　　李大明嘿嘿笑着用英语说胡义是“bargain hunter”（买便宜货的人）。还不是就想干点什么！胡义嘟哝说。我们这种人不像理工科，能给中国带来赛先生，我们是寄生在中国身上随着它沉浮的。国家强盛，文化就发达，我们的饭碗就香点，否则就稀点，我们情愿吃自己那一份稀的。但干这活儿自有精神上的满足。去了美国，英语念得跟美国人一样好了，还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学了外国话并不是要变成外国人，还是要在中国用它才舒服。
　　李大明坐不住了，说听这话茬儿是批评我呢。谁不想在自己国家里折腾事业？各人情况不同嘛。我们即使有一招先在外头也受人欺负。我那年刚一到德国，系主任就问我回不回中国了。因为我前面几个都一去不复返，好像是他挖了中国墙角似的。一起搞计算，算加速器的磁场数值，说了你们也不懂，反正特难。结果不一样，他们非说我算错了！我真气疯了，要他们和我一起重算，他们就不，死认定是我错。最后证明是一个美国人把程序弄错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凭什么？就因为我他妈是中国人。后来他们请我吃饭，表示道歉，有什么用？我的心早伤透了。同是工程师，我的成果比别人还多，可我的薪水是这一级里最低的一档，他们澳洲人就比我高。要在国内我还可以争一争，在那儿我敢跟谁争？反正都怨咱们自己，把形象搞坏了。弄得人家一说中国人跟咱们谈论土包子进北京上海似的。那副揍性，让你能背过气去。你猜怎么着？十个访问学者能挤一套房子里，人家那是给两个访问学者住的house呀！让他们给住成猪圈了。还不是为了省房租回来买大件？真学雷锋省给国家倒也没说的了。四五十岁的大老头子，成群结队背着包上街捡废品，到旧衣服商店花十澳元买一大包花花绿绿回来送人，那是澳洲的穷人才去的地方。人家能不欺负咱？我在那儿坚持住一人一套访问学者规格的房子，被中国同胞说成冤大头、穷摆谱儿，到头来我比他们谁都穷，反过来他们还都看不起我。所以我在外头从来不跟那儿的中国人交往，丢份。我也知道，这白搭，人家早把中国人划往一个模式中去了。
　　这么一说吕峰乐了，“出去也不行，不出去也不行，合着我最合适？”
　　“那当然！”李大明说，在中国过超前的日子，最好了。
　　可吕峰说他没实现他的本质，他想弄出版，还是想回北京来，有了钱，把“向导”给股份了。唉，吕峰叹了口气说：“我是从小让那些个唱北京的歌儿给教得走火入魔了，就是喜欢北京。说不清怎么回事，就觉得这儿是家似的，把自己的老家倒当成了梦里去过的地方。”
　　胡义游游荡荡竟走了好远，走到了建国门立交桥上。洒水车一遍遍来回喷着水，空气中弥漫起热腾腾的土腥味。他还回味着吕峰的话，想想西湖故乡，真像梦中去过的地方，而北京才是真实。童年的扬州城是个太幸福的记忆，too good to be true而在北京他真正苦巴苦拽地挣着生活，北京才显得更真实。他明白，自己至今不出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经做了一次移民，已经从精神到肉体移花接木了一次，至今没恢复元气，他还不想离开北京，似乎这个移民楼还没住够似的。
　　一进楼发现那脏水正往一楼的书库里流，潺潺淙淙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地形成一个个小瀑布。想招呼几个人给书库垒个坝，又一想算了。反正那些《什么样的青春最美好》之类的说教书也卖不出去，好好儿着社里舍不得白扔，泡了水就可以从此地清出去化纸浆，腾出两间房来还能安排住两家子人，能塞六口人。像沙新、滕柏菊家那么中间一隔住保姆，就能住八口人。或许冒守财老婆户口进了北京，这间小仓库就成了他们的小窝了。唉，一想起冒守财来胡义就有点内疚，也怨自己那个表妹太坏，把小冒坑苦了。开了结婚证就离婚，害得人家当了一次空头新郎，小小年纪就成了二婚。愿上帝成全小冒，解决他们的两地分居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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