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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评顾颉刚的古史论——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孔子与六经——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的几个趋向——殷周间的故事——补说(《春秋》与《诗》)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利害,至于使老母发白。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当年读嵇叔夜的信说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我日日想他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战论,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以下见本刊第十期《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三百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汉为房中药。宋大儒,康成玄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这一流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盫轩而压倒王氏父子。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时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叙,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玄晔谀孝陵的话)。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讵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讵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可惜清朝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考》;其实《新学伪经考》,便是汉朝的康有为做的。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大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减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他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 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会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ebourgeois之人生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会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他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他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以事为学,不能抽象。
  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臧身也”(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鲁生的文章。“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汉儒的议论,是一个汉儒的系统玄学。这两段截然不同。至于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段,又和上两者各不同,文词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是为小康”,应直接“舍鲁何适矣”。现在我们把礼运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鲁国之乡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论兵革之起,臣宰之僣,上规汤武,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其说先王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传实指其名的地步。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偏偏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Ation,自然先有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不曾说是谁来,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尚是流质呢。所谈禹的故事,反是争国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颂,又不如后说,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这个《礼运》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又他的政治观念如“老有所终”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详。又这篇中所谓礼,实在有时等于《论语》上所谓名。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又“玄酒在室”至“礼之大成也”一段,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ebourgeois之Kulhir。至于“呜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论。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家臣纷纷篡大夫,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但看来总在《易系》之前。
  《易系》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细想。
二 孔子与六经

  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许多云雾。我自己的感觉如下:
  《易》《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附《易》于宋,由这看来,显系后起之说。而且现在的《易》是所谓《周易》,乾上坤下,是与所谓《归臧》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订,且传说之出自孔门,决不会如此之迟,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且商瞿不见于《论语》,《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
  《诗》以《墨子》证《诗》三百篇,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鲁人)。看《左传》《论语》所引《诗》大同小异,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孔子于删诗何有焉。
  《书》也是如此。但现在的《今文尚书》,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现在的今文面目,与其谓是孔子所删,毋宁谓是伏生所删。终于《秦誓》,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书》一望而知其假外,《周书》中恐亦不少。
  《礼》《乐》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
  《春秋》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现在先别说一句。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一层一层的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但这话究竟是笑话。在哀公时代,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那么,困难又来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总不会没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即令删定,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败的六朝,虽然穷博士,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然当天汉盛世,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颇为儒生吹吹,使后人觉得“像煞有介事”罢了。但有时也露了马脚,所谓“主人所戏弄,流俗所轻,优倡之所蓄”也。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加追篇,但凭《论语》及别的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我们说,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诗书而得势,他于诗书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他是游谈家的前驱。游谈家靠有题目,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则为演说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罗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学问,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气过人,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节了。孔丘就是这样。然则孔丘时代背景的总汇是什么?我想这一层《论语》上给我们一个很明白的线索。周朝在昭穆的时代尚是盛的时候,后来虽有一乱,而宣王弄得不坏。到了幽王,不知为何原因,来了一个忽然的瓦解,如渔阳之变样的。平王东迁后的两个局面,是内面上陵下僣,“团长赶师长,师长赶督军”,外边是四夷交侵,什么“红祸白祸”,一齐都有。这个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个一般的风气,而有造成一个普遍的大劫之势,恐怕是从这时起。大夫专攻,如鲁之三桓,宋之华氏,都是从春秋初年起。晋以杀公族,幸把这运命延迟上几世,(其实曲沃并晋已在其时,而六卿增势也很快。)至于非文化民族之来侵,楚与鲁接了界,而有灭周宋的形势;北狄灭了邢卫,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势。应这局面而出来的人物,便是齐桓,管仲,晋文,舅犯,到孔子时,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来孔子这样人物。一面有一个很好的当时一般文化的培养,一面抱着这个扼要的形势,力气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论语》上孔子谈政治的大节,都是指这个方向。说正名为成事之本,说三桓之子孙微,说陪臣执国命,论孟公绰,请讨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样热烈的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虽然这般称许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还是一点不肯放过。这个纲目,就是内里整纲纪,外边攘夷狄,使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借用一位不庄者之书名,正所谓“救救文明”(SalvagingtheCivAilization)。只有这样题目可以挪来为大本;也只有这个题目可以挪来说诸侯;也只有以这个题目的原故,列国的君觉着动听,而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个个要赶他走路了。颉刚:你看我这话是玩笑吗?我实在是说正经。我明知这话里有许多设定,但不这样则既不能解孔子缘何得大名之谜,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较有道理的孔子传说联合贯串起来。假如这个思想不全错,则《春秋》一部书不容一笔抹杀,而《春秋》与孔子的各类关系不能一言断其为无。现在我们对于《春秋》这部书,第一要问他是鲁史否?这事很好决定,把书上日食核对一番,便可马上断定他是不是当时的记载。便可去问,是不是孔子所笔削。现在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确据去肯定或否定,现在存留的材料实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论其世”一下,连串其《论语》等等来,我们可以说孔子订《春秋》,不见得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即令《春秋》不经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后不久而出的著作,这著作固名为《春秋》或即是现在所存的“断烂朝报”。即不然,在道理上当与现在的“断烂朝报”同类。所以才有孟子的话。这书的思想之源泉,总是在孔子的。既认定纲领,则如有人说“孔子作《春秋》”,或者说“孔子后学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没有原理上的分别。公羊家言亦是屡变。传,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论与“泰甚”,去枝去叶,参着《论语》,旁边不忘《孟子》的话,我们不免觉得,这公羊学的宗旨是一个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类战国中的背景,尤其不类汉。三世三统皆后说,与公羊本义无涉。大凡一种系统的伪造,必须与造者广义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与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许多是汉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实不与汉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后人以历史待他的原故,于是乎有“断烂朝报”之说,这话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记事为本分,则他之为“断烂朝报”不是他的致命伤。这句绝妙好词,被梁任公改为“流水账簿”,便极其俗气而又错了。一、《春秋》像朝报而不像账簿;二、流水账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账,并非断烂之账。断烂之账簿乃是上海新闻大家张东荪先生所办时事新报的时评,或有或无,全凭高兴,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方法写流水账的。“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资治”上。郑夹漈也是要去贯天人的。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其所以有鲁之记载,容或用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本来已有点笔削,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褒贬,也是自然。我们终不能说《春秋》是绝对客观。或者因为当时书写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所以成了《春秋》这么一种怪文体,而不得不成一目录,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义而已。这类事正很近人情。鲁史纪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终于哀公,而《春秋》却始于东迁的平王,被弑的隐公,终于获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个终始。故如以朝报言,则诚哉其断烂了,如以一个伦理原则之施作言,乃有头有尾的。
  《孟子》的叙《诗》和《春秋》虽然是“不科学的”,但这话虽错而甚有注意的价值。从来有许多错话是值得注意的。把诗和伦理混为一谈,孔子时已成习惯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这方面“进化”,不免到了“诗亡春秋作”之说。《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头一句颇可注意。以狭义论,《春秋》中齐桓晋文事甚少。以广义论,齐桓晋文之事为霸者之争伐会盟,未尝不可说《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书,以齐桓晋文之事为题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翻作现在的话,就是说,虽然以历史为材料,而我用来但为伦理法则之施用场。
  《春秋》大不类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于传有之”的秘书,汤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儿,都随时为他使唤。只有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谈,谈却于他无益的样子。如谓《春秋》绝杀君,孟子却油油然发他那“诛一夫”,“如寇仇”,“则易位”的议论。如谓“《春秋》道名分”,则《孟子》日日谈王齐。《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孟子》则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这些不合拍都显出这些话里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资助参考的价值。
  当年少数人的贵族社会,自然有他们的标准和舆论,大约这就是史记事又笔削的所由起。史决不会起于客观的纪载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后来变成伦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学的意思起。《国语》自然属下一类,但《春秋》显然不是这局面,孔子和儒宗显然不是戏剧家。
  总括以上的涉想,我觉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春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由前一题,无可取证。由后一题,大近情理。我觉得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并不是靠什么六艺。
  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同观列国春秋。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或者当时孔子有个国际间的大名,又有好多门徒,鲁国的中产上流阶级每牵引孔子以为荣,于是各门各艺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过《易》,而商瞿未一见于《论语》,也成了孔门弟子了。孔门弟子列传一篇,其中真有无量不可能的事。大约是司马子长跑到鲁国的时候,把一群虚荣心造成的各“书香人家”的假家谱抄来,成一篇“孔子弟子列传”。我的意思可以最简单如此说:六艺是鲁国的风气,儒家是鲁国的人们;孔子所以与六艺儒家生关系,因为孔子是鲁人。与其谓六艺是儒家,是孔学,毋宁谓六艺是鲁学。
  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我想去搜材料,证明儒是鲁学,经是汉定(今文亦然)。康有为但见新学有伪经,不见汉学有伪经。即子家亦是汉朝给他一个定订。大约现行子书,都是刘向一班人为他定了次叙的。《墨子》一部书的次叙,竟然是一个儒家而颇芜杂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言,或是有道家言与墨绝端相反者(如太盛难寄),知大半子书是汉朝官订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则知想把古书古史整理,非清理汉朝几百年一笔大账在先不可也。
三 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一时涉想)

  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莱布尼兹以来的。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
  禹,舜,尧,伏牺,黄帝等等名词的真正来源,我想还是出于民间。除黄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尧,我拟是唐国(晋)民间的一个传说。舜,我拟是中国之虞或陈或荆蛮之吴民间的一个传说。尧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时)。颛顼为秦之传说,喾为楚之传说,或即其图腾。帝是仿例以加之词(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尧舜都是绰号。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称其神与传说:其后以互相流通而传说出于本境,迁土则变,变则各种之装饰出焉。各类变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几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间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传。
  又有下列一种趋势可寻:
  满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鲁所代表者(孔子)
  不满意于周之文化而谓孔子损益三代者举三代尽不措意,薄征诛而想禅让,遂有尧舜的化身此说又激成三派:
  (1)并尧舜亦觉得太有人间烟火气,于是有许由务光。——与这极端反背的便是“诛华士”,《战国策》上请诛於陵仲子之论。
  (2)宽容一下,并尧舜汤武为一系的明王。(《孟子》)
  (3)爽性在尧舜前再安上一个大帽子,于是有神农,黄帝,伏牺等等。
  这种和他种趋势不是以无目的而为的。
  上条中看出一个古道宗思想与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响,相互为因果。自然儒宗道宗这名词不能安在孔子时代或更前,因为儒家一名不过是鲁国的名词,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后,总是汉朝的名词,或更在汉名词“黄老”以后。《史记》虽有申不害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的话,但汉初所谓黄老实即刑名之广义,申不害学刑名而汉人以当时名词名之,遂学了黄老刑名。然而我们总可为这两个词造个新界说,但为这一段的应用。我们第一要设定的,是孔子时代已经有一种有遗训的而又甚细密的文化,对这文化的处置可以千殊万别,然而大体上或者可分为两项:
  一、根本是承受这遗传文化的,但愿多多少少损益于其中。我们姑名此为古儒宗的趋势。
  二、根本上不大承认,革命于其外。我们姑名此为古道宗的趋势。
  名词不过界说的缩短,切勿执名词而看此节。我们自不妨虚位的定这二事为AB,但这种代数法,使人不快耳。造这些名词如尧、舜、许由、务光、黄(这字先带如许后来道士气)帝、华士、神农,和《庄子》书中的这氏那氏,想多是出于古道宗,因为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论语》上的舜,南面无为。许行的神农,是并耕而食。这说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适应之法。除为少数不很要紧者造个谣言,说“这正是我们的祖师所诛”(如周公诛华士)外,大多数已于民间有势力者是非引进不可了。便把这名词引进,加上些儒家的意味。于是乎绝世的许由成了士师的皋陶(这两种人也有共同,即是俱为忍人);南面无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并耕的神农本不多事,又不做买卖,而易系的神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买卖,虽许子亦应觉其何以不惮烦也。照儒宗的人生观,文献征者征之,本用不着造这些名词以自苦;无如这些名词先已在民间成了有势力的传说,后又有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来改用不可。若道宗则非先造这些非历史的人物不能资号召。既造,或既取用,则儒宗先生也没有别法对付,只有翻着面过来说:“你所谓者正是我们的‘于传有之’,不过我们的真传所载与你这邪说所称名一而实全不同,词一而谓全不同。”反正彼此都没有龟甲钟鼎做证据,谁也莫奈得谁何。这种方法,恰似天主教对付外道。外道出来,第一步是不睬。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诛绝,把这书们加入“禁书录”上。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扬起脸来说:“这些物事恰是我们教中的。”当年如此对付希腊哲学,近世如此对付科学。天主教刑了伽利略,而近中天文学算学在教师中甚发达。
  我这一篇半笑话基于一个假设,就是把当年这般物事分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得,因为在一个有细密文化久年遗训的社会之下,只有两个大端:一是于这遗训加以承认而损益之,一是于遗训加以否认。一般的可把欧洲千年来的物事(直至19世纪末为止)分为教会的趋向与反教会的趋向。
  何以必须造这一篇半笑话?我想,由这一篇半笑话可以去解古书上若干的难点。例如《论语》一部书,自然是一个“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几百年“累层地”造成的。如“凤鸟不至”一节,显然是与纬书并起的话。但所说尧舜禹诸端,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词,不如孟子为舜象做一篇越人让兄陈平盗嫂合剧。大约总应该在孟子以前,也应该是后来一切不同的有事迹的人王尧舜禹论之初步。且看《论语》里的尧舜禹,都带些初步道宗的思想。尧是“无能名”,舜是“无为”。禹较两样些,“禹无间然”一段也颇类墨家思想之初步。然卑居处,薄食服,也未尝达于道宗思想。至于有天下而不与,却是与舜同样的了。凡这些点儿,都有些暗示我们:尧舜一类的观念起源应该在邻于道宗一类的思想,而不该在邻于儒宗一类的思想。
  尧舜等传说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传说之起同源,此点颉刚言之详且尽。我想禹与墨家的关系,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个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颉刚说。大约宗教的传布,从文化较高的传入文化较低的民族中,虽然也多,然有时从文化较低的传到文化较高的,反而较易。例如耶稣教之入希腊罗马:佛教之由北印民族入希腊文化殖民地,由西域入中国;回教之由阿拉伯入波斯(此点恐不尽由武力征服之力)。大约一个文化的社会总有些不自然的根基,发达之后,每每成一种矫揉的状态,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满足或表现。故文化越繁丰,其中越有一种潜流,颇容易感受外来的风气,或自产的一种与上层文化不合的趋向。佛教之能在中国流行,也半由于中国的礼教、道士、黄巾等,不能满足人性的各面,故不如礼教道士黄巾等局促之佛教,带着迷信与神秘性,一至中国,虽其文化最上层之皇帝,亦有觉得中国之无质,应求之于印度之真文。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国,不多时间,竟沿行于上级士大夫间,甚至皇帝受了洗(永历皇帝),满洲时代,耶稣会士竟快成玄晔的国师。要不是与政治问题混了,后来的发展必大。道光后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国经济侵略武力侵略之害。假如天主耶稣无保护之强国,其销路必广于现在。我们诚然不能拿后来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难保其当年不有类似的情形。这一种禹的传说,在头一步传到中国来,自然还是个神道。但演进之后,必然向别的方面走。大约墨家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会文化之培养上,恐不及儒家,墨子虽然也道诗书,但这究竟不是专务雅言。这些墨家,抓到一个禹来作人格的标榜,难道有点类似佛教入中国,本国内自生宗派的意思吗?儒家不以孔名,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而墨家却以墨名。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孔丘没有造作,又墨经中传有些物理学、几何学、工程学、文法学、名学的物事。这或者由于当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会,只能谈人文的故事,雅言诗书执礼。为墨家所吸收的,或者偏于中下社会,其中有些工匠技家,故不由得包含着这些不是闲吃饭的物事下来,并非墨家思想和这些物事有何等相干。大约晚周的子家最名显的,都是些游谈之士,大则登卿相,小则为清客,不论其为是儒家或道家,孟轲或庄周。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层人的,顶下也是到士为止。道家也是leisuted阶级之清谈。但如许行等等却很可以到了下层社会。墨家却非行到下层社会不为功。又墨家独盛于宋,而战国子家说到傻子总是宋人,这也可注意。或者宋人当时富于宗教性,非如周郑人之有Sophistry,邹鲁人之ConventionAal!?
  至于汉朝思想趋势中,我有两个意思要说。一、由今文到纬书是自然之结果。今文把孔子抬到那样,舍成神道以外更无别法。由《易经》到纬书不容一发。今文家把他们的物事更民间化些,更可以共喻而普及,自然流为纬学。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必有祯祥之思想。二、由今文反动出古文,是思想的进步。造伪经在现在看来是大恶,然当时人借此寄其思,诚恐不觉其恶,因为古时著作人观念之明白决不如后人重也。但能其思想较近,不能以其造伪故而泯其为进步。古文材料虽伪,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
  不及详叙,姑写为下列两表:
四 殷周间的故事

  十年前,我以子贡为纣申冤一句话,想起桀纣传说之不可信,因疑心桀纣是照着幽王的模型造的,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这固是少时一种怪想。后来到英国,见英国爵虽五等而非一源,因而疑心中国之五等爵也有参差,有下列涉想(德国爵亦非一源):
  公 公不是爵名,恐即与“君”字同义。三公周召宋公及王畿世卿都称公,而列国诸侯除称其爵外亦称公。公想是泛称人主之名,特稍尊耳。犹英语之Lord一称,自称上帝以至于世族无爵者之妻或仆称其夫或主。如德国语之Herr亦自上帝称到一切庶人。宋是殷后,王号灭犹自与周封之诸侯不同,故但有泛称而无诸侯之号。其所以列位于会盟间次于伯而先于其他一切诸侯者,正因其为殷后,不因其称公。如若传说,一切诸侯自称公为僭,则鲁颂“乃命周公,俾侯于东”,岂非大大不通。
  子 遍检春秋之子爵,全无姬姓(除吴)。姬姓不封子;而封子爵者,凡有可考,立国皆在周前,或介戎狄,不与中国同列。莒子,郯子,邾子,杞子,古国也。潞子,骊子,不与中国之列者也。楚子,一向独立之大国也。吴子虽姬姓,而建国亦在周前。见殷有箕子微子,我遂疑子是殷爵,所谓子自是王子,同姓之号,及后来渐成诸侯之号,乃至一切异姓亦如此称。我疑凡号子者大多是殷封之国,亦有蛮夷私效之。
  要均与周室无关系(吴子楚子解见后)。
  且看子一字之降级:
  诸   侯——微子,箕子。
  诸侯之大夫——季文子,赵简子。
  士   人——孔子,孟子。
  乃 至 于——小子,婊子。
  这恰如老爷等名词之降级。明朝称阁学部院曰老爷,到清朝末年虽县知事亦不安于此而称大老爷。
  至于侯,我们应该先去弄侯字古来究如何写法,如何讲法。殷亦有鬼侯,鄂侯,崇侯;鬼,鄂,崇,皆远方之邑,或者所谓侯者如古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之边侯(MarkAgraf)。在殷不特不见得侯大于子,而且微子箕子容或大于鬼侯鄂侯。周定后,不用子封人而一律用侯。以“新鬼大,故鬼小”之义,及“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之理,侯遂跑到子上。
  同姓侯甚多,凡姬姓的非侯即伯。其异姓之侯,如齐本是大国,另论;如陈是姻戚,如薛也是周“先封”,都是些与周有关系的。
  伯 这一件最奇。伯本与霸同字,应该很大。且受伯封者,如燕伯,召公之国也。如曹伯,“文之昭也”。如郑伯,平王依以东迁者也。如秦伯,周室留守,助平王东迁者也。然而爵均小于侯,岂不可怪。我疑心伯之后于侯,不是由于伯之名后于侯,而是由于封伯爵者多在后;或者伯竟是一个大名,愈后封而号愈滥,遂得大名,特以后封不能在前耳。
  男 苦想只想到一个许男,或者由来是诸侯之诸侯?
  以上的话只是凭空想,自然不能都对;但五等爵决非一源,且甚参差耳。
  太伯入荆蛮,我疑心是伦常之变。伦常之变,本是周室“拿手好戏”,太王一下,周公一下,平王又一下。因太伯不得已而走,或者先跑到太王之大仇殷室,殷室封他为子爵,由他到边疆启土,所以武王伐纣时特别提出这件事,“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用”。言如此之痛,正因有他之伯祖父在也。(《牧誓》亦正不可信,此地姑为此戏想耳。)吴既不在周列,周亦莫奈他何,遂于中国封虞。吴仍其子爵,至于寿梦。吴民必非中国种,只是君室为太伯虞仲后耳。虞仲应即是吴仲。
  齐太公的故事,《史记》先举三说而不能断。我疑心齐本是东方大国,本与殷为敌,而于周有半本家之雅(厥初生民,时惟姜嫄),又有亲戚(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故连周而共敌殷。《商颂》“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当是有汤前已有了北韩辽东,久与齐逼。不然,箕子以败丧之余,更焉能越三千里而王朝鲜;明朝鲜本殷地,用兵力所不及,遂不臣也。齐于周诸侯中受履略大,名号最隆,——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必别有故。且《孟子》《史记》均认齐太公本齐人,后来即其地而君之。且《史记》记太公世家,太公后好几世,直到西周中晚,还是用殷法为名,不同周俗,可见齐自另一回事,与周之关系疏稀。《檀弓》所谓太公五世返葬于周,为无稽之谈也。(如果真有这回事,更是以死骨为质的把戏。)齐周夹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戡定,周莫奈齐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邻焉。
  ***
  世传纣恶,每每是纣之善。纣能以能爱亡其国,以多力亡其国,以多好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虽Siegfried何足道哉。我想殷周之际事可作一出戏,纣是一大英雄,而民疲不能尽为所用,纣想一削“列圣耻”,讨自亹父以下的叛虏,然自己多好而纵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干,鲜廉寡耻如微子,箕子则为清谈,诸侯望包藏阴谋,将欲借周自取天下,遂与周合而夹攻,纣乃以大英雄之本领与运命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计算,一群的北虏自有北虏的品德。齐本想不到周能联一切西戎南蛮,牧誓一举而定王号。及齐失望,尚想武王老后必有机会,遂更交周。不料后来周公定难神速,齐未及变。周公知破他心,遂以伯禽营少昊之墟。至于箕子,于亡国之后,尚以清谈归新朝,一如王夷甫。而微子既如谯周之劝降,又觉纣死他有益耳。
  这篇笑话,自然不是辩古史,自然事实不会如此。然遗传的殷周故事,隆周贬纣到那样官样文章地步,也不见得比这笑话较近事实。
  越想越觉世人贬纣之话正是颂纣之言。人们的观念真不同;伪《孔五子之歌》上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此正是欧洲所谓Prince之界说,而东晋人以为“有一必亡”。内作色荒是圣文,外作禽荒是神武,甘酒嗜音是享受文化,峻宇雕墙是提倡艺术,有何不可,但患力不足耳。
  ***
  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
  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鲁是一个古文化的中心点,其四围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国。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吴容或为民族名,有少昊必有太昊,犹大宛小宛,大月氐小月氐也。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
  齐有齐俗,有齐宗教,虽与鲁近,而甚不同。大约当年邹鲁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齐之人士,所以孟子听到不经之谈,便说是“齐东野人之语也”,而笑他的学生时便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们的坐井观天的样子。看来当年齐人必有点类似现在的四川人,自觉心是很大的,开口苏东坡,闭口诸葛亮,诚不愧为夜郎后世矣。鲁之儒家,迂而执礼。齐之儒家,放而不经。如淳于邹衍一切荒唐之词人,世人亦谓为儒家。
  荆楚一带,本另是些民族,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亦或者始受殷号,后遂自立。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庄岳然后可知。孟子骂他们鴃舌,必然声音很和北方汉语不类。按楚国话语存在者,只有“谓乳,穀;谓虎,於菟”一语。乳是动词,必时有变动;而虎是静词,尚可资用。按吐蕃语虎为Stag,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韵,是此字易有线索,但一字决不能为证耳。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po,唐书译为赞普者。《汉书·西南夷传》有几首四字诗对记,假如人能精于吐蕾语太语缅甸语,必有所发现。这个材料最可宝贵。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称曰濮。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当?总之,文献不足,无从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国,后来染上些晋文化,但俗与宗教想必同于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风气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个大民族。《左传》《国语》记他们的名字不类单音语。且说到狄,每加物质的标记,如赤狄,白狄,长狄等等。赤白又长,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样子,不知当时吐火罗等人东来,究竟达到什么地方。
  应该是中国了,而偏和狄认亲(有娀,简狄)。这团乱糟糟的样子,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中国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统,至汉武帝始全功,现在人曰汉人,学曰汉学,土曰汉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词,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别。人疑生庄周之土不应生孔丘。然如第一认清中国非一族一化,第二认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则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点三晋文俗而统一中国。汉但接秦,后来鲁国齐国又渐于文化上发生影响。可如下列看:
  统一中国之国家者——秦。
  统一中国之文教者——鲁。
  统一中国之宗教者——齐。
  统一中国之官术者——三晋。
  此外未得发展而压下的东西多得很啦。所以我们觉得汉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
五 补说(《春秋》与《诗》)

  承颉刚寄我《古史辨》第一册,那时我已要从柏林起身,不及细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说如何高兴赞叹的话,前文已说尽我所能说,我的没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别的话语来说。
  现在只能说一个大略的印象。
  最可爱是那篇长叙,将来必须更仔细读他几回,后面所附着第二册拟目,看了尤其高兴,盼望的巴不得马上看见。我尤其希望的是颉刚把所辨出的题目一条一条去仔细分理,不必更为一般之辨,如作“原经”一类的文章。从第二册拟目上看来,颉刚这时注意的题目在诗,稍及书。希望颉刚不久把这一堆题目弄清楚,俾百诗的考伪孔后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观。
  我觉得《春秋》三传问题现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们可以下列的路线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鲁史的记载?这个问题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记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经文多者是否刘歆伪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对否。如不对,则此一段自是从人意加。如对,则今文传统说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刘歆伪造”坠地而尽。此点关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点我觉得竟不能决,因没有材料。但这传说必已很久,而所谓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实与《论语》相合。
  (四)孟子所谓《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断烂朝报?此一段并非不成问题。
  (五)春秋一名在战国时为公名,为私名?
  (六)《公羊传》思想之时代背景。
  (七)公羊大义由传,繁露,到何氏之变迁,中间可于断狱取之。
  (八)穀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传?
  (九)《史记》与《国语》的关系。
  (十)《史记》果真为古文家改到那个田地吗?崔君的党见是太深的,决不能以他的话为定论。
  (十一)《左氏传》在刘歆制成定本前之历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传》决不是一时而生,谅亦不是由刘歆一手而造。我此时在下一个设想:假定汉初有一部《国语》,又名《左氏春秋》,其传那个断烂朝报者实不能得其解,其间遂有一种联想,以为《春秋》与《国语》有关系,此为第一步。不必两书有真正之银丁扣,然后可使当时人以为有关系,有此传说,亦可动当时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这个观念支配而去于《史记》中用其材料的,这个假设小,康崔诸君那个假设太大。公羊学后来越来越盛,武帝时几乎成了国学。反动之下,这传说亦越进化,于是渐渐的多人为《国语》造新解,而到刘向刘歆手中,遂成此《左氏传》之巨观。古文学必不是刘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且此古文学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有当时成了断狱法,成了教条,成了谶纬阴阳,则古文之较客观者起来作反动,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进化。(十二)《左传》并不于材料上是单元。《国语》存本可看出,《国语》实在是记些语。《左传》中许多并不是语,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吕相绝秦语文章既不同,而事实又和《左传》所记矛盾。必是当年作者把《国语》大部分采来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们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传》《国语》文字之比较。《左传》《国语》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细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处。
  (十四)东汉左氏传说之演进。左氏能胜了公羊,恐怕也有点适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实不能满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书之面目。
  现在我只写下这些点。其实如是自己作起功来,所有之假设必然时时改变。今文古文之争,给我们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庄孔刘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极客观的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们自己提醒的道路。
  现在看诗,恐怕要但看白文,训诂可参考而本事切不可问。大约本事靠得住的如《硕人》之说庄姜是百分难得的;而极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为刺卫宣姜,真正岂有此理。此明明是称赞人而惜其运命不济,故曰“子之不淑”,犹云“子之不幸”。但论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的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成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颂》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论固已不必再讨论。玄同先生的议论,恐怕也还有点奉今文家法罢?果如魏默深的说法,则宋以泓之败绩为武成,说“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即令自己不觍厚脸皮,又如何传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为抽象词,则哀公亦可当之,正不能定。如为具体词,自号武王是汤号,且以文章而论,《商颂》的地位显然介于邹鲁之间,《周颂》自是这文体的初步,《鲁颂》已大丰盈了。假如作《商颂》之人反在作《鲁颂》者之后,必然这个人先有摹古的心习,如宇文时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这样心习。那么,《商颂》果真是哀公的东西,则《鲁颂》非僖公时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静安先生的话,“时代较近易于摹拟”,这话颇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为臆测,或者摹拟两个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颂》到《商颂》,由《商颂》到《鲁颂》,文体上词言上是很顺叙,反转则甚费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遗传的农歌;以传来传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极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顺理成章。这类诗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风否也未可知。因为此类农歌,总是由此地传彼地。《鸱鸮》想也是一个农歌;为鸟说话,在中国诗歌中有独无偶。《东山》想系祖东征戍者之词,其为随周公东征否则未可知。但豳风的东西大约都是周的物事,因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与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为是大京调小京调。风雅本是相对名词,今人意云雅而曰风雅,实不词(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今不及详论矣。
  《破斧》恐是东征罢敝国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叙,恐无如此之实地风光。《破斧》如出后人,甚无所谓。下列诸疑拟释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时物,何以《周诰》如彼难解,此则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话,这官话是限于小范围的,在后来的语言上影响可以很小。诗是民间通俗的话,很可以为后来通用语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话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却不然,亦复一例。且官书写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传。诗是由口中相传的,其陈古的文句随时可以改换,故显得流畅。但虽使字句有改换,其来源却不以这字句的改换而改换。
  周王东征时称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极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邮。尾十多张,待于上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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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读中国书后,所发议论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颉刚案,傅孟真先生此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书中看不清的草书字甚多,恐有误钞,亦俟他日校正。1928、1、2〕
  ——选自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期、十四期(1928年广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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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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