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关鸿、魏平-->人生问题发端-->说“广陵之曲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说“广陵之曲江”

　　余少读《文选》，至枚乘《七发》之赋曲江潮，为之神往，窃思何日得见此海天之大观耶？二十余年间，西游欧洲，南居岭外，终不得一睹子胥之波臣。民国十七年秋，羁旅上海，于仲秋既望往观于海宁，然后知枚生之辞，华而未尝无实，铺张而恰中事情也。归途坐小舟，遵江溪，景物清新，心旷神怡，窃意楚太子何事如彼头巾寒酸气，告以巨观，曰病未能，告以孔墨，乃霍然愈？于是益觉枚生所称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当，而所谓“广陵之曲江”一语，更不能释然于心矣。后来稍稍询之治地理者，广陵之称，终不可解。今北都再危，忧愤忘事，爰检屈辞，遂及枚赋。旧情既萌，獭祭群书，卒得证据，涣然冰释矣。谨写其解如下：
　　以曲江为浙江者，朱竹垞也。既以曲江为浙江，遂似不得不以广陵为钱塘之城。（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与越辰六书》。）以广陵为近世所谓扬州城者，汪容甫也。既以广陵为扬州城，遂似不得不以曲江当甘泉县之小水。实则广陵正是后之广陵，曲江亦即后之浙江，事在易而两君求之难矣。
　　地名，人为者也，可同名，可移徒，可讹谬。地理，自然界之事实也，人不得而改易，故论地当以自然事实为先。今浙江之潮，诚世界希有之大观，必入海之口为胃形，然后能成此奇迹。今世上有此现象者，钱塘江之外，仅南非一大川类似。若从汪氏说，以曲江为北江，则必二千年前，扬子江入海处与今日形状大异，镇江以下皆在海中，然后可也。夫崇明岛至宋始大，今日东海海塘之筑始于明代，固为熟知之事实。然谓西历纪元第二世纪中，即枚乘生时，长江入海处与今日情形如此大差异，诚不可能，区区二千年，在历史上固然久远，在地质史上乃不成一单位。且浙江潮固历代著名者，若扬子有同类之潮，枚乘之后不便即无称道之者，歌咏之者。李善注固以曲江为扬子江者，乃不得不引山谦之《南徐州记》，《南齐书·地理志》，以佐证之。然所引仅谓有江涛耳，与《七发》所形容者迥别。今扬子江潮犹及芜湖，然非浙江潮之类也。枚乘固云，“通望乎东海”，则观潮处必东近海口，设以扬子当之，亦必如今日海门以下，非扬州镇江之形势也。又云：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渺渺，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诚奋厥武，如震如怒。
　　则俨然今日浙江潮之画图也。郦道元，古代地理学之第一权威也。其序地理，虽不能尽由目验，亦皆折之事实，绝非抄袭史传，排比文词者可比。其注江水，虽庐江郡以下自宋已阙佚，然其注浙江则云：
　　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忠）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郦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为浙江，汪氏舍此说，而乞灵于《南齐书》志、《南徐州记》，诚忘轻重。且“曲”“浙”本一词，其音变甚明。今按之地形，征之字义，曲江潮之必为浙江潮，无可疑也。
　　广陵一名始见于《史记》六国表，慎睹王二年，即楚怀王十年（西前319），“城广陵”。此当由灭越而起，前此十余年，越为楚灭，故今城之。史记此处固未示吾人以广陵之所在，然《项羽本纪》云：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是时项梁“举吴中兵”，而召平渡江拜之，则广陵之在江北明矣。且据上文所引史记两事，广陵自战国即为重镇，不容钱塘江上又有一小邑，用夺其称。自汉以来，广陵为邑，为国，为郡，斑斑可考。今按之沿革，广陵城之必在江北，为近代所谓扬州城之前身，又无可疑也。
　　广陵城既必在江北，曲江潮又必然浙江潮，则“广陵之曲江”一词其不词乎？于是清帝弘历曰：
　　《七发》之作，不过文人托事抒藻之为，如子虚亡是，骋其赡博。非必若山经地志，专供考资者之脉络分
　　明也（引见王先谦本《水经注》卷首）。
　　此语胡涂之极！子虚亡是，固可空托，若言实在地名，则不能乱说，乱说必为时人所训。昆仑玄圃，神话中之地名也，故屈平可以肆用之，然云梦息慎，则实际地名矣，司马长卿设子虚亡是，然不能言“齐之云梦”“楚之息慎”也。然则“广陵之曲江”一词，必为汉惠文时通行之语，或可通之称。今宜寻其所由。若不然者，则《七发》必后人书矣。
　　以为广陵国不涉江南者，乃误读汉地理志之故。汉志郡国皆哀帝元始二年制，与前此之郡国分合不同。汉志中之广陵国境，乃成帝继广陵王胥之绝嗣，重立广陵孝王子守以后之分土。元始二年，在王位者为守子弘，此时广陵王国早失在江南之鄣郡，不止会稽而已。弘历以汉志之广陵国境论枚乘时事，其疏已甚。又《史记》褚少孙补《三王世家》记元狩六年广陵王胥受封之策曰：
　　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汉书·武五子传》同）。
　　褚又曰“考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又曰：“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云云。”《汉书》亦云：“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夫五湖，具区也，吴越，会稽郡是其本土。设若广陵王胥初受封时，并不及于会稽，则汉书及褚补所云，皆为不根之谈矣。
　　景帝后三年，武帝立，时年十六。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当在元朔元年。《武五子传》云，“元狩三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证。卫夫人王夫人并宠幸于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立皇后卫氏，是太子生然后立其母为嫡，戾太子前，武帝当无子。同日受封之齐闳燕旦广陵胥三王，既皆不长于戾太子，而三人中齐当居长，广陵王又为燕王之同母弟。《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书云，“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又曰，“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又，闳立八年，薨，而褚曰“早死”。《汉书·燕王旦传》云，“旦壮大就国”。凡此皆足证明三王初立，正在数龄，未尝即就国也。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仅十一年，尤为三王受封时少小之明证。广陵王始封时既未就国，则此国自等于虚设，会稽仍为汉廷之郡。封策中虽已列入吴越之地，行政上仍为假设之邦。其后元鼎元光中，武帝大用事于瓯闽，会稽郡为屯兵备战之重地，则会稽之隶汉廷也，当仍而未改。逮后来胥就国时，或即沿此不得会稽郡矣。江都易王时代，曾兼有会稽郡否，今已不可详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吴国”，故吴都广陵，则江都王亦都广陵。王先谦依此以为江都兼有会稽之证，乃误以“治故吴国”为“治吴”或“都吴”耳。汉志会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属江都”，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显相矛盾，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杀国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会稽守，见严助传，则江都王或未尝有会稽郡，或先有而后失之耳。西汉诸王国境变化不常，时而益封，时而削地，时而自请归之汉廷，今不可一一考证得之。要之，江都国广陵国皆不得以为从来但为江北国，皆一度兼得会稽郡，即钱塘江流域，其踪迹今犹可寻也。
　　广陵国非以江北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广陵国之号既始于元狩六年，枚乘又为文景时人，在其前不应预知，岂《七发》固为后人所作。抑此语为后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国者，汉世之通习也。吴王濞之国治广陵，不治吴，则王濞之国在世俗称谓中，应曰广陵，不曰吴。作吴者策府之官号，作广陵者民间之习语。请举例以说之：终西汉之世，未尝有吴郡，会稽郡治吴，郡不名吴也。汉志会稽郡下云，“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此谓王濞之国为荆之更名，非谓会稽郡。王濞之国与会稽郡，大小固绝非一事。汉志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彰郡而不得吴。”此处之吴，指会稽郡言，故与彰郡为对。然汉固未尝有吴郡，是直以吴名会稽郡，即以会稽郡所治邑名会稽郡矣。例一也。《枚乘传》曰，“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弘农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时已有弘农都尉者，汉初弘农当属河南郡，盖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农（钱大昕说）。河南都尉治弘农，即称弘农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刘濞之国，策名曰吴，然既都广陵不都吴，则民间自以称之曰广陵为便。《越绝书》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越绝书》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所作，见杨慎丹铅录，其书稽古多不可据，而记会稽郡事则为亲见亲闻，其称吴王“治广陵，并有吴”者，可征当时人心中固以濞为广陵王，兼制吴地，国既在广陵，国即称广陵矣。综是以观，王濞之国称广陵者，当时之通称也。枚乘著书称“广陵之曲江”者，依时俗也。元狩六年封胥为广陵王者，昔日民间之通称，今升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称曲江必曰“广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广陵所隶境内，犹曰“楚之云梦吴之具区”也。知“广陵”为王濞国之俗称，则“广陵之曲江”一词之解，当从其易，不必求其难矣。阎百诗《潜丘札记》三，论此事，与今此论有同处，然阎说无证，仅一假设，故为钱晓徵所议。今不引举，读者幸参看焉。
　　然则与其执“广陵之曲江”一词以疑《七发》为非枚乘作，毋宁执此以证其为枚乘作耳。
　　——选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