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明镜台(耿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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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台

作者：耿龙祥
　　我们厂里的墙报，是党委书记题的名字，叫作“明镜台”。
　　去年春节前几天，我们几个过去打过游击的老干部接受了一项任务，每人要为“明镜台”写一篇文章，总题目叫作“想当年”。
　　当年的经历虽然丰富，有些经历因为日子隔的久了，生活变化太大，印象也都淡薄了；有一些虽然记的比较清楚，情节又太复杂，很不容易写。只有“妈妈”送我出大别山的一幕情景还比较好写，我就决定写它。
　　这里所说的“妈妈”，其实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穷苦老大娘。
　　我受了伤，部队把我安插在她的家里。按当年的说法，叫做“打埋伏”。我在她家里住了三个月，她把我当作亲生的儿子看待。我伤口一好，她送我出山归队，以后就再没见过。事隔十年了。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才大体写成。结尾一段是这样的：
　　“下大雪，刮北风。一路上，妈妈总让我走南边。她用自己的身体，替我遮着风雪。到了小河边，一只小船在等着我。
　　妈妈把我紧紧抱住，从怀里掏出三个窝窝头，塞进我的口袋。
　　她流着眼泪对我说：‘希望你……’”妈妈希望我怎么样呢？她当时仿佛说了很多话，可是我再也记不起来了。要用三两句话传达出那大意来，更是困难。
　　我的写作的“灵感”，不知到哪里去了。
　　墙报星期一就要出报，星期天我还在盘算这最后两句话。
　　正好也是个大雪天。我约定墙报干事三点钟来拿稿。吃过中饭，我关起门，坐在自己房里的沙发椅上，苦苦地深思起来。
　　我的妻坐在我身边，替我们刚满周岁的宝宝打着第四件毛衣。
　　保姆刘雁红，抱着宝宝，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
　　我们这个小宝宝，有一副怪脾气，睡觉非要保姆抱着，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走动还不算，还非要不断地唱着什么。要是不抱，不走，不唱，他就哭。一哭就能憋得大半天换不过气来。幸好这位保姆是农村里来的，身强力壮，最能劳动，最有耐性，又有一个和软的喉咙，又会随口编出歌来。她走的那么轻巧，唱的那么自然，一点不扰乱我的思考。她走着，唱着：

　　北风阵阵紧
　　白雪满天飞
　　阿姨怀中暖
　　宝宝睡觉喽

　　她的歌声使我想到了当年妈妈送我到小河边的情形。刚刚想出点眉目，她忽然停住了，对我的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阿早去拿牛奶，到这晚还不回来，我去迎迎她。”
　　妻说：“你等一等，我把这针打起来。”
　　阿早，是刘雁红的六岁的小女儿，也跟她住在我们家里。
　　住在这个城市里真别扭，牛奶厂不管送牛奶。因此我们每天要打发阿早去给宝宝取牛奶——来回要走二里路。我曾感觉到这样不大好。妻却说：“她在乡下也要做事的。多给她们两块钱就是了。”可是在这大风大雪的天气，让她出去跑路，而且是泥泞的路，实在有点不对。所以这时我说：“把宝宝给我，你迎她去。”妻说：“你快点写你的吧。等会儿还要上街给宝宝买热水袋呢。”说着她向刘雁红瞪瞪眼，刘雁红也说：“你写吧。你的工作要紧。她不要紧的。”她继续走着，继续唱着：

　　北风吹倒树，
　　白雪盖大路，
　　阿姨望阿早，
　　宝宝睡得好。

　　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两点了。
　　妈妈说了些什么希望呢？将才想出的眉目，又紊乱了。房里的煤炉呼呼地响；房外的寒风也呼呼地响。雪花纷纷飘落在窗玻璃的外面，化成水珠，向下淌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保姆又停住了脚步和歌声，对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还不回来，我实在不放心。她只穿一件小棉袄。”妻说：
　　“你等一等，还有几针，打起来，宝宝明早要换。”
　　刘雁红叹了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

　　北风绞白雪，
　　白雪结成冰，
　　阿姨心发冷，
　　宝宝睡的稳。

　　也不知因为煤炉的火太大，也不知因为心里烦恼，我感到热，热的浑身发毛，就把大衣和呢制服全脱掉了，单穿着毛线衣，还要不时摇晃两条膀子，像拉钻一样。“阿早还不回来。”雁红的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当年风雪中的老母亲，和现在风雪中的小女孩，两个形象老是在我脑子里纠缠在一起。
　　刘雁红第三次停下来，对妻说：“唐同志，就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走了三个钟头了。”妻也不耐烦地说：“叫你等一等等一等的，就剩这几针。你吵的妨碍他的写作。”
　　刘雁红更长地叹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可是她已经编不出歌词，只是哼着：“宝宝睡觉喽，宝宝睡觉喽。”
　　约定完稿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刻。我拿笔在纸上乱画，画了好多个老母亲的模样，也画了好多个小女孩的模样。幸好墙报干事还没来。我想，也许不要我这篇了吧，那正好。我为什么非到“明镜台”上去露露脸面呢？
　　可是，就在这时，门把手咔咔一响，忽地冲进一个大汉，正是墙报干事——“明镜台”的主编人。只见他从头发到棉鞋全部结上了一层冰冻，全身直抖，话也说不清楚，只叫：
　　“烤火，烤火……阿得得得……”我以为是厂里失火了，钢笔一丢，就想往厂里跑。只听他又说：“一个小姑娘，掉，掉，掉下河沟……”我全身颤动了一下，只听宝宝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也受了惊吓似的。妻连忙问道：“淹死了吗？在哪儿？”墙报干事跑到煤炉跟前，又喘又抖，哆哆嗦嗦地说：
　　“没有。在工人……医院。”
　　这时我才看见，刘雁红脸色铁青，抖战的比墙报干事还要厉害。她把宝宝塞在妻怀里，替他将包被裹紧了，一声不响地冲出门去。
　　妻一面哄着毛毛，一面向干事说：“那个小姑娘手里拿没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么呢？”
　　等到墙报干事的衣服烘干，刘雁红抱着脸色苍白的阿早回来，天时早经断黑。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拿起钢笔，在“希望你”下面加了几个虚点，另起一行写道：“妈妈的希望，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是，我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从此我就对我自己，对我妻子，都有了意见。我们都是国家的干部，而且是在工厂里工作，然而我们把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忘记了！我要找时间跟她好好儿谈一谈。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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