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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徽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对短篇小说《解瑛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篇小说通过解瑛瑶的悲剧,大胆地描写了爱情生活领域的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揭露了“四人帮”毁灭青年的罪行,主题深刻,形象比较鲜明;另一种认为,小说环境不典型,形象不真实,没有时代感,没有揭示出有意义的主题,不能给人以教育。主要分歧有三点: 一、关于解瑛瑶悲剧的根源。 部分同学认为,解瑛瑶的悲剧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正是由于“四人帮”实行愚民政策,搞乱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颠倒了是与非、美与丑的标准,才使解瑛瑶这样纯洁幼稚的青年受骗上当,横遭凌辱而死;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包庇、怂恿,刘孺剑才能胡作非为,践踏别人的青春而逍遥法外。解瑛瑶的悲剧正是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一伙推行假左真右路线对于青年一代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残。因此,从本质上讲,解瑛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凶手就是刘孺剑,就是“四人帮”。 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解瑛瑶的悲剧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必然的联系。刘孺剑固然是“四人帮”的爪牙,但是他欺骗、侮辱解瑛瑶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解瑛瑶本人有资产阶级恋爱观,她抛弃小陈,上了刘孺剑的当,这一责任主要应由她自己来负。她最后打了刘孺剑一记耳光,并不是觉醒的表现,而是绝望的报复。解瑛瑶的自杀不值得同情,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二、关于人物形象。 一种意见认为,解瑛瑶的形象是真实的,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她年轻、幼稚,工作认真,但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政治鉴别力。她本质是好的,向往革命,崇拜英雄,追求上进。但由于“四人帮”的欺骗性宣传,她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英雄分辨不清,上了刘孺剑这个政治骗子的当。象解瑛瑶这样被毒害的青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并不少见。文艺作品描写这样的形象有一定教育意义。这部分同学在基本肯定解瑛瑶形象的同时,也指出作品对于解瑛瑶受骗上当的心理过程描写不够充分,因而显得说服力不强。这是小说的一个缺点。 持相反意见的同学认为,解瑛瑶的形象不真实。她开始很单纯,腼腆,和小陈关系密切;而在认识刘孺剑之后,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刘十分倾倒,对陈冷酷无情。这一转变令人难以置信。这只能说明作品开头描写的解瑛瑶的形象是虚假的,实质上,她和刘孺剑在思想上、作风上有某些共同之处。还有的同学认为,如果可以为解瑛瑶辩护,那么也可以为刘孺剑辩护,因为刘孺剑也可以说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对于刘孺剑,一种意见认为作品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丑恶灵魂和伪君子面目,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帮”及其一伙的某些本质特征。小说对刘孺剑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一伙的强烈憎恨。但也有的同学认为刘孺剑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骗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勃朗特的翻版,他作为“四人帮”的爪牙的一些特征好象是从外面贴上去的,不真实,不深刻。只不过是“永恒的主题披上了时代的外衣”。 对于作品中的“我”即小陈这个形象,部分同学认为塑造得比较成功。他忠实,纯朴,富有正义感,对刘孺剑进行了斗争,他的苦闷、悲愤反映了在“四人帮”高压下一般青年的心情,具有代表性。也有的同学认为,在刘孺剑夺走解瑛瑶之后,小陈不反抗,不上诉,这不能说明小陈对解瑛瑶有什么深厚的爱情。有的同学说,小陈在爱情上失意后,只顾用埋头工作来忘却自己的痛苦,不去关注社会,这使人“怒其不爭。” 三、关于小说是否有时代气息。 一种意见认为,作者从前几年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中选择、提炼、概括出了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揭出了由“四人帮”所造成的社会弊病,对受害者寄予了同情,同时也批评了她的错误,目的在引起疗效。作品还描写了正面的健康的青年的形象。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气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没有反映广大人民和青年一代对“四人帮”的斗争,也看不到解瑛瑶周围的人们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只写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写出入对环境的能动作用。这样就不能反映时代的主流和本质。小说给人以低沉、悲伤的感觉。我们要求的是悲而愤、悲而壮的作品。目前,讨论仍在继续进行中。 (原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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