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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终,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已起立答复了>>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咎,即日电复。”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复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        ※         ※

  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        ※         ※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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