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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部传统章法的小说，虽然讲述的也还是人的命运。 小说有六个人物。一九五七年那个多事的夏天，快快、公鸡和正凡都中学毕业了，年龄最小的快快当时只有十六岁。还有三个女孩子：燕萍、肖玲和小妹。正像大部分男女孩子们一样，他们相爱，有过幸福，也经受了痛苦。这都是一些非常真实的事，只不过从痛苦中走出来的人们并不要求在小说中看到完全的真实，于是就把生活的真实裁剪为故事。到故事结束的时候，春天和大地上的希望已经复苏了，他们也大都人到中年，而不幸的快快刚离开了这个世界。肖玲则更早就告别了这曾经苦难的大地。然而生活并未终止。 按照传统的小说的章程，必须有一位主人公，那我们就不妨公推快快，这位夭折了的天才。因此这又是一部关于夭折了的天才的书，或者说，是那个刚消逝的时代的悲剧。 书中主要引用了六个人物他们自己的话，至于叙述者的一些话以及叙述者同人物的谈话，倘读起来觉得烦闷，尽可以跳过，作者应该尊重不同的读者的不同的兴趣。 你一定见过鸽子在晴空下盘旋吧？那是很美的呀。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耀眼的阳光里，你仰望着一群鸽子带着呜呜的风哨，从院子上空飞过，又掠过比邻的楼屋的屋顶，消失了。空中依然回响着呜呜的远去了又逼近了的风哨，一群鸽子紧紧跟随着领头的一只，那最矫健、最敏捷的精灵。还来不及细看清它的神情，在令人振奋的鼓翼声中，它们就又跟踪消失在屋脊后面。于是，又是呜呜的风哨，带着扑扑的鼓翼声，在空中长久地回旋……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养鸽子，鸽子是聪明的鸟儿，温和的鸟儿，很惹人喜欢。望着它们在天上转圈儿，甚至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我可是从小就迷鸽子。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总反对我养鸽子，为了养鸽子，我同她大吵、大闹过不知多少回，也伤透了她的心。 她说我心思不用在读书上，她一心希望我考上个大学，她再苦也愿意。老实说，考上个大学，也不是特难的事情。我真要下功夫的话，当然比不上快快和公鸡他们，他们两个是班上的尖子。快快更是全校最拔尖的一个。五七年全市数学竞赛，他拿了个第三，还漏了一道题没做，印在卷子反面，他当时没看见。我不敢同他比，他那脑袋瓜才是真正做大学问的人，我没法不服他。可惜呀……你看，它飞得多好！那翅膀多有力，动作利落，我讲的是领头的那鸟儿“红唇儿”，它嘴上有那么个小红疙瘩，等它落下来的时候，你仔细看。你注意到吧？它翅膀剪那么两下，别的鸟儿得扑打三下。你看那紫斑飞得多笨，那只白的，羽毛上带点酱斑的，一歪一歪的，不会平衡。鸟儿中也有笨有聪明的。 鸽子这种鸟，你要是养上了一对好种，就会越来越多，起初我只养了一对，后来就招来了三五只，最多的时候到二十来只。我母亲就骂，哪来这么多米喂鸽子！我说，我星期天拣破铜烂铁卖去。不过，那时候人大了，不好意思，怕同学碰见，我就到城外东码头去揽零星小工，挣点钱买碎米、杂豆子。人要是在哪种事上着了迷，想什么法子也能办到。那些年月，生活尽管苦，我倒不觉得苦。我想，只要我中学毕业了，工作挣钱了，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也可以上夜大学进修。我不是只笨鸟，也不是个不好学习的人，我只是没有快快、公鸡他们那样的经济条件，我当然羡慕他们，可我不嫉妒。在我们男生中，朋友间是不嫉妒的。我希望他们能做出成就来。要不是后来那些年胡搞乱搞，快快不会这样早就死，公鸡也早就出成就了…… 还是讲鸽子吧，你看，那红唇儿，飞得多好，从你头顶上过去像一阵风似的。我以前有只非常好的鸟，它那羽毛蓝中透紫，紫得发亮，像电镀过似的。脚上有三个圈，都是鸽子会得奖的标记。有个秃头出五十元钱，我没卖。六○年经济困难的时候，叫个王八蛋用汽枪打伤了，伤在小肚子上，里面有颗铅子。我母亲说，活不了几天了，你干脆杀了改善一下伙食吧。我瞪了她一眼，后来我把它在城外土岗子上埋了。那样多鸽子也实在养不起了，那几年你知道，人都没吃的，一点烂菜帮子还捡了又捡。那些鸽子我一只没吃，全送人了，也不再问他们的下落。玩鸟的人是吃不下去的。 这些鸽子是我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在家养病等待落实政策的这段时间里又养起来的。我爱人也不让我养，我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就这是嗜好，你还唠唠叨叨，她也就再没吭过声了。我爱人可是个很好的人，不要为这种事同她计较。我坐牢的时候，她为我吃了不少苦……你看，它落下来了，就是径直落在笼子上的那只！ 这确实是只非常精神的鸟儿，瞧它左顾右盼时的神情，多么洒脱。一双翅膀像剑一般收在两侧，它嘴上有一团殷红的肉瘤，同样殷红的脚趾轻捷而分明地走着细步。它望着你的那副神情，目不转睛，那样安祥。正凡转身去房里抓了一把米，走到院里，他刚张开手掌，这鸟儿便翅膀一张，轻巧地落在他手掌上。歇在屋檐上的鸟儿都咕噜起来了，他撒了些米在地上，鸽子纷纷落在他周围，在他脚前脚后啄食着。站在一群鸽子中间的正凡，个子不高，却粗壮结实，额头上已经有两道分明的皱纹，喉咙里学着鸽子鸣叫的咕噜声，却又显出几分孩子般的天真。 他是个镗工，专镗汽车发动机的底盘。一个底盘有百来十斤重。因为没有流水线，每加工一个都要上下搬动，没有臂力和腕力是不行的。他说，劳动竞赛的时候，他做到超过定额两倍多，没人干得过他。而目前他们厂子里没有足够的材料，分配的定额要他做的活，只要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不过，他现在身体已经垮了，还像十多年前那样干是顶不下来的。他在牢里带过好几个月的手铐，把一只手从肩上反转到颈后和另一只手在身背后铐在一起，一只胳膊弄脱臼了。可干些小件的活还是不成问题的，车、镗、铣、刨，哪种机床他还都能看。问题是他七六年被捕还没有组织结论。为他的事公鸡找了燕萍，因为听说燕萍的父亲这回真的要恢复工作了，可能还当他文化革命前市委书记的职务。 正凡不愿意呆在家里吃劳保，他要工作。我说你急什么？落得清闲。我要的就是时间，可我没时间。我倒是巴不得吃劳保，可我请几天假都困难，成天编写那种总结报告，鬼知道有什么用处，没有比浪费生命更痛苦的事情了。当你明白你的生命是有用的，当你明白你的生命应该用在什么事情上，当你明白而且坚信你做的事情是有益的，就没有比浪费你的时间，白白糟蹋自己的生命更使你痛苦不堪的事情了。我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如果我还能工作到六十岁，也只有二十三年时间，而在正经的八小时工作的时间里，都要去编写那种鬼也不看，毫无实际用途的报告、小结、总结、经验、年报之类的文字。今天要我写个大批判材料，明天要我写个工业学大庆的典型经验，而全市供电却严重不足。不错，全市已经清查出五十七个紧跟“四人帮”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可拿着稿子去念的人却还是天安门事件后亲自指挥在全市进行大追查的“四人帮”的打手。真正敢于在白色恐怖下挺身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像正凡这样的，问题照样挂着，不能回车间工作。没有比写这种报告更无聊的事情了。我要的是时间，快快要的是时问，我们都只能天天开夜车到深更半夜，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从来没休息过，而那些屁事不做的人，他们都有的是时间。喝茶，看报，扯淡，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句话就可以拍板的，都可以上推下卸，挂上十天半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我是搞文学的，一个民族没有文学照样可以生存。没有文学死不了人，可物质的贫困，不按科学办事，就要勒裤腰带，口粮不足就瓜菜代。不尊重文学可以，不尊重科学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而受惩罚的不是不尊重科学的，竟然恰恰是搞科学的人。快快死了，医生说死于心脏病。我说他死于这种政治，死于折腾我们国家的那种“四人帮”的政治。啊，又说到了他们，我说了不要再说这帮王八蛋，好，不说，我们谈文学，谈科学，谈人，谈谈夭折了的快快。 我同快快从初中到高中，同学整整六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即使是在那些因为一句话被告发了就可以打成反革命的年代里，我们见面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发牢骚。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包括像个人生活上最隐秘的感情，包括他的初恋。我们之间是绝对相互信赖的男子汉的友谊。现今有人把烟酒之交，你我之间的相互利用、相互交换、相互开后门的关系也叫做朋友，是对这个美好的词的亵渎。 我们曾经像讨论科学一样讨论过爱情。我们很想弄明白这种令人激动而又神秘的感情，虽然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懂得爱情，正像我们不懂得科学一样。 快快同公鸡说过，说他十岁的时候就爱过一个女孩子，他说那是最纯粹的爱情。他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搬家，转学到了另一所小学。他和这个女孩子当时分坐在同一张课桌椅上，他们两个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这个女孩子皮肤很白，举止很文静，当然也应该说长得很漂亮…… 我，怎么说呢？说——是一种初恋吧？也许是。这是我最初爱上的一个女孩子。我无法形容她的美貌，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宁静，那样的耀眼；并不因为时间的消逝这种印象逐渐暗淡。她总是像黎明之前天边上的启明星，你只要见过一次，就会在记忆中永远保留那明亮的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总希望能够在路口——在我们那个去学校的一个岔路口，她的家就在岔路口的那边——看见她的身影。我已经说不出她那时经常穿的一件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可我总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见到她的背影，我就能辨认出来。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可是说来也觉得好笑，我从来没有敢在路上招呼过她。当她走在前边的时候，我便默默地跟在后面，或者迅速地赶上前去超过她。可当她走在我后面的时候，我便会放慢脚步，等着她走过来。但是，当她走到身边的时候，我可决不敢回头去看她一眼或者对她说句话，哪怕是笑一笑，却让她从我身边走过，仿佛我毫不在意似的。每天上学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这样，希望碰到她，却又不敢对她说一句话。可在学校的教室里，我们同一张课桌，坐的是同一条板凳，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说话，毫无顾忌，还互相借用铅笔。我记得有一次正在考试，我铅笔芯突然断了。我忘了带铅笔盒，书包里翻来翻去就只有这一支笔。她仿佛觉察到了，把放在课桌上面她的铅笔盒悄悄地朝我这边推过来。我看了她一眼，她却仍然低着头在做她的试题。我从她的铅笔盒里拿起一支她削得尖尖的笔——她的铅笔都削得那么尖，削得那么细，这是我们男孩子无法相比的。一切都修饰得那么整洁，就像她那个人一样。她有一副很明亮的嗓子。听她说话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愉快，我非常爱她的声音。老师叫她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我并没有在听她回答的是什么，却在听她的声音。她说得一口非常标准的北京话。在我们班里，能够说那么标准的北京话的，只有她一个。而我可以算是半个。所以班上的同学把我们都叫做“北京人”。同学们这样叫我们，我不明白是不是含有一种嘲弄的意味，一种羡慕的意味，或者是一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总之，听见叫我们“北京人”的时候，我和她，谁都不答理。可是从心底，我却感到这个称号给人一种温暖，把我同她仿佛联系起来了，又觉得是一种幸福。我们班的男女孩子之间，也许是到了这样的年龄，也许是我们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男女同学之间，在公开的场合，界限划得非常分明。为了打消这种隔阂，老师安排同学的座位，总是让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合坐在一块。可是，男女孩子们之间，却仍然存在着相互隔阂的感觉。尤某是男孩子们，特别要故意强调这种隔阂。所以在许多同学的课桌上，都画着一条分明的界限，男同学和女同学谁也不许超过。唯独我们的桌子和板凳，从来也没有用粉笔或小刀子画过一条分界线。在我们相处的那个学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可也没有更多的接触。除了在课堂上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有时交换过那么几句话。 有一次，我发现在她的铅笔盒里，有一张浅绿色的小卡片。我便问她，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她向我笑了笑，说你喜欢我就给你。我很长的时间一直珍藏着这张卡片，以后却不知被我收藏到哪儿去了，再也找不到了。第二天，我从家里带来一颗通红的弹子——是我收集的一盒子弹子中最漂亮的一颗。它红得像玛瑙，没有一点损伤，我从来舍不得投掷。只是在盘弄我的弹子的时候，拿出来赏玩。这是我的那一盒子弹子中的一颗“皇后”，或者说一个“公主”。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故事吧？我的弹子就好比这些矮人中的那位公主，我把它送给了她。 小学毕业了。投考中学的时候，这之前，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我考上了附中，而她后来考上了女一中。这是在两年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上学的路线变了。路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我在初二，暑假的时候，全市组织了少先队夏令营，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在夏令营里，我们睡在帐篷里，有篝火晚会、游泳、爬山比赛、讲故事……那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就在那次夏令营的篝火晚会上，大家都聚集在草坪上。这是一片非常平坦，又长得很茂盛的、剪修得很整洁的草坪。现在是很难见到这种草坪了，即使原先保养得很好的草地，不是变得光秃秃的，就是杂草丛生。可那片草坪用轧草机推得整整齐齐。篝火在湖边上点着了，孩子们那个高兴劲！音乐声起来了，大伙儿跳着集体舞。男女孩子们混杂在一起，手拉着手，一圈在外面，一圈在里面，突然里圈跟上来了一个女孩和我并排，我面对着她的时候，发现正是她！还是那双长长的辫子。她长高了，更漂亮了，还是那副宁静、悠娴的样子。她手上捏着一块小手帕，当我们应该拉手的时候，她发现手上还捏着那块小手帕，朝我抱歉似地笑了笑，立刻把手帕换到另一只手上，于是，我们手拉着手跳完了这支曲子。当时，我觉得这个曲子是那么长。那么值得你去品味。另一支乐曲又响起来了，她已经转到我前面去了。我看见她用手帕擦着她的额头，擦着鼻子。我们相距便越来越远了。夏令营里，我们也还有几次机会在路上相遇。我和我们男同学在一起，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起。我们仍然没有交谈过一句，只不过互相望了望，好像连表示一个笑意、打个招呼也不曾有过。可是我觉得，她认识我，我所要回避的仿佛也恰是她要回避的。这样又过了几年，再也没有遇到。 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又见到过她一次。她骑了辆自行车，背上背了架手风琴，从我身边一越而过。可是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她，虽然这时候她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两条辫子更长了。我望着她的背影过去，我坚信那就是她，我所以说我见到的是她，因为在团市委举办的毕业生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手风琴独奏。她走上台来，背着手风琴，坐在台中央，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她！那天晚上，她演奏了一个非常热烈的曲子，可惜的是，我没有记住这个乐曲的名字。之后，我再也回忆不起来是一个什么曲子了。总之，我觉得那是热情的、奔放的，正像她本人一样。当然，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并不知道我在场。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以后，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这个城市。你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她。打听她的下落？说来你一定要笑话，因为连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的记忆中，她同我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人”。当然，在小学的时候我知道她叫什么，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我没有留意她的名字，也没有记下她的名字，也不曾去找过她。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拘谨的人。好像总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在这上面耗费更多的精力。我总是匆匆忙忙地生活，生怕浪费掉一丁点时间。 快快和公鸡上大学以后，有年暑假回来探亲，他们一起在公鸡家的小阁楼上，谈到了爱情。快快向公鸡讲述了他的初恋。而公鸡却嘲笑了他的这种爱情。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少年时一种憧憬，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公鸡认为：爱情应该是火热的。它燃烧着你，使你无法摆脱；它激励着你，令你苦苦追求；并且给你的事业带来一种精神的奋发。爱情既是精神的，又是可以感触的。 快快问公鸡：如果你爱一个人，可以吻她吗？ 公鸡笑着说：你这个傻瓜！如果你爱她，你就应该去吻她。谁像你这样谈恋爱呢？你这纯粹是柏拉图式的！ 快快说：这样不会影响学习吗？如果像这样爱的话，那还怎么把自己全身心投进科学中去呢？ 公鸡说：关键是看你找到的是否是你理想中的爱人。一个科学家应该找一个他终身事业的伴侣。她应该理解你，支持你的事业，这是爱情的前提。如果你所爱的人，她不爱你的事业，这样的爱情不可取。 快快问：能找到这样的人吗？她能完全理解你吗？她能完全理解科学吗？女孩子，老实说，她们的脑袋瓜子不是生来搞科学的。 公鸡说：你不能要求一个女孩子憧你的科学，只要她理解你，信任你，相信你所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这就够了。 快快沉思了一会儿说：你的话是对的。 公鸡问：你有女朋友了？ 快快叹了口气说：可我不知道她对我到底怎么看。 公鸡又问：是你同班同学？ 快快神色忧郁地回答说：我们同一个系的，比我低一年级，她叫燕萍。 我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头发总是乱糟糟的，从不梳一梳，可是很纤细，像女孩子的头发丝样的。我没有他的照片，说来你也许不相信，他从未给过我一张。我爱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是说不清楚的。你如果真爱上了谁，我相信你也说不清为什么爱。这不是数学，爱情是无法计算的。我并没有想到爱他，爱他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向他请教过一道函数习题，只因为有了这道习题，我们才有了接触。他说他早就认识我，因为我批判过他。有这么回事，那时候我刚进大学不久，学校里批判“白专”道路，他在系里是“只专不红”的典型。我代表我们新入学的同学，作了个发言，可那时候他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他当时肯定也在会场上。后来我才知道，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迟到，躲在会场最后哪角落里，也许就是那次批判大会以后他养成的习惯。可他在系里的同学们中间挺有名气，因为他学习特别好。有一次，在去食堂的路上，我们都吃完了饭，他才挎着个书包，挟着饭盒子，低着头，迎面匆匆赶来，要不是我们让开路，他差点碰着我，同我擦肩而过。我们班上的几个女生都笑了，说，就是那个书呆子。他那时候，还像个中学生，一个很不显眼的男孩子。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去向他请教。平时，我不同男同学往来，免得招惹闲话。我觉得我比他大，虽然，我们同年，他还比我大好几个月。他坐在阅览室窗前，背着阳光，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阳光中那么纤细，细得仿佛透亮似的。那次以后，我时常去问他功课，一起谈学习，谈科学，并没想到会产生那种感情。他也很单纯，甚至津津有味地同我谈他同他的好朋友公鸡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墨水瓶子的颜色进行过的争论，我不记得公鸡是否还记得。可我就喜欢他对科学的那种热情，也许就是这种热情吸引了我…… 公鸡当然记得那次争论，他说那是在快快家里，他们一起在做功课，快快用钢笔吸墨水的时候，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瓶子装的是蓝墨水还是红墨水？” “当然是蓝墨水，”公鸡说。 “不对，也许它既不是红颜色的，也不是蓝颜色的。它只不过是种谁也不知道的什么颜色。可是由于我们见到这种色时，大家都说它是蓝的，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和你所看到的那个瓶子的颜色，双方是无法沟通的。只不过，由于共同的语言，从你童年起，当引起你这种印象的时候，人们总称之为蓝颜色，于是你就也把你所得到的这种印象的颜色也称之为蓝颜色，可它究竟是什么颜色，谁也无从知道。” 公鸡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就是说，这墨水瓶子和墨水的颜色，实际上是不可知的。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关系，给了它一个大家所通用的词，才把各自的认识，通过这个词沟通起来。这不就是不可知论吗？这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 快快说：“不，这同时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他们沉默了。 “听，贝多芬的D大调！”公鸡说。 收音机里正播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快快把旋钮转到了最大音量，他们便立刻淹没在音乐的洪流中。琴弦上那个热情的主题在各种器乐的交响中，痛苦地、执拗地重复着……快快家有一部留声机，他们经常放的就是这个D大调。公鸡说，那套唱片已经磨损得失去了光泽，可唱针的沙沙作响却湮灭不了这股音响的洪流。墨水瓶子的争论唤起了那种怀疑的痛苦之后，从收音机里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旋律，它在你的心上敲打着，搏击着；它询问，它追求，它要在否定之后去重新达到肯定，这是怀疑的苦恼和将要获得的自信的甘甜之间的搏斗；它在你心上敲打着，搏击着，它震撼着你的灵魂，那个热情的主题，要证实自身的价值；就是它，就是这个逐渐强大的旋律！我同意公鸡的话，这个旋律就是快快，快快离开了人世，可贝多芬的这个主题却是不朽的…… 快快和公鸡他们就这样走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在科学上如同在爱情上一样，探索着那不可知的领域。但是爱情毕竟更容易感知，公鸡朦朦胧胧地爱上了肖玲。公鸡高中毕业那年，肖玲正初中毕业，女孩子在爱情上比男孩子成熟的要早。他们的爱情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七年那个新年晚会上。 我那次就爱上你了？你真坏！我对你那时候还没一点印象，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新年晚会上，罗老师扮的新年老人多逗。棉花做的那么大的胡子，戴着一顶尖尖的老高老高的帽子，还贴了好多飘带，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彩带一直拖到地上。他走进礼堂的时候，同学们都一起叫呀，笑呀，那时候我哪里注意到你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他从礼堂门口进来，径直走上舞台说：“同学们，我给你们带来了新年礼物。我祝福你们又长大了一岁，可我只是更老了，但我并不悲哀，我希望看到你们快快长大，将来为人民做出贡献，你们之中将会出现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也许会有同学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未来的冠军，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的群英大会。那时候，我就是再衰老，我心里也是高兴的呀！你们说不是这样吗？”你看多逗！大家都猜是谁？可当时谁也猜不出来。他把嗓子压得那么低，后来他把胡子一除，摘下帽子，嗬！你瞧大家那个热闹的劲呀！都喊：“罗成老师！罗成老师！”这小老头多有意思，真是个老小孩子。 那时候我才没有注意到你呢！我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后来音乐开始了，新年舞会多热闹呀！唉，我真希望再过一个那样的新年。可以后，在大学里这些年，却再也没有这样的舞会了。你说，是我叫你跳的？你这个人真赖皮！明明是大个子，你们班的文娱委员走到我跟前来说：“你为什么不带他跳一个呢？他也想学跳舞。”他就把你推到我跟前。我说：“好吧，我教教你。”我带着你，可你多笨，连节奏都踩不准！这种舞可是最简单不过了，我一看就会。你问我参加过多少次舞会？我告诉你吧，除了在我们班上女生之间一起跳，我还从来不参加舞会呢！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我不跟大男生跳舞，整个晚会我都是跟我们女生跳的，谁让你插进来了？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你的。你窘得耳根都红了，我好意思不带你跳吗？那时候我无忧无虑，可真没有想到爱你，我只觉得挺好玩的。新年都过了，你在路上突然塞给我一张贺年片，你说是谁？是你追求我，要不，我心里根本没有你。你生气了吗？别这样，我是爱你的，真的，爱你。你就是这样闯进我的生活中来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令人痛苦的爱情。我们为什么要爱呢？ 爱情萌发于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信任，而再要好的朋友也并不总能达到这种极点，这就是友谊与爱情之间的分界吧？ 春天来了，临近毕业，忙于准备高考。我第一次面临着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我和快快，我们是从来不屈服于命运的。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哪怕再艰难，我们也得一直走下去，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选定的。 我和快快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喜欢自然科学。我们也喜欢音乐，不过谁也没有想成为个音乐家。可我们都夸过海口，要成为像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同时，我又爱好文学，偷偷地写诗，也想成为个诗人。后来，我发现历来的大诗人都是饱经痛苦的，而我们的时代太平静，大幸福了，我们的国家又在建设中，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创造，还是科学家大显身手的时代。于是，中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和快快就在一起准备高考了。 我们买了各种数学竞赛的试题和从旧书店收罗来的纸都发黄了的各种难题解，也开始啃微积分。因为功课好，老师对我们甚至都有些偏爱。有时，明明看见我们并没有听课，却在那里演算什么难题，也听之任之。 到了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记得那是开春之后，教室外面，满校园都飘的是柳树的花絮。白杨树的新叶像碧绿的缎子一样，在令人发困的阳光下闪烁。那是一节数学课。快快递给我一道习题。这是一道看来似乎非常简单的几何题。圆中间有一个三角，大约是要求求证一条什么定理。整整一节课，我不停地画来划去，用去了好几张纸，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又持续了一节课，我的思路已经枯竭了。柳树的花絮从窗外飘了进来，在我们课桌上滚成绒毛般的一团。我一吹，它们又腾起飞散开来……我突然觉得解这样的习题多么枯燥乏味，而我一辈子将要同无穷无尽的这样的难题打交道，把自己禁闭在试验室和书本里，这将是恼人的。我撂下笔，凝望着窗外，迷漫在阳光下的是点点柳絮，而碧绿得透明的杨树叶闪着缎子一般的光泽，招惹着我。我觉得我的秉性并不适于搞科学。我醒悟到我爱春天，爱生命的气息，爱生活胜过于书本和那些抽象的思维逻辑。下课铃响了，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躲开了快快，到操场旁边的小树林里，踱来踱去。 上课铃响了，我回到教室，把习题交给快快说： “这道题我不解了，以后我再对你说。” 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们从来没把对方出的题目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整整一个下午我没有和快快说一句话。一上完课，我就到图书馆去了，图书馆专为住校的毕业班的同学开辟了一间准备高考的复习阅览室，是低年级同学不能进去的。阅览室里很清静。我在阅览室里随手翻翻往年的高考复习提纲和各高等学校的专业介绍，这我都很熟悉了。我转了一圈，正准备出去，看见墙上有一幅俄罗斯画家的风景画，那是一条幽静的小路，铺满了金黄的落叶。一只喜鹊刚落在小路上，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翘起尾巴。望着落叶覆盖着的通向林间深处的小路，那只正落在路上的喜鹊，更增添了这份寂静中的诗意。而在宁静的寂寞中的人们的足迹，不正在呼唤一种对美的追求？这较之枯燥的习题、公式、抽象的逻辑思考对我来说，更为诱人，更为神秘！去探索这个领域，不仅是理智，而且是心灵的悸动，我应该去学文学，学艺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份感受和激情。我走出了图书馆，便拿定了主意：从明天起，我就要和快快分手了。这一晚，我非常平静，又带着一种快意，清算了数学、物理、化学和那些难解题，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公鸡递给我一张纸条，写道：“我不同你一块复习了，我想改学文学。而且，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立刻转过身问他：“我们已经复习了这么长时间，准备了将近一年的高考，现在就要考试了，你却突然改变主意，你是发疯，不能这么办！” “以后我给你解释，”他说，“这不能再改了。我当然很可惜不能和你一块复习功课了，可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可以——” “你是不是因为那道题做不出来就泄气了？我一点你就会明白，我也有做不出的时候。”我安慰他说。 “根本原因不是在这道题，我不像你，我不适合搞科学。”公鸡说。 “是你的畏难情绪在作怪。”我想刺激他。 “我并不是怕做难题，上千道题都做了，我还在乎这一道题？”他反驳道。 “你是怕我越过你，你大小心眼了。”我知道他非常要强，便故意将他的军。” “我现在不想解释！”他恼火了。 “得了，我是替你惋惜。” “我不要谁替我惋惜。”他脸都红了。 “算我说得不对。”我只好和解地说。 “我们又不是女孩子。只不过各走各的道路，我们的交情不会受到影响的，你相信我吧。”他说。 “你会后悔的，等你再回头来准备，考试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我说。 “我经过深思熟虑，你说服不了我！” 教师走过来了，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便不作声了。这之后好几个月，一直到高考发榜前，我们再也没有多交谈过，那很不是滋味。 那是一个雨天，我们毕业班已经停课了，我到学校来取复习提纲。校园里的林荫道上，两旁长着粗壮的梧桐树。肖玲打着雨伞迎面过来了。我从她走路的样子就看准了是她，虽然向前撑着的雨伞挡住了她的脸。她若有所思，走了过去，我叫了她的名字，她侧过脸看见了我，扬起眉头，朝我笑了笑，在哗哗的雨中，那副笑容特别美。我同快快有两个月不见面了，我感到孤独，我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本来是可以同他解释得清楚的，我没有去做这种解释。再说，大家都忙于复习，等考完了，以后再说吧。可我需要人了解，尤其是友谊的温暖，因为我拿不准我这样的选择将给我一生带来什么结果。肖玲的笑容给予我的正是这种温暖。我对她说： “你知道吗？我改变志愿了！我不考理科了，决定学文学。” “当然考文科好，理科多枯燥，我将来也要学文学。”肖玲毫不为奇地回答。 “我那好朋友快快不同意，”我说。 “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好朋友也不必都学一样的专业。”她的回答就这样干脆。 “就是准备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不表现得很郁闷的样子。 “我相信你考文科也一定会考得很好！” 我期待的正是这样的话。 伞外是哗哗如注的大雨，鞋子和裤脚都被雨水湿透了，雨伞下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才想起必须回家了，奶奶要着急了。她没让我送她。 同公鸡那场争执之后，我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需要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复习课。只不过隔一段时间到学校里来一趟，问问有什么消息。考试的前两个星期，我到学校里来，已经放暑假了，校园里没有往常那种喧闹。空荡荡的球场上，正凡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打篮球，浑身是汗。他一个劲地投篮，拍球，运球，投篮，又投篮……一个人玩个不歇。我向他打招呼。正凡见我来了，抱住球，停了下来。我问他： “你功课准备得怎样了？填写了哪些志愿？” 他没有回答我，抬手把球扔进篮里。我觉得奇怪，察觉到他心里烦闷。我接过了球，也扔了两下，然后把球踩在脚下。 “怎么回事？你——”我问。 “我不准备考试，可家里要我考。我随便填写了几个学校，我并不希望考取。”他说。 “为什么？”我又问。 “我不愿意再上五年大学，让我母亲再供养我。我现在需要工作，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那你干吗还要参加考试呢？” “她一心希望我上大学。我不考一考的话，太伤她的心了。可我如果考不取，那她也就没话说了。” 他又拍球、运球、投篮……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话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 “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小妹那时候只有八、九岁，还在上小学。她拉着我们俩的手，拖我们进去。正凡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对她说： “同你妈妈说，我们改天再来吧。谢谢伯母了！” 小妹撒娇地说：“干嘛不进来？” 正凡向我们挥挥手，意思是让我们快走，我们俩便走了。转身的时候，见小妹正缠住正凡，一个劲地嚷：“哥哥，明天我也要去爬山，我也要去！” 正凡烦躁地推开她：“没你的事！去，去！” 小妹却朝我们大声地叫道：“公鸡哥哥，快快哥哥，我也要去！明天带我去，哥哥不带我去。” 我们都加快步伐走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不幸，也有幸福；有痛苦，也有快乐；但生活中的痛苦与快乐，我觉得又都是美的。你不这样认为？不认为痛苦也是美的吗？只要这种痛苦是高尚的，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愿，痛苦我以为也美。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幸福的快快和公鸡同时又感受着他们的好朋友正凡的不幸。 我爱山，也爱海，海是壮美的。可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真见过海，只是在影片里，在绘画中，看到海那样开阔，气势澎湃，奔腾不息。我真正见到海还是在肖玲死后，我两次找寻过海。这之前，海在我心中只是个热情的、单纯的梦幻，我并不认识它真正的面貌。而山的美，由于我经常有机会登山熟悉的缘故吧，我当时觉得它又比海更细致，更丰富，给人多种的情绪。有时候，你站在山顶上，看到起伏的群山，听着由远及近的松涛声，那种感受我以为可以和海比美。当你穿过幽深的树林，在浓荫下呼吸着腐烂的树叶的气味——腐烂的树叶有一种香甜的气味，在松林子里，松脂又有一种清香——每当我呼吸到这种气息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宁静。这种宁静，如果绘画的话，它是一种暖色调，和海唤起的那种宁静是不一样的，海有时也唤起人心灵的平静，可是那种平静，我总觉得是带着蓝颜色的，是一种冷的调子，有点单调的、孤寂的感觉。可在树林子里、荫凉下，你躺在枯树叶子上，仰望着头顶上在风中摇曳飘动着的树枝，望着从缝隙中透过的点点蓝天，或是几柱阳光，给你的那种宁静，是很善良的。它唤起你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爱，对友谊，对爱情的渴望…… 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不大的湖边，在山洼子中间。快快说：“在地质学上讲，这应该是一个断层湖。”确实，湖水很深，幽蓝幽蓝的，深邃得有点可怕。但是在正午的阳光下，又蓝得非常可爱。我们对这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个湖我不知道山里人有没有个名称，可我们把这个湖叫“蓝宝石”。因为当时，我们读过一本小说，写的是几个探险家的故事，他们好像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水银湖。所以，有一回，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说，也给它命个名吧。叫它“蓝宝石”湖！如果能潜到水底，准能发现许多蓝宝石，因为湖水是那样透明，那样碧蓝。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以后在我们同学中就叫开了，说去找“蓝宝石”，就是指的这个湖。有时我们找得到，有时走岔了路，又找不到。它就像蓝宝石那样神秘，那样珍贵。 那天我们不费劲就找到了“蓝宝石”。它突然出现在林子的尽头，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人迹，鸟雀的声音也听不到。快快说：“游一会吧！”我说：“对，赤条条一下！没有人上这来的。”我们便脱光了，一个接一个卜通卜通都跳进水里。我和快快兴致很高。只有正凡，他在水里游了一会儿便爬上来，躺在石头上晒太阳。大家都没有讲话，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这是在向我们的少年时代告别呢！迎接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模样。当然它也可能很美，却不会有这种单纯。在这种时候，是不需要言语的。调皮、捣蛋和孩子气也显得幼稚。我们或是默默地仰游，或是在石头上晒太阳，都不说话，只是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清凉的湖水，享受着那份宁静。 下午，我们在山里已经走得很远了，谁也没有提出来回去。我们就信步向山里一直走去。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走到一幢颓败的石头房子跟前。快快说：“这也许原来是个别墅。”从它毁坏的样子看，我们推测，是战争中炮击或是飞机轰炸时被摧毁的。它修建在半山腰上是很奇怪的，按常理，不会有人把一个别墅修在这样的深山里。总之，谁也琢磨不出这所房子的来历。正凡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斜阳照在山腰上几棵姿态优美的松树上，给松树染上了一层金黄，再加上这栋颓败了的房屋的残迹，构成了一幅非常忧郁的画面。他叫我们到他那个角度来看，那是很美的。正凡坐下来画画了。我没有心思画，只是坐在他身边欣赏着，他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中。我们一起坐了很久，一直等他把整幅画的构图勾好，又用水彩着了些颜色。正凡的画，画得很好，他也有那种感受，可惜他得不到发挥他才能的机会。他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学美术，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往回走还是继续登山？谁也没有意思沿着老路回城里去，大家一致决定：登山！“我们同太阳比赛吧，看谁落在后边！”快快喊叫着向山上跑去。我也吆喝着，挥舞着手上的书包。我们奔跑、呼唤着，一个劲对直往山顶上爬。 我们毕竟赶不上太阳，它很快的就消失在山梁的背后，林子里阴暗了。我们在朦胧的暮色中继续登山，穿过荆棘丛，扒着岩石，一直往上爬。 天完全黑了，我们也已接近山顶。可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陡峭的岩壁，没有办法再上去了。正凡说：“你们站在我肩上，我把你们托上去。”他让我跨在他肩上，快快又踏在我肩上。然后，我们慢慢地伸直了腿，搭成了一个人梯。快快扒到了岩石顶，他又把我拉上去，只剩下正凡在下边，我们没法够得着他。我们把书包带子解下来，仍然不够长。正凡在岩壁底下估计足足折腾有半个多钟点，突然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伸出手来，向我们喊道：“拉住我，使劲拽吧！”他终于爬上来了，嗬！我们那个高兴劲儿！可正凡黑暗中沮丧地说：“我的裤子刮破了。”我一摸，果真，齐膝盖的地方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快快说：“怎么办呢？回去你母亲要说你的吧？”正凡说：“没关系，我就可以挣钱了。”这是我们那天听到正凡的唯一坚定而自信的话。 我们在山顶上站了许久。山风吹来，凉飕飕的，汗水全收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三人中只有快快有一块旧式女表，是他考取了大学，他母亲给他的。但他不好意思戴，总是揣在口袋里。这时候他想起他的表了，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表蒙子却在爬山的时候碰碎了，表也就停摆了。我们站在山头，头顶上是绚烂的夜空，繁星满天。而远处该是城里，灯光闪烁，也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我们便认定了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下山。快快突然想起说：“这里有豹子吧？”于是我们三个便大声地吼叫着，“喂——，喂——！”一方面为了鼓自己的勇气，而黑夜里这呼唤又是那么快意。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山林之中。 我们终于出了林子，来到城外一条小河旁，大家都洗了洗。我们精疲力竭，走到了铁路的一个岔道上，瘫坐在枕木上。想必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一列客车奔驰而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列车嗖嗖地从我们面前驶过，铁轨震荡着，我们心里也在震动。我们今后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也许是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的一个交叉点吧？ 生活的道路就这样分开了，三个朋友分别在三个城市，只有寒暑假，才有见面的机会。头一年，快快没有回家。 那是“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学校决定不放暑假了。快快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能回家了。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在火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学习一些。”他没有向父亲问好，甚至都没提到父亲。 他已经知道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他也参加过学校的反右斗争。斗争会上他也发言，也跟同学们合伙写大字报。他竭力表明并不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左右他的政治态度，他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在斗争的高潮中，他还向团组织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明知道他的申请不会得到批准，但这至少可以表明他的忠诚。他真恨这些右派分子！准确他说，他厌恶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他的生活搅乱了。如果没有他们，像他那么老实的父亲不会跟着去犯下这些罪行。他父亲不是一个爱闹事的人。他知道，老头对所负担的工作总是不辞辛苦，在谈到国家建设的时候，也总是满腔热情。但是他父亲又确实是个右派分子，他相信组织，父亲既然被定为右派分子，肯定总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不是不想回家。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长久离开过母亲。他也想念父亲，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便仿佛听见母亲劝说的声音和楼上房里他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送别的时候，父亲站在车窗外，良久地望着他，似乎要同他说什么，却又无话。一直到火车开动了，他退到了白线后面，又追赶着火车，才大声地说：“记住，你已经成为大人了，要学会独立生活！”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只不过不像做母亲的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努力去克服这种感情，觉得那是自己软弱之处。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总感觉到这种软弱。 他在外地工作的大哥给他来过一封信，那是在父亲划为右派不久，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到父亲的事。大哥信中说： “父亲犯了错误，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有父母、夫妇、子女的亲属关系，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超越于骨肉之情之上的阶级关系。我希望你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当然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接受家庭的经济援助，你还没有独立生活。一旦你有条件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 这以后，他给家里的信中就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在学习上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没有气馁过。他相信，今天做不出的题目，明天，最迟在后天他总能解答。可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难题，他却束手无策。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只有在修水库这样的高强度的劳动中，困乏不堪，他才能得到解脱。不放假也好，他同时也避免了回到家里不知如何同父亲相处的那种难堪。 我在班里，年纪最小，身体也瘦弱。可无论是挖上，还是挑担子，我都尽力不落在后面。这种艰苦的劳动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力和意志的锻炼。暑热下，工地上，沙子晒得都烫脚，温度达到摄氏四十一度，一担沙土有百来十斤，平均每人一天要挑到四个多土方。一担又一担，我从来也不轮空一次。工地上每天都有晕倒的。班里有的同学娇气，吃不了苦。女同学有的都哭了，男同学有的耍些小滑头，找个借口去喝水，或是上厕所，一去就半个多钟点不回来。我看不起这样的同学。肩膀压肿了，又磨破了，伤疤上的血水把伤口和衣服都粘在一起，扁担压上去火辣辣地痛。我真咬着牙干，为了战胜自己的软弱，就故意把担子压在化浓了的右肩上。最艰难的是，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将要收工的时候，肩膀压得已经麻木了，倒是腰干像要断了似的直不起来，真想躺倒在地上。可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希望成为挑担子的英雄。 劳动结束了，我没有评上红旗手，只在连队里得到了口头表扬。最初我有些沮丧，因为我确实超乎我的体力的限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随后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已经渡过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的难关，也取得了这样的自信，今后再艰苦的环境里我都不会落后。我甚至怀念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只要它没有白白被浪费掉，只要水库还能蓄水、排洪、发电和灌溉。 这之后，我们又从水库工地上回到学校里，参加大炼钢铁的会战。操场上挖得都是一个一个土坑，据说可以用土法炼钢。校院里不分白天黑夜三班轮流作业。女同学们被分配去收集废钢铁，最后连学校的大铁门也被锯成一段一段的，作为炼钢的材料，可炼出来的都是些像蜂窝般的铁碴。我的热情越来越低落了，渐渐消失了。这种劳动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班里小结会上，我已经从被表扬的行列转到了受批评的名单中，他们说我意志衰退，劳动态度也不好。大学生活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星期六，本指望可以读点书，却又得去参加“除四害”，站在屋顶上，摇着根竹竿，竹竿上拴个破布条，一有麻雀落下来就舞着竹竿吆喝。又不准带书，就那么整天轰麻雀。尤其热闹的是，居然全城出动摩托车队，报告麻雀的行踪。我开始感到厌倦，而且产生疑问了。 眼看着时间从手指缝里白白地流走了，却不能学习。我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或是克扣自己的睡眠时间，来看一点书。我苦恼极了，给公鸡写了封信，抨击了这一切，发泄了我满腔的激愤，因为我现在只有同他才能谈谈心里话。 快快： 读到你的来信，非常不安。 我们生活在一个火热的时代，当然生活中也会有谬误和愚蠢，这 是任何伟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你只看到了谬误和愚蠢。由 于你不知不觉在站到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时代蕴 藏的巨大热情，我并不主张把炼好的钢材再回炉弄成废铁碴，更不赞 成站在房顶上去成天轰麻雀。我建议你读一读高尔基的小说《克里· 萨木金的一生》，虽然洋洋百万言读起来很费时间，我也是千方百计， 包括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才读完的。书中的主人公只看到了在革命中 被踏伤的人。当然你绝不是萨木金，你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别因为看到了这些革命中的幼稚病就对整个群众运动也态度冷漠，那 很可怕，会使你心灰意懒，陷入到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中 去。你不是那个灰色的聪明人萨木金，你不是个意志软弱的人，你有 你的事业。我只是劝你别因此消沉。我也不是为谬误辩护。我相信这 些谬误一旦为党中央了解，很快会得到纠正。当人们清醒过来，会因 为做了这些蠢事羞愧的。想放卫星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卫星不是苦干 一个昼夜就可以放到天上。科学的道路上必须脚踏实地。走自己的 路，不管他人说什么！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引用过的但 丁的话。马雅可夫斯基也视为自己一生的格言，他并不总为人理解。 他自杀了。他是诗人。他的诗并不因此就消亡了。前人走过他们自己 的路，我们这一代人的路也还得我们自己来走。我不因为有人在背后 嘀嘀咕咕，就放弃我学习的权利。你能放弃你的科学吗？建设社会主 义靠科学不靠无知。振作起来。走你的路吧！ 公鸡 这是一个寂寞的暑假。公鸡回来了，快快却不在。 公鸡和正凡像以往一样，坐在正凡家房门口的门槛上聊天。有穿堂风，夏天坐在这里特别凉快。正凡进了汽车制造厂，当车工。他谈到他的师傅老鲁每天少不了来二两老白干，还找他去喝酒，因为他从来还没带过这么顺手的徒弟。本来嘛，他们车间里的工人没几个高中生。他说他一进厂，没几天就能看图纸，这没什么稀奇的。他谈到车间里的活并不难，无非是进刀，退刀，他改革了夹具，什么夹具？晦，小玩艺，不就是机械制图上那点学问，他已经可以顶替个三级工了。他谈到工人们之间的哥们义气，他也交了些新朋友，有时一起下棋、甩扑克、钓鱼。工厂里有许多是他看不惯的，周围没有学习的气氛，工厂毕竟是干活的地方，不是学校。他羡慕公鸡和快快能上大学，不无惆怅地说：“我这辈子也就这么定了，当个车工吧。” 公鸡也谈到了他在课堂上同迂腐的教授的一场争论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见解，却发现正凡对他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多大兴趣，便没有再谈下去。 穿堂风从他们两人之间吹过，正凡的肩膀就堵住了门的一半。他肩膀变宽了，粗壮的胳膊，低沉的嗓子，剃了个平头，真像个工人的样子。小妹从门中间一会跑出，一会跑进，正凡大声喝道：“别讨厌了，快去玩去！”俨然像个家里的长者，这都是公鸡所不习惯的。 也许是为了掩饰他们之间的疏远感，正凡又谈到了他的鸽子。他指给公鸡看他花十块钱买的一对小鸽子，用的是他头一次拿到的奖金。 “春天才孵出来的，一对好种，他们的老子放到过广州，从岭南飞过来用了两天。一起放的二十只鸽子，只回来七只，它得了头奖！” 他发现公鸡望着鸽子时也没有他那种兴奋，便朝钉在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 “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他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你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挺自然，没多想。你问我为什么不回信？可为什么要回呢？你不是说想来看我吗？既然想来，我又在家，可你并没有来呀，又能怪谁？我等了你两天，第一天没来，第二天你也没来，第三天上午我也没出去，下午同学来找我，我就出去玩了。我没必要守在家里等你，就这些。当时我也没想得更多，不像你。当然，收到你的信我还是很高兴的。你收到信不高兴吗？收到谁的信我都高兴！ 我生活得很充实，忙极了。一个暑假，我得看完十本小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得写三篇作文，还有很多的暑假作业。我还画画，也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不是她们来，就是我去，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最喜欢看电影，所有的新片子我都去看，不管好的、差的。我还帮着做家务，奶奶身体不好，我得去买菜。我没什么不快活的，我只是忙极了，真的！ 公鸡的信并没有把快快从苦闷中解救出来，他却越益陷入孤独中去。那一年正当教育开始革命了，拔白旗了，当然没有后来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得彻底。大学生们白天劳动锻炼，晚上则开会谈思想收获。他往往只能在晚上，全校统一的熄灯铃之后，在厕所里挨到宿舍里的同学都入睡了，再悄悄溜到空寂无人的教室楼里去看书。他没有公鸡豁达，总免不了有种负罪的感觉。因为他不曾积极为墙报抄写稿件，看的又不是政治理论书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学校里开展了“交心运动”，这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每人心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丑陋统统挖掘出来。一次小组会上，他也止不住交了心，讲了自己的苦闷。 他说他害怕孤独，可他更害怕无所作为，虚度一生。他承认他不愿意甘当一颗小螺丝钉，哪怕是发亮的小螺丝钉。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大螺丝钉呢？为什么不可以当一部发动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螺丝钉，可更需要发动机。他检查他自己的骄傲，他自认为智力过人，他想推翻一些过时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或新的学派。说实在的，他也渴望荣誉，希望有朝一日做出大贡献，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当当作响地度过一生。他说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可他确实感到自己情绪不健康，同这火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内心很矛盾。他还说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一切牺牲，甚至于生命，只要这生命不至于白白被浪费掉。他恳请大家帮助他分析批判，他愿意驱逐掉内心中的阴影，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没有料到他被提为全年级的典型，之后又成为系里的典型。他没有作为“白专”来批判而只作为“只专不红”予以大会帮助，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因为两者多少还有些区别，尽管帮助和批判的政策界线有时也不容易划得那么清楚。 全系大会上，各年级都有代表发言。发言也都非常尖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啦，名利熏心啦，从不关心政治已经滑到危险的边沿啦！只差没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分子。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讲得特别激烈，仿佛他就是大家的敌人。他本来低着头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可那女孩子口齿灵利，一些最尖锐的言词接二连三地飞迸出来，他不能不抬起头痛苦地望着她，他不明白素不相识的这位女孩子为什么竟对他怀着那么大的仇恨。她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一双活泼的眼神，嘴角分明，脸蛋绯红，她太激动了。可她列举的例子都不是事实！他真想站起来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反驳将会引起公愤，就更脱不了身。她如果不是长得这样讨人欢喜，他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痛苦。他真想不到，她心底竟这样狠毒，和她的外表全然相反。他总认为女孩子们都应该是可爱、善良、温顺的。他不了解她们。真是深不可测，眼前就是这样一位。 后来他才知道，批判她的这个姑娘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在他们系，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宋燕萍。 我绝没有想到后来她竟主动来找我请教。我在阅览室里总有个固定的位子，堆着一大堆参考书，我不愿每天背来背去。我的位子靠窗口，光线好。冬天，阳光射进来，也很暖和。我正在看书，她走到我身边，先向我笑了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我也没忘记一年前她对我的那番批判。 “对不起，我想打搅你一下，”她说，“可以请教一道习题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我心里说。她便伏在桌子上把课本摊开，问了一道函数习题。我向她作了讲解，又把做这种习题的几种解法都列举出来。 “明白吗？”我问。 “你讲得很清楚，都懂了。”她又是那么一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 真怪，批判我的是你，主动来向我问问题的也是你。这就是女孩子，她们捉摸不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她竟然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了。 “如果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话，我想请你谈谈你的学习经验，”她说。 都是这一套，我们班里的那些女生都以为学习上有什么捷径。可她那么直率地看着我，我不能拒绝。我说，没什么经验可谈，要说经验，就是不满足老师讲的，因为老师讲的只不过为完成教学大纲，将来独立工作需要的却是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为这样应付一下，她可以走了。当然，我并不想应付她，也不希望她就走。我想说的是心中要有个高标准，那些小障碍你一鼓劲就跨过去了。比方说跳高，杆子放在一米三，你把它当作一米五来跳，自然就越过去了。一米五的高度你作两米的高度的练习。为什么不可以把标尺定得更高一些呢？国家纪录之上还有世界纪录。可我能同她这样交底吗？她没有走，还望着我，等我继续讲下去，那双清亮的眼睛，充满了信赖。我就真介绍起自己的经验来了。 我说上大学不像上中学，仅仅做做习题，把笔记整理好，背一背，那都是小孩子的学习方法。她眼睫毛一扬，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并没有挖苦她的意思。我怎么会去挖苦她呢，老实说，她那么看我一眼倒使我很不自在。我避开她的眼睛，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还谈到不要迷信老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得怀疑你的老师，找出新的路子来。我这可能又狂妄了吧？女孩子就是健忘，正是她说过我狂妄，别人没用过这个词。我平时很随和，从来就不是个狂妄的人。自信不叫狂妄，不学无术又蛮不讲理才是狂妄。她当时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说我“狂妄自大”，我真恼火极了。一个学生不想超过他的老师，不想在他所学的知识中得出新的见解，我说，那么他只能永远是个学生。如果这就叫狂妄，我觉得有这样的狂妄比没有更强。可话刚出口我就觉得失言了，我不应该这样责怪她，她当时并不了解我，她依然望着我，认真听着，好像完全忘记了她过去发言中对我的攻击，我当然也就原谅了她。你怎么能同一个女孩子去计较呢？更何况，她那双眼睛那样清亮…… 窗外的阳光，被洁白的雪反射着，而这份明亮都映在燕萍的那双眼睛里。那是一双令人神往的眼睛。睫毛的闪动都令人心跳。此刻，快快多希望谈话能继续下去，但燕萍把书本合上了，说： “谢谢，以后有做不出的习题，我还要请教你。” “不是请教，应该说是讨论问题。”快快接着说。“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做习题的时代。”他又觉得他必须在燕萍面前保持他的傲慢。 快快给公鸡的信 公鸡： 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我最近遇到一件麻烦事，我指的是谈恋 爱。我好像爱上了一个姑娘，而且还是一个批判过我的人，你看这多 倒霉，当然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的是 我不知道她对我究竟怎样看。我觉得她似乎对我有好感，她经常来向 我问问题。我们现在的接触已经到了频繁的阶段，就是说，每隔一两 天都能碰一次面。只要我不上课，而她也没课，在阅览室里我总能看 见她。你也许又要笑话我这柏拉图式的恋爱了。 我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也没向她表示过爱慕的意思，只是一起 讨论功课，或者说，我给她辅导。可我爱上她了，这多么糟糕。我也 冷静地考虑过，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她的父亲，你知道是谁？ 就是宋责成，我们市的市委书记。可我出身这样的家庭，我根本不敢 向她表露这方面的意思。我现在又处在困境之中。我相信你的判断能 力，相信你对生活，对人的了解，包括对女孩子们的了解，都比我 强。你能给出点主意吗？我应当继续下去，还是到此为止，还是仅仅 维持这种辅导员的关系？希望及时得到你的回信。 快快 公鸡给快快的回信 快快： 你的信收到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很好处理；关键看你有没有勇 气。你既然看到了幸福，就应该去把它牢牢抓住。把幸福从身边放过 的人，我认为是傻子，是懦夫，你不是这样的人！ 在科学的道路上，你深信没有艰难不能克服，那么，在生活道 路，你也应当敢于去争取幸福，向她大胆表白吧！如果她犹豫，或是 回避你，我甚王要说些你不愿意听的话，那就追求她，追求你的爱 情。从你的信中看得出，你非常爱她。爱情和科学同样需要巨大的热 情。伟大的事业伴之以巨大的热情；真正的爱情也同样产生于强烈的 热情。我以为科学与爱情两者并不矛盾，是可以很好结合的。一个科 学家不应当心肠冷漠。心肠冷漠的人是不可能持之以恒去从事一种事 业的。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我相信你生活上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 你不要怕在这上面花费一点时间，谈恋爱要花费时间，但爱情会以另 一种方式来报偿你，促进你的事业。 给她写信吧，向她表白，当然最好是当面向她表白。和她散步， 和她约会，怎么样？有这样的勇气吗？我相信你一定有的！ 你的公鸡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完全没有料想到，不，说没有料到也不对。有种预感，我不明白，也说不清……他就来了，就向我表白。 我认识他才不过三个多月，三个月零十天。当然，一年前我刚入学的时候，似乎有那么回事，在发言中我狠批了他一通。有没有说他狂妄我记不清了，可他还记得呢。他不狂妄，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当人们对才能不了解的时候，一般人眼里，会认为这是狂妄。可我越同他接触就越了解他。他有高尚的理想，他一心扑在科学上，那么专心致志，别的什么都不在乎，都不计较。他是我见到过的男孩子中最杰出的一个。我周围的男孩子都好逞能，说大话，没有真才实学。自从和他接触后，我才感到我们不少干部子弟，那么浅薄，却自负狂妄得可笑，无非是靠父母亲的条件来讲阔气，摆排场。他却完全不一样。我相信他将来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成就。他那个脑袋瓜多宽阔，天门很高。外表看来，他似乎瘦弱，可实际上他比别人更有力量，因为知识最有力量。 他对自己那么自信，我有时忍不住，真想敲敲他的脑门子，别那么自信。他使我不能安宁，能说我爱他吗？还不能这样回答，我只能说我喜欢他。这和爱是一回事吗？不知道，我不能回答他，但他要求我回答。怎么办？不知道！ 快快给公鸡的信 公鸡： 我又给你写信了，我现在心烦意乱。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有时又觉得痛苦，爱情不是我这样搞科学的人应有的。 你又要责怪我了，说我软弱，说我不敢追求她。我照你的意见办 了，给她写了信。可一个星期过去了，她也不回我的信。她有时避开 我，装作没看见。但有时她又照样和我坐在一起问问题，就是绝口不 提我和她之间的事。我问她收没收到我的信？她笑了笑。我又追问 她，她才说：“收到了。”我还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 她仍然不回答，却说：“我们谈别的好吗？”我说：“我又不是机器 人。”她笑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我觉得她在折磨我，爱情是残酷的。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女孩 子的心理。你帮我分析分析吧。焦急地等你的回信。 快快 公鸡给快快的回信 快快： 你真是个傻瓜，有你这样谈恋爱的吗？你想想，她收到你的信还 愿意和你见面，可有时又出于女孩子的羞涩心理，或是矛盾复杂的心 情，回避你，这正说明她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你应该给她再写封信。 乃至接二连三。可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是你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 谈。开诚布公，你不要理解成像开科学讨论会一样，双方摆出各自的 观点，不是那种书呆子的模式。你可以同她约会，约她出去看电影也 好，去公园里玩也好，借机会再一次向她表白。也就是说，你可以亲 吻她一下。当然前提是她同意，否则不能做那种莽撞的事，弄不好就 全砸锅了。 我不知道控制论中有没有关于这种分寸感的论述，你可以做一个 精微的计算，用于生活中，来衡量一个女孩子的感情。我想你至今也 还没同她亲吻过吧？那你就试着去做一次！很快你就会摆脱这种困 境，都会一目了然。我的建议也许是不得当的，你自己斟酌吧，因为 对于爱情来说，这太微妙了，是无法事先制定作战方案的。明白吗？ 祝你成功！ 公鸡 他们约会了，但是快快始终也没有勇气去亲吻一下燕萍。他犹豫了许久，终于放弃了这个可怕的尝试。 上晚自习的时候，快快走到燕萍的座位前，在她耳边悄悄地说：“你可以和我出去走一走吗？”燕萍合上书本和他出去了。 他们在校园里走着，快快没有说话，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到了女生宿舍区，燕萍才问： “你不是要找我谈吗？” 快快很窘，然后说：“我们出去走走吧。”他指的是校外。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林荫道走去。冬天无风的夜晚，寒冷的空气令人肺腑清新。路上没有几个行人。一弯明净的月亮从光秃的树梢间窥探着地上的灯光，给日夜喧嚣不息的城市带来了一片宁静，而宁静又洗涤了人们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的苦恼和烦躁。 “多好的月亮！”燕萍说。 “你也很久没有看见月亮了？”快快问。 他们并肩走着。快快不敢打搅这种宁静，生怕破坏了此刻的幸福。他突然觉得这种幸福对于他来说都已经过分了，他不应当再企求别的什么了，宁愿就这样长久地走下去，永远也没有尽头。一辆卡车迎面驶来，雪亮的车灯照着他们，他们不觉细眯起眼睛，站在路旁，让过了卡车。卡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时，快快感到燕萍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卡车远去了，他们依然肩膀挨着肩膀，重新沉浸在昏暗的夜色中。这使他又鼓足了勇气。 “你看了我的信了？”他问。 “我们不谈这些好吗？就这样走走多好，是吗？” “是的。”快快答应着，心里叹了口气。两人沿着大路一直走下去。他再也没有勇气，打破这种沉默。到了拐弯处，燕萍说： “我有些冷，我们回去吧。” 快快默默地跟着她往回走。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燕萍低着头说。“我们今后不谈这些好吗？像这样做个好朋友不是很好？我现在不愿谈这些，我们都还年轻，你别往这方面想，也别生我的气，不是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们生活的路还长，将来再说好吗？你答应吗？” “答应！”快快说。同时，他又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因为他简直不敢指望比这更多的了。他觉得轻松了，逃脱了那可能使他无法忍受的打击。于是他们便又谈起了学习、各自班上的事、同学间的关系，仿佛那种使他们不敢正视的感情都已经过去了。 燕萍讲起了她的童年。她说她怎样和男孩子一块去偷桃子。他们家附近有一个果园，那时她父亲还在军区工作，果园是附近一个农学院的。她放学后，钻进铁丝网，和男孩子们一起去偷包在纸袋里的水蜜桃。她说那种水蜜桃比什么桃子都甜，她后来再也没吃过比这更甜的桃子了。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 快快也很兴奋地讲起他小时在水塘边玩，看见水里有一条黄鳝在游。别的孩子问他：“你敢不敢下去抓它？”他就扑通跳进水里去抓黄鳝。当然没抓着，人却滑在水塘里。他那时候还不会游水，呛得半死。回来被母亲打了一顿，以后再不许他上塘边玩了。 他们就这样七扯八拉、海阔天空地漫谈着，声音越讲越响，互相不断地打断对方的话。 噢，童年多么幸福！这就是他们共同的结论。 快快后来给我写信，谈了他们的散步，谈了那个美妙的夜晚，却又感叹女孩子的心真是无法揣摸。 “我有时觉得燕萍是喜欢我的，她愿意接近我，不仅仅是学习上向我求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谈天，什么都谈，谈科学，谈童年。有时我们也谈小说，谈电影，甚至谈些同学关系中的琐事。可是每当我想要向她透露一点什么意思的时候，她就立刻把话题扯开。所以，有时我又觉得，她在戏弄我，把我当一个小孩子耍。尽管这样，我还是爱她，因为她没有恶意。也许那个时刻确实还没有来临，我就应该这样等待下去。总之，我没有照你给我开的方子去处理这件事。有时，我也很苦恼，但只要我和她在一起，这些苦恼又都消失了。我不敢破坏眼前得到的幸福。有时，我想干脆摆脱对她的感情，完全回到自己的学习中去，但她总牵挂着我。谈恋爱，绝不轻松，比解答数学上的难题，我以为深奥得多，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也是这样，初恋就是这样又甜蜜又痛苦。我和肖玲经常通信，她也回我的信。在信里，我们之间，彼此那么了解，那么信任。她对我还那么崇拜。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她又居然避而不见，哪怕我一再给她写信。她总要到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里，才回我的信。她给我寄过她的照片，全然是个大姑娘了。她依在家门口的葡萄藤架上，长长的辫子弯弯地垂在隆起的胸前，俏丽的脸蛋上带着一丝忧伤的微笑。我同她三年没见过面了，可当时她还只是个调皮的小姑娘。 大学三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贸然上她家去了。她开的门，忽然见到我，手足无措，很慌张的样子。说实在的我也同样慌乱。当然她还是让我进了门，请我坐，还端来了茶水。她父母亲都不在家，只有她奶奶坐在客厅里。她把我介绍给奶奶，说：“奶奶都认识你的笔迹，你写来的信奶奶一看就知道。”弄得我很窘，仿佛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接着，她便叹息说，她就要考大学了，她非常喜欢文学，她太喜欢文学了，可她怕考不上。 我们第一次约会了。通了整整三年的信，才重新见面，第一次约会。她有一颗那样纤细的心。 和他一起去看《保尔·柯察金》，这是新拍的彩色片，比我以前看过的那个黑白片要好得多。可惜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我的生活这样平静。如果我也处在保尔的那个时代绝不会成为冬妮娅。冬妮娅最初还是挺可爱的，可她最后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太太。保尔多高贵，他就有些像保尔。我相信他像保尔一样顽强。如果他处在保尔的那个时代，他一定会做出像保尔那样英勇的事迹来。但他不会像保尔那样不幸，我们这一代人再不会经受保尔经受过的那么多的痛苦。 生活真美，可又好得使人过于幸福了，让我们无法得到锻炼。我如果早生二十年，也能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那多好！可我也不会变成像丽达。在我们之间绝不会出现保尔和丽达之间的那种误会。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悲剧都消失了，等待着我们的只是学习。创造性的劳动和美好的生活。 我现在面临高考。我真怕考不上，我要像他那样有毅力，一旦选择了自己的志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一定会考取的。 啊，生活真美呵，我真幸福。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了那句话……他的声音就活在我心里，我是一只快乐的小鸟，有一颗滚热的心，那句话现在就活在小鸟的心里。我想大声唱歌，可爸爸、妈妈都睡了。夜这么静，风吹着树叶在飒飒作响，静极了……我真想放声歌唱，可我不能唱，把奶奶吵醒了，会说我发神经病的。好了，不写了。 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说：“支部研究过你的申请。你各方面都表现很好，确实应当考虑解决你的组织问题。不过，同学中有些反映，说你跟一个落后同学接触过多。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接触，我不相信同学中的风言风语，也不是说大学期间绝对不可以谈恋爱，主要是你对他的情况不了解。组织上对你关心，不能不提醒你。他父亲是右派分子，他自己的表现，他们年级的同学都知道，在系里也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你是一个干部子弟，自己又是团的干部，和他经常在一起，对你影响不好。” 我那时很幼稚，也很不冷静，当场就同我们支部书记顶起来了。我说：“我们只是同学关系，我不过在学习上向他请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向一个学习好的同学请教？我认为你们不了解他。他并不像一些人反映的那样只专不红。你们不应当偏听偏信。他有远大的志向，学习又刻苦。有人说他只专不红，从我和他接触中，看不出来。有人就是好嫉妒，难道做那种空头政治家就好？一个同学刻苦钻研，学习好，难免有人会嫉妒，这是我的看法。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那回事，纯属造谣！”我当时把他堵回去了。说真的，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抗议！ 谈话之后，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好几天都心神不安。我醒悟到我确实爱他，我不允许有人再污蔑他。我为他担心。生活中总有那么些小人，他们嫉妒别人，告别人的状，以此抬高自己。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提醒他：“你当心，有人打你的小报告。”他说：“我不在乎，十年以后看吧，看谁对人民的贡献大。”我也照样和他往来，我就是这个脾气，他们越说，我越不怕。这以后，吃过晚饭，我经常和他散步，就在校园里，我就要让人们看看，我敢跟他接触，气气那些人。 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又把我找去了，这次三名支委都在。他们说：“燕萍，我们要和你非常严肃地谈谈，这是经过支部研究的。”“谈呗！”我说。这回是我们的组织委员主讲，支部书记不吭声了。潘淑贞她人并不坏，我们女生背后都叫她胖大姐。就是不知她那脑袋瓜怎么长的，总觉得这个同学有问题，那个同学不怎么样……最好大家都规规矩矩，别说过头话，别有任何出乎常规的举动。她到幼儿园当阿姨倒不错，可当组织委员，做大学生中党的工作，真是天知道。她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我们要和你谈谈你和他的关系问题。”我问：“什么关系？”她倒愣住了。“我们不是说你和他有什么关系，问题是你是一个干部子弟，又是团支部书记……”得，又来了。“干部子弟怎么样？团支部书记又怎么样？我爱他！”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说完我就哭了，还哭得真伤心，我也不知为什么。 从小，家里没人管束过我，干嘛我现在这么大了，一举一动都要被盯着？连谈恋爱也要管，难道我连谈恋爱的权利也没有？也要引起这么多非议？他们都慌了手脚，呆坐在那里，只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年纪大一些，他叹了一口气。我心想，你叹什么气！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给你们都背上了包袱。我又觉得好笑，就又笑了出来。我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和他之间什么事情也不会有的，你们放心吧。我和他是朋友，是同学，不过在学习上我经常向他请教就是了。”潘淑贞便拉着我的手，紧挨着我，说：“我们相信你的话，也没有怀疑你和他之间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就是谈恋爱也是允许的。只是他情况不同，你父母亲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他的思想和你不一样，你单纯。他可不，他思想中那些阴暗的东西未必和你讲。既然谈到他，我们不得不对你说，你可别向他透露。” 我真的吃了一惊。我说：“他有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任何反动话。” “他不会对你说的。”潘淑贞说。 我抢在她前面，打断她的话： “他从没提过他的父亲，也从没流露过什么不满。我看到他哥哥的一封信，不是他给我看的。他夹在笔记本里，我出于好奇，无意中看到了。从他哥哥的信里，可以看出，他母亲就向他哥哥抱怨，说他回家的时候对他父亲很冷淡，没喊过他父亲，话也很少说。他父亲心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儿子，有时只好等他睡着了，偷偷走到他床前，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望着他。他母亲希望他哥哥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回家的时候别这样对待他父亲。” “这些我们都相信，”潘淑贞又说了，“我们不谈他的家庭问题。他本人思想深处也有许多和我们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个人主义非常严重，满脑子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对社会、对党、团组织都有一些阴暗心理，他不会对你说这些，但我们掌握情况。” 听到这些话，我心都凉了，我真为他担心。他们根本不了解他，准是听信了一些人的汇报。可这是谁干的？我真恨这些小人，为了自己往上爬，可又没本事，学习上不行，就拼命踩别人，真卑鄙！ 这以后，我照样和他接触。不过，我终究有些顾虑，不得不约束自己，尽量少同他见面。他有时问我：“你怎么了？”我说：“忙，班里的事情太多。”就这么支吾过去。可我心里真为他难受。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便问他：“你得罪过谁，你班的同学？”他傻了眼，望着我：“没有啊，什么意思？”我说：“你再想想。”他望着我还是说：“我和谁都没矛盾，不过不太往来就是了。我没那么多工夫和大家闲扯，有那些时间用在学习上多好。”他真是个书呆子。 谈话时，我随手翻弄他桌上的笔记本。他笔记本中有句话无意落进我眼里。大意是：人类还处在蒙昧之中，在大量琐屑的争执和繁忙中，毫无意义地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其实，只要用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将生活重新安排一下，讲究一下功效，那将会增加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这些意思他以前和我谈话时也讲过。可现在我突然觉得这种话在一些人眼里也许就是异端吧？我就说：“你把笔记本借给我看看。”他说：“你都拿去吧。”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进大学以后的十多个笔记本都翻阅了一遍。里边有大量的数学公式、各个学科的新成就和新观点的摘要。这些摘要许多我看不懂，不少摘自于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的科技书籍和资料。他这时已经能用四种文字对照着字典看专业书籍了。摘录之外，还不时记下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当然，大量的是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设想，间或也有一些抽象的议论。可基本上都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的一些感想，偶尔发几句牢骚罢了，大概针对班上和学校里的事情发的感触。比方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可人吃的是粮食和肉类，屙出的却是粪便。什么也不生产的人，只消耗能量，把高能转变为低能，最多只不过肥田。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学科，研究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对社会能量的无效的消耗，将会比宇航学对人类的贡献更大。” “什么意思？”我问他。 他笑说：“发发牢骚，没什么意思。”随手就在那句话上打了两道叉。 我又问他：“你做这些笔记有什么用？” “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过一个阶段，我就把笔记本再翻阅一遍，检查前一段的学习，看自己得到了哪些新的思想和启发。也许将来写什么东西或思考问题时，可以开阔思路，这就是我储存记忆的电脑。” 这种笔记本来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习以为常的事。可有人准是看过他的笔记，汇报上去了，而且歪曲、夸大不知到什么地步。他毕业以后也一直受到歧视，我想都同他的这些笔记有关。也许汇报上去的那些摘录，现在还存在他的档案里。而他那些真知灼见，一些对未来的发明的设想，却不会有一个字的记载。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人。 “你以后别把这些笔记随手乱扔，用完就收进书包里。”我说。 “这笔记里有什么？”他问。 他真是个傻孩子。老实说，看了他的这些笔记，我更理解他了。他总渴求着新知识、新观点。他的脑袋像一部奇妙的机器，把知识吸收进去，就产生许多新鲜的见解。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继续把他的事业做下去，他会出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当你经历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十年的动乱，当你眼见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和那些迟钝的目光；当你遇到那种狂热的武斗和随之而来的无谓的牺牲；当你亲自体会到你最亲爱的人的亡故带来的那种空虚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深深的绝望；当你感到自己被欺骗了，白白耗费着自己的生命，那小儿女的眼泪的辛酸就算不得什么了。当你终于见到了那铅灰色的天空下奔腾咆哮的大海，那漫天的波涛，你就会知道你一个人的悲哀是怎样微不足道。海潮从天边滚滚而来，一道道向前推移着，又都撞碎在褐色的岩石上，在你脚下溅起无数的水沫，肖玲因为没考上大学那一点辛酸的眼泪自然就算不得什么了。考试，就连她那柔弱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陪着她在长着荒草的城墙根下走着，她低着头。过完暑假，就要回学校去了。我安慰她说： “考试并不总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水平，在一次考试中失误了，那有什么，明年再考。” 我又告诉她怎样复习功课，反复讲了许多安慰她的话。她依然默默不语，总低着头。我不忍心见她这样，拉了一下她的胳膊，在路灯下站住了。 “你应当有信心。”我说，“我相信你明年准能考上。”她抬起头，昏暗的路灯照着她苍白的面孔，我看着她，心痛极了。你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安慰她？我只蹦出了一句： “就是你考不上，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在哪里，我都和你在一起！” 她望着我，眼睛湿润了。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便拉住她的手，走到灯柱后面，她靠在灯柱上，闭上了眼睛。我吻了她。我们谈恋爱这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吻她，咸酸的泪水流到我的嘴边。我说：“你怎么了？”她摇摇头，仍然闭着眼睛，随后靠在了我的怀里…… 我们如醉如痴，在城墙下走来走去，一直将近半夜。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在她家门口，葡萄架下，黑暗中，她又让我吻了她。如今葡萄藤已经早铲除了，架子也拆掉了，这屋里进出的也都是陌生人了。可我永远记得她柔软、无力的嘴唇和头发中的清香在我心中留下的那种颤动和温暖的记忆…… 肖玲的信 亲爱的： 你给了我生命的勇气，我会振作起来，我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把 功课复习好。你放心，我会注意身体，我每天还要锻炼。我现在给自 己安排了一个日程表——早晨六点起床，然后在阳台上做早操，读四 十分钟的俄文，再替奶奶上街买菜。早饭以后，读一小时的古文，主 要是背诵课文，九点以后复习历史或地理，下午就看你指定给我看的 那些参考书和小说。一星期写一篇作文。累的时候唱唱歌，画画画。 晚上的时间属于自由支配，或是陪爸爸、妈妈和奶奶聊一会天，偶尔 也去看电影，但绝不在下午。 我现在又觉得充实了，总是忙碌得很。我给你绣了一块手帕，绣 得不好，可花却是我自己设计的。你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吧？当然，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绣花的。 吻你！ 你的玲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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