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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性,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处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色、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浪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色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色,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上去截住。 院墙上贴满大字报。有表态式的决心书、保证书、批判文章,也有揭发运动中两派斗争内幕的。充满纷繁复杂、纠缠绞绪、说不清道不明的派性内容。有攻击,有反击,也有反戈一击;或明或暗,或隐或露,或曲折隐晦,或直截了当;在这里,人和人的矛盾公开了,激化了,加深了。由于公开而激化和加深了。 吴仲义和张鼎臣在这些大字报中间找到一块空当,刷上浆糊,把张鼎臣那张骂自己的大字报贴上去。贴好后,张鼎臣嫌自己的大字报贴得不够端正,他举着两只细白的手进行校正。吴仲义站在一旁,手提浆糊桶,给张鼎臣看斜正。这当儿,吴仲义觉得身边好象有个人。他扭头,正与两道冷峻而通人的目光相碰。原来是贾大真!他倒背着手,两眼不动地直盯着自己看,仿佛把自己心里的一切都看得透彻和雪亮。他不禁一慌,“啪”地一响,手里的浆糊桶掉下来,浆糊洒了一地。 贾大真见了,微微一笑,笑得不可捉摸,好似带点嘲讽的意味。 吴仲义直怔怔呆了几秒钟,才忙蹲下来,一双控制不住的颤抖的手在地上收拾着又粘又滑的浆糊,一边抬起头强装笑容地说:“桶把儿太滑,我……”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失常。 贾大真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他不需多问,已经意外地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他回到工作组,只赵昌一个人在房中整理各个组交上来的揭发材料。他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火,抽了一阵子。头也不扭,说:“老赵,你认为吴仲义这人怎么样?”赵昌一惊。他立即敏感到吴仲义和贾大真可能接触过了。是不是贾大真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问题,现在来试探自己?他感到手脚发麻,心中充满恐怖感,脸上也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这时贾大真与他面对面,肯定又给贾大真意外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使贾大真有机会大显身手,建树功绩。但是贾大真没有这么多好运气。运气象个没头没脑的飞行物,一头栽到赵昌的怀里。他瞬间的流露没给贾大真瞧见,便赶忙垂下眼皮,翻着手中的材料,边看边说:“这个人……很难说。”“怎么,你不是同他很好吗?”贾大真扭过脸来问道。“好?”赵昌淡淡哼了一声,“他和谁都那个样子。”“你不是挺照顾他吗?”“我俩在一个组里,又搞同一项工作,总比较近些……”“每年入冬时,他家的炉子不是你给安上的?前两个月,他哥哥病了,你还借过他二十块钱。是不是?”贾大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说。 赵昌见他对自己同吴仲义的关系了解如此详细而略感惊异。贾大真一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全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把握着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赵昌与贾大真在运动初期虽属于一派,贾大真对他还挺重用(譬如调他来工作组),但赵昌很清楚,只不过自己没有什么短处抓在贾大真手里。如果有问题叫贾大真抓住,就是贾大真的至爱亲朋也不会被轻易放过。此时,赵昌不明白贾大真同他谈这些话为了什么,只觉得没有好事,便推说: “是啊,他找我借钱,我怎好不借。那只是一般往来。”“吴仲义这人的思想深处你了解吗?”贾大真又问。 赵昌从这句问话听出来,贾大真所要了解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心里便稍稍轻松一些,问题回答得也比较自如了:“您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您,我虽与他表面上不错,实际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俩在一起时,只谈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他的想法和私事从不对我讲。有时他长吁短叹,我问他,他不肯说。弄长了,他再这样唉声叹气,我连问也不问了。”赵昌一方面想把贾大真的兴趣吸引到吴仲义身上,一方面有意说明自己与吴仲义从来不说知心话,好为否定一旦吴仲义揭发他那些酒后之言做铺垫。他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他家的收音机有短波吗?”贾大真转了话题,问道。 “没有吧!恐怕连收音机也没有。”赵昌说。他虽然不明白贾大真问话的用意。但已明确地觉到这些问话的矛头不是针对自己。 “他写日记吗?”贾大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要是有也不会给我看呀!怎么,他怎么了?”赵昌开始反问。他懂得光回答别人的话,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人发问才会变得主动起来。 贾大真忽然站起来,以一种非常有把握的肯定的语气对赵昌说: “他有问题!” 当赵昌听到了贾大真说这句话,他兴奋得眼睛都亮了。这看上来是对准自己的枪口,原来是对准别人的。如果他现在一个人在屋里,会喊出一声:“谢天谢地!”可是他还是不清楚贾大真怎么会从吴仲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的人身上发现问题。他不禁问:“他能有什么问题?” 贾大真膘了他一眼,并没把刚才自己偶然间的发现告诉赵昌。他在屋子中间来来回回踱着步,考虑着,一边抽烟。最后他走到桌边,把烟头按死在一个玻璃烟缸里。扭过脸面对赵昌说: “你先别管他有什么问题,但我肯定他有。我……打算叫人去进一步观察他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如有,随时告诉我。我叫你去,是因为你平时同他关系较近。你接近他,不会惹他起疑。不过,无论你发现了什么也不能惊动他。你能不能做到?” 赵昌听了很快活。从贾大真给他这件任务来看,大概吴仲义尚未把自己的问题揭发出来。他心想,不管吴仲义有无问题,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借此将吴仲义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能把一张于自己的安危祸福有直接关系的嘴巴,捏在自己的食指和拇指中间,他就有利和主动了。他便说: “我可以做到。不过请您和崔景春打个招呼。否则我总去接近吴仲义,崔景春会感到莫名其妙。再说崔景春这个人脾气古怪。” “什么古怪?!右倾保守!他一贯如此。对搞阶级斗争总有些抵触情绪。这些你都别管了,自明天起,你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到近代史组去参加运动。好不好?”“那好!好极了!”赵昌产生一种整人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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