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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
      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
    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
                      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愠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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