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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我的罪过!”?》的作者在有限的文字中,通过描写苏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鞭笞了“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作者笔下的苏颀,是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人,真实可信,且有典型意义。 有一种说法,认为苏颀“骂”丈夫、与陈逸成结合是不典型的,不真实可信,这种以生活的一般逻辑来约束人物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为了揭示苏颀性格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作者对她“违心地读所谓批判稿”时复杂纷繁的心理的描写,是独具匠心的。把苏颀爱丈夫,但又去“骂”丈夫的痛苦异常、复杂麻乱的心理,与当时的严酷的政治氛围融于一炉,深刻地昭示了苏颀性格脆弱的社会因素,从而使人们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鉴于此,我们认为苏颀“骂”丈夫——并且是已“暴死”的丈夫——虽然遭致陈逸成的责备,但,象苏颀这样性格脆弱的女人,在当时“四害”横行猖獗,民主已被剥夺,是迫于无奈。如果我们用话剧《于无声处》中欧阳平的坚强不屈的性格来要求苏颀不去“骂”丈夫,反过来大骂姚群之流,那未,这样的典型未免有点单一化。单一化的典型能叫典型吗?能令人觉得可信吗?我们的回答是:否!至于苏颀与陈逸成的结合,我们以为也是真实可信的。刘煜“暴死”的恶噩,苏颀是信以为真的。陈逸成一心一意钻在数理化中,被姚群之流认定为走白专的典型。而苏颀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姚群一伙是颠倒是非,感到陈逸成可爱。这种爱情,是在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产生的,所以,不仅真实可信,且富有强烈的爱憎色彩。再看,当陈逸成被姚群之流放回来后(其时已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苏颀更是对他尊敬,热爱。可见,苏颀与陈逸成结合不论从当时斗争形势,还是按现实生活的逻辑,不论从她的性格发展,还是从故事情节的变化,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夫妇被拆散、有的死亡、有的逼疯。但是,大多数被拆散的夫妇,他(她)们不怕斗争残酷,继续找自己志同道合的战友,同心协力地与“四人帮”作斗争。苏颀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说,前一阶段(以“骂”丈夫为界)苏颀的性格是柔中有刚的话,那未,后一阶段的性格则是刚中有柔。严酷的斗争使这位人民教师清醒认识到,对“四人帮”一伙,不能软弱让步,应当坚强战斗。这个性格的质的转变,正是当时“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政治气候在苏顾身上的反映。作为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苏颀,她的性格质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是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指明了“四人帮”一伙完蛋的日子已近。二是从苏顾身上看到了亿万中国人民同“四人帮”斗争的英姿俊态。所以,我们认为,苏颀之所以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其性格的质变是一个重要的本质的缘由。如果没有此缘由。苏颀这个人物恐怕立不起来,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真实性和典型意义了。 按照生活的一般逻辑判断苏颀是不典型、不真实,实质上是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匮乏贫浅。我们说苏颀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是因为她的性格发展是社会上斗争发展所致,她的思想浪花是溅自社会斗争的漩涡之中。 (原载《雨花》1979年第3期)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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