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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晃晃悠悠又去了。午饭以后，诸位同僚都有展开折叠床小憩一觉的良好习惯。我这人属兴奋型，起码得看一两小时书才能入睡。午睡也就只得免了。这样倒是可以安安定定在厕所便秘两小时或泻两小时肚子。午睡时间断不会有人砰砰砰敲开门来演侦察兵。 我钻进厕所摆好骑马蹲裆姿势，笑还没从嘴角掏出来，就听见主编在问： “有相呢？” 我急急忙忙解开裤这系边开门说：“在这里。” 主编亲切地笑笑，问：“还没去？” 我愣了一下，突然惊醒。中午还有接站送站的任务。北京有三位作家，受黄山之邀请去讲课。前几日打来电报，请代购今天由南京去芜湖的软卧车票。前天上午我排了三小时，买至了车票。发车时间与北京过客抵达有四个小时空隙。主编又让我去车站打探，有无适当的茶座或咖啡馆。昨天中午打探清楚，什么店什么馆都有，只是嘈杂而又肮脏，简直可与我那鸟巢下面各类生灵的圈窝媲美。我左思右想，终于弄出一条妙计，由车站摆渡去玄武湖，在湖心白苑洲喝冷饮吃西餐。昨天下午一一安排妥当。主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头。我说过主编是个好人，对作家一片真诚，大事小事样样都能处理得十分周密，宇宙飞船似的没有一丝缝隙。今日若不是她特地提醒，我险些误了大事。 我象一个准备上场比武的好汉，用力勒勒紧裤带，说：“就去。” 主编又十分亲切地拍拍我的肩头说：“好。我两点在白苑洲恭候作家。” 我带了本我们的刊物，大汗淋漓地赶到车站。南京位列全国四大火炉。这三伏天的中午，不用介绍，你也能明白个中之味。车站出口处没一点遮阴。出站口挤满了接客的、拉三轮车的，以及各种路远条件差的旅馆的招徕女郎。我不知道那班车是否已到，踮起脚鸭子一样伸着脖子也看不到一个所以然。看看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连问三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只看到千篇一律的耷拉脸皮，听不到一个字回音。要不是周围尚有嘈杂人声如雷贯耳，我还以为我的耳朵聋了。问第四个工作人员时又没回音。我疑惑是嗓子哑了，便愤愤然骂了句“狗日的”。谁知那家伙脸皮顿时跃上三五公分，劈胸一把揪住我，两眼瞪圆了喝道： “你狗日的骂人！” 我吓了一跳，忙说：“我以为我嗓子哑了。” “他妈的！我操你姐姐──” “我没有姐姐。你有姐姐么，借我一个行不行？”我当然还敢出声。 他手里一用劲，把我拽了一个趔趄，嘴里还吼一声：“走！派出所去！” 我说：“别……别了，我还要接人。” 他说：“那狗日的骂什么人？”说着，一把将我推老远。 我将衣服扯扯平，发现胸口留了黑污污的几个指印。妈妈的。你狗日的又骂人又抓人哩！这回我还是没敢骂出口。就勇敢这一点说，我还不如老Ｑ。真的。 这时候一列火车轰隆地开进站来。我奋力地挤到了最前列，高高举起了我们那本价格一涨再涨，页码一减再减，印数一跌再跌的纯文学刊物。 在我的记忆里，这几位作家我接站和送站都已不下三次。有一回在南京开全国优秀小说发奖大会，主编陪同他们游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和不古迹。我是鞍前马后拎包买票，还帮他们照了好几卷彩照。我举刊物的原因，是因为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人类有点象茶叶象猪肉象棉花，等级各各不同。“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是低等级的人与高等级的人交往时的至理名言。这不是那些高级人物的错。人类就象宝塔，越到上面尖越小。你记他一个，他记你千万。他没有记住千千万万小人物的本领，也没有这个需要。其实我原本是有机会迫使这几位大作家记住我的。你知道坏就坏在我从不主动向名家提出合影或索要著作的偏执而狭隘的变态自尊心上。我后悔当时没有腆着脸主动提出，与他们合照一二彩照。因为我记得有几家刊物上用出的照片，就是我给他们照的。我想我若是当年挤进照片，他们在剪下周围多余人的时候，或许会因担心损坏自己光辉形象，而格外小心翼翼。这样余光里就能留下我颗确确实实与众不同的六十六公分的大头的一点点印象。当然，至于他们的脸，我闭上眼睛也能认出。可是我怕在这千百颗人大汗淋漓的人头中，他们一时难以显现出灵魂深处与众不同的光彩。 伟人和不伟人的呼呼地从身边闪过，我的心也象炉膛里的烈火越烧越旺。出站口终于空荡荡再无旅客了。我的心象城一摊焦糊糊的东西。我又努力地举着刊物，在三轮车和招徕女郎间搜寻。刹那间我觉得我高擎着刊物大汗淋漓的模样，有点象德拉克罗瓦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中的那位女神。略略不同的是，女神脸上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我整个大头上充满了惶惑与不安。唉，看来我这颗大头还只配挡雨。你已经听说过我家乡苏州的那首大头歌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下雨有伞，我有大头。 我垂头丧气赶到白苑洲，结结愣愣地解释。主编笑盈盈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刚才转来了长途电话，他们改乘明天这班车了。” 我如释重负地往外吁气，却象遇上了更强的气压，吁出去的气退回来差点儿噎得我停止呼吸。你知道我又要去车站退今天的票，而且明天已无法凭三小时站功买票。我得去求爹爹告奶奶请人帮忙，而且明天还要去车站高擎刊物充当惶惑不安的“自由女神”。 妈妈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主编说：一个好编辑必须具备七条。第七看他是不是心甘情愿脚踏实地侍候作家。主编是我在幼儿园时入的党，迄今为止还在牛马一样操劳不歇。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主编又亲切地拍拍我的肩：“有相，别急，先喝点冷饮。”主编掏腰包请我喝了瓶汽水。 我望望主编那温柔而慈祥的笑脸，眼圈突然一热，说：“我这就去。” 渡轮突突突往车站开的时候，阵阵热风扑面而来。我浑身热辣辣的激动不已。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确确实实有如芝麻开花节节上升。以至于引起极少数人不满，说什么“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中国的作家因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大多是政治宣传家和知识艺术家的化合物，地位自然也扶摇直上。宾馆上车软卧什么的，与文革中做牛做马弯腰做鬼比比，着实有点上了天的意思。而编辑和作家则是一对矛盾。作家的矛锋利了，编辑这盾这堪一击千穿百孔也就不足为奇了。按理说编辑恐怕也能沾上点儿知识的边。但自古以来只有人眼是秤，没听说过人嘴是秤。你看看编辑拼命地奔波组稿选稿校对，为他人作嫁衣裳，出了问题编辑作检查是理所当然。可这几年评了几千几百得奖作者，人的脑子已经无法记全。而从没听说有哪个编辑得一个编辑奖的。至于煤气、住房、孩子托儿、提拨干部等等，也自然只有作家享受。这有大报小报以及生活作证。 话说回来，编辑中也不是千篇一律。比如在我们出版社，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与青年断绝了外交关系。各类好事均与中老年知识分子过往甚密。记得有回我因集体宿舍漏雨漏雪漏风的事与办公室交往，嗓子稍响了一点，那满头无发的主任就笑着表扬我，说我有一股红卫兵造反的劲头。我记得我当时纠正他说：红小兵。你知道六六年我才小三年级。虽说戴过红小兵袖章（在胳膊上套了十二天，就因你父新被揪出来，而被人掳去，并且吃了十二个巴掌，脸胖得象只熟透了的柿子），但那时我人象麻杆，不瞒你说，一．二六夺权的那个晚上，枪声大作，我尿了裤子。我们这帮青年编辑虽然都戴着硕士学士的帽子，可出版社里确确实实没把我们同知识分子挂钩。社里要求我努力地做好作家的ＳＥＲＶＡＮＴ。主编号召我们“俯首甘为作家牛”。颇有一点鲁迅的味道。老现他们是中年知识分子是国宝是栋梁自然不能ＳＥＲＶＥ。俯首的重任自然而然全落在我们青年不知识分子之身上。话又要说回来，青年不知识分子又不尽然一样。有回北京一位因人道主义而闻名全国的女作家来南京。那女士下了火车，挺有风度地东张西望，忽然有人夺了她的皮箱，闷头就走。女作家先疑惑是因了人道主义的小说，被便衣警察逮捕，想逃；后又疑惑是毫无人道主义的盗贼光天化日之下作案，想追。那汉子冲出二三十米猛一回头：我是《大众月刊》的！这汉子便是我们编辑部那位爱嗅手指的老兄。这老兄出身名门，自己又是北京大学硕士生。主编让他侍候，他不好回绝，便向作家转嫁危机。反正女作家又不是顶头上司。可惜他没想到女作家有嘴而且主编有耳朵。他从此便失去了无数为牛的良机。还有那位从无锡调来当编辑的青年作家阿鸣。平日里笑嘴常开，舌头比八哥还灵巧几倍，侍候人的事虽然能够拨一拨动一动，只是人变得木木呆呆，嘴不会说脸不会笑。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再说《第一滴血》的那个主角斯塔隆也不会笑已有先例。谁也不能责怪另一个人的个性和特征。而我则因做牛做得努力，时常得到主编的夸奖，做牛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现在所有的机会几乎都由我垄断，大有牛托拉斯的味道。 妈妈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主编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主编的水平更高，会用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将来为革命挑重担，来教育开导鼓舞我这颗冥顽不灵的脑袋。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自小就是轻车熟驾。为革命挑重担则史无前例。这当然不能算上我在农村挑的秧担稻担猪羊垃圾担子。倘苦真能挑上主编说的那种重担，九天之上的母亲大众一定会笑逐颜开。你知道在中国老百姓心里，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出息大小，全在于他的官帽的大小。千百年来，年年如此。你不见古时有衣锦还乡；而今是《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连土地都光彩十分。从我们家族来看，我太爷三十岁时是个七品知县。我爸爸三十岁时是个十七级科级秘书。我三十岁时是个没有职称的编辑。虽说各个年代职务名称不同，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能够略窥端倪。唯有主编的看法有点不尽相同。主编说你父亲年轻是搞新闻大名鼎鼎，到现在也不过一个正科级干部。我明白主编的言下之意。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先后患癌去世之后，两把交椅至今空缺。我知道觊觎这交椅的人马正等同全编辑部无官职的编辑编务总和。为这事我有点恍惚犹豫。我记得我耿耿于怀的理想事业生命价值似乎不是做官。说实话象我这样肩上顶着颗古怪大头的家伙，从没指望戴上副科级的副主任的官帽。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为了母亲九天之灵得到稍稍的安慰，如果有官帽飞来扣在头上，我决不把它摘下来当草帽随便抛掷。日本电影《人证》中倒是有一只象征着美好生活的草帽飞啊飞的。 啊，妈妈， 就在那个夏天， 在克里兹咪路上， 我那草帽， 不知怎么啦， 跌进了深渊， 你还记得吗？ 妈妈。 我的身子突然猛烈地晃动起来。我乘坐的渡轮，撞上了硬硬的花岗石码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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