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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红卫注册完公司后立刻动身回国就好了——啊呸,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这种屁话是什么意思——我是后悔了吗?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用后悔可以补救的事情,何况我所受到的那些所谓“磨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是我自己太脆弱了。以前人家说我这种人是温室里长大的苗儿我还不服气,其实人家说的一点儿没错。不过,我得老老实实承认,后来我在莫斯科逗留的那些日子的确不大美妙。 嗯,我还是接着把故事讲下去吧,免得大家批评我绕舌。 注册公司大功告成之后,张红卫和我彻底松弛下来。尽管这次俄罗斯之行我们赔了不少钱,但我们毕竟也挣扎着干成了一件事。我们决定痛痛快快地玩儿上几天。 我们像真正的观光客一样背起旅行包,脖子里挎上俄国产的照相机,顺着英文版的《莫斯科三日》旅游指南到处闲逛,抱着俄罗斯金童玉女合影留念,面带微笑同兜售纪念品的当地小贩儿们讨价还价,适量地往马路艺术家面前的钱罐儿里投放卢布,重新仔细游览了部分开放的克里姆林宫,凭吊了红场上的列宁墓,在普希金、老托尔斯泰纪念地留言簿上提了字;之后,花很便宜的车票钱北上圣.彼得堡,徜徉冰天雪地的涅瓦河畔,远望“阿芙乐尔”号战船,幻听“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响,在冬宫博物馆观摩俄罗斯珍藏的众多油画名作,同苏里柯夫、列宾等艺术大师作了无古无今无生无死的直接交流。真是一路歌声一路笑,冬云在天冰在河。你要是有机会到我家来,还能看到我和张红卫照的很多咧着大嘴傻笑或严肃得像呆傻政客的滑稽照片。 回到莫斯科,张红卫带着余兴感叹:“还是当观光客好啊,我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生意人。”我也颇有同感。 我赶紧给何小君打了电话,准备跟她话别后立刻动身回国。可何小君同屋的俄罗斯女孩儿说她还没有回来。 当天夜里,我们睡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本以为是何小君同学打来的呢,不意却是人贩子陈伯逵。 “徐老师哦,可找到你了。”陈伯逵沮丧地说,“我们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哦。” “什么事儿啊,如丧考妣。”我心情愉悦地调侃道。 “徐老师,你给我们的那份材料是假的哦,”陈伯逵说,“上面的数字明显涂改过,而且我老乡手里有一份同我们的一模一样。” “不可能!”我翻身坐起,“我徐庄从来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我感觉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狗娘养的吴保全。 “不是说你哦,徐老师,”陈伯逵不温不火地说,“我们不绕圈子,这份材料不是你亲手经办的,是一个姓吴的搞的鬼,对不对?我们打听过了。” “是这样,小陈。”我有点蒙,但话尽量说得平心静气,“这类材料基本上都是假的,花钱买出来的嘛,又不是人俄罗斯真的邀请谁。你的目的不就是想通过它把国内的人办出来么?”我一边跟陈伯逵胡诌,一边在心里想着对策。 “是呵是呵,”陈伯逵说,“但材料得做得像真的哦。我们这份材料上面的数字改来改去的,一看就是假的,国内办理护照的工作人员又不是傻瓜。哼,那姓吴的就要倒霉了。” “你威胁谁呀你?”听了他这番话,我不由得提高了声音,“要找姓吴的算帐那也应该是我,你要跟我理论就直说好了。” “你误会了徐老师,”陈伯逵急忙表白,看样子他是想稳住我,“我们是好朋友嘛。” “既然这样你也先别着急,”我沉吟了一下,说,“实在不行我退给你们钱。” “也只好这样罗,”陈伯逵说,“徐老师,您最好明天能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您看好不好?请您放心,我和小符绝没有难为您的意思哦。” “量你们也不敢。”我笑道,“好吧,我明天去一趟。” 和陈伯逵讲完,我立刻拨通了吴保全的电话,正如所担心的,没有人接。这个昧良心的娄阿鼠早不知跑哪儿去了。也许还没被那几个人放回来。 “管丫呢,”张红卫说,“他们莫非还敢找你麻烦不成?哥们儿正想找个人练练呢。” “不是,我跟那俩哥们儿处得不错,”我说,“也许还能想出补救办法。” “补救个屁呀,他们当时怎么不提出来?按说接了材料就没你什么责任了,你又没有跟他们说过实行三包。你踏实呆着吧,别理他们,”张红卫安慰我,“蛇头这行我了解,人本事大着呢,国内都有铁磁关系,不怕材料假。” “这哥俩也挺不易,为这破材料花了不少钱,”我说,“没事儿,明天我去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看不出来你还挺好心眼儿——他们要是真逼你退钱怎么办?” “我料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些钱,”我说,“他们急需的是材料,这我有把握。” “要不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张红卫说,“一旦他们翻脸也好有个照应。” “不用了,”我说,“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你还是抽空儿去看看回国的车票吧。”我估计何小君这两天也该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陈伯逵、符达成的住处,房东老太太给我开的们,她老人家居然还认得出我,亲热地把我让进屋内,“呜噜呜噜”地谈讲了一通,大概又是在讲一些语言不通的烦恼和笑话。陈伯逵、符达成二人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咖啡,他们见到我很惊讶,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早主动登门。 “真悠闲。”我笑道,在陈伯逵拉过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材料呢,把材料给我,我退给你们钱。” 陈伯逵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说:“不要着急嘛,徐老师,有话慢慢说。”他老人家倒安慰起我来了。 我往咖啡里加了一大勺白糖,搅拌着,说:“他姓吴的胆敢骗我,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符达成声音干涩地笑了两声,说:“徐老师,您也是受害者哦。主要还不是钱的问题,我们要的是材料,我们国内的伙伴已经收人家定金了,事情办不妥不好交代哦——” 我低头喝咖啡,觉察出陈伯逵瞪了符达成一眼。 “说实话,”我说(心想以“说实话”开头的话多半都是假话),“俄罗斯劳务邀请现在是越来越难办,假材料都有人抢着要。不信你们试试,你们把这套材料给我,我三天之内准能出手。我生气不为别的,是因为姓吴的这次做的有点太不像话,怎么能在数字上含糊?” 陈伯逵递给我一棵烟说:“不瞒你说徐老师,我们确实急需材料,国内等着用呢,这次如果搞糟了就等于堵了我们自己的财路,将来没人敢再跟我们合作了。”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我说,舒缓地吐了一口气,“重新搞一份材料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且我听说中国大使馆正在酝酿停止认证这类劳务邀请。这份材料固然有问题,可大使馆的章至少是真的——你能随便刻大使馆的章吗?那可是国玺。”我看看陈又看看符,两人的眉头紧锁。我知道现在场上的主动权已基本掌握在我方队员手中了。 陈伯逵支吾了一会儿,突然发着狠说:“我们他妈也不求别的,只要材料拿到手一看像真的,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我们就满意了。” 符达成说:“对对对,我们也没有为难徐老厮的意思,只要能交代过去就可以哦。” “你们把材料拿来,”我说,“上帝保佑,但愿还有补救的办法。” 陈符二人忙不迭地取出材料。 当时从吴保全手里取材料时光顾高兴了,根本没有细看,现在仔细一翻,整套材料的确做得粗糙不堪,几处关键的数字涂抹得“花非花,雾非雾”,既像甲又像乙,形同儿戏令人哭笑不得,材料终端大使馆加盖的图章亦模糊不清(也许那章是吴保全这个狗杂种雇人用萝卜刻的呢),工作人员的认证:“兹证明上述材料属实”几个汉字写得歪七扭八状如狗爬,真真唐突了我中华线条艺术。所幸这一行鸟字和年月日之间有一小块儿空白。 “看来老夫不得不卖一次手艺了。”我捋捋衣袖说。我所谓的补救办法正是想在这一小块儿空白上做做文章。 陈伯逵、符达成紧张而又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符达成看看材料又看看我:“徐老厮的意思是说模仿这上面的字迹再说明一下?” 陈伯逵嘴里“噫”了一声说:“开个卵的玩笑,哪里有那么容易哦。” “对你一文盲来说当然不易。”我笑道,“人符达成同学比你聪明。” 陈伯逵听罢“嗬嗬”地笑起来:“你们大学生就学这本事哦,怪不得中国总也搞不上去,培养的都是一些歪门人才哦。” “你再这么说我他妈不管了啊,”我真有点生气,“这总比你们在意大利给人当奴隶长脸吧,我丢人也没丢在外头。——你说这么做到底行不行?” “行行,只要你模仿得像就行,”陈伯逵说,“嗬嗬嗬,回头我们也到大学里进修进修——” “我真不管了啊,”我把材料扔到一边,“你在意大利没有进修够是不是?” 符达成埋怨陈伯逵:“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让徐老厮安静一些。” “意大利!”陈伯逵转身在屋子里走动,迈着滑稽的小方步,“他妈的刀架在老子脖子上老子也不去意大利做工啦!一天十六个小时的活,累死不说,还让那些鸟人指着鼻子骂黑工!我操他妈的意大利!中国人!噫!” 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细心揣摩“工作人员”的笔画特征,一遍一遍地反复摹写,最后在材料的空白处添加了两行字,证明材料涂改处有效。这一手得归功于我爸妈从小逼我“临帖”,不是吹牛,你只要给我时间让我静下心来,我能把任何一个傻瓜的字模仿得足以乱真。有一年愚人节,我模仿我们班一女生的字给张红卫写了封情书,这倒霉蛋儿激动了半天,结果吃了一顿白眼碰了一鼻子灰,为此他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理我。 陈伯逵、符达成看了我的“杰作”后直嚷嚷:“噫,徐老厮,原来那几个字八成就是你自己写的吧?” “没错儿,是我写的,”我忍不住自鸣得意,“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蒙二曰骗三曰杀人不眨眼。跟着徐老师长见识吧你们就。” 陈符二人憨厚地张着嘴笑。这么一来,我们几乎变成共过患难的好朋友了。陈伯逵、符达成在我“作活儿”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午餐,这会儿盛邀我入席,我也毫不客气地坐了他们为我虚出来的所谓“上座”。 我看看桌面上的饭菜酒水,不由笑道:“咦,怎么没有准备徐老师最爱喝的伏特加呀?” 陈符二人大笑起来,纷纷说:“哎哟忘了忘了,这就去买这就去买。” 符达成笑得眼泪都下来了:“徐老厮您不知道,那天我差点喝死。” “陈伯逵同学都跟我汇报了,”我笑着喝了一气儿啤酒,“扑哧”一声又都吐了出来,我心里实在憋不住地乐,“同学们同学们——”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笑说,“今后你们再也不要管我叫什么老师了,——我他妈算哪门子老师呀。” “得算得算,”陈符二人诚恳地说,“你的确比我们有学问嘛,这我们看得出来,我们老粗就佩服有学问的人。” “——我也就比你们早来莫斯科两个月,”我止住笑说,我真不忍心再蒙他们了,“我也不是什么留学生,我跟你们一样都是混混儿。” “那你也是有文化的混混呵,”陈伯逵说,“不比我们,初中都没有毕业。我们在意大利呆了两年也没学会说鸟意大利语。” “那你们是怎么去意大利的?” “被蛇头倒过去的呀,”陈符二人对视了一眼,不好意思地笑,“我们每人花了五万块钱才到了意大利,没想到做了两年缝纫工。”陈伯逵说罢,起身回卧室拿来了一个精致的手工皮包。 “瞧瞧成色怎么样,”陈伯逵自豪地说,“这是我亲手做的意大利名牌皮包。” 我得说那皮包做得还真不错。“这么说咱们国内卖的好多意大利皮包都是你们做的了,”我说,“看来你们对意大利国贡献大大地。” “那当然了,”陈伯逵说,“我敢说我们做的皮包是一流的,我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哦。操他妈的意大利资本家剥削我们,嗬嗬嗬。” “那你们还往那边倒自己哥们儿,”我说他们,“让自己的同胞还受你们那种洋罪。” “噫,哪管得了那么多哦,”符达成道,“中国人口多嘛,往外国疏散一些也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啦,我们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啦。” 我不由笑道:“你们人贩子还为自己总结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了。” 陈符二人也笑道:“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嘛。” 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得知,陈符二人都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们只比我大五、六岁。陈伯逵原是某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因超计划生育被开除了公职;符达成则是一出来闯世界的地道的农村青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还真有些喜欢这两个南方佬。与某些粗蛮狡诈的北方人(比如娄阿鼠吴保全以及我后来遇见的几个家伙)相比,他们更坦诚、更率直、更善良。 那天,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地喝了几瓶啤酒。我把我家的真实地址留给他们,邀请他们有机会到北京找我去玩儿;他们也把自己老家的详细地址写给了我,陈伯逵还将他亲手缝制的“意大利皮包”送我留作纪念。这哥儿俩的确很厚道,也很有趣,——向毛主席保证——我说这话可不光是看在“意大利皮包”的面子上。 老天爷,我那天真应该听从他们的挽留,留下来玩儿一宿扑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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