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
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
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
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
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
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
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
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
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
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
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
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
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
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
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
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
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
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
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
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
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
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
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
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
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
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
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
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
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
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
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
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
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
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
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
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
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
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
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
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
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
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
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
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
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
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
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
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
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
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
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
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
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
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
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
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
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
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
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
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
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
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
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
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
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们来看
我，便主动地去到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
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
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
探望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我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刚刚过去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
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
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故事：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当车快
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
“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
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要格杀勿论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
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
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儿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
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去；然后他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地朝黄河岸边开去——在
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
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
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峰上飞来飞去；它们或
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
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在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对母亲般的黄河叩谢养育之恩
后，道出了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的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
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
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
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
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
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
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
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
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
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
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
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
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
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
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
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
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
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
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
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
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
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
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
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
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
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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