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
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
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
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
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
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
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
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
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
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
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
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
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
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
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
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
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
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
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
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
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
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
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
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
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
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
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
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
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
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
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
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
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
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欲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
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
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
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
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
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
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
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
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
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
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
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
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
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
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
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
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
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
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
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
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
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
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欲会促使
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
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
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
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
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野性的呼唤》这本书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
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
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
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
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
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
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
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
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
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
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
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
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
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
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
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
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
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
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
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
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
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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