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
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
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
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
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
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
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
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
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
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
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
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
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
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
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
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
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
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
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
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
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
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
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
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
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
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
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
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
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
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
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易经》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
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
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易经》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
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
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易经》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
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
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
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
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
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
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
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
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
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
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
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
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
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
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
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
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
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
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
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
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
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
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
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
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
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
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
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
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
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
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
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
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
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
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
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
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
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
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
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
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
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
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
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
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
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
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
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
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
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
    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
    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
    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
    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
    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
    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
    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
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
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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