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
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
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
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
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
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
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
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
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
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
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
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
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
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
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
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
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
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
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
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
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
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
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
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
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
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
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
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
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
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
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
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
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
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
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
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
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
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
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
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
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
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
头之一。
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才能对“饥饿”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知识分子
的失雅，有所认知。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见饥民
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便问他的随行大臣：他们怎么不吃肉粥？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
出来，不外想说明，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
知识分子也是人，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在
茶淀农场的584分场，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发粥的木车一来，等着抢“剩余物资”
的成员，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
便一拥而上，把头伸进粥桶，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粥
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滚”——有人往
粥桶里钻，有人推着粥桶跑——一场人与人、人与粥桶之战，在劳改队院内展开。这场面已
然是让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而
发展到后来（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
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
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
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
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
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
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
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
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
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
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
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
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
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
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
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
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
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
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
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
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
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
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
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
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鸡巴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
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
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
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
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
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
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
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
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
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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