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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赵鹏从村巷里走过去，即使到了半夜，河川里还有男人或女人相互呼唤问话的声音，村巷里仍然有满载麦捆的小推车在刷啦刷啦响着，紧张的抢收时节，黑夜和白天没有严格的分界了。
　　他照直朝村子西头走去，去请党支书的小儿子来吃饭，他受他爸的指派，用拖拉机帮他拉运完了北渠口割倒的麦子，该当领情哩！
　　支书家在村子西头新辟的庄基上盖起了一座青砖红瓦的新房，他走到门口，看见支书的小儿子正在院里洗手，看见赵鹏后，已经意识到他登门的目的，仗义地说：“你跑来做啥？我刚才吃过饭，就只拉了三趟麦，统前到后没用下一个钟头，肚里还实腾腾的哩！”
　　“去喝一口茶也好……”赵鹏劝小驾驶员。
　　“谁？噢！是赵鹏呀！”党支书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完全用蔑视的口吻说，“你请他吃饭？噢呀！狗屁不懂的娃娃，值得你请他？”
　　“娃儿忙了半夜，去喝口热汤。”赵鹏忙说。
　　“我可不给他惯这号毛病！见给乡党帮忙，就要吃要喝，啥好毛病嘛！”党支书很严格地借机训导儿子，“甭钻钱眼儿！学点好思想儿！”
　　小驾驶员只顾洗搓油污的双手，搓得肥皂沫儿吱吱响，对父亲的训导，不吭一句。
　　“娃儿给我帮了大忙……”赵鹏继续邀请。
　　“应该的嘛！”党支书毫不介意地说，“他给你拉几回麦子，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是国家的重要人才，给党有大贡献哩！看见你拉小推车，我心里难受哩！党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人才，爱护知识分子，有的人总是不执行喀！像你这样的人才也要拉车运麦，实在……我才叫他赶紧去给你帮忙，咱要按中央的精神办事，爱护人才哩！”
　　赵鹏听着党支书这一番剖白，反倒张不开口了，党支书在他身上体现党对知识分子关怀爱护的指示精神哩！他再一次劝解党支书，放松禁令，让小儿子跟他去吃点饭。党支书手一摆，五十多岁的强壮汉子的大黑脸一甩，干脆把话说绝：“你快回去吃饭，甭洋磨时间了！你请他吃一顿饭不打紧，惯下坏毛病可不得了……”
　　赵鹏看看再无希望，就再三道谢，走出宽敞的院子，心里不由地想，党支书这人倒是个直杠脾气。
　　他又走进村子，去请那两个小青年，刚走到下坡路口，影影绰绰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朝坡下走。赵鹏忙喊：“哎——等等！”俩人闻声站住了。
　　“走！到咱屋喝口热汤——”赵鹏走近说。
　　“不啦不啦！”长头发高个儿说。
　　“俺俩急着去洗澡哩！身上扎得难受。”矮个光葫芦补充说，“甭劳神了！要不，咱们一块去河里洗澡……”
　　“吃罢饭，我跟你俩一搭去。”赵鹏已经牵住长头发小伙的胳膊，“你俩不去，你淑琴婶子炒下那些菜，给谁吃？放到明日就坏了！”
　　“支书的儿子嘛！有他去吃！”长头发一扬头，“人家用拖拉机贡献大！”
　　“对！连他爸一块请！”光葫芦附和说，“那老家伙爱吃——嘴大吃百家！”
　　赵鹏看出来，在这两个青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长头发，他死死拉住他的光胳膊不松手，轻声说：“支书家娃娃不来，你俩再不去，真要把菜搁坏了。”
　　光葫芦侧过头，等候长头发的意见。长头发把头一摆，说：“那货不在，我俩就去！”
　　赵鹏悟出他俩和支书的小儿子关系不睦。
　　小圆饭桌摆在院子中间，电灯从窗户里拉出来，吊在小柿树的横枝上，圆桌上竟然摆出四大盘菜，淑琴真是有办法哩！
　　“叔哎！明说吧！”长头发喝下一盅酒，畅快地说，“吃你一顿饭，我也高兴。咱之所以不想来，主要是不想和支书家的人照面。”
　　“有啥冤仇不能消除哇？”赵鹏笑问。
　　“俺俩到县上告过他！”光葫芦说。
　　“咱是明告，不怕支书知道是咱告。”长头发拍拍胸脯，“敲明叫响去告状！”
　　赵鹏没有吭声，佯装低头端酒杯，他对党支书赵生济又不是完全陌如路人。小小的赵村，既是一个大队，又是一个独立小队，属于两级核算单位。赵生济既任支书，又任大队长，同时也是生产队长。前多年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说他自当支书以来，早就一元化了。近二年实行责任制，精简农村基层干部，他说他早就符合精简精神了，从来是身兼三职，没有加重过社员负担。他是赵村的真正的当家人，他有一副生铁坯子似的坚实的身体，有一个硬如钢锨般的脑袋，他脾气执拗，坚韧不拔，断事严明，可以说六亲不认，该罚的一律就罚，直至对他的老伴，近年间，赵鹏从乡亲们口里零零星星听到的关于老支书赵生济的议论，不断地冲刷他过去的那个令人崇敬的老支书的印象。借着实行责任制的动荡，队里的小拖拉机折低价给自己买下来，处理公房也是如此，云云。
　　“队里每月给他开三十六块钱的补贴，实质是工资。每到公社开一次会，另外再记一个‘公务劳动日’，年终按一块钱开帐，给谁家调解一回纠纷，也要记一个‘公务劳动日’，还有好多怪名堂，一年下来，白拿多少钱啊！”光葫芦脑袋说，“俺俩到县委告状，村里好多人都签了名。”
　　“结果呢？”赵鹏倒关心起来，“县上解决了吗？”
　　“嗨！甭提！”长头发一拍大腿：“县委的干部把俺俩递上的材料一看，说，‘问题是存在，但还不是太严重的。比赵生济严重得多的违法乱纪的人，他们还调查处理不过来呢，得等一等。’这不，等了三个月了，连个音儿也没有！我们也没劲头再告了。”
　　这个人，当了十几年干部，也许是把过去的那一股虎气褪掉了，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赵鹏听着，不由地感慨起来：“这人哪……丝毫也不顾及党在农村的政策条例……”
　　“哈哈！政策——”长头发大笑，“赵支书在村里大喊大叫，说‘政策是个红苕’！”
　　“啥意思？”赵鹏问。
　　“你猜！”长头发含笑不露。
　　“红苕嘛！生着是硬的，蒸熟就软了。”光葫芦笑着解释，“中央的政策下来时都是硬的，经过赵生济支书的那个‘锅’一蒸，就软了，随扁随圆由他捏！”
　　噢！赵鹏听着，真是哭笑不得，不由地受了两位小青年的感染，生出义愤之情了：“你俩该去公社反映，公社管的地盘小，事……”
　　“去过公社了，啥也不顶。”光葫芦说。
　　“你甭掺合咧！”淑琴借着送汤的机会，走到圆桌跟前，说，“你又不在家，管人家队里的事做啥！”
　　“看看看！婶子怕了！”长头发笑着。
　　“不是怕不怕。”淑琴不服，“不是我说，你俩再蹦跳，也告不倒赵支书！”
　　“告不倒归告不倒，搔搔他的皮毛也叫他甭贪吃得安然！”一个尖尖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赵鹏一看，却是王秀珍，这个咋咋呼呼的女人说话真痛快。他的淑琴已经有点明哲自保的气味了，过去，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支柱是他可观的月薪，所以对队里搞好搞坏不大关心，虽然免去了许多口舌，落下一个贤惠媳妇的美誉，却不像初进赵村当团支书时那样生气勃勃了。人都在变。
　　“淑琴嫂，跟你商量一件事。”王秀珍说。
　　“啥事？”淑琴问。
　　“队里明天开脱粒机呀！队长传下令，自由结合，五户一组，包打一天。”秀珍说，“我来寻你，咱们结合一组，你愿意不？”
　　“好么！”淑琴随和地笑着，“跟你这个美劳力组合，我还怕吃亏吗？不过才两家呀！”
　　“你俩愿意不愿意？”王秀珍指着长头发和光葫芦，“跟婶在一组，好好干，打完麦，婶子闲下了，给你俩一人寻个好媳妇……”
　　长头发和光葫芦开心地笑了，答应了。
　　“再联一户谁吧？”王秀珍和淑琴在一堆嘟哝起来。
　　赵鹏给俩青年递烟，他们吃饱了，站起来，把衫子搭在肩上，问：“你还去不去河里？”
　　“算哩！”赵鹏笑着说：“我的腰疼……”
　　俩青年刚走开两步，又折转回来，长头发对赵鹏认真地说：“叔哎，那天在河滩，俺俩托你找合同工的那个事——”
　　“问题……不大吧！”赵鹏说，“我听说要重修围墙，回厂去我再联系确实。”
　　“不咧！鹏叔！”光葫芦说，“俺俩找下一个赚大钱又不贴本儿的营生了。”
　　“唔——”赵鹏倒省去了一件麻烦。
　　“前日下雨后，俺俩到县城去逛，碰见一个高中同学，他给西安一家回回开的烧鸡店铺送活鸡，一个人供不上，叫俺俩一块干。”长头发说，“一次送去七八十只公鸡，能赚三十多块哩！”
　　“七八毛钱一斤收下，一块钱一斤卖给回回，一斤赚二毛多，二三斤重的一只公鸡，赚五毛。”光葫芦得意地解释账理，“进山收一天，进城送一天，两天一个来回，赚三十多块。”
　　“好事好事！”赵鹏笑着夸赞说。
　　“现在嘛！要想法儿挣大钱哩！”长头发沉吟着说，“费力少而挣大钱，才能富得快。可是，鹏叔，咱可不是赵支书那样白吃白拿！”
　　俩人咂着烟，走进村巷里去了。
　　赵鹏走回院里，正碰见淑琴送王秀珍出门，他随口客气地说：“再坐坐……”
　　“我还要联合一户人家哩！”王秀珍说。
　　“秀珍，甭急走，我还有句话。”淑琴叫。
　　王秀珍又咚咚咚走过来，站到淑琴跟前，听她说什么忘记了的重要话儿。
　　“你把前日在麦场上咱俩说的那几句话，当面说给你鹏哥听听！”淑琴一本正经地说。
　　“啊呀！哈哈哈……”王秀珍听罢，大叫一声，惊慌地奔出院子去了，嘎嘎嘎的笑声一直延续到大门外的村巷里。
　　赵鹏不知什么话，竟会使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秀珍——绰号王疯子——如此惊慌失措，好奇地问：“淑琴，她说什么话来？笑成这样！”
　　“好话。”淑琴佯装镇静。
　　“啥好话？”赵鹏愈加好奇。
　　“她说……”
　　“说啥？”
　　“她说她想跟你睡觉！”
　　“啊呀！”赵鹏猝不及防，闹了个大红脸，奔到淑琴跟前，在她腰里捅了一拳，莫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些活宝女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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