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陈建功-->前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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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的，当天晚上，我就用自行车驮着一个简单铺盖，到派出所去了。
　　那天正好轮到苏五一在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我去跟他一块儿。
　　派出所是很简陋的，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北京最艰苦的派出所之一。其实，波及北京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都已经过去7年了，北京的地震棚也基本消灭了，这个派出所却可以说是当年遍布京城的地震棚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据说老派出所在地震时成了危房，只好到这块空地上盖了一圈“干打垒”来办公。现在，它的四围，已经盖起一圈崭新的家属楼了，而派出所，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更没有充足的资金。
　　“干打垒”围起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坐北朝南的一溜，主要是办公室、会议室，东边的两间，是伙房，东南角的一大间，因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地方，所以成为了接待来访、受理报案、办理户籍的值班室，剩下的南房和西房，就都是民警们的宿舍了。
　　院子里立了几根水泥柱，拉着两行铁丝，上面老是挂满了民警们的衣物。西北角有一个砖砌的盥洗池，从早到晚，不断地有民警在那边儿上刷牙洗脸，可见他们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睡觉，什么时候才起床。平常的日子，他们分成两班，每天都要有一班人在所里待命，以应付各种任务。可“严打”这些日子，已经没有待命这么一说了，警车没白没夜地出动，甚至连警车都不够使的了，从附近的单位又借来了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公安分局的预审处也不够用的了，包下了一家很大的旅馆，各派出所逮来的罪犯，够条件的就“报捕”，分局长一批，警车就呜呜地往那儿送。别说民警们一个个熬成个什么样儿了，就连围在“干打垒”四周楼房里的住户，也都给熬得五脊六兽的。
　　我到了派出所的门外，从自行车后架上卸下驮来的铺盖的时候，警车正好也停在了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姑娘，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女民警。
　　那姑娘相貌平平，看那肤色有些像农村人。穿着一条深灰色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的确良长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装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毛巾、漱口杯、卫生纸之类。又逮来一个？卖淫还是偷盗？我愣愣地打量她。她往派出所的门里走的时候，歪过脑袋瞥了我一眼，我至今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眼，才给我带来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和苏五一一道在值班室里待一会儿我就明白，我的铺盖带得实在是多余。值班室的一个角落里倒是立着两张钢丝折叠床，可什么时候能睡下且不必说了，什么时候这值班室里能消停一会儿，让我们有空闲打开这床，铺开那铺盖，都大成问题。
　　值班室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交叉上演一幕幕小品的小舞台。
　　九点一刻的时候，送来了一个醉鬼，蹬三轮儿的“板儿爷”说，他说他到永定门，可永定门哪儿呀？到了永定门，这位呼呼睡个不醒，不管你怎么问，也问不出个屁来了。永定门大了去了，我横不能把他扔在永定门大街上吧？明儿您再在大街上见着个尸首，给我安个谋财害命的罪。得嘞，我不要车钱啦，把他给您搁派出所来吧！……板儿爷还没出门，又进来两位，河南驻马店来的，住在了什么什么旅馆，上街遛达，天一黑，找不回去了，只好找到派出所来了。那醉鬼倒不碍事，倒在一米高的柜台底下打上呼噜了，苏五一说，先甭理丫挺的，丫挺的且睡呢，今儿晚上不用咱把被子匀给他就不错。他坐到桌面上，详细询问那俩“驻马店”，还没问出个所以然，拉拉扯扯进来了五个人，一下子把值班室的门口挡了个密不透风，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黑咕隆冬的不知有多少位。
　　“民警同志，你给评评这个理，我的孩子，我让她回家，他凭什么拦着，凭什么？”那个50岁上下的女人说。
　　“我不拦，我不想拦，可我得找派出所说明白，不然你把孩子领走了，出了什么事，我担待不起！”另一方是个60开外的老爷子。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怕我妈打我，她肯定打我！”女孩儿倒没有哭，可她铁青着脸，躲闪着她的母亲，往老爷子身后藏。
　　“瞧见啦瞧见啦，是我拦她吗？您说，这么着出门，他们娘儿俩不得打起来？”
　　“那你别管，我家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有找她回家的权利。”女人身后，一直没说话的一个男人开了腔，“你们家私自扣我们的孩子，这……这是违法的……”
　　“可孩子现在在我们家，我们家秋子又没在家，你们非拉她走，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待？”一个30多岁的男人帮那老者，看那模样，是他的儿子。
　　“你别搭茬儿，我们孩子她舅还没说完呢，你们听听我们孩儿她舅的，她舅是科长……”原来说“权利”、“违法”之类的那位，是“孩子她舅”，原来又是个科长，怪不得比起那几位来，有那么点儿“端”。衣着也透着不同，不到50岁，肚子有那么点儿鼓，绷着一身的确良做的短袖猎装，还真有点儿“派”。
　　没想到，那女人对“孩儿她舅”职位的宣布，好像没有多少威慑力，那老者和他的儿子还是喋喋不休地声明，自己家绝无扣人之意，但必须到派出所来，当着民警的面交人，而且，还得要求她当面下保证，保证女孩的安全。
　　“老说这个，老说这个，我让你们听我们孩儿她舅说完行不行？她舅是科长！”女人又一次搬出自己的弟弟。
　　苏五一也不着急，就跟看小品似的看看这位，看看那位，有时候也不看，想起了什么，翻翻电话本，又打个电话，替“驻马店”问旅馆的事。问完了接着看。看一会儿，又找出一张小纸片，往上刷刷地写什么，看来是给那“驻马店”用的地址。写完了，又接着看，然后把纸片儿给了“驻马店”，让他们出门，打“的”，走人。
　　“行了！完了没有？”“驻马店”走了，苏五一好像也腾出精神来了，从桌面上跳下来，冲女人、老者、孩儿喊了起来，“一个一个说，瞎吵，想不想让我听明白？”
　　女人说：“对，一个一个说。民警同志，您先听我们孩子她舅的，她舅是科长！”
　　“是吗？”苏五一歪过脑袋瞥了“她舅”一眼。
　　“对，机械厂总务科的。”“她舅”递过来一张名片，嗽了一下嗓子。
　　苏五一捏著名片，懒洋洋地说：“我跟您说，您，先别说哪，别说哪……您先办这么一件事，就这会儿，也别远了，到永定门火车站，拿块砖头，朝那人多的地界来一下子。砸着的那位，您问问他，一准儿，是个处长！……您是科长不是？那就先甭说了，再过两年，继续进步了再说吧……”
　　除了女人和“她舅”，大伙儿都笑了。
　　“你多大啦？”苏五一也不笑，开始掉脸儿问那女孩儿。
　　“十五。”女孩儿的回答让我一愣，看她身段，说二十你也得信。
　　“十五？十五你不跟家待着，到人家家里干什么？”
　　“我妈老打我，骂我，我……我就到秋子家去了……”
　　“秋子是我那儿子，他俩搞对象哪。”老者说。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苏五一伸出了右手，张开个巴掌，在脸上一通胡噜，胡噜痛快了，看了看老者，说：“你可真敢干，想抱孙子也没有这么急的，鼓动着儿子搞15岁的，你还替你们家儿子看着，调教人家的闺女，不让她回家，你就不怕犯法？”
　　“……”
　　“你，更够呛！当妈的，别以为自己没事儿！这么大的闺女，看都看不住，拉也拉不回，这妈，还当个什么劲！我告诉你，当妈当不好，也犯法！有胆儿你把她接回去接着打，再打跑了，我跟你要人！”
　　“……”
　　都不说话了。
　　“说呀，怎么办？”苏五一高声问。
　　还是没人说话。
　　“不说，可就听我的了！……去，都到边儿上去，一人给我写篇保证书来……你，保证不打她，让她好好回家！你，保证不留她，不许她再到你家过夜。听明白啦？”
　　都说明白了，都到一边写去了。
　　……
　　就这样，一幕幕小品热热闹闹地在值班室里上演，直到凌晨3点，上演的频率才渐渐地放慢了。
　　那醉鬼还在柜台下瘫着，呼噜声越发惊天地泣鬼神。这呼噜打得人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苏五一就蹲到柜台下面去，捏捏他的鼻子，给他一个小耳光，让他调整一下高音低音轻重缓急。有一次刚刚让他给调教好，从柜台下直起腰来，所长老边就进值班室来了。
　　所长有事吗？苏五一问。
　　有事。你们兴华里那位，还没拿下来呢。
　　“拿下来了”，就是招供了。“没拿下来”，就是没招供。
　　哟，都他妈三点了。苏五一看了看表，想了想。说，别他妈抓错了吧？
　　就是，我也怕是抓错了，要不，快一宿了，怎么也得招啦。我说，你清理清理这儿，让事主在这儿辨认一下吧，我看这屋还亮堂点儿。所长说。
　　所长出去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事似的，回来把苏五一叫了出去。没多会儿，苏五一回来了，领来了两个同事，让他们把那醉鬼拉了出去。他招呼我帮他把墙根儿那儿的一把长条椅子搬到日光灯底下。
　　“这干嘛？”
　　“不是说啦，准备让她辨认嘛。”
　　苏五一告诉我，“兴华里那位”，不是他抓的。那是天津公安局转来的案子。事主在天津跳了海河，被救了上来，一问，原来那姑娘从河北农村到东北找她哥，到北京转车时，被一个小伙儿骗到家里强奸，又被抢了钱。她回了火车站，又被另一老流氓骗到了天津，玩够了甩掉，走投无路，才跳了河。事主已经被接来了，因为她说她记得在北京被骗强奸的那一片屋子，叫“兴华里”。刚才所里派民警领事主到兴华里转去了，还把那间屋找着了。那家还真住着一位年龄长相和事主说的一样的人，所以就“传”来啦。按说，不管是什么案子，只要是边所长亲自出马来问，如果真是罪犯的话，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一准儿“拿下来了”。问到这会儿还没招，是不是抓错了还真是有点儿悬了。保不齐，那可保不齐，黑咕隆咚的，你敢说那姑娘记那房子就能记得那么准？事到如今，也只有让那姑娘出来认一认啦。
　　“你知道所长刚才把我叫去商量什么？辨认的人不够，没几个穿便衣的，所长问，你能不能算一个。我说啦，老陈没得说，别看是个作家，没有一点架子，就算一个吧！……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儿没错儿，我算一个！”我主动坐到了刚刚摆好的那张长椅上。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辨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说把事主带来，指着嫌疑犯问：“是不是他？”事主说是，或不是，了事。辨认时得同时找上四五个人，让嫌疑犯夹在中间。然后让那事主躲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地方，认认真真看个遍，从中挑出罪犯来。是啊，这么晚了，让苏五一哪儿去找四五个穿便服的人。再说，这回咱又成了“嫌疑犯”了，让一个被强奸的姑娘上上下下认一认，这不是比当“萨马兰奇”“发奖牌”更够味儿的差使吗？
　　随后走进屋，和我一块儿坐到长椅上的，是三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两位我认得，是附近单位为了支援“严打”，派来的两辆汽车的司机。另一位我想肯定就是那位真正的嫌疑犯了。这嫌疑犯留着寸头，长着一张胖胖的大脸，腮帮子被刮得铁青。看得出，是让这一夜的审讯给熬的，一副蔫头耷脑的丧气样儿。不过说实话，我想我的尊容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看那俩司机，让日光灯从头顶上一照，说他们是罪犯，也一样有人信。
　　“你们都听着，我还得给你们交待交待政府的政策，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比我可清楚……别低头，把头抬起来，好好听着！……”苏五一板着脸，站在我们的左侧。这我明白得很，他不能站在中间，中间正对着值班室的后窗户，他不能挡着黑魆魆的窗户外投过来的视线。
　　听他一声喝斥，我也下意识地抬起了头，一时间，我觉得自己还真的体会到了一点当犯人的滋味儿。
　　我不能不服气哥儿几个干这一行实在是天衣无缝，我瞪圆了双眼，使劲往黑魆魆的窗外看，愣是什么也没看见，可没过一会儿，边所长领着几位民警进来了，他拍拍苏五一的肩膀，苏五一很快结束了演讲，说：“……都去，再想想吧！”那三位在民警的陪同下，分别出去了。我知道，辨认已经结束。
　　“认出来没有？”苏五一问所长。
　　“认出来啦！你猜认出了谁了？”
　　“谁？”
　　所长用手指着我，呵呵地笑，说：“在这儿哪！”
　　后来我才知道，那姑娘，就是傍晚时和我在派出所门口照过一面的那位。没错儿，正因为照了那一面，我就成了她辨出的“强奸犯”！
　　三个人拿这事说笑了一会儿，忽然，所长不笑了，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就估摸著有点儿问题，不然怎么会那么难审！”所长的一只手按在办公桌上，中指和食指交替地弹着。
　　“怎么着，我去跟那边说说，放人？”苏五一问。
　　“跟司机说，开车送他回去，一宿了……瞧这事干的！”
　　“没事，所长，丫挺的有前科，不敢滋毛！”
　　“好啊，这位秦友亮，反正是你们管片儿的，交你办了。”所长边说着边往外走。
　　“我不管，又不是我传来的！”苏五一说。
　　“敢！”
　　所长走了，苏五一冲我嘻嘻乐。我知道到了没别人的时候，他是得拿我被认出的事开开心的。
　　“甭乐。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是先想想所长说的，怎么送人家回家吧。”我说。
　　“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难的？你以为我说不管，是怕丫挺的秦友亮啊？跟所长那儿尥尥蹶子，开开玩笑罢了！”
　　212吉普车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
　　苏五一从值班室走出去，站在汽车的门边。一个黑黝黝的身影从北边的排房那边走过来。借着屋里照出的灯光，看得出，就是他们说的那位秦友亮，腮帮子青青的那位。
　　“小秦子，今儿怎么样？”苏五一递给了他一颗烟。
　　“哟，谢谢……谢谢……”小秦子挺意外的样子，忙着从口袋里往外找打火机，替苏五一点上烟。
　　“听我说，小秦子。”
　　“哎，哎。”一口烟好像还没来得及往下咽，顺着鼻嘴，冉冉地往外冒。
　　“今天呢，叫你来，是为了帮助你，没别的意思。”
　　“是，是。”
　　“你呢，就得正确对待政府的帮助，不应该有什么想法。”
　　“哎哟，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这一晚上了，先是所长，陪我熬着，现在又是您……我能有什么想法呀，您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我吗？……”
　　“砰”，212的车门关上了，发动机又轰轰地响起来。
　　苏五一回到值班室里。
　　“怎么样？”问我。
　　我笑着说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我真是得向这位小秦子学，他是“理解万岁”的典范，“娘打了儿子不恨娘”的标兵。这一晚上，我可没白跟着耗，我又大大地长进了。
　　苏五一像个哥们儿似的往我的肩膀后一拍，哈哈大笑，他说是那儿回事，人民群众的确就是那么好，别说有前科的了，就是浑身没有一点儿渣儿的，也没脾气。他又拍了我的膀子一下说，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你真的长进了。
　　没过一个月，当我“下来”的日子快到期的时候，我更得到了一次向全社会宣布自己“长进了”的机会：上级派来了几位摄影记者，为我拍了几张“参加严打”的照片，有参观过军事博物馆的“严打展览”的朋友告诉我，在那儿看见了我的一张好大好大的照片，说明是：“作家陈建功在派出所和所长研究案情”。天哪，我哪有这水平和这资格？我只是遵了摄影家之命坐在了那儿，和所长凑着脑袋看了几秒钟的报纸，“咔嚓”被拍下一张。
　　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表示了对领导组织我们参加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场“比土改还深刻的运动”的理解万岁。
　　不过，这机会给我带来的麻烦大概就无人知晓了：又一个月以后，文联一位管保卫的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在生活作风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检点和自持？”问话是很客气很委婉的，却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有人给公安局去了匿名的“检举信”，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说陈某人野蛮地强奸了她。
　　那信，据说不仅匿名，而且还是从报纸上剪下一个一个印刷体的字，拼贴成的。公安局连笔迹都无从查找。
　　当然是为了对我负责，他们把信转到了文联。
　　幸好我经过了几个月前的锻炼磨练锤炼，似乎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镇静。当时我好像又想起了那位“小秦子”，那楷模使我的回答愈发冷静。我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衷心地感谢组织，感谢公安局，我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不能说没有想法，这想法只是两个字：理解……我没有把这事告诉苏五一，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出师了。
　　好像是说远了。我应该把话题拉回来，说说此后不久发生的，我和那位“小秦子”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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