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极品欣赏网手机铃声 | 电影下载 | 经典FLASH MTV | OICQ资料 | 幽默笑话 | 美女写真 | 星座命运 | 搜索大全 | 畅销书热卖
回目录
平民北京探访录

作者:陈建功

   
开场白

  我早就想把近年来混迹于北京平民的采访实录整理出来,和更多爱北京爱北京人的朋友们共享这一份愉悦。作为皇皇帝都的北京固然威名远播,作为平民的北京又何尝不独具魅力?记不得是哪位朋友告诉我的了:他到一位老北京家中小坐,主人为他沏上茶,说:“给您焖上了。”简单的一句客情儿,使这位朋友回味无穷。他说,不管到了天涯海角,只要想起这句话,大概都会“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我相信这位朋友其言也实,其情也真,不过他若能在北京久住,他会发现,被北京人脱口而出却意蕴无穷的话语真是比比皆是。譬如北京人爱说“话又说回来”:“……这开出租车的挣得是多了点儿,可话又说回来,人家还操心呢,劳神呢,没白儿没夜呢!唉,话又说回来了,开公共汽车的也不容易:为个仨瓜俩枣儿的钱,得踩着点儿去上班儿,风雨无阻,也不能太委屈了人家!”——语言,是文化的积淀,是人情伦理,是思考方式。光是这一句“话又说回来”,你该看得出北京的老百姓们够多么厚道、仁义,多么通情理,多么习惯于替人设身处地。
  只要你到平民北京中去,你会发现得更多,不仅仅是语言。
  比如那些蹲在菜站大棚前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那些提着鸟笼漫步筒子河的老头子们,他们中间就有平民北京的历史和人生。还有那些蹬着平板三轮,风一般驰过街巷的当代“祥子”们,那些在夜市的灯影里挥舞着布料,高吼“瞧一瞧,看一看”的“倒儿爷”、“倒儿奶奶”们,他们中间更有一个新的“平民北京”。而这新的平民北京,它如何从传统中脱胎,又如何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刷出新的色彩,则更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向历史的寻觅中开始对平民北京的探讨吧。
  有必要声明的是,早在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已经开始了对平民北京的自觉探讨,一代一代的考察者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珍贵的资料。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固然从被采访者提供的资料中得益,也从已成文的资料中取益多多,恕不一一致谢。作为一个对旧北京并无亲历的采访者,错讹之处,肯定是有的。如蒙教正,将感激不尽。
   
杠夫瘸三儿
  ——探访录之一

  他居然是个过去的杠夫。结识他的时候,他正一手晃着一个蒙上了笼罩的鸟笼子,悠哉游哉地在天坛的古柏林子里转悠。七老八十的老爷子,秃瓢,圆脸,酒糟鼻,颧骨上星星点点地挂着老斑,津津乐道于我提出的疑问,为我解释为什么要一边走,一边晃笼子:“人老在屋里闷着还得心脏病呢,何况本该上天的鸟儿……晃,晃,它在笼子里就得用爪子,使抓劲儿……啧啧啧,怎么样?用现如今时兴的说法——整个儿一座健身房!”这老爷子爽朗、风趣,采风者是不能不趁机“搭各搭各”的。这一“搭各”不要紧,你发现你面前站着的,是个过去的杠夫。你感到意外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那条老得让右腿等它慢慢拖上来的左腿,可是你再细细地端详,你发现了他肩膀上的疙瘩肉,你发现了他站在原地不动时的姿势:提胸腆肚收臀,脚撇成外八字。你立刻相信这老爷子所言不虚。
  “我知道您不信我瘸三儿这拉拉胯的德性还能去给人抬棺材。那是!抬棺材的主儿甭说瘸了,哪个不是膀大腰圆的精壮汉子!再说,抬棺材的讲究什么?稳!皇上出殡就甭说了,咱没赶上不是?可听说那128个杠夫光演杠就练了多少次。到了民国,大户人家出殡前也得走两趟试试啦。皇上那会儿,是在杠上铺上木板,摆上桌椅,沏上茶水,杠房掌柜的和大内的官儿们坐上去,起杠以后就盯着这茶水洒不洒了。民国那会儿呢,没那么严重了,可也要在杠杆儿上放十几个盆儿,盛满了水,杠头儿响尺一响,起杠,杠夫们屁也不敢放一个啦。‘梆——梆梆’,这是慢走。‘梆梆梆’,这是急走。响尺横打是换肩,再横打,可就是练摘肩下杠了。您瞅吧,百十号人,一水儿的绿色驾衣,黑布靴子,黑毡帽,帽子上顶根翎子——丧家加了剃头钱,我们就得剃头穿靴,体体面面地给人家挣脸不是?急走慢行,换肩换拨儿,那杠上摆的盆儿岂止不能掉,得点水不溢才行!要是我现在这模样,还想去当杠夫?滚一边去吧!”
  “您当年一定也是个壮汉,才敢干这一行的。”我说。
  “敢情!可话又说回来,不干这一行,我干什么去?咱家又没产业,两手攥空拳的命,凭力气吃饭呗!杠夫这差使,那时候叫‘闲子’,‘闲等儿’。等着活儿了,就有现钱去买棒子面糊口。等不着活儿,就接着‘闲等’。我18岁那年,街坊王升大哥就领我去杠房门口当闲等的‘小口子’去啦。啥叫‘小口子’?就是贫寒人家发送,请不起大杠,用八人以下的小杠,不用那么惊动,杠房就跟等在门外的小头目说,叫候在门外的小哥儿几个给办了。这小哥儿几个就叫‘小口子’,头目呢?头目叫‘门墩子’。我干了几个月‘小口子’,就上城门口的清茶馆等活儿去了。年轻,气盛,老当‘小口子’,觉得窝囊,老看着人家抬三十二杠、六十杠的气派。咱北京城的杠夫,都是天麻麻亮的时候上茶馆等活儿。杠房掌柜的只跟杠夫里的大头、二头说事儿。老关系,有技术,一有活儿,掌柜的就找大头二头,大头二头就到茶馆找大家伙儿,安排每伙杠的准日子。软片——就是棺罩啦,幡啦,伞啦,杠夫的衣服啦,硬器——就是杠子啦,绳子啦,那全归杠房预备,不用你管,按点儿来就成啦!您记着,‘响尺’的乱梆子一敲,就得聚齐几,该站哪儿,您就站哪儿,不准喧哗说笑。‘响尺’再打一声,您可就得规规矩矩给人家起杠了。起杠以后您就听吧,只有响尺‘梆梆梆’,脚步刷刷响。您要是犯了规矩,杠头儿抡起响尺就打过来了,打你个头破血流你也没脾气——得罪了丧主儿,砸了大家伙的饭碗,你担戴得起?”
  我告诉这位老爷子,听他这么一说,才算是开了眼了。过去只是听说北京的杠夫全国闻名,甚至天津上海的阔佬儿办丧事,还有人进京“特请”。这回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特请”了,没想到抬棺材还有这么多规矩讲究!
  “那可不!北京嘛,大户人家多,人家舍得出钱,咱不能让人家丧主儿挑了理儿去。光是从这屋里出堂出院儿,就是一功。您想吧,遇见高台阶,上去时咱得前捧后肩;下去时,咱又得前肩后捧。到了过道儿门,杠子施展不开了,得有个人钻到棺材底下背驮。还不能瞎嚷嚷,全听响尺号令。那丧主儿不错眼珠儿地盯着你哪。你敢把棺材歪了,碰了,翻了?那可就热闹啦。灵柩出了门,盖上了大罩,事儿还没完。孝子摔了盆儿,‘响尺’就喊上了;‘四角跟夫,后尾答碴儿!’咱就得应:‘唉——’,‘响尺’接着喊:‘本家姑奶奶赏钱多少多少吊!’咱还得应:‘吊——’这一路,遇上设路祭的、设茶桌的,时不时就得来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路抬出城去,等到完了活,揣好了二头目发的块儿八毛钱,累得腿肚子都转筋啦。可还得往家赶呀,老婆孩子还等米下锅!”
  “我这么听着,这一路赏钱的可不少啊,怎么才分个块儿八毛?”
  “这您就不懂啦,那喊‘赏钱多少多少吊’,可不全是真赏。有的是真赏,有的是假赏,还有的是小赏大喊。咱北京人爱面子不是?要不怎么说‘死要面子,死要面子’呢!就算遇上赏了大钱的人家儿,人家也是跟杠房和大头目、二头目算帐,再分到咱手里,可不就块儿八毛了?就这块儿八毛的,要是天天能挣来,也知足啦!赶到后来,我看那些大户人家也都败得差不多了,死要面子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杠夫的活儿也越来越显著肉少狼多了,咱又改行,蹬三轮去了。要不,怎么摔断了腿!”
  ……
  就这么着,我跟这位“瘸三儿”大爷算是认识了。一两年间,时时到天坛的古柏林子里会会他。以后因为忙,有一段日子没有再去。再去时,已不见了他的踪影。另外几位相熟的老头儿们说,他一年前就过去了。
  “坐火葬场的车走的,一按电钮,进了烟囱胡同了。”老头子们说起死,都有这么股子幽默劲儿。
   
“要骨头”
  ——探访录之二

  一个“耍”字,大约可以看出平民北京的某类性格特征。油嘴滑舌毫无节制者被称之为“耍贫嘴”;动作卖弄以图喝彩者被称之为“耍飘儿”;衣履不整褴褛如丝者被称之为“耍套儿”;寻衅捣蛋不可理喻者被称之为“耍叉”——旧京民谣曰:“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耍叉,耍叉就分家”,即指此种泼皮气。我想,“耍”字的“神韵”或许和“耍狗熊的”、“耍中幡的”、“耍耗子的”、“耍猴儿力子的”等等江湖职业不无渊源。“要叉”一词,便是明证:先是街头卖艺的行当,后又成为泼皮劲儿的转喻。“耍骨头”一词的演化,亦与之相仿佛,不过是比耍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蔑称便是了。人要是到了被称之为“耍骨头”的地步,已经不光是寻衅捣蛋不可理喻之辈了,你还得具有自轻自贱,面不改色心不跳,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脸皮。这倒也名正言顺。因为“耍骨头”的行当在江湖中也比之“耍叉”者更卑贱,被列之为“穷家门”,无家的丐帮是也。曾见一回忆文章忆及几位江湖艺人聊天,大叹人心不古,江湖乱道。几位“耍狗熊的”、“耍猴儿力子”的哥们儿们愤愤然道:“连耍骨头的都上了地啦!”“上地”者,撂地卖艺之谓也。在他们看来,“耍骨头”者,除沿街乞讨外,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尽管他们的“大雅之堂”亦不过飞土扬尘的天桥一隅而已。五十步笑百步,也还是要笑的。从中也可以想见“耍骨头”者地位之卑微了吧?
  在我结识“孙骨头”之前,已经对“耍骨头”的行当略知一二了。老舍所作话剧《茶馆》里那位串场人物大傻杨,便是一位“耍骨头”的:手执两块牛胯骨,上边缀着13颗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其中一块牛胯骨为“龙头”,以红绒球饰之,另一块为“龙尾”,以红绿绸带饰之。“耍骨头”者走街串巷,尤以光顾商家店铺为好。“合扇”相击,作“呱哒呱”之声,铃铛相谐,伴“哗铃铃”之响。道一声“哎,打骨板,听我言,马家老铺在眼前”之类,便引出一段现编现唱的“数来宝”来。或表吉利恭喜意,取悦店家;或作调侃戏德科,招徕听客。一段甫毕,平伸牛胯骨求赏。有赏者将一枚两枚置之骨上,“耍骨头”者绝对知趣而退,转移他方。另一家店铺门前再来一句“哎,打骨板,眼儿发花,原来是内联升的少东家……”如法泡制,又是一段。一般说来,店家乐得图个吉利,或者是为了避免“耍骨头”者厮守门前,搅了生意,总是要赏上几文钱的。当然也有心情不佳,较上了劲儿,声言“尊口免开,敝店一毛不拔”者,那可就热闹了。如果说,相安无事时,“耍骨头”者多为口角春风之辈的话,这时便将“耍骨头”本相暴露无遗了。他将在这家店铺门前一段一段数下去,词锋由吉利话转向了讥讽,譬如“数来宝,说半年,这位东家不给钱。不给钱,省下啦,打副金棺材多露脸……”有时候,一位仁兄还不够,三五同伙前来助威。店铺门前塞满了囚首丧面,科头跣足之辈,骨板声、讥诮声、哄笑声甚嚣尘上。到了这个程度,就算有人“惨不忍睹”,想出来打圆场,也难以收拾了。“耍骨头”者就是非要这个劲儿的——还非得声言“一毛不拔”者将钱送上,作揖请驾不可。丐帮中唱“数来宝”为生者,也有不击牛胯骨的。有的人以两块竹板相击,竹板称为“玉子”,求赏时则以竹板平伸接钱。还有以瓦片相击者。我想,竹板、瓦片自然是不及“耍骨头”更有特色,大概因为这原因,“耍骨头”才成为了这一行当的代名词,也成了嬉闹耍赖,撒泼打滚,不顾脸面,不顾后果的捣蛋行径的代名词。
  然而,“孙骨头”身上,却找不出丝毫当年“耍骨头”者的风采。他当然是个“耍骨头”的出身,从与他一块儿下棋的老哥儿几个给他起的外号里,便一目了然。不过,他真的似乎“温文尔雅”,是“衣食足而知礼节”了?还是他自知出身卑微,不敢诈刺儿?总之,这是个好老头儿。我把我知道的有关“耍骨头”者的有限知识和盘托出,向他请教。他并不否认。不过,他说他要补充两点。
  “第一,”他说,“我们那两块牛胯骨可不是马马虎虎的家什。那是朱洪武朱元璋皇上传下来的。皇上嘛,受命于天。可开始不行,开始他死了爹娘,没地方找饭辙,当了叫花子。别瞅当了叫花子,命在那儿哪。所以他这叫花子当得让人害怕——到了人家门口,叫声:‘爹呀,娘呀,好心的老爷太太呀,赏口吃的吧!’您想啊,这位可是天子命,那不等于折人的寿吗?他这一叫不要紧,叫谁谁得病,谁还敢应这叫花子呀!可怜这位真龙天子啊,没招儿啦,哭吧,哭着哭着才想起找两块牛胯骨来。由这儿开始,也不张口叫人家好听的了,打着牛胯骨就挨家挨户串去了……您是写文章的,别把我们这家什子给小看了。”
  “一定,一定。”我连连点头。尽管我对明史不甚了了,判断老人家这一段认认真真的“史料”的真伪,还是有把握的。不过我想,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段传说固然无价值可言,若换个角度呢?譬如心理学、民俗学的角度?
  “第二,”“孙骨头”接着说,“我们说的那‘数来宝’,那是艺术!谁都瞧不起咱,说咱那东西不入流,不是艺术。它京戏那唱念作打是艺术;它‘耍狗熊’的,现在叫马戏,是艺术;它‘耍猴儿力子’的,现在叫木偶戏,是艺术。凭什么‘耍骨头’说‘数来宝’就不算艺术?我们这一行,也得练!不练,那牛胯骨一敲,抓打呱,呱打呱,合辙押韵的词儿,合情顺势的词儿,能从嘴里出来吗?那不是艺术是什么!唉,可惜啊,连穷哥们儿都看咱不上眼,说咱也不过是穷家门,臭要饭的而已……倒是有的文化人拿咱当回事,这也是我见着兄弟你,愿意说说真心话的原因。”
  我问他指的是哪位“文化人”,愿闻其详。
  “名字我不知道。我听说‘数来宝’的前辈有一位艺名‘穷不怕’的,这人我没见过,早死了。听说他学过戏,学过相声,后来以说‘数来宝’为生,他还擅长用白沙洒字。有位文化人写诗夸他,那诗写得好哇:‘信口诙谐一老翁,招财进宝写尤工,频敲竹板蹲身唱,谁道斯人不怕穷。日日街头洒白沙,不须笔墨也涂鸦,文章扫地寻常事,求得钱来为养家。’”
  孙骨头说“数来宝也算是门艺术”,我是同意的。不过,我也知道,孙骨头是把“太平歌词”的“穷不怕”说成是他的同行了,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和把朱洪武说成是“耍骨头”的先辈一样。可我又何必说透它呢。
  我问“孙骨头”,是否能给我来一段“数来宝”,让我开开眼。
  他想了想,以掌拍腿,道将起来:“哎——打骨板,进街来,买卖店铺两边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大发财,喜事来,金山银垛放光彩。放光彩,我沾光,掌柜的仨瓜俩枣赏过来。孙骨头,今儿不济,保不齐明儿个就发迹。朱买臣敢想水泼地,秦琼卖马也没计,吕蒙四十运气转,朱洪武也曾把空拳攥。空拳攥,攥空拳,叫声掌柜的给俩儿钱,没时没候念您的好,日进斗金少不了……”
  听他数到朱买臣、秦琼、吕蒙、朱洪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说的“那两块牛骨头可不是马马虎虎的家什”那句话,或许越卑贱越要寻找一种心理的平衡吧,心中不免一酸。
   
“大狗熊”孙宝才
  ——探访录之三

  孙宝才其貌不扬——出奇大的冬瓜脑袋,无冬历夏都不见毫发。这秃瓢还不象其他老者的秃瓢儿一样,透出干葫芦般的油亮金黄,而是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疮痕老斑。脸是平的,鼻子圆溜溜,脸上的肌肉虽然丰富,却已经明显地松驰了。右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只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只有左眼在努力地睁着。上下嘴唇也相互错位了,一看便可知这是中风的后遗症。
  “就我,都这德性了,还拉我练个什么劲儿。”说着,拉起那耷拉的右眼皮:“您瞧,您瞧,眼睛到还看得见,可这眼皮子不管用啊!他们找我出去使活儿,我就是这么揪着眼皮子告诉他们来着。可您猜怎么着?人家说啦,谁指望着看您脸蛋儿来着?要找漂亮的脸蛋儿,满街都有,我们就不找您啦!可您这手活儿,谁也没有。这是绝活儿,您不出来使,谁能使?”
  天桥的艺人们把他们所长称之为“活儿”。表演,叫“使活儿”、“练活儿”。就这么着,孙宝才80岁上又往他那个硕大的冬瓜脑袋上套上了朝天翘的小辫儿,往他扁扁的脸上抹上了白粉,重新走上了舞台,直到今天,到他91岁高龄的今天。我采访他的时间是1991年1月9日,地点是在他的家——北京南城福长街三巷,一排崭新的平房里。同去的,还有宣武区文化馆的李金龙。多亏老李不断地用高且脆的大嗓门,向老头儿重复我的询问——老头儿已经有点耳背,而我,似乎还不习惯于初进人家,便在人家屋里扯开嗓门嚷嚷。
  孙宝才的女儿——看来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自始至终站在外间屋,关切地看着里屋的父亲,偶尔进来为我们添茶倒水。这情景使我颇觉有趣,我还从来没有见过70岁的女儿在90岁的父亲面前是什么样子,因此我忍不住时不时把目光投向她。
  “我这闺女,我孙子,还有我重孙子都劝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演个什么劲儿!您老缺钱,我们给您。踏踏实实家呆着,遛鸟儿,养老,不就成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懂!不是你们养不起我,也不是我图钱。咱图的,是个乐呵!您想啊,包袱一抖响了,大家伙儿一乐,我心里也乐不是?兴许这么着倒能多活几年哪!”
  所谓“包袱”,是相声行的术语,“笑料儿”之谓也。顾名思义,相声的笑料儿仿佛是包在包袱皮儿里的一样,点破笑料的那一下子,被称之为“抖包袱”。“包袱”一抖,却鸦雀无声,那可够让人垂头丧气的了。那“包袱”就叫“抖臭”了。倘若“包袱”一抖,举座笑倒,那就叫“抖响”了。喜剧艺术家的得意之处,便在于此。
  我看过孙宝才的双簧表演:着青色长袍,脸敷白粉,秃瓢上一根冲天翘的小辫儿。他演“前脸”,即充当前面的表演者。他的徒弟则在他的身后蹲下,以扇掩面,时而唱流行曲,时而唱“莲花落”,时而京白数语,时而韵白一段。孙宝才在这演唱道白声中,嘴唇翕动,眼波流转,一会儿学娇憨少女,一会儿学娉娉少妇,一会儿又是龙钟老妪,一颦一笑,惟妙惟肖,和椅子背后那位真正的演唱者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已足让观众开心解颐的了,后面那位还时不时要和前面这位逗逗乐子,故意出他的洋相。比如说是要放炮仗,一响二响过后,第三响却迟迟不响,待“前脸儿”俯身着时,突然“砰”地一声,“前脸儿”只好捂眼作哀叫状:“妈呀,崩着眼睛啦!”又比如后面这位唱曲儿的唱之不已,打鼓敲锣的后面是扭秧歌,扭秧歌的后面是“迪斯科”,“前脸”也只好听其摆布,舞之不断,直到瘫倒。这些都是“极响极脆”的“包袱”,双簧表演就是这样在观众不断的笑声中推向高潮的。
  天桥是旧北京的平民游艺场,是贩夫走卒者流“找乐子”的地方,也是江湖艺人们“平地抠饼”的地方。
  “平地抠饼”是“撂地卖艺”的形象说法:以白灰为界,在地上画出方圆一两丈的场子,有人称之为“画锅”,有人称之为“抠饼”,总之是靠这方寸之地找出生计的意思。类似的平民游艺场还有几处,比如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庙会,都留下过孙宝才们的身影,当然其中还是以天桥的杂技曲艺表演最为繁盛,最为经常就是了。
  孙宝才在天桥演出的时候,已经不用撂地“圆年子”(招揽看客)了,宋三茶馆为他搭了一个棚子,他和他的搭档在那里献艺,每天的收入和茶馆分成。其实。他是在隆福寺走红的,在那里,他得到了观众送他的外号——“大狗熊”。
  类似的外号在北京的平民艺术家中俯拾皆是。庚子年间便有说数来宝的“穷不怕”,唱俚曲说笑话的“醋溺高”,练杠子的“田瘸子”,说相声的“丑孙子”,民国以来又有鼻哨吹戏的“花狗熊”,且唱且舞的“赛活驴”等等,从这些名目中不难看出,旧北京的平民艺术家们几乎无一不备自嘲自贱的特点。
  平民北京的悲喜剧心态蕴育了这样的平民艺术,而如此的平民艺术又为北京平民性格的形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了解北京不可只知道作为煌煌帝都的北京而不知道平民北京,而研究平民北京,不可不知道“丑孙子”、“赛活驴”们。“大狗熊”孙宝才,大概是荣获过北京平民赠送谑称而仍在粉墨登场的最后一人了。
  孙宝才告诉我,双簧应该说是相声的一种。不过说相声的人,以说学逗唱博人一笑,而演双簧的人,以二人配合之巧妙,神态举止之滑稽赢得观众就是了。
  孙宝才称,“双簧”之始作俑者,为清末单弦艺人黄甫臣父子。传黄以唱单弦名重一时,常被慈禧太后宣召入宫演唱。然黄甫臣日渐衰老,嗓音不逮。某日,老公又至,宣旨召见,黄甫臣不敢抗旨,却又有难言之隐。这时黄甫臣之子自告奋勇,随父进宫,隐之幕后,代父演唱,其情其景,大概很有些类似现今的“走穴”歌星:台上手持麦克风作天真浪漫态或痛心疾首状,而真正的演唱者乃录音磁带也。
  黄甫臣父子的表演颇得慈禧赏识,非但不治“欺君之罪”,反而被问及其表演名目。黄甫臣急中生智,答曰:“双黄。”流传至今,即“双簧”也。孙宝才言之凿凿,是真是假,有待查考。
  孙宝才年轻时拉过洋车,打过执事,扛过大个儿,因自幼举上诙谐滑稽,善学众生百态,在朋友的劝说下,18岁拜赵尔如为师,学说双簧。
  “不是我欺师灭祖啊,是我师傅临死时拉着我手,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宝才啊,你师傅对不起你啊。唉,这是实话,我师傅没教过我一个‘整活儿’。您想吧,三年零一节,每天里,一大早起来,我就从天桥奔东四牌楼——师傅家在隆福寺夹道。进了师傅家,哄孩子,劈劈柴,啥活不干?师傅高兴了,教个一句半句;不高兴,今儿就白干。现在我会的这点儿活儿,全是自己眼里看着,心里想着,偷偷练着,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我师傅不教我整活儿,我不怨他。江湖上传艺难啊,宁给一锭金,不舍一句春,都传了你,师傅吃什么去?”
  我说:“那您现在呢,您也这么大岁数了,也得带俩年轻的徒弟,甭让这活儿失传啊!”
  孙宝才说:“是!我可不保守,我乐意!也有年轻的人来找我学艺。可我一看,得嘞,您请回吧!您说,有心学艺,不说受我当年那苦那累那脸子吧,至少您得把这头剃了吧?自打有了说双簧这行当起,说双簧的没有留头发的,甭说分头,背头,寸头也没有!看,我这秃瓢儿,一辈子了!您又要学艺,又要美。您说,留个油光水滑的大背头上去演双簧,那叫双簧吗?您说,您不狠了心,剃了头,我能收你当徒弟吗?”
  他说得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找得出这样狠心学艺的年轻人来。
  因此,这节目现在也只有“大狗熊”孙宝才和他的“老徒弟”一块儿演了。每星期日上午一场,晚上一场,地点在前门大街“老舍茶馆”。
   
“瞪眼儿食”
  ——探访录之四

  老太太朝我投过来警觉的一瞥。
  可以理解。介绍我来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多月以前,老太太茹苦含辛养大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气夯夯地搬走了,原因是老太太过多地干预了女儿和女婿的私生活。她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扫床的条帚把儿敲打女儿卧室的门,警告女婿说:“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这个便宜没够,没完没了地折腾我闺女。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唉,老太太,怎么说她好?真是个卖‘瞪眼儿食’的!”朋友说。
  如果说,这一出悲喜剧和老太太的寡妇心态有关,我倒觉得有几分道理,可说这是她卖过“瞪眼儿食”的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个玩笑。不过,我的造访却是为“瞪眼儿食”而来。早就听人讲过这一行当,只是其说不一,似是而非,听说老太太便是这行当出身,是不能不访访的。
  “您问这事儿干嘛?老辈子的事儿了。”老太太说。“再说,别听他们瞎说,我可没卖过‘瞪眼儿食’,不信您打听去,我长大成人那会儿,还兴吃‘瞪眼儿食’吗?”
  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想,对她说,那行当不过是成百上千种“找饭辙”的法儿中的一种,没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而我,只不过是想对旧北京的五行八作作一些调查,写几篇文章,并没有别的意思。
  “陈同志,不是我嫌寒碜。实话跟您说,我爸爸是卖‘瞪眼儿食’的,可那是民国刚开始那会儿的事,到我长大成人那会儿,这买卖就不那么兴了。论起来,我做的小买卖倒也受了点我爸的影响。可我不卖瞪眼儿食了,我卖杂烩菜。”
  “杂烩菜就是折箩,是吗?”
  “对。我有一个外甥在聚贤堂饭庄当厨子,我们家那死鬼去了,我姐可怜我,让儿子给我这当姨的想想活路,这外甥就找掌柜的求情,把那些酒席的折箩攒一块儿。后来我外甥又跟好几家饭庄子讲好了,也把那折箩便宜点儿留给我。每天清早我推着车去拉回来,放火上咕嘟咕嘟,推上街卖啦。一路走一路吆喝:‘卖杂烩菜来!’这东西那会儿还挺受人待见呢,穷啊,老百姓哪儿就沾着荤腥啦?可我这一桶子里,好,虽说牙碜点儿,倒是解馋呢!”
  “那‘瞪眼儿食’是不是也是杂烩菜?”
  “不是!我记得我爸和肉市上的人都挺熟,他天天傍黑儿奔向市,把那些筋头巴脑没人要的肉趸它半麻袋回来,好歹收拾收拾,扔锅里咕嘟,放点作料,就连着锅一块儿挑出去啦。到了热闹地界,往路边一撂,买卖还挺好,就和我后来卖那杂烩菜一样,好歹是荤腥呀,穷人美呗。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到旁边铺子里买个火烧贴饼的,蹲在这热腾腾的锅边上夹肉吃。这‘瞪眼儿食’的吃法儿大概哪一摊都一样,先吃后算账。您这一筷子下去,大也好,小也好,猪皮也好,拐捧儿也好,反正是一筷子一大枚。您想啊,谁不想一筷子下去夹出块大的来?这不瞪大了眼儿,行吗?”
  “噢,就这么叫‘瞪眼儿食’了?”我说。“可我还听人说,说的不是吃的人‘瞪眼儿’,而是卖的人‘瞪眼儿’呢。”
  “也对,也对,卖的也得‘瞪眼儿’!您想啊,好几个人围在锅边,你一筷,我一筷,不看着点儿,心里没个数儿不是?那最后怎么清账啊?这卖的就得想招儿啦,人少时,心里数着就成;人多时,有拿竹棍儿当码子的,也有拿制钱记账的。你夹了一筷,我就在你的名下搁一枚。吃完了,数码子好计数。不管是用竹棍儿还是用制钱,我的眼睛也不能离开那口锅,不能离开锅里那几双筷子不是?”
  “那可真成了大眼儿瞪小眼儿了。”我忍不住笑起来。
  “唉,您说得对,都是穷命,谁能不瞪啊?我卖杂烩菜时不也一样!一个破盆儿伸过来了:‘您给打两大枚的。’我不看他我都知道他的眼睛圆了,心说:‘您行行好,捞点儿真货吧。’我这心里也没少了嘀咕,太实在了,这买卖就甭做了;太亏了人家,也缺德,还指望人家以后再照顾买卖吗?都是一个字:‘穷’!可瞪来瞪去有啥新鲜的?不能瞪出个金元宝来不成?”
   
“大兵黄”
  ——探访录之五

  想了解平民北京的情感历程和性格渊源,是不可不在旧京的平民游艺场——天桥驻足的。诚如民俗学前辈李景汉先生所说:“到天桥和在天桥的人们,就在那儿,比较是更显露原形了,在态度、情感、思想和智力等方面。在那儿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真吃、真喝、真玩儿、真乐、真说、真笑、真怒骂、真瞪眼、真吵、真闹、真斗心眼儿,也真大方,真慷慨解囊,真拔刀相助。”李先生继而以“大兵黄”的“不怕天不怕地专骂贪官与污吏”为例,指出:“我们得从平易中,微细的事物中,从粗俗朴素的形式中,从牛鬼蛇神的形象中,来认识天桥社区的内容和本质,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生活中来透视天桥的伟大处。”
  我对这见解拳拳服膺。
  由此我也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大兵黄”。
  作为三四十年代公认的天桥“八大怪”之一,有关“大兵黄”的文字资料还是能搜集到一些的,当然其中也有其说不一之处,比较共同的说法是:“大兵黄”本名黄才贵,字治安,曾为清兵,参加过甲午之役,后又为张勋的辫子兵,退伍后为生计所迫,到天桥卖糖丸,别无所长,便以骂街招徕看客。当是时也,污言秽语,排山倒海,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不绝,街巷为之祖塞。转眼之间,“大兵黄”名扬京师,一时间,逛天桥未能一睹其风采者,引为憾事。
  这些资料更使我热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这盛况的目击者。
  不久前,有幸结识了年近古稀的潘先生。老人坦率地告诉我,他年轻时家境殷实,因此每每留连于街肆,沉湎于书馆,如今突然发现,年轻时的见闻可以作为旧北京的资料传诸于世,他十分愿意为我作一些咨询。
  我便问他,是否见过“大兵黄”骂街?
  他淡淡一笑,说:“我能没见过吗?”
  这淡淡的一笑真让我觉得自己处处透着傻气。
  潘先生告诉我,“大兵黄”骂街卖糖丸的地方,在如今自然博物馆路东偏南一点。“大兵黄”是全天桥唯一一位“不请人”的卖艺者。所谓“不请人”,就是说他不用“圆粘子”——招徕观众。每日下午一时许,在“大兵黄”每天出现的地界,早已有看客恭候。不知究里者看到那块场子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还以为正有什么好把戏,其实并无表演,是人们虚位以待“大兵黄”驾临。一点多钟,“大兵黄”来了,围观者纷纷吆喝:“来了!来了!闪开道儿,闪开道儿!”“大兵黄”还是坐洋车来的,这气派就不小。只见他提着那根本色的木棍,分开众人,走到中间。此公70岁上下,高个头,不胖不瘦,连鬓的花白胡子,头戴硬壳平顶六瓣瓜皮帽,帽顶上一个大大的红丝线疙瘩,帽额前钉着一块玉石帽正,后脑勺拖着一根不粗不长的辫子,他有时则将辫子盘上头顶,刚好盘了一圈。“大兵黄”的上衣永远是一件马褂,有时是黑色的,上有凸现的万字不到头的暗花,因年代久远,衣料的布丝已经显现,有时则是紫马褂或者是土黄色的马褂,下身是一件和上衣差色儿的浅绛色或浅驼黄色的大下摆袍子,脚穿白布袜,蹬夫子履,鞋面上挂着圆寿字轧花。老头儿的左肩挎着一个丝绸的“弹子兜”,兜底短穗抖动,兜里鼓鼓囊囊装满了他要卖的药精。“大兵黄”入场伊始,先将手中那根木棍挑在裆前,形象殊为不雅,他将那木棍左扫右扫,扫得看客纷纷退避,很快便清出一块丈把见方的场子,这招数和用开路叉打场子是一个意思,不过在“村”、“野”上更为别具一格,更有“大兵黄”特色便是。场子既开,骂街便也开始了。三皇五帝他爹,达官显贵他妈,前届总统他姐,无耻小人他妹,唾沫横飞,一泻千里。据潘先生说,这位“大兵黄”尽管口口不离“他妈的”、“小舅子”,让人觉得不堪入耳,心惊胆寒,细细听来,却能发现此公是非善恶泾渭分明,他传递的是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伦理观。比如他骂人国联军,骂瓦德西,骂军阀混战,骂贿选总统……围观的芸芸众生当然齐声喝彩,一吐为快。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大兵黄”又深藏着足够的平民北京的智慧——他的开骂,从来不涉及当时的掌政者,凡到此处,或暗示,或迂回,或借古讽今,因此,虽然出语惊人,却又能不惹麻烦,久演不衰。当然,老头子也有“金刚怒目”,忍无可忍的时候。大概因为此公甲午战争时曾经“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和日本人交过手,所以对家国兴之更有刻骨之痛吧,日伪时期,他有几次居然破口大骂起日本人来,其胆量和气魄,一时更传为佳话。
  等“大兵黄”骂得肆脖子汗流,骂得群情亢奋,同声喝彩的时候,他就开始卖他的“药糖”了。他将手头那根木棍儿狠狠往地上一摔,吼一声“X他个妹妹!”这便是骂街暂告段落,卖“药糖”开始的信号。“大兵黄”的“药糖”大小如蚕豆,几块一包,以白报纸包之,每包卖一大枚。看客们从他的骂街中过了瘾,解了气,当然也乐意帮他,纷纷解囊,买下一包药糖。卖完了这一拨儿,又有一拨人围将上来,“大兵黄”又开始了新的一轮“X他妹妹”。
  “您还别说,这老爷子当年可是个大明星,那知名度不让今儿的陈佩斯、赵本山!不过,他可赶不上现如今的明星们这么阔,别看他坐洋车去卖糖丸、骂大街,最后还是不知终老何方啦!”潘先生感慨地说。
  听潘先生谈过一席话以后,我曾以路过一次天桥,不知怎么的,格外留意了一下当年“大兵黄”撂地开骂的地方。那里的空地上正举办年历展销,五彩缤纷的美女图像粉坊的粉丝一样被晾在一排排铁丝上,随风飘动。突然想到“大兵黄”若魂归故地,发现等待他老人家的,是如此香艳的一群,他是否还有胆量以那般不雅的姿势打他的场子,骂出那一串串污言秽语来?
   
“剃头挑子一头儿热”
  ——探访录之六

  我妻的娘家在西城的一条胡同里,胡同西口,是太平桥大街。上了大街向北一拐,可见一溜店铺。在两家门面可观的店铺中间,挤着一个窄窄的门脸儿,仿佛一左一右两位脑满肠肥的警察,把个可怜兮兮的卓别林挤在胳肢窝下。不经意的过路人,是不会发现这位“卓别林”的,而我,常来常往的缘故,对这可怜虫渐渐有几分留意。
  这窄窄的门脸儿是一家小小的理发铺,当然是不能和时下北京城里装修华贵的“发廊”、“发屋”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间窗玻璃、门玻璃上写满了“理发”、“理发”红漆大字的小破屋;窗台下,无冬历夏都戳着一只孤零零的煤球炉子,半死不活地坐着一个满盛着水的铝盆。暗红色的小门,油漆已经斑驳,门把手周围黑糊糊一层油垢。门扇开阖时,窗户格子都跟着颤悠。倘若你在午、晚饭前后走过这里,又赶上天气还算好的话,一般可以看见一位眍䁖着眼眶,瘪了腮帮子的老者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身前置一方凳,方凳上放着一碟花生豆,一把小酒盅,方凳下还蹲着一瓶“二锅头”,这便是小小理发铺的剃头匠了。剃头匠生意之冷清,是不言而喻的。我经常路过这里,遇见顾客出入却是有数的几回。而这几回见到的,又都是和剃头匠年龄相仿的老头儿。老头儿们从里面走出来,都是一水儿的大秃瓢。
  我得以闯进这家理发铺,结识了这位剃头匠,纯系偶然:夏天的一个傍晚,按常例看望老泰山。刚下了公共汽车,便赶上了倾盆暴雨。我那时手上正拎着刚刚从一位画界前辈那里求得的一幅山水,尽管离去处仅一箭之遥,也只好找个地方暂避一时了。
  鬼使神差一般,我怎么居然就没去那两家门面堂皇的商店,而是走进了小理发铺敞开的破门。
  老剃头匠在喝酒。矮凳、方凳、花生豆、酒盅、二锅头,一切如常,只是挪进了屋里。平时并不大敞的门之所以敞着,当然不是为了迎接我,大概是老头儿为了观赏门外的景儿:大雨滂沱不算什么,壮观的是,地势低洼的太平桥大街又赶上了下水道堵塞,顷刻之间便变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河。两辆卧车熄了火,活像两只踞伏于水中的海龟。不远处那家卖菜的大棚似乎也遭了水,茄子、西红柿成片成片地飘浮过来。赤了上身的少年们在水里趟来趟去,拣茄子,扔西红柿,笑声、叫声和风声、雨声汇成一片。
  看这样子,雨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倚在人家的门框旁看人家喝酒,总觉别扭。于是便绞尽脑汁跟老头儿搭讪,一直说到问老人家喝好了酒以后,能否给剃个寸头。
  “要躲雨,您就在这儿呆着,犯不着脸上挂不住,还想招儿来照顾我的买卖。”老头儿说。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忙不迭地解释。“反正这儿呆着也是呆着,我这头发又该理了——只要您乐意。”
  老头儿说:“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我是看您年轻轻儿的,那脑袋金贵,不瞄着‘四联’,也瞄着‘西单’,我这门脸儿小,剃不了那么金贵的脑袋。”
  “嘿,老爷子,听过这么一说没有?——英雄出草莽,绝技藏深巷,我今儿还非领教领教您的手艺不可了!您喝着,您喝到后半夜去,我也等得起,雨且停不了哪!”我得承认我有点坏,成心搔老爷子痒处。
  “好吧,大雨天闹得,咱爷儿俩说不定还真有这缘份。”老头儿撂下酒盅,站将起来,那神气再满不在乎,也遮不住技痒难熬。
  屋子中央摆着一把不知哪朝哪代的理发椅子,全系木料打制,墩墩实实,坐上去倒颇觉安全。椅子后面,排着两条漆黑油亮的趟刀布。面前是一面长仅2尺宽仅1尺的镜子。推子是手捏的。唯一的电器是一把磕得坑洼不平的铝壳吹风机。
  “您这理发铺子得有年头儿了吧?”
  “也就30年。过去咱哪有铺子呀,顶多了,到天桥支个布帐子。我还挑过剃头挑子串街呢!”老头儿左手捏着小梳子,手背上青筋隆起,手指却张成了兰花形,象一位五手纤纤的青衣。右手的袖口捋得高高的,胳膊弯儿也抬得高高的,悬腕运剪,“嚓嚓嚓”,说话的时候,仍然不错眼珠地盯着剪子,这神态活像个大书法家在运腕行笔,擘窠大书。
  “您瞧,我没找错人吧!从镜子里看您这姿势,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端不出来。”我说。
  “敢情!打自民国三十年我从老家出来,跟我叔学艺算起,也小五十年的了!”老头儿开始来劲儿了,他告诉我,他是河北宝低人,而宝坻、定兴,是剃头匠的“产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代代相传,都拿这手艺当饭辙,就跟三河县专出老妈子一样。”
  “您可别拿这手艺不当回事儿!”我说。“当年那剃头挑子还留着没?白塔寺‘茶汤李’知道不?去年春节在晚报上登了一大篇呢。这不,当年的大铜壶搬到地坛庙会上去了,露了大脸啦!保不齐哪天就有人请您去表演剃头了!”
  “您这话说得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茶汤李’的事我也听说啦。咱不敢比人家,茶汤是啥时也有人吃啊,可口可乐喝腻了,来碗茶汤!可现而今这逛庙会的,又有谁找剃头挑子剃头啊!不过,要说表演,让不懂得者事儿的人开开眼,还真保不齐。前儿个有个老兄弟就跟我说起来啦,说闹好了明年春节咱也挑着剃头挑子上地坛喽!这不,我还真把家伙儿收拾出来了……”
  老头儿把蒙在墙角一堆杂物上的那块灰色塑料布揭开,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副漆上了崭新的红漆的剃头挑子。
  “剃头挑子一头儿热”这句歇后语,北方人常用作单相思之类的比喻,其出处显然是因为剃头挑子确实是“一头热”——挑子的前边,是一个圆形的炭炉。剃头时,剃头匠往炉上坐一铜盆,烧热水备用,一头热即言此也。炭炉旁还戳着一根木杆,俗称“将军杆”,杆上部有一横架,上面挂着越刀布,也用来挂“唤头”。所谓唤头,铁制,形同巨镊。剃头匠挑挑儿过街,并不吆喝,以一铁棍从唤共中插入,向外一拨,唤头即作“仓儿仓儿”之声,俗谓“报君知”。撂下担子做活儿时,报君知则到将军杆上栖身。
  将军杯的顶部,通常是用来挂帽子的。不知道那些在“将军杆”上挂过帽子的人是否知道,那“将军杆”上也曾挂过示众的脑袋!史载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兵入关,曾下令关内关外兵民剃发。顺治二年,律令愈酷:“今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国民,迟疑者同逆合之寇,必行重典。”大江南北,演出了一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惨剧。当时的剃头匠们领了官差,挑了剃头担,逡巡于大街小巷,见没剃发的,拉来便剃,稍一反抗,就砍了头,挂在特设在剃头担的竿子上。”(夏家俊《清朝史话》)
  剃头挑子的另一头,是一个红漆的梯形小柜,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柜形的凳子。柜子的抽屉里放着剃刀、木梳等工具,抽屉下面还有一个盛水的小桶。顾客来了,将帽子挂在将军杯上,在小柜上落座,剃头匠会递给您一个小笸箩,您得端着它,接着为您剃下来的头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了,就老大不乐意了,还满地里扔,让人踩,行吗?”老剃头匠向我解释为什么要端那个小笸箩。
  “没劲没劲!”我说,“有种儿的就别剃!”
  “那不掉脑袋了?”
  “噢,又要对得起脑袋,又要对得起父母,所以才找了个笸箩接着,是吗?”
  “那我可不清楚。反正人都说剃下的头发要是不接着,满地扔,让人给踩了,您可就得倒霉!”
  我想老头儿一定是跟我聊得挺开心,所以身手不大显显,总觉得不够劲。理好了发,刮净了脸,他忽然问我,需要不需要“取取耳”。愣了一下,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掏耳朵”。早就听说过掏耳朵、剪鼻毛直至从眼睛里刎沙子,都是过去理发师们的本职,只是从未领教过就是了。
  “我们管这叫‘朝阳取耳’,就是冲着太阳借光。这会儿,也只好跟电灯泡借借光啦!”老头儿把电灯泡拽过来,让我歪下脑袋,揪着我的耳朵找光。他先拿过一把小小的类乎三棱刮刀的工具,探进我的耳朵眼儿里转来转去。
  “这干嘛,镟耳朵?”
  “这叫铰刀。得用它先把耳毛铰干净。”
  铰完了就用耳挖勺掏,掏完了把一把毛茸茸的“耳洗子”探进去,一点一点把耳朵眼儿刷干净。
  “放放睡吗?”耳朵快掏完的时候,老头儿问了一句。什么叫“放睡”?闻所未闻。
  “放了睡”才知道,就是推拿、按摩——没想到老剃头匠的活计里,还有这么个节目。他扯过一把小板凳,让我坐了下来,又搬过那红漆的剃头柜,坐到了我的身后。他抬起一只脚蹬在我坐的小板凳上。“靠过来!”话音没落,他已经拉着我靠在他的腿上了。他先抓起我的一只胳膊抡圈儿,随后又拽着这胳膊一屈一弹。没想到,奔七十的人了,手劲居然如此之大,穴位一点,疼得我直咧嘴,他却乐呵呵地说:“小伙子,放心!闪腰岔气,落枕抻筋,包好!”
  “活儿”总算完了,我们爷儿俩对着喘气。
  我问他收多少钱,他说只收理发钱。“5毛!”他说,“取耳、放睡,那是我高兴,练练活儿给您看看,赶明儿真能上地坛庙会表演,省得手生不是?”
  我掏出钱放在老人家手上,心里想,但愿他对半年后那个地坛庙会的期待,不是“剃头挑子一头儿热”。
   
鬼画符
  ——探访录之七

  当铺在日本被称作“质屋”,这当然是世人皆知的。之所以扯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奈良的一条老街上看见的一家质屋,弥补了我在见闻上的缺憾。这座和整条老街一道被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居然和我从旧照片上、从前人描绘里得知的中国老当铺几无二致。或许这行当,这建筑在台湾也还有?反正北京是没有了,连一处保留原样的建筑也没留下。因此,当我看到这窄窄的门面外那一圈高高的红漆栅栏,把质屋围成个活脱的牢房时,其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在《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看到过宣统二年开设于东皇城根的“阜和当”图绘,那建筑式样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清末民初时市面设施还不算拥挤,“阜和当”门外也就多了一根高耸的旗杆,近顶横着一条龙,龙头上挂下一串铜钱,铜钱下缀以红布条。这是老式当铺的幌子。这旗杆幌子在民国以后也很快被拆除,而代之以更简洁实用的招幌了。
  我知道,当铺门面上这近乎牢狱的栅栏,是历来传闻当铺始作俑者为囚徒的依据。据说罪犯王某在狱中为巧取同狱犯人的银钱,设“小押当”,有嗜赌者输钱情急,遂将物品半价押之,赢钱再交押金利息赎回。王犯获赦后,将“小押当”推而广之,自此当铺业兴。我曾以此传闻请教于前辈,答曰:谬传也。门外栅栏,不外乎与今日银行之栅栏门同类,为保安所需,与牢狱无涉。我由此忽然醒悟:这传闻的意义,或许不在乎真假,它传递的,是民风淳厚的北京百姓对当铺的敌意。在任侠仗义的北京人眼里,当铺是一个趁人之危挣昧心钱的所在。客情和气的北京人,同样不能容忍当铺掌柜那长腔怪调的傲慢和冷漠。在这种价值取向、人际观念的对立中,当铺那高高的栅栏,恐怕也就不能不被人和牢狱相联系了。由此我们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所有的北京当铺都难以逃脱被哄抢一空的命运。
  家住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的丁先生,年届八旬,尽管腰佝背驼,却仍然精神抖擞,博闻强记,我所知不少旧京掌故,多得益于丁老。丁老称,当铺之为旧京平民所侧目,不仅因为它放贷坑人,而且实在也因为它自有一套鬼鬼祟祟的行为举止。进到当铺里,你会听到高过头顶的柜台那边说的是半徽半京的行话。他们把“12345678910”说作“摇按瘦扫尾料敲笨缴勺”把“同行”说作“子母绕”,把“东西”叫“端修”,把老太太叫“勒特特”,大姑娘叫“豆官妞儿”,小媳妇叫“洗玄份儿。”本来,等米下锅,臊眉耷眼地拣几样值钱的东西来押当,这对于讲头讲脸的北京人来说,已是无地自容的事,岂料这高柜台后面还叽里呱啦一通隐语黑话,不能不让人觉得是欺人不懂,当着面算计人。这无异于当面抽押当者的嘴巴。待到掌柜的甩过一个价儿来,押当者就得目瞪口呆,气得背过气去。都急等钱用,谁不想押得高一点?于是乎只有哀求、央告、通融,自尊心扫地,直到“当家的”出来敲定。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成交以后,掌柜的一边高声报帐,一边写“当票”。您当的是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也被喊作“虫吃破光板老羊皮袄一件!”您当的是一枚翡翠帽正,则被喊作“硝石帽正一枚!”据当铺中人回忆,如此报帐写当票,并不是为了贬损抵押物,而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如皮毛品则以“虫吃破光板”起头,翡翠则以“硝石”起头,书画则以“烂”字起头,衣服以“破”字起头。大有分类学上的考虑。此说或有道理。不过,皮毛若以“皮毛”起头,书画以“书画”起头,似乎也不妨碍分类。我想,如此报帐的开创者,恐怕还是意在压低押物所值,至于以后渐成习惯,演变成分类的字头,也是很自然的事。丁老告诉我,当票拿到手中,你会发现,这当票更仿佛是一个神秘的、遍布诡计和陷阱的东西——龙飞凤舞的自造字,当铺以外的人只能如睹天书。据说入当铺学徒,学写“当字”便是第一功课。当铺自备“当字本”教材,学徒须习写熟练。当字字体类乎行草,然除个别单字尚可辨识外,其他单字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如“裤”,写作“久”,“百”,写作“乡”,“棉”,写作“○”。等到把这些单字写到当票上,更写成了“套写”——也就是说,把“虫吃破光板”之类一气呵成,那就更进一步千缠百绕,如鬼画符一般,外人绝对看不懂了。
  就这样,当铺——森严的木栅,高踞人上的柜台,傲慢的掌柜。叽里呱啦的徽音隐语对煌煌帝都子民的不恭;贬损有加的报帐对死要脸面的北京人的羞辱;鬼画符一般的当票对求贷者的嘲弄……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平民北京的对立物。不过,北京的平民也悲哀地发现,恨它,骂它,还得求它。对于每陷窘境的老百姓来说,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终于有这么一天,当铺也悲哀地发现,自己也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物价的大起大落,使它们风雨飘摇。不管当铺如何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也无法抗拒这样的事实:物价跌落时,赎当者少,过期当物大贬其值;物价飞涨时,当铺放出的高利贷又是大贬其值。当中国的经济走入40年代下半叶那一场通货膨涨的狂潮中的时候,当铺业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好寿终正寝了。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