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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黄”。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流沫，指天划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高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自打乾隆王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人很少有不会两段“二黄”的了。蹬三轮儿的，卖煎灌肠儿的，把车子担子往马路边上一搁，扯开嗓子就来一段。这辈子想当诸葛亮是没指望了，时不时“站在城楼观山景”，看一看“司马发来的兵”，倒也威风呢。要不，就“击鼓骂曹”：“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撒一撒胸中的闷气也好。就连那些押去二道坛门吃“黑枣儿”，吐“山里红汤儿”的犯人们，背上插着招子，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驴车上，也要唱一嗓子，招来一片喊“好”声呢。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 我们北京的百姓们，素有讲个脸面的传统。“耗财买脸儿”更是一个“乐子”啦。口袋里蹦子儿没有呢。别着急，只管往“大酒缸”里泡就是了。别看不过都是扛窝脖儿的，打执事的，引车卖浆者流，那大爷的派头也足着哪。围在酒缸沿儿上，二两烧刀子下肚，哥儿几个便对着拔起脯儿来啦。这位只管说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那位尽管说他的长坂坡。如果素昧平生，刚刚相识，更来劲儿了，反正都是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个喝得红头涨脸，迷迷瞪瞪，只顾沉醉在自己的文韬武略之中，你就是说自己上过月亮，别人也会哼哈哼哈地应和。酒足饭饱之后，气宇轩昂地站起来，即便锦囊羞涩，也要端出一副腰缠万贯的神气，吩咐一声“抄”，伙计们赶忙清账，写水牌儿，道一声“记上”。言犹未落，人已经高掌远足蹠，雍容雅步，踱将出去。这不又是一“乐儿”吗？ …… 这些，都是老事儿了。世道变了，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气儿了。可又不能说人人顺心，各个顺气儿不是？所以，“找乐子”的“雅好”还是继续下来了。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那也是一种“找乐子”的法儿，“此时无声胜有声”罢了。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呢，正相反，整天提个录音机在街上晃，哇喇哇喇招人。问他这干吗哪，他说：“没这个录音机，更没人拿正眼儿看咱们啦！”这又算一种“乐子”吧？ 不过，老事儿也好，新事儿也罢，在高雅之人眼里，都是可笑的。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本来嘛，你是缝穷的，你就是缝穷的命，唱段“王宝钏”，就成“相门之后”啦？扯淡！你是蹬三轮儿的，你就得认头。你说你拉过杨小楼，你还跟他怄了气，把他给摔阴沟里了，治了——人家还是杨小楼，出殡时六十四杠。你呢，还是蹬三轮车儿的，那会儿你要是也出殡，不闹个“穿心杠”就便宜！甭说把商标贴眼镜儿上，就是贴脑门儿上，你也是“城根儿”的儿子，你也到不了国外！混得不怎么样吧，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这不瞎掰吗？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找乐儿”者流就难免不被人引为笑柄了。 其实，你再往深里想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拿破仑因为个儿矮且有牛皮癣，不顺气儿，所以才有了振长策而驱宇内，君临天下之举。北京的平头百姓们还没想着往拿破仑那份儿上奔呢，只求哥儿几个凑到一块儿，或位卑言高，称快一时，或击节而歌，乐天知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此看来，出辘轳把胡同南口向西不远，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那里，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帮老头儿们（有几个老太太来看热闹，或有几个中年、青年人来凑热闹），一会儿来一折《逍遥津》，一会儿唱一段《打登州》。唱累了，又杂以神吹海聊，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徒弟，他说他和马连良一块儿坐科……这不仅有民俗的渊源，而且还有心理学上的根据哪。 豌豆街办事处管着周围的十几条胡同，辘轳把胡同也在其中。这儿的文化活动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活动，就是唱。活动站的“排演场”是过去的仓库，自然是很简陋的，连顶棚也没有，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椽子象肋条骨似的一根一根码着。水泥地面已经坑洼不平了。顺着四周的墙根儿，一圈一圈地摆着条凳，不管唱的还是听的，杂坐其间。房子中间留着一块巴掌大的空场，这里又让个火炉占去了一块儿。剩下的地方，只能站下仨俩人儿了。所以，清唱还可以。“起霸”，一个人也凑合，如果是“双起霸”，两个人就得撞一块儿去。要是“趟马”，你得留神炉子。好在来“找乐子”的人大多是老头儿，身段就不能讲究啦，满脸的褶子，扮相也罢了。因此，这里从来就没有彩唱过。顶多了，来个“清音桌”，角色多了，有的人还得在座位上唱。别看条件差，你要是往这儿一坐，闭上眼睛听一听，有板有眼的，唱得真有那么点味儿哪。 老头儿们有点儿爱神吹，这不假。可他们的神吹毕竟还是沾点儿谱的。比如他说他跟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那是得一块儿混过几天，至于后来嗓子倒了仓，他唱不了了，卖大碗茶去了，那就得再说了。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弟子，说不定也确实。至于以后抽上了大烟，玩物丧志，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都是对“梨园行”门儿清的主儿。听一耳朵，便知道这是“梅老板”，那是“麒麟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还不能小看他们。你看这位裹了件大棉袄，双手揣在袖筒儿里，贼头贼脑不是？一张嘴，正工青衣，音宽嗓亮，落落大方，地道，梅老板！你看这位鹤骨鸡肤，腰弯背驼，其貌不扬吧，那唱的可是正经的“杨派”，行腔柔稳，清雅脱俗。还真有些老戏迷们听不惯时下剧团里青年演员那两嗓子，总觉不够味儿，专程跑到这儿来过瘾的。褒贬是买主儿，不服气不行。 按理，能把这伙儿“戏篓子”、“戏包袱”们玩转了的人可不是凡人，你得下过几天“海”，至少，也得“票”过几场。要不人家不服你，镇唬得住吗？不过，在豌豆街的文化站里却是一个例外——在这儿“统领群芳”的，竟是七十出头的老杠夫李忠祥！ 李忠祥住在辘轳把胡同十号院儿，方头阔脸，声洪如钟，走起路来步子不大，挺胸腆肚收臀，有点儿“外八字”，一看便知是当过杠夫的主儿。他毕竟老了，眼角耷拉了，可脸色还是通红的。没错儿，喝大酒喝的，已是杖国之年，可还是象年轻时一样，性喜自鸣得意。其实，在这帮唱戏的人中，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这里有在正经的科班里学过的，在名师门下调理过的，甚至还有正在剧团里当演员的呢。李忠祥呢，当过杠夫，拉过洋车，跑过堂儿，事儿倒干过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和唱戏沾边儿的，退休前倒在剧团当门房来着，可那是话剧团。他倒张口“长华”，闭口“长华”的，听那口气，好象他跟那位名丑萧长华不是连襟也是师兄弟。唉，他跟人家萧长华也就是“馄饨交情”罢了。那会儿他在馄饨铺当伙计，想看戏，又没钱，心里痒痒得猫挠似的，便拎着个食盒儿，里面搁碗馄饨，到戏园子门口，生往里闯。“干什么去？”“给角儿送馄饨！”看门儿的竟然信以为真了。常来常往的，人家居然认定萧老板演戏时，每每要吃这家铺子的馄饨，只要见他拎着食盒过来，问也不问啦。其实，这馄饨哪回也没进了萧长华的肚子。进了戏园子就不见这位伙计了——他找一个旮旯，一边吃了这碗馄饨，一边听戏。用这一招儿，他可听了萧老板不少好戏，连梅老板的戏也听过。这么听，傻子也能喊两口了。他甚至能把萧先生演蒋干时说的那几句苏北话学得惟妙惟肖，让人喊好。所以，现在他也有资格说：“嗨，当年咱们不是穷吗？不是买不起行头吗？要不，咱们早下‘海’啦，今儿个，也‘新艳秋’啦！”他说归他说，内行人一看便知，如果说，那位新艳秋天天在戏园子里偷艺，学程先生学得不赖，可比起程砚秋来总还差那么一尺半寸的话，李忠祥比起萧长华来，可差着十万八千里还得出去了。 不过，李忠祥这性子挺投戏迷“票友”们的脾气，大伙儿也就跟他逗乐子，称他为“新长华”了，还随带着封给他萧长华在“喜连成”班的职称，称为“总教习”。他本来就喜欢大包大揽，“总教习”尊号既得，更端起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子，真的正儿八经地主起事儿来啦。 豌豆街，特别是辘轳把胡同的老住户们对李忠祥是太熟悉了。他当杠夫的时候还年轻，天麻麻亮，就穿上那件绿色的褂子，戴上那顶插着鸡毛的毡帽儿，坐在永安杠房门口的条凳上等差事，路过杠房的人常在那儿和他聊天儿。后来，他又在裕昌馄饨馆当伙计。可没一年，就因为老端着馄饨去“蹭戏”，丢了差事，只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馆，等零活儿干，奔饭辙。后来他搬到了辘轳把胡同十号院，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不过，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里，一直破衣烂褂的李忠祥忽然“发”了。其实，说是“发了”，是过分之辞，捡破烂，缝穷的人们眼浅而已。可那些日子，李忠祥确实不象以往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了，也穿起补丁少点儿的裤褂来了。据李忠祥说，他在野茶馆认识了一位江先生，江先生三天两头要扯着他聊天，聊完了，给他一天干活儿的工钱。这对辘轳把胡同的百姓们来说，不是让人眼馋的事吗？好烟抽着，好茶喝着，神吹海哨谁不会呀，一天的饭辙就有着落了！人们都说他一定遇上“贵人”了，今后必“发”不可。李忠祥倒不认为江先生是什么“贵人”，因为他很偶然地发现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里子也是碎布拼的。可他还是逢人便说自己的纳闷儿：“这位江先生可真怪，又不是钱多了‘烧’的，干吗要花钱找人聊天儿！”…… 江先生的确不是什么“贵人”，李忠祥也没“发”起来。卢沟桥的炮一响，江先生没影儿了。李忠祥还得去蹲野茶馆等差事；今儿去给人修修门脸儿呀，明儿给人往城外坟岗子抱抱死孩子呀。李忠祥的“奇遇”，也渐渐让人淡忘了。 可解放以后，江先生是“贵人”的预言倒真地应验啦。那时候李忠祥已经蹬三轮儿去了。那一天在剧场门口等客，天上下了雨，没人坐车，他把车停在剧院的广告牌檐子底下，闲得挺无聊，听见人来人往进场的人说，今儿演的戏说的是杠房的事，他心里一动，反正待着也待着，进去开开洋荤吧！买了张票，进去看看这场话剧，看了半截儿他就愣啦：这儿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说的事儿吗？赶快一打听，编戏的可不就是江铁涯江先生，敢情人家现在是剧院的院长啦。散了戏，他推着三轮儿直奔后台，找江先生去了。江先生还记得他，自然又是好烟好茶招待。李忠祥说：“江先生，我不想蹬三轮儿啦。您不是在这儿当官吗？我跟您这儿干得啦！”江先生说：“您干点儿什么？”“我跟长华那儿偷过两手儿，上台也不怵。”江先生笑了：“那是京戏。我这是话剧。”他说：“甭管什么戏，反正我是喜欢上您这戏班子啦，替咱老百姓讲话。让我来看门房也行。”就这么着，李忠祥真地当上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剧院的门房。这在辘轳把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闻，据在剧院门口看过他的人说，他这回是真地“发”了：开演之前，穿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在剧院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握手，混得可神气极啦！ 嗨，还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吧。李忠祥爱说、爱吹，可你听他讲过剧院的事吗？他是置了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每逢新戏初演的几场，必穿上它在剧院的大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出来的人物握手——“欢迎欢迎！”“多多指导！”“您往里请！”……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剧院的院长或是本剧的编导，这都是确实的。他觉得这有什么？他是江先生介绍来的，他是给江先生当“门脸儿”来了。所以，他和以前干他喜欢干的事一样，欢欢势势地忙活起来。可后来他发现，不对啦，剧团里的人拿一种什么眼神儿看着他啊，小青年们拿他“开涮”，叫他“李导演”、“李院长”。这倒也罢了，就连江先生好象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每次首演日，当他兴冲冲地换上那身中山装，到剧院门口准备张罗时，江先生总找个话茬儿把他从身边支开。让他去端花盆啦，去看看贵宾室安排得如何啦，一来二去的，他明白啦：穿着中山装，在门口握手、寒暄，那是高雅之人干的事，那不是自己欢势的地方！可他又有几分伤心，莫不是因为自己到那儿站着了，你们就该翻白眼珠儿，在话音儿里掺粉子味儿吗？人哪，得将心比心，替人设身处地。他喜欢剧院。他为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剧院的人，就觉得挺提气。站得不是地方，你们就不能明说吗？别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的呀！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么样？ 他四十岁出头时才娶了个“二锅头”，没两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产后风，死了。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说老实的，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他想起这是女浴室，女演员们刚下戏，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走不动了，放慢了脚步，仰起脸儿，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好象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可这成毛病啦，每回路过那楼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仰脖儿看两眼。没想到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说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这事便过去了。可他说：“我错啦。我是想看来着。可看不见。”他觉得这有什么，谁能没有点儿邪念？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唉，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结果呢，整个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李大叔”、“李师傅”的，叫得甜着啦，脆着哪，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老李头，玻璃店里卖镜子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他们要是真象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倒也罢了。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一边又搞“破鞋”，这不装孙子吗？ 李忠祥蔫儿了，再也不象以前，今儿“萧长华”，明儿“杨宝森”了，从这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成”或者“不成”。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可，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几个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个娘们儿回家，天天当着你的面，假门假事的装孙子，谁受得了！ “文化革命”临开始那年，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岁了。鲁桂英五十岁，是个寡妇。别的心思没有，老了老了，找个伴儿，有个说话的人儿，也互相有个照应。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李忠祥立刻说：“我得明告诉你，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有一档子事……”“别说啦别说啦，”鲁桂英打断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啦，我知道。再说呢，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在这之前，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还有点犹豫，可听了这一句话，心里一热，齐了！这么多年，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好象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妈小人！其实，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咳，还生这份气干什么？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也就不错啦。可是，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桂英怕伤他，只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也快熬出来了，就算啦。其实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化革命”结束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一听人提起这出戏，他就心动。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凑到江先生身边，在剧院门口迎宾了，也决不会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剧院伤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又伤了一次心的话，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多看几遍那出戏哪。 “文化革命”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时候江先生挨整，报纸上点名，广播里批判，看来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那会儿改名儿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门头闷脑地喝酒，桌上摆了好几样菜。他心说不好，跑回剧院，偷偷写了个字条，大意是说：我们爱您的戏，您想开点儿。扫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会写了。名字他可没敢落上，只好写“革命群众”。写完了，回到饭馆门口，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文化革命”后，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动员大会上说，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使他决定活下来了，他说得老泪直流。散会以后，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当然，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又过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穿着上剧院了。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势去吗？可江先生啊，他见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说：“李大爷，后台那儿缺人。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 唉，他要退休了。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现在，他家的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光荣退休”证书。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欢送大会”，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上海”卧车，把他送回了辘轳把胡同十号。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他觉得温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流到了嘴角上，咸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赶紧给擦了。他开始后悔了。人哪，怎么经不起一点儿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车，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好日子催的！饱暖生闲事！江先生忙啊，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站在不该你欢势的地方瞎欢势，就对吗？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对吗？ 这些，都是旧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了。待着吧，吃点儿好的，喝点儿好的，这就算个乐子啦，还有什么？他可没想到，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在那儿神吹海聊！ 都是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卖煎鸡蛋的出身，没什么上得了席面儿的人物，可都讲实理儿，不装孙子。他到了这儿，没三天，又“活”啦！在剧院的时候，他老得留神着，别带出脏字儿来，让人家笑话。说话得留一手，别让人家以为你吹。再往后呢，处处蔫头耷脑。再说了，人家一张口，都是这个“斯”，那个“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情该着他欢势的地方在这儿哪！他开始唱，开始聊，开始忙活。唱得挺开心，忙活得也挺开心，好象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啦。他知道这伙子老哥儿们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不成？这不，他们说他是“新长华”，“总教习”。“总教习”就“总教习”，不就是张罗张罗吗？也该着，谁让他是扮“丑”的呢，您看过去那些戏班子里，不都是扮“丑”儿的张罗呀！ 李忠祥因为来到了文化站，和这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活”了。这帮子“戏迷”、“票友”们呢，也因为李忠祥的到来，“欢”了。李忠祥大马金刀地忙乎，昨儿宣布了排演的“时辰”，今儿开始分派角色。明儿，他领来个“须生”，后儿呢，说不定又领来两位“花脸”。找办事处议定是不是应该挂个什么剧团的名目啦，是不是再添置两件“家伙儿”啦。因为他屁颠儿屁颠儿地交涉，文化站至少由每月的逢单日开门，改为天天大门洞开了。文武场面的“家伙儿”也齐全了。过去这伙子人里缺个小生，象《穆柯寨》啦，《群英会》啦，老得找个人反串，不那么带劲。辘轳把胡同二十六号的郭森林，那是在正经的京剧团里演小生的，戏校毕业，大伙儿早就托人带话去请他过来玩玩。别看郭森林在剧团里扮过的最牛气的“角儿”，也不过是当过“十八棵青松”里的“一棵”而已，他还不给面子，不甘与这帮“糟老头子”为伍。李忠祥说：“我豁出去啦，撕破脸皮了！”三顾茅庐，花说柳说，诱以“挂头牌”、“挑大梁”之类，愣给拉来了。还有现在这位琴师老李先生，人家可正经是棣兰沉的弟子，买了张月票，天天坐一小时的汽车往返，给大伙儿拉弦儿吊嗓儿，这也是李忠祥与他在天桥汽车站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来的……所以，尽管这位李忠祥大哥也时不时在排戏时瞎指挥，摆摆“总教习”的威风，招得大伙儿时常要和他抬抬杠，开开心，说他“假花脖子”。实际上，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功劳不小呢！ 不过，最近，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嘀咕：这位李大哥有时也未免热情得过度。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往唱戏的伙计们中间拉俩能人，大伙儿一块儿唱着也开心不是，可后来，也不知怎么了，他还不光在辘轳把胡同，就是走在大街上，也总想往那些蹲在商店门口晒太阳，坐在酒铺里喝闷酒的老哥们儿身边儿凑，巴巴甑儿的打听人家有点儿什么“灾”，什么“愁”，只要一听说这个，嗓子眼儿就痒痒，非跟人家说说这每天晚上凑一块儿，唱两嗓儿该有多么乐呵，多么得劲儿，好象他们也只有跟他去，用这一招儿才能消愁解闷儿，这都成个毛病啦。 那一天，他把他的对门儿，辘轳把胡同九号的赫老头儿领来了。一本正经地宣布：“这位赫大哥是唱旦的！”赫老头儿，大伙儿是久闻其名的：“文化革命”中被抄了家，而后金银细软又被折成了钱，还回来了。他的儿子二臭骑着一辆摩托车，吵得满街不安。可谁也没听说过这老头儿有这一手哇。其实，连他自己也都是那天临来才在李忠祥的煽乎下，知道自己有“这一手”的：李忠祥正出门儿，看见他在对面的墙根底下蹲着哪。“赫大哥，怎么跑这儿偎窝子来啦！”赫老头儿叹了一口气，没言声儿。李忠祥追问了句，才知道老头儿跟家里那台新买的彩色电视怄气哪：“……不定什么时候就亲上嘴儿啦，要不，就演两口子在被窝儿里扯臊。再不介，男男女女，光着大腿，胡萝卜似的，跳哪！和闺女、小子坐一块儿看，能不臊得慌？不看吧，怕漏了好的。看吧，就怕它来这个！”李忠祥这就来劲儿啦：“得嘞，您跟它生这份气干吗？跟着我，找别的乐子去吧！”“唱戏？我不会唱。”“您别蒙我。您是在‘旗’的。在‘旗’的没有不会的。看您这手，瞒不了我，您练过旦，年轻时扮相儿差不了。不信您来两口我听听。”他居然把赫大哥的兴致勾起来啦，当即唱了一嗓子。咱们的“总教习”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您行！跟我去吧，跟着弦儿，吊两天再看，您这嗓子，不让梅老板！”……瞎，还“梅老板”呢，赫老头儿一开口，大伙儿全乐啦：好嘛，不扑弦儿！ 这种事儿，有一回也就差不多了。您该长长记性儿了吧？他不。又过了几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时碰见了一位“老兄弟”——素不相识，可聊得挺对路，于是转眼的工夫就成“老兄弟”啦。——知道了人家有那么点儿不顺心，在家受儿媳妇气了。他又把人家揽过来了：“老弟，听你大哥一句，一唱解干愁。跟大哥去！大哥在那儿主事儿哪！不会？不要紧。听听也解闷儿！”——我的天，就象北京的老头儿们动不动就劝人吞“人丹”，广州的老太太们动不动就劝人抹“驱风油”一样，他也不管人家得的什么“病”，全开这一个方儿：“跟我去，唱两口儿！” 一而再，再而三，豌豆街的文化站因为李忠祥而红火，也因为李忠祥而过于红火了。屋子里又加了两圈条凳，中间的空场也就连“巴掌大”都够不上了。这下倒好，清唱的人也甭想裹着大棉袄，把手揣袖管儿里了——站在那儿，几乎等于搂着火炉子唱啦。更让那些老票友们哭笑不得的是：象赫老头那样的，因为让李忠祥的几句话给调上了“轿子”，抬着，有点儿犯晕，还真以为自己“吊两天”，真能“不让梅老板”哪，练唱的劲头儿十足，一段接一段，整个晚上净听他一人在那儿嚎，真正的内行反倒给晾那儿了。这倒也罢了。戏迷们中间，既添了那么多肚里委屈、心里憋闷的老头儿们，难免不借题发挥。唱完一段《乌龙院》，有人骂自己的“娘们儿”，唱完一段《四进士》，又有人感叹“宋士杰少哇”，又扯开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有什么冤屈啦。由《连升店》而论势利眼，由《三关排宴》而骂“不争气的儿子”……家长里短，海阔天空，一时间，文化站里唱的唱，聊的聊，可有点儿乱营。老伙计们都碍着面子，对他们的“总教习”，也不好说什么。对赫老头儿们，更不能说什么啦。 倒是那位准备来“挂头牌”、“挑大梁”的“青松”郭森林耐不住性儿了。跑去找负责这文化站的街道干部汤和顺老头儿嚷嚷起来了：“您拿把刀宰了我得了！您这是让我唱戏来了还是受罪来了？明儿啊，咱可撤了！” 汤和顺大高个儿，总爱佝偻着背，可这非但不显矮，反倒使他象只大虾米了。老头儿们和他厮熟，叫他“虾头儿”。汤和顺小时候学过旦，看那脸庞便可知，扮相儿不错。可他后来个头儿猛蹿，上了台比蹬靴的花脸还高半头，只好改唱清音。有人解放前在劝业场对面的“首善第一楼”听过他唱，唱得不错，尤以偷气换气功夫为一绝，所以唱起来总是声气不竭，游刃有余。谁承想，没几年他又塌了中，心想这辈子是没有吃这碗饭的命啦。幸好还粗通文墨，在街上摆摊儿代写尺牍讼状之类。解放后，他一直干街道工作，凭着梨园出身的那点底儿，组织个“街道清音社”，倒也可以算是旧业重操了。更没承想“文化革命”中又因此罹祸，得了个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挨了红卫兵一顿臭揍，他算是彻底伤心认头了。如果不是吃着“官饭”，他是恨不能听见锣鼓点儿就撒丫子的。说是“绝不再搞运动了”，谁敢说呢？再说，他算是明白了，这辈子和“戏”字无缘，沾边儿就倒霉，索性离远点儿。可每月还拿着公家几十块钱不是？一点儿不干也不落忍。要是退休呢，几块钱不又白扔了？所以，他还得勉为其难，当这文化站的“虾头儿”。不过，别的他一概不管不问，只管两件事：第一，他得不断留神着每天的报纸，看看是不是又要“批”什么了。目的呢？用他的话来说，“得把门脸儿弄干净”。其实，方法倒也简单，文化站大门的东边，有一个壁报栏。他看报纸上提什么口号了，裁一条纸，写一个“通栏”贴上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啦，“清除精神污染”啦，“通栏”底下，贴的全是剪报。他又何尝不知道，“门脸儿”弄来弄去，里面唱的还是《八大锤》、《玉堂春》。不过，他还是要这么弄，要不然心里不踏实。第二，他得编点儿唱词，老段儿新唱，计划生育啦，晚婚晚恋啦，打击刑事犯啦，都得预备出几段来。赶明儿区里调演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区里评选“文化活动先进街道”，才不听你的《西厢记》哪，有那么一段《结扎好》，齐了！ 本来，汤和顺是乐得李忠祥大包大揽的。甭说将来有个什么闪失，能有个人替他扛着了，也甭算计省了多少工夫，多少精气神儿了，光是茶叶他就省了不少。可现在，看这样子，是得出来管管了，再由着这位老哥抡圆了膀子于下去，招来的杂人太多，惹事儿不说，就这屋子也装不下了呀。 李忠祥还没有醒过味儿来。每天晚上和老伙计们一块儿，唱一段，聊一会儿，横论天下，纵叹人生，还觉得自己的“总教习”当得不赖呢。及至听了汤和顺的话，才觉得这确也算个事儿，不过转念一想，又有点儿不服气：唉，到这儿来，不都是为了找个乐子吗，他郭森林还真地想到这儿当个“角儿”不成？你要是真想当“角儿”，还是到别处当算啦…… “唉，你这个老李哥呀，说您胖，您就鼓腮帮子。说您‘总教习’，您倒好，也要办个‘喜连成’！可瞧您拉来的这些人，也办不成‘喜连成’啊，办个敬老院差不多了！”汤和顺比李忠祥小四岁，平常两个人就爱开玩笑，所以这回也直言快语，“您行行好行不？您请来的那老哥儿几个，唱不了的，别这儿添乱了，该干吗干吗去得了！” 汤和顺不过说说而已，其实他也没非要这样。可李忠祥听了，心里好不受用。想到自己请来的几个伙计得让人撮出去，面子在其次，让他们回到商店门口蹲着，跟儿子怄气，和老伴儿憋火儿，心里真不落忍。他半天没吭气儿，终于，耷拉着眼皮说：“行了行了，就这么凑和着唱吧，你能让谁来，不让谁来？”想了想，他又叹了一口气，“唉，都是这个岁数的人，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 李忠祥的这句话，在北京的小辈儿人里，大概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了。 过去北京的骆驼多，所以才留下这么一句话。骆驼上车，那就是死了，拉作坊开宰，进汤锅去啦。辛苦了一辈子，只有坐这么一趟车的乐子，这玩笑开得未免太令人心酸了。不过，这话是李忠祥这样的人过去常说的——给人家出了殡回来，累了一天，往烧酒铺一坐，二两“烧刀子”端着，叹口气：“嗨，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这种感叹在他这一辈子已习以为常，所以是不能苛求的。再说，对于那些被他拉来唱戏听戏的老头儿们来说，说不定这真是最后一个乐儿啦！ 汤和顺倒也通情达理，他知道这位老哥们儿的心思。想了想，说：“这么着吧，已经来了的人就算了，咱们也别轰人家了。没有来的人呢，您也别满世界给我招了。再招，这儿得爆炸了！” “好嘞！”李忠祥痛痛快快地一摆手儿，“我也长人记性儿，我再给你招一个来，我爬着走，怎么样？” 发誓，是顶没用的东西。比如这位李忠祥，三天还没过，又给“戏迷”、“票友”们领来了一位。你真的能让他“爬着走”？当然，他自有他一套理由：“谁让咱们赶上了呢！皇上二大爷的事儿我可以不管。我这位万有兄弟的事，我得担着。人家对我有恩哪！” 乔万有比李忠祥小十岁。李忠祥在杠房混饭的时候，乔万有还是个孩子。他十二岁上死了爹，没了饭辙，去给办丧事的人家打执事，举个雪柳啦，打个“肃静”、“回避”啦，每回弄几大枚，聊补无米之炊。李忠祥光棍儿一人，对他常有接济。民国二十二年，乔万有他妈害了“鼓胀病”，李忠祥典衣买药，人死了，又是李忠祥拉上几个哥们儿，去求“同仁堂”赊了一口薄棺材，帮助乔万有送走了老人。这些，对于李忠祥来说，都是“哥们儿应当的”，“谁还没个求人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说“有恩”，倒是李忠祥对乔万有有恩在先，不过，他自己已经忘了就是了。 过去，北京有个撒纸钱儿的，外号“一撮毛”，因为下颏有痣，上有一绺长毛而得此称，真名儿倒很少有人记得了。“一撮毛”过去也是个打执事的孩子，在同行中挣得少，被人挤兑，于是发狠练得一手撒纸钱的功夫。据说，“一撮毛”撒纸钱的时候，左臂胳肢窝儿底下夹着一把，臂弯儿处夹一把，手里捏一把，扬起右手，刷刷刷，三把纸钱儿打着旋儿转着圈儿飞上去，能高过西四牌楼，雪片儿似的满天飘，落在地上，愣找不出两张粘在一块儿的来。就这一手，九城闻名啦，听说袁世凯、黎元洪出殡时，都是他撒的。每回多则一百现大洋，少则也要二十现大洋，此外还能赚一身孝服。没多久，“一撮毛”就发啦，自己还开了买卖。乔万有也有志气，也学着“一撮毛”的样子，练出了一手撒纸钱儿的绝活。“一撮毛”一死，就看他的啦。当然，他挣的是怎么也顶不上“一撮毛”了，每回几块现大洋吧。不过他不象别人。他不仅不抽、不喝、不嫖，不赌，而且还挺会算计。比如吧，他找了一帮孩子，每回出殡，他在前面撒，那帮孩子们呢，在后面捡。捡回来交给他，换根糖葫芦。他把这些纸钱儿用绳穿起来，洒点儿水，用木板一夹，下回还使它。这就把办事人家买纸钱的钱都赚下啦。几年过后，乔万有倒是攒下了俩钱儿，娶了媳妇，买下了辘轳把胡同十号这个“三合”院儿。这时候，李忠祥还在野茶馆等零活儿，吃的接不上顿儿，穿的换不下季来哪。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李忠祥的土房子又塌了，连个窝儿都没啦。乔万有闻讯，来请忠祥大哥搬过去，一块儿住。李忠祥不去。唉，混了一辈子，连个窝儿都混没了，还要到人家小老弟门下，难免臊眉耷眼的。可又一想，不去又上哪儿呢？就这么着，也搬到了辘轳把胡同十号院儿。哥儿俩你让我推，最后还是乔万有一家住在北屋，李忠祥住在西屋。东屋租给了挑挑儿煎灌肠儿的李家。现在，“灌肠儿李”老两口儿随儿子享福去了，房子由闺女女婿住着。女的叫李玉芳，从街道领些纸盒回家来糊。男的叫贺鑫，是个“右派”，新近“改正”了，回到北京一家大学里教书。他们的闺女叫圆圆。 掐指算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块儿住在十号院儿里也有四十来年了。除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北京的私人房产全缴了公，李忠祥和乔万有一样，向房管所交房租，心里还算踏实点以外，他的心里一直别扭着。他跟万有说过，是不是该给他点儿房钱。话没说完，平时脾气平和，少言少语的乔万有就红了脸：“您这是骂我！”他不敢再提了。他说乔万有对他“有恩”，就是说的这回事儿。不过，不是说这几块钱，说的是这个情分。相比之下，他对人家的情分就太浅啦，不找个机会报答一下，心里总是不舒坦。 这天中午，李忠祥正在家里喝酒，乔万有推门儿进来了。哥儿俩有穿堂过屋的交情。李忠祥家又没有女眷，所以，乔万有是毫无顾忌的。 “德志呢？” 德志是李忠祥的儿子，每天去农贸市场摆摊儿裁衣服。可今天，他是出去玩去了。 “这小子，搞上对象了吧？” “也该着啦，三十三了。”李忠祥给万有拿过酒盅，斟上酒，摆上筷子。他在豌豆街口碰见过儿子和一个姑娘结伴儿去。那姑娘他是早见过的。时时在文化站那儿露个脑袋，脸盘儿挺漂亮，身材也是个样儿。不过，谁敢担保是不是对象呢？ 乔万有老了老了倒不象年轻时那么较真儿，有时也端起酒盅，喝几口了。他个儿不高，精瘦，眼窝子有点儿抠偻，鼻梁细高，却鹤发童颜，一副心地平和、与世无争的模样。这种脾性儿的人在过去所谓“下九流”出身的人里是难找的。他平日言语不多，但在李忠祥这儿还是从来不闷儿着的。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心思重重的，什么也不说，只顾低头啜酒。 “唉——”他终于叹出口气来了，抬起头把李忠祥的屋子上上下下扫了个遍，“忠祥大哥，还是您这儿好哇。您没再找个老太婆儿算是对啦，至少，闹个清静！” 李忠祥说：“穿鞋的都看着光脚的舒坦，凉快！可光脚的还看着穿鞋的眼馋哪！不瞒你说，我现在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去唱两嗓儿，找了个乐子，说不定还真得找个老伴儿哪。” 乔万有又不说话了。 “万有，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犯难的事，跟哥说一声，能搭把手也好。”李忠祥可熬不住这腻腻歪歪的劲儿。 “你可帮不上忙。”乔万有苦笑了，“明说了吧，明儿法院要来人调查了——传生和秀莲儿打离婚哪。” 秀莲是万有的女儿。传生是女婿。两个人是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传生家里没房，结婚就在老丈人这边过了。可他们结婚才半年啊。李忠祥一听这个，火了：“兔崽子想干什么？” “怨不了人家。要是换我身上，也没法儿过一块儿啦！”乔万有又叹气了，“算啦算啦，家丑不可外扬。说实话，我都发愁，明儿法院来了，叫我怎么张口！” 李忠祥不再深问了，他知道这位老弟是个讲脸面的人，既然不说，是不该再逼人家的。可说实话，乔万有心里那股火憋了有日子啦，再说，别看他平时没话，却是个沾酒便来话的主儿。几盅“北京大曲”下肚，好象反倒生怕肚子里那点儿事捂馊了，非抖露出来不可，你不听都不行啦。 乔万有的老伴儿姓何，过去是天桥卖“瞪眼儿食”的。“瞪眼儿食”这东西现在是没了。其实，就是各饭馆的“折落”——北京人又叫“杂和菜”，文词儿叫“残羹剩饭”。这是专为穷苦百姓预备的吃食：大桶里有大块儿的肥肉，也有鱼头鱼骨，花生皮、瓜子皮、牙签棍儿、香烟头……全啦！卖时一大桶搁在那儿，您就看着下筷子吧，甭管什么，您夹五筷子，得给一大枚，您可不得瞪圆了眼珠子挑肉？老板娘呢，她得给您数着，夹五下，拿过来一片竹片儿，那眼珠子瞪得也不比你小，故有“瞪眼儿食”之称。解放后就没这买卖啦，所以何老太太就一直在家侍候老头子。 这几年，街道上公益之事很多，从老太太老头儿们上街宣传计划生育到讨论“异化”问题。当然，有的当时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其实呢，是“完全没必要的，非常糟糕的”，而有的，却实实在在是“完全必要的”了。还有的，也许对干部啦，对知识分子啦，是完全必要的，对老太婆们来说，则无可无不可了。所以不能等同视之。不过，不管干的是什么，何老太太永远是积极分子。最近，为了抓坏人，打击“刑事犯罪”，她戴上了红箍儿，满街里巡逻，小痞子们小流氓们恶毒攻击为“小脚侦缉队”，显然是居心叵测。中国此种老太太还是太少了，若多几个，“五讲四美”则指日可待了。当然，何老太太大概也未免养成了一点“管事”之瘾。您多管管公益之事是没错儿的，可您别什么事儿都管呀。乔老头儿曾经爱养鸟。“烧的！一天两毛钱肉侍候它！你再养，我买两毛钱‘敌敌畏’喂了它！”乔老头儿只好去种花。“告诉你啊，水钱我这儿可不给开支！”就连老头儿吃饭时塞了牙，找根牙签儿剔两下，她都能找出话来，碎嘴唠叨地说上半天。“瞪眼儿”的传统她倒是一点儿也没糟蹋，全继承下来了。可您要是在哪儿都“瞪”，也够让人怵头的。我不是说啦，乔万有是平和之人，所以也就不与她一般见识了。不过这一回，她连闺女、女婿两口子的事都管上了，乔万有的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了。 北京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小子”或“老闺女”。秀莲就是乔老头儿和何老太太的“老闺女”。俗话说老闺女是当妈的“贴身小棉袄”，足见当妈的何等心疼了。秀莲结婚不走，把姑爷招来，当妈的自然高兴。可结婚的前几天，何老太太把闺女、姑爷招到一块儿，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要是不在我这儿过嘛，我管不着。既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过，我可告诉你们，‘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没完没了，对你们谁都没好处！再说了，你不心疼我闺女，我还心疼我闺女呢！”这叫什么事儿！她还有邪的哪。您想吧，人家小两口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又是燕尔新婚，就难免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时候。小两口的新房和他们老两口儿的卧室又只隔一扇木隔断，这位老丈母娘在这儿也当上“小脚侦缉队”啦。她倒真惊醒，听见隔壁有点儿什么动静，甭管真的假的，有事儿没事儿，她总得敲那木隔断，冷言冷语损一顿，搁谁身上受得了？就甭说人家小两口儿因此拌嘴干架闹离婚了，就连乔万有如此能忍之人，也不免粗了脖子红了筋了：“你怎么这么出息！管天管地，拉屎放屁，全他妈管！……” 何老太太呢，当街当院儿的，扯开嗓子回了一句，差点儿没让乔老头儿背过气去：“我不管？明说了吧，你们男人知道我们娘儿们的苦处吗？当初你们乔家把我娶过来的时候，白天，得给我婆婆干活儿，晚上，得给他妈你干活儿，熬我的鹰。妇女解放啦，不能让你们欺负啦……” 乔万有一边说，一边喝，本来顶多二两的量，看看喝了三两也出去了，话也有些颠三倒四了：“唉，一……一听她开……开口，我……我的脑……脑仁儿疼！”“丢脸，丢脸！真……真他妈丢……丢尽人啦！”说到最后，颠来倒去的也就是这两句了。 李忠祥看着这位老弟，心里犯开了愁。你说，你有点儿什么难处不好！没钱，从我这儿拿三头五百的也拿得出来。要出力，我一个，我儿子也算一个，不够，咱们还可以找！可你这事儿，我……清官还断不了家务事呢，老夫老妻了，我总不能撺掇你们也去打离婚吧？……可这位老弟呀，这么多年来也没跟咱诉过苦、张过口，当大哥的我依傍了人家多少年，这会儿连个宽心的主意都拿不出来，也未免太“那个”啦。 李忠祥一时着急，加上多喝了点儿，也就顾不上什么发过誓没发过誓了。就象北京的老头儿这会儿自然还会想到“人丹”，广州的老太太还会想到“驱风油”一样，他想了想，一把夺过了乔老头儿的酒杯，说：“万有，古话说，‘自得其乐’。你呀，别这么愁啦。也别去听咱们的弟妹在那儿扯臊了。跟着老哥哥我，唱唱戏，乐呵乐呵去得啦。” “唱戏？……”乔万有眯着眼睛，一下一下地摇头，我……不……不会” “那你就来个场面！” “场……场面？” “是啊，敲个锣，打个镲，拉拉二胡，会不？” “那……那也……不会。” “那你就学！我就不信你学不会！当初那两手撒纸钱的功夫怎么学会的？” “唔。”乔万有不言语了，想了想，点点头，叹了口气说：“反正，甭管怎么着，听戏也比听骂强不是？跟着你，我的大哥，试试吧！” 当天晚上，李忠祥不知从哪儿给他的万有老弟掏换来了一把旧二胡。第二天傍晚，领着他到文化站来了。当然，咱们的“总教习”因为自己的“食言”，大概也感到一点惭愧了，所以还特意从自家拎来了一把折叠凳，把他的撒纸钱儿出身的老弟安排在一个旮旯上。 自此，每天晚上，你都能看见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坐在“排演场”东边的旮旯里，膝上架着把二胡，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和那些拿着京胡、二胡、乐琴、檀板之类的老头儿们一道，为生旦净丑做“场面”。这就是乔万有。 不过，您得听仔细了，二胡的声音可不是从他那儿发出来的。即便到了后来，老在那儿跟着拉，熟了，他也顶多会拉一段极简单的“小开门”而已。这还常常跟不上趟儿。 您可别以为咱们的李忠祥就知道大包大揽，就知道把人往他那个“戏班子”里拽。那可就错了。大包大揽，那得看是谁。 自从李忠祥那次“食言”以后，老哥儿们更拿他开心了。 “李老板，您看看您那条辘轳把胡同还有老哥儿们没有，一块儿‘解’来算啦，省得一趟一趟瞎耽误工夫。” “忠祥，你们胡同二十九号门前那对石狮子，我看这两天可不那么顺气儿啦，要不，你给领来唱两口？” 李忠祥知道他们并无恶意，有时回敬两句，有时一笑了之。不过，转念一想，也觉得确实难怪他们开这个玩笑。掰扯着手指头算吧，辘轳把胡同的老头儿们，除了去给待业青年自办的旅社当“顾问”的，去给人家看材料场，挣“补差”的，除了动弹不了的，剩下的呢，好嘛，全让这儿包圆儿了。哦，还有一个韩德来，来过两次，唱得不错，可借着反“精神污染”，他又扯天扯地地吓唬大伙儿，大伙连损带挖苦，反倒把“精神污染”的帽子给他戴上了。从此再也没影儿了。辘轳把胡同再来唱戏的，说不定是得轮到那一对石狮子啦。 可这天晚上，和他同一个院儿，住对门儿的贺鑫来了。这他可万万想有想到。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正唱《秦香莲》哪，他来了。穿着那身蓝的确良卡叽的中山装，架着那副黑边秀琅眼镜，戴着那顶棕色的前进帽。他沉着脸，跟谁也没打招呼，坐在那儿，悄没声儿地听戏。人多，李忠祥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好嘛，我们十号院儿的老爷们儿全跑这儿聚齐儿啦！”李忠祥给乔万有递了个眼色，又瞟了瞟贺鑫，心里暗暗笑了。心里这么说，可马上又觉得纳闷起来。他知道，这地方是不该贺鑫来的，你要是满脸褶子，一把胡子了嘛，那还差不多，你四十来岁，正当年，又是知书达礼之人，你跑到我们这儿混个什么劲儿。 贺鑫在辘轳把胡同的百姓们眼里可够唬人的。就是李忠祥，和他住在一个院儿，也有二十来年了吧。一年前，当贺鑫的老婆李玉芳美不滋儿地告诉他：贺鑫写了一本书，砖头那么厚，得了四千多块钱稿费的时候，也吓了他一大跳呢。李忠祥倒是知道他过去能耐不小，清华大学毕业的，后来当了“右派”，到一个厂子里当技术员了，经人介绍认识了李玉芳，也没正经办什么喜事儿，搬过来，就算是结婚了。这二十来年里，这位贺鑫不显山，不露水，看着也没啥新鲜的啊，白天，去街道厂子里上班。下了班呢，捅捅炉子，哄哄孩子。那会儿，水龙头在大街上，要不，他就去挑挑水。他那“砖头厚”的书，是从胳肢窝儿底下变出来的不成？甭管怎么说，这是实打实凿的！这从李玉芳不再糊纸盒子也能看出来啦。那些日子，贺家的事，你就是不想听，李玉芳也会跑来告诉你。院门口停过几次小卧车。李玉芳说，那是接贺鑫去讲学的。贺鑫不上班了。李玉芳说，他调回大学了，不用“坐班”了。再往后，李玉芳终于把那“砖头厚”的书拿出来了。上面真真儿的印着贺鑫的大名，再翻开里面，好家伙，图啦，表啦，洋文啦，看着都眼晕！ 不过，没多少日子，李玉芳不美了，两口子闹腾起来啦——打离婚！都住在一个院儿，一西一东，整天脸儿对脸儿似的，李忠祥当然知道。可谁的理多，谁的理亏，他就不知道了。在李忠祥看来，李玉芳那娘儿们也要不得。甭说夏天里，一个才四十来岁的娘儿们，穿着汗背心儿，在院子里晃，那两只奶子象两片鞋板儿，在里面逛荡，他觉得好不受看了。你就听她和她爷们儿吵架的那个泼，那个野，那个村，这娘儿们就不是善主儿。可李忠祥又想，李玉芳再不善，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贺鑫混壮了，要打离婚，老婆，也不是好鸟儿。这不是陈世美，也是王魁呀！再想想两口子的那个女儿圆圆，李忠祥的气儿更不打一处来了。不看糟糠之妻的面儿上，也得心疼孩子呀，成心让孩子没爹，更不地道啦！你来这儿解闷儿来了？也好也好，趁这工夫让你也长长记性，让你知道咱们虽然不象你，“砖头厚”的书写着，几千块钱拿着，小卧车坐着，人五人六的，却也知廉耻、明大义、守伦常，所谓人穷志不穷！等包公铡了陈世美，咱们扮个王中，来一折《义责王魁》让你听听吧…… 嗨，人哪，谁也保不齐有犯湖涂的时候。就说咱们的李忠祥吧，按说这一辈子是认准了这么个理儿的：得把人往好里想，往情理上想，不能糟毁人。可这一回倒犯晕啦。只想起王魁休妻的无理，忘了朱买臣体委的有理了。《秦香莲》一折唱罢，他站起来了，真地反串了一段《义责王魁》： “……千言万语劝不醒， 一旦富贵失掉了魂。 高官厚禄把良心昧， 千秋万世你留骂名……” 颇有麒派韵味，苍劲厚重。李忠祥唱得动情动容，也不知是因为真唱得好，还是因为有人也知根知底儿，故意恶心贺鑫，这两嗓子，居然招来了喊“好”声呢。 十点半钟的时候，唱戏的人散了，三三两两，各归其家。天上纷纷扬扬下起雪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道，在辘轳把胡同里走着。那个贺鑫呢，走在他们的前面。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怪可怜的。要是在往天，李忠祥会余兴不尽，哼一段，聊几句，乔万有呢，跟着哼哼哈哈。可今儿个，李忠祥忽然觉得别扭。都住在一个院儿里，都去唱戏听戏，干吗要分了两下子走？再往下想，心里更不是滋味儿。他知道就是那段《义责王魁》闹的。这干吗呢？他不好，有法院处置，有他们单位找他算账。人家说不定心里挺难受，正想来解解闷儿哪，我干吗还要挤兑他，糟毁他？……贺鑫先走到了，在前面开了院门儿，却不走，扶着街门，等他们过来。“劳驾劳驾。”乔万有说。“别客气。”贺鑫把他们让进去，关上了街门。李忠祥虽然一言没发，心里却更难受了。 第二天，贺鑫又去了。这天当然不会唱《秦香莲》，也不会唱《义责王魁》了。不过，他还是沉着脸，一言不发，听了一晚上。散场的时候，李忠祥有意快快当当地收拾了。三个人总算走到一块儿去了。 “贺老师也喜欢唱两口？”李忠祥还为昨儿的事难受，想找点话儿套套近乎。 “不不，不会唱。” “爱听？” “呃……凑合吧。” 还说点儿什么？没话啦。 不过，从这以后，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只要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出屋，贺鑫也出来了。三个人一道往文化站走。晚上十点来钟，又一道回来。可他还是没多少话，问一句，答一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那模样不是去听戏，象是去受罪。 渐渐的，李忠祥看出来了。这个贺老师呀，整个儿一个外行！还问他会不会唱两嗓儿呢，瞎掰！他连“听”也不是“凑合”。他根本听不懂！ 那天晚上，大伙儿决定来一段《苏三起解》。崇公道自然是李忠祥的，这是长华的拿手儿嘛。苏三呢，由赫老头儿来扮。赫老头儿的嗓子吊了些日子，虽说比梅老板比不了，倒也不至于荒腔走板儿了。苏三唱完“低头离了洪洞县”那段“西皮流水”，和崇公道三说两说，崇公道便起恻隐之心，得替她向幕后问“有往南京去的没有了”。当然啦，得随便找个人答一声：“往南京去的前三天就走了。”崇公道又要问了：“如今哪？”这个人还要答一句：“就剩上口外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这不是但凡听过点儿戏的人都会说的吗？李忠祥看贺老师老在那儿闷坐，挺不落忍，又想起他第一天来时自己“义责王魁”的事来，所以，临开始前招呼他：“贺老师，一会儿替我应那么一嗓子，怎么样？”贺鑫慌忙站起来说：“我……我不会。”李忠祥说：“嗨，老听戏的了，帮个忙吧。等我问‘有往南京去的没有’，你就应一句就成啦！”他到底要人家“应一句”什么，也没说出来。当然了，这还须说吗？这下可好，苏三起了解，想她的“三郎”了。崇公道帮助问道：“有往南京去的没有？”这位贺老师倒是尽职尽守的，大概竖起耳朵就等着这一问哪。崇公道话音没落，他“噌”地站起来：“有！”金口一开，大伙儿全乐啦。 闹的这个笑话，丝毫也没有影响贺老师去听戏的“积极性”。他还是每天傍晚和他们一道出门，散场时一道回来。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言不语，蔫头聋脑。这可让李忠祥心里犯嘀咕了：听嘛，听不懂。唱嘛，更不摸门儿。学吧，看那样子，他又不想学。他去干点儿什么不好？哪怕再去写一本“砖头厚”的书呢。 “贺老师，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一天晚上，三个人一块儿回院儿的时候，李忠祥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事？” “我可不是轰您。可不是反对您去听戏。”顿了顿，李忠祥指了指他的万有老弟，说：“我们，都是行将就‘火’之人，又是‘下九流’出身。每天晚上唱两口，寻个乐子嘛，情有可原。可您……您说，您老跟我们一块儿哄什么呢？……再说了，您要是个‘戏迷’呢，我倒也明白了。可您……您能耐大，我知道。可您要是演戏呢，怕是扮个‘来人有’，也不够格儿啊……” “来人有”，就是龙套。老爷喊：“来人！”家院应一句：“有。”此即“来人有”。 贺鑫苦笑了一下，没言声儿。 乔万有说：“说实话，我们都是顶没出息的主儿。我们要不是知道您能写书，也不心疼您。您干吗要把自己糟毁了？” 乔老头儿这话不说则罢，一说，贺鑫几乎要落下泪来。 说实话，他会三国外语。他研究的是计算机软件，现在，正是该着他大干一番的时候。他打算写的。也不只是一两本书。可现在，他哪还有这心思啊！李玉芳没有多少文化，只看得见鼻子尖下这一点点，脾气暴得冒烟儿。甭说现在了，就是他贺鑫落魄的时候，也常常回忆起被打成“右派”以前交的那位女朋友，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要说他见了那些文雅、漂亮的女人不动心，那也是瞎话。可他从来也没生过外心。李玉芳再不好，在他当右派时敢跟他敢爱他，为他生了圆圆，操持了家务，凭这一点，混得再好，也不能忘了。所以，他一直想的是，日子好过了，和玉芳好好商量，安排生活，安排工作，安排学习，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也是可以尽量缩小的吗？……他怎么能想得到，因为那封信，只因为那一封信，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断送了。 信，是他过去那位女朋友写来的。连他自己都闹不清为什么要把那封信留下来。是因为它给他带回来了挺多蛮有味道的回忆？还是因为她在信里讲了她现在家庭生活里的苦闷，这使他也想起了自己的苦闷？甭管为了什么吧，得承认那封信使他动了心，所以他没舍得烧掉它，把它锁在了抽斗里。可是，他干了什么对不起玉芳的事了吗？没有。他既没有按信赴约，也没有回信。他是理智的。他甚至又太理智了。他曾经犹豫了一下，是不是给玉芳看一看，可他没有这样做。她没有理解这件事的能力。他知道那结果必然是她杀上门去，把人家“破鞋”、“骚货”骂个够，保不齐还会撒泼打滚儿。何必拿这封信去激怒她，又让她去伤害另一个“她”呢。他唯独没有想到，当这封信被李玉芳翻出来，攥在手里以后，他就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解释，澄清，发誓，甚至承认了自己感情上那一点点波澜的“卑鄙”。那管什么用？这下倒好，她不光自己要杀上门去骂街，还非要拉上他一块儿去不可啦：“你不是没外心吗？跟我去骂那骚货去呀！……不去？本来嘛，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去！姑奶奶可不怕。明说了吧，我得让那些骚娘儿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把你从我这儿弄走？门儿也没有哇！”打这以后，凡有女人来家，不管是同事也好，学生也罢，一律得受这位夫人的脸子，再不就摔门。劝她？越劝越醋：“得罪了你的人了是吧？心疼了是吧？你心里还他妈有你的老婆没有？……”完了呢，哭天抹泪儿，四邻不安。别说一个想一心一意干点事业的男人了，哪个丈夫也经不住这么闹腾呀：“算啦算啦，要不，咱们离婚算啦。”他贺鑫自己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了。他烦了。书，看不下去。工作，没心思。成果，出不来。他想一了百了。一辈子净为这件事折腾来折腾去，啥时算个头啊。没想到这更惹事啦。闹到了妇联，闹到了工作单位。甭说啦，一个是秦香莲，一个是陈世美，明摆着哪。 “嗨，我跟您说这些管什么用！您也不一定能理解。”贺鑫苦笑了，摇摇头，点上一颗烟，默默地抽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您二老的心里我知道了。可您说，我上哪儿写书去？在家？那娘儿们闯进门，见纸就撕，见笔就撅：‘我让你写！我让你写！越写越当陈世美！还不如他妈一块儿吃糠咽菜哪！’……上单位？‘又去会相好的去啦？’您说，别说我没地方了。就是有地方，我还有写书的心思吗？说实话，跟您二位去听戏，算是她最通融的啦：‘跟着听听去吧，听听包公是怎么铡了陈世美的！没良心的都是这下场！’不信您二位明儿留心着，我一出门儿，她肯定在窗户边儿上戳着哪，要不是和您二位一块儿出去，看她不追出来，跟我打一架才怪！……” 李忠祥和乔万有一边听，一边叹气。贺老师说完了，三个人鸦默雀静地戳在路灯底下。李忠祥想起这位贺老师如此学问高深之人，每天杂坐行将就“火”的老头儿们中间，硬着头皮听那听不懂的《苏三起解》，心中升起几分凄然。再想起自己在贺老师初来时的无礼，更是后悔不送了：“贺老师，老夫有所不知。那天唱《义责王魁》，不该，不该呀……” “什么《义责王魁》？” “就是您去的第一天，我唱的那一段。” “那不挺好听的吗？”贺老师迷迷瞪瞪地看着他。 李忠祥叹了一口气，心里更酸酸的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听懂。也罢。 他们又鸦默雀静地呆了好一会儿。 “贺老师，”李忠祥忽然说话了，“我是个粗人，抬棺材的出身，说话没个尺寸，请您给包涵着。我这个人哪，就盼着热闹。特别是有点儿愁儿，有点儿闷儿的人，我都想给人兜着。我这脾性，想来您也听过一耳朵？可我寻思着，您这愁儿，您这闷，可不是我能兜着的啦……” “不不不”，贺鑫忙说，“每天跟着您二位，我还是挺开心的。” “别介。您可不能在我们这儿开心了。您要是在我们这儿开心了，我们可对不起公家了。”李忠祥把胳膊架起来了，“明说了吧，我这儿不能留您。我这儿不是您欢势的地方。我得轰您走。您别怨我不顾街里街坊的面子、情义。您在我这儿就毁啦……我，万有，说真的，太没能耐啦，遍体生牙，满街里去替您说明白了，说您不是陈世美，您也用不着。您是豁达之人不是？去替您把那娘儿们揍一顿，让她长长记性儿，知道知道她的爷们儿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人？也犯法。打坏了，您赔了心疼还得搭上药钱不是？！我就琢磨个办法算啦——每天她不是在窗户里盯住了你吗？就让她盯着去。您还是和我们一块儿出院儿。出了胡同，我们走我们的。您哪，走您的，咱们各得其所。我们也相信您不会去会相好的去。您哪，好好儿的，找个地界儿，再给咱们国家写本‘砖头厚’的书，行不？……” 这回，该轮到贺老师心里发酸啦。 就这么着，李忠祥和乔万有在每天晚上去找“乐子”的同时，又添了个“乐子”：护送他们的骄傲——贺老师——出胡同，让他去他们大学的图书馆里，去写他那“砖头厚”的书。 每天傍晚，六点半钟，“虾头儿”汤和顺拎着钥匙，打开文化站的大门、然后，他要么到隔壁王山家下棋，要么就到阅览室里剪剪报去了。踩着他的脚后跟儿来到的，一定是一摇一晃的李忠祥，旁边跟着乔万有，拎着的那把破二胡，宝贝似的装在蓝斜纹布做的套子里。两位老头儿进了门儿，沏茶打水码条凳，一通忙活。陆陆续续。人马凑齐，锣鼓饶钹一响，精神振奋。尤其是那些有点儿愁事的，儿子不孝顺啦，老伴儿啰嗦啦，去他娘的吧，此间乐，不思蜀！ 人是很容易知足的。象李忠祥这样的，就更加知足了。古人说，知足者长乐。李忠祥又加了一句：长乐者知足。两头儿全让他给占了。回到家里，儿子孝顺，床底下老戳着五瓶“北京大曲”，喝完了一瓶，儿子立马给补上一瓶。拉开抽斗儿，里头老撂着一条“恒大”，抽到还剩下一半的时候，儿子又给补上了一条。这不得“知足长乐”吗？每天傍晚和万有老弟、贺老师结伴出院儿，到胡同口各奔东西。他和万有一方面得丝竹之乐，一方面得助人之乐，这不“长乐知足”吗？所以，李忠祥那脸膛子喝得更红了，“外八字”一颠一晃，更神气了。神吹海聊得更没边儿了。当然啦，每每看到有年龄相近的老哥儿几个在那儿蹲墙根儿，闷坐门抽，心中还是难免有“遗珠之憾”，可甭说发的誓在管着他，就是文化站那地盘儿，也管着他哪。再转念一想，也明白了自己的可笑。天底下的道儿多着哪，提个笼、架个鸟、下个棋、品个茶、练个功、要个拳、溜个弯儿，各得其乐，你操的哪门子心？！ 李忠祥替别人操的心的确是太多了，可他自己大概从来也没想到过，他也未必能“长乐”的。 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戏迷”、“票友”们还是和往天一样，哼着唱着，摇着晃着到文化站来了。大门倒是敞开的，可水没打，茶没沏，条凳零零乱乱地撂着。李忠祥没来。乔万有也没来。老伙计们未免有些纳闷儿，随后心里越发觉着不是滋味儿了。过去，在老哥们儿里有一位唱铜锤花脸的，不到七十岁，黄钟大吕的嗓音，厚实、透亮，有金少山的味儿。昨儿个还唱得好好的哪，今儿个没来，一打听，脑溢血，撂挑子啦。打那以后，老哥们儿中间有谁没来，大伙儿谁也不问了。 一会儿，乔万有来了，大伙儿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儿。 “万有，忠祥呢？”有人终于忍不住了。不过，提起李忠祥，平日里大伙儿全玩笑着叫他“总教习”或者“新长华”，今天不那么叫了。 乔万有把二胡架在腿上，吱吱吜地调弦儿，呆了老半天，慢吞吞地说：“今儿他不合适。不来啦。” “怎么个不合适法儿？” “嗨，头疼脑热的呗。” 乔万有不愿说出真情，怕丢了忠祥大哥的面子。 其实，刚才，和往天一样，他们高声大嗓地叫上贺老师，一块儿从院子里出来了。可在胡同口和贺老师分手以后，李忠祥耷拉下眼皮，没精打采地说：“伙计，今儿你一人去吧。我不去啦。” 乔万有好生奇怪。这位忠祥大哥还从来没有落空的时候，今天是怎么了？ “我今儿……不合适。” 乔万有慌了：“那您跟着出来干吗？还不快回家躺着去！” 李忠祥摇摇头，苦笑着，磨蹭了半天，说：“实话告诉你吧，刚才吃饭那会儿，德志回来了。他不让我去啦。” “为什么？” “他说，干点儿什么不好？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干什么不比去那儿嚎强！让人家笑话。……” “他……他也这么爱管闲事？” “我不早跟你说啦，人家搞对象啦。那女的就住豌豆街，好象就是穿着紫格呢子外套，时不时来文化站探探头的那姑娘。大概是那女的跟他说起什么来啦。嗐，也难怪，在姑娘小伙儿们眼里，咱们可不都是‘老疯魔’？我寻思着，德志是怕人家知道，这群‘老疯魔’里挑头儿的是他爸，嫌寒碜啦！” “唉，还没娶媳妇呢，就忘了爹啦。你偏去！她嫌你，别过门儿啊！” 李忠祥一笑。他说儿子也够可怜的了。二十五岁时才从插队回城，又得了肺结核，工作、对象全耽误了。这两年读了些日子“大生缝纫学校”，学了点儿手艺。白天，到农贸市场代人裁剪，要是夏天的晚上，路灯底下还得干。总算找了个不赖的饭辙，撑起了这个家。细想吧，儿子哪儿没孝顺到咱呀？好烟好酒侍候着。三十岁上才搞了这么个对象，好声好气儿地让爸爸别去唱了，还没敢把对象的事说出口。人哪，得将心比心，就算是你儿子吧，也得想想他的难处不是？ “行啦行啦，你就快去吧。要不，老哥儿几个非以为我是听拉拉蛄叫唤去啦！” 李忠祥摆摆手，把乔万有轰走了。 因为李忠祥的缺席，“戏迷”、“票友”们好象都觉得挺扫兴。本来，街道办事处说好的，春节时，老哥儿几个要凑一台清唱。李忠祥不来，连个张罗的人也找不出来了。这帮老头儿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总教习”并没有在家躺着——他掉了魂儿似的，在辘轳把胡同口上站着哪。 站在这儿，能把文化站里吹的、拉的、弹的、唱的，听得真真儿的。他们在唱《锁五龙》。一听就知道扮单雄信的是金老头儿，自称和金少山沾点儿亲的那位。唱得有几句象金少山，又有几句象裘盛戎： “……一口怒气冲天外， 大骂唐童小奴才。 胞兄被你父箭射坏， 兵发洛阳为何来！ 今生不能食尔的肉， 你坐江山爷再来……” 唉，可这段“快板”唱得可栽透了！气口也不匀，吐字也不清，象含个热茄子！裘盛戎是这么唱的吗？那气口，那板头，匀溜、稳当，一丝不乱！……李忠祥真想进去挖鼻子捣眼地数落他两句，就凭这，还和人家金少山攀亲哪，一边呆会儿去吧！ 越听，咱们这位李忠祥也就越显得可怜啦。远远的，听得心痒技痒，恨不能立马过去示范一番——尽管平常在他“示范”完了以后，伙计们常常给他个“大窝脖儿”：“瞎掰，还不如我这两下子哪！”说不定他那“两下子”也确实有限，可现在不让他来那“两下子”就象把一个人四马攒蹄儿捆在那儿，真是太受罪啦。 李忠祥正在胡同口转磨，忽然看见儿子德志和一个姑娘从豌豆街里出来了。没错儿，就是那个姑娘，穿一身紫格呢子外套，家住文化站边上。这俩人儿是搞着对象哪。儿子今儿穿得也够“派”的，天蓝色的羽绒服，尖皮鞋。唉，儿子，别看你跟你爸面前老实得猫儿似的，敢情到这个时候，也和别的小伙儿一样，不害臊，大街上就敢伸手搂着人家姑娘家的腰！ 儿子和姑娘向西边走了，一人提一个草编的袋子，口上露出了亮锃锃的冰刀。看来，是一块儿上陶然亭滑冰去了。 李忠祥忽然挺高兴。昨晚上他跟老哥儿几个说好的，今儿他得来一段《连升店》。再说了，春节演的那台清唱，还没个着落哪，趁这工夫，进去得啦，犹豫了一下，他反倒随着儿子走去的方向，奔陶然亭去了——他得看着他们几点散场。 说实话，李忠祥活了这么大岁数，他见过孩子们在护城河上溜冰车，见过旧北京在冬天里凿冰，往冰窖里拉冰，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年经的男女，穿得漂亮、利索，身轻如燕，在镜儿似的冰场上转呀转呀。音乐声儿挺有点儿洋味儿，可是不浪，轻轻的，挺好听。姑娘们脸上都红扑扑的，常有小伙子牵着，笑得挺脆，挺甜。转呀，转呀，两条腿那么灵巧，倒来倒去，象箭一样窜过来，又象箭一样窜出去……李忠祥看呆了，眼睛有点儿晕乎。他已经忘了打听散冰的时间了。唉，自己年轻那时候，有这地界吗？兴许有。可那会儿自己是抬棺材、抬花轿的命。自己这一辈子，从来也没象他们这么欢势过一次呀！想着想着，他又恨起儿子来了。兔崽子，这一辈子，你且能欢势哪，可你爸唱那两口，真真儿的是骆驼上车的乐子啦…… 从陶然亭出来，他觉得有点儿饿了。晚饭时，因为儿子的话，胸口堵得慌，只喝了两口酒。公园门口有一家新开张的夜宵店，人们进进出出的，挺热闹。咱也进去吧，来碗馄饨。 夜宵店里坐着的，是一对对从冰场出来的男女。座位底下放着他们装冰鞋的提包、草袋。不少姑娘们戴着红的蓝的绒绒小帽儿，身上发散着香水的气味儿。他们在喝汽水，喝啤酒，一对一对，低声细语，好象在这馄饨铺里也可以谈恋爱似的。李忠祥一推开门，浑身顿时不自在起来。虽然谁也没有留意他，他却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那么不搭调。他松开门，退回来，走下台阶。儿子一会儿也要和那姑娘来吧？两个人也是一样。脸上红红的，身上香香的。一瓶啤酒，两瓶汽水，两碗馄饨。低声细语，眉来眼去，扯臊！你眼红怎么着？他忽然想起那个鲁桂英来了。她说不定早已嫁人啦。唉，当初鲁桂英说“算了”的时候，你怎么也就松口了呢？别人不明白，我们俩不都挺明白的吗？怎么就做不了自己的主呢。窝囊，真他妈窝囊透了。一直窝囊到今天！ 李忠祥一脚把路上的一块石头踢到一边，顺着陶然亭公园围墙外的便道，往回走着。 前面在修马路，红色的标志灯横在路中间。便道上，架起一口大锅，底下柴火熊熊。修路的小工人们大概在等着锅里的沥青化开，在柴火旁扎成一堆，吆三喝四地喊叫着：“迎头！把‘车’迎头！”“哪儿呀，撤‘马’！得撤‘马’！”他们在下棋。 李忠祥对这不感兴趣。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很随便地瞄了这伙人一眼。可他看这一眼不要紧，差点儿没撞在那口沥青锅上——他发现，贺鑫贺老师也围在人堆儿外边看棋哪！ 贺鑫也看见他了，扶了扶眼镜，嘴唇动了动，却又没说什么。那神情尴尬透了。 两个人慢吞吞地往回走着，好半天没话。 “您这是去回来了，还是没去哪？”李忠祥忍不住了。 “哪儿？” “哪儿？我们老哥俩儿每天陪您出来，让您去哪儿啊？”李忠祥使劲儿拢着心里的火。 贺鑫低头走了一会儿，又扶了扶眼镜，说：“不瞒您说，我……我有日子不去啦。” “哦，合著，合著……”李忠祥憋了半天，想不出更文雅点儿的词儿了，“言重了，您可别挂不住。合著我们老哥俩儿一片好心，全他妈扯淡啦……” “唉，”贺鑫叹口气，又闷头闷脑地走了一段，“我开始去了两天，可后来没心思啦。明说了吧，单位里把我的课题组长给我撤啦。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我还干什么呀我……” “你说实话，是不是真的跟别的女人瞎着来的？”李忠祥是很信任“单位”的。 “我要是有那事儿，我跑这儿看下棋干吗呀！” “那您就不会讲清楚：不是您不要那娘儿们了，是那娘儿们跟您胡搅蛮缠，您熬不住了……” “我讲了。可我……我告诉您，不是您讲什么，人家就信什么，也不是您讲什么，人家全能理解。我是陈世美，她是秦香莲，那倒好理解。那戏唱了大概有上百年啦！” 李忠祥不说话了。这位贺老师说的倒是实情。就说他自己这一辈子，能让人理解多少呢？在剧院门口穷张罗，那点子得意、美气，谁理解呢？在女澡堂子的楼下动了点凡心，除了鲁桂英，谁理解了？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他知道你每天晚上去喊两嗓儿的乐呵吗？ 两个人悄默声儿地朝前走着。天不冷，却有点儿风，尘土、纸屑沿着马路牙子卷过去，窸窸窣窣地响。 快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李忠祥说：“贺老师，甭管怎么说，也就只有一个法儿啦。想开点儿，等着。现在的好多事儿，不是讲究赶个‘点儿’吗。您看咱们对门儿，赫家的二臭，骑摩托车，一下让人罚了二十多块，赶‘点儿’上啦。可我们德志呢，自行车上没铃儿，劝他去买，他说：‘不买。熬过这个月就没事儿啦。’果不其然，上个月出门儿，净穿小胡同了，过了‘交通安全月’，可不没事儿啦。您这事儿，也赶‘点儿’上啦，等到什么时候，赶上轮到老爷们儿说说理的‘点儿’，大伙儿也就明白您啦，您呢，又能写您的书去啦……” 李忠祥说的话，有时挺在理，有时也胡说。是不必当真的。所以读者诸君也大可不必就上面一派胡言跟他论是非。反正他的一片好心贺老师是理解啦。当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开开院门儿，回屋去了。 李忠祥回到屋，儿子还没有回来。他坐在椅子上，一眼瞥见了床底下撂的五瓶“北京大曲”。往天，一瞥见它们，心中不免自得。有老朋友来了，提起儿子，还忍不住指给人家看。可今儿也不知怎么了，一股无名火儿拱起来啦。哦，你小子，敢情是把我当菩萨供着哪，几瓶“北京大曲”，几条“恒大”，就把我给“供”顺溜了？我是你爸爸！……象贺老师那样窝囊吧，情有可原，谁让他让人管着呢。我可受不了。爸爸治治儿子，还有点富余呢！他想好了，等儿子回来，开口就让他把他的酒，他的烟“请”走。我他妈不是泥菩萨，这玩意儿我不要。我就要去豌豆街唱两口。跟你那娘儿们明说去吧，唱两口，不丢人。民国二十年，北平市的市长周大文，还在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彩唱了一出《汾河湾》呢！……你爸爸没溜过冰，没和姑娘家去喝过啤酒，去吃馄饨，老了老了，不兴我去唱两口？门儿也没有哇！…… 快十一点的时候，儿子回来了。 什么话也没有了。 “爸，您今儿……没出去？”儿子带回来了一只烧鸡，看来是特意为他买的。 “唔。” “爸，您要是闷了，就打开电视看看。我想好了，再过几个月，咱们买台彩色的。”儿子好象要想尽办法弥补爸爸的缺憾。 唉，李忠祥还能发火吗？这样的儿子上哪儿去找呢！再说了，那个戏，不唱就没命了？ “爸，要不您养只‘百灵’吧，我给您掏换去，跟对门儿赫大爷那只压压口，叫起来可好听了。” “……”李忠祥闷头抽烟。 “爸，要不，给您……给您弄几条热带鱼来？……” “……”李忠祥还是不说话。 “爸，要不……” “我要钓鱼！”李忠祥截断了儿子的话头儿，高声吼起来：“去！给老爷子买两根海竿儿来！得一百块钱！别心疼！” “找乐子”，是北京人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儿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这，我已经说过了。 所以，每天傍晚，从辘轳把胡同十号院里还是走出他们三个人：李忠祥、乔万有、贺老师。至于他们这回该上哪儿了，除了唱戏以外，他们还会找到什么乐子？以北京九城之大，以北京人之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是不必担心的。 不过，他们肯定没有去钓鱼。虽然德志的海竿儿早就买来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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