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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于我这个姑娘说来，是一条撒满鲜花和阳光的道路：平坦、舒心、明丽。 我虽然从小失去了双亲，但有个很好的姑妈，她一手把我抚养大。姑妈是化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老处女。她在大学时曾经恋爱过，但由于这次恋爱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心，以后她就把情丝一刀斩断，洁身自守了。我爹妈过世后，姑妈便厮守着我过日子，她对我的爱超出了一般母亲对女儿的爱。 大概是姑妈忧郁的性格黛陶了我吧，我不象一般姑娘家那样爱唱爱跳。我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书。姑妈对我管教很严。她特别注意我的行动，曾叹着气说：“子君，你长得很美。但是，你美得太过份了。这是一种灾难。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要特别留神！”姑妈的话是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但是，我无法理解，我觉得新社会到处是阳光灿烂，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一代安排了幸福的前程，那会有什么灾难呢！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平淡无奇、又那么舒心地过着，就象山间的流水，清清净净地流着。姑妈常常感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两个弱女子将不知怎么过日子了。”姑妈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深刻真挚的。从我懂事时起，她就经常给我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幸福生活的道理。多年之前，吝俭的姑妈用重金买了一尊用象牙雕刻成的珍贵的毛主席雕像，郑重地放在红缎子铺垫着的酸枝花几上。像下面是描金镂花的花瓶。姑妈每天下班经过花木店时，总要买点鲜花恭敬地放在毛主席像下面。晚上，我们就在毛主席慈祥眼光的注视下，愉快地学习、工作、谈家常，欣赏美妙的音乐。我还常常朗诵普希金、贺敬之的充满激情的诗歌给姑妈听。我们的生活过得是那么幸福。 一九六四年，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速成班结业，分配到一间机械工厂当技术员。第二年，我被派去某省的一间大厂实习，负责培训我的是技术科的一位技术员，叫李丽文。他是前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性格却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点女人气。他长得蛮好看，可是我觉得他缺乏男子气，有点瞧不起他。看见他腼腆的样子，我常常用挑战的眼光直盯着他，盯得他手足失措。我觉得挺开心，但有一次我却吃了他的苦头。那时，他在改革一项工艺，我帮他一起出图，由于粗心，把一条机轴线画错了，而且我竟没有按照一般的程序交给他复审，就交给工人师傅加工。后来，他拿着这根机轴来找我，脸憋得通红，气呼呼地把机轴重重地往我台上一放：“是你搞的吧！简直是乱弹琴！”这样的人居然会发脾气？我吓呆了。“这是设计图纸，不是小学生的拍纸簿！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出这样的差错！你这一笔画，浪费了多少工时，多少材料？这是用外汇换来的合金钢，不是洗衣板，拨火棍！”他向我开了连珠炮。我从来没被人这样训斥过，难过得流泪了。但他还在粗声粗气地诉说。我恼羞成怒一拍桌子：“我不干了！”捂着脸跑出了设计组。我气得一天没吃饭，夕阳西下了，我还坐在工厂的河边林荫公园里，望着蜿蜒的河水伤心……正当我望着流水发怔的时候，他悄然来到我的身旁，低头看着我，他显然想找一句合适的词句，却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他才不连贯地说：“党支书批评我了。我——我不对，对兄弟厂的同志没有礼貌。原谅我好吗？” 我没答话。 “你批评我吧。”他说了这一句，又哑巴了半天，然后把一包东西放在我座位旁边，说：“饭堂里买了包煎饺，我想你还没吃饭吧！” 我的心动了一下，但还是不正眼望他。他也就呆呆地站着。过了一大会，他叹了口气说：“你大概是城里长大的人，不知道这种进口合金钢来之不易。我生长在渔村，假期回家常常跟家里人出海打鱼，可辛苦了！我们要用多少鱼虾才能换回这一根合金钢呀！所以，我一下子就火了。” 这些话，把我的心搅动了，我仿佛触摸到一颗鲜红透亮的心。我眼眶润湿了，然而我还是没有说话。 他站了一会，悄悄地走了。 姑娘的爱情往往是来得非常奇特的，这次偶然爆发的争吵反而成了我心灵的纽带，莫名其妙地和他联在一起了。我在他的指导下勤奋地学习，为了帮助我弄懂某个技术上的问题，他有时会耐心地解释十次。他常常为工作忙到深更半夜，我也就伴随着他。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在静夜的机声中，我们的心一天天靠近。终于，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当我们身上带着机油的芳香从厂里回来时，我羞怯地向他献出了少女的心。 我永远忘不了离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厂河滨公园坐到深夜，我第一次接受他笨拙的拥抱，嘴角上留下他深深的吻印…… 初恋的生活，使人激动不安，兴奋焦心。敏感的姑妈发现爱神的箭已经射中我的心，而且知道我爱的是远在天边的人时，她深深地担忧了。问我：“子君，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吗？”我说：“我了解他就象了解自己一样。”姑妈叹着气道：“不要把爱情看得这么天真。你们长期这样分开，怎么办呢？古话说鞭长莫及，你还是就近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会省却许多烦恼，也让姑妈瞧着放心。” 我和姑妈产生了分歧。然而姑妈是慈祥的，她除了叹气外，并没有多加阻挠，只是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们爱情的发展。 我们的感情联系方式是通信。我平均三天就发一封信。热恋着的人都希望对方的情信写得很长很细腻，希望信上每一个字都是一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但他的来信常常写得潦草，有一次他甚至要求放宽写信的密度，原因是他正在忙于搞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我很生气，但是，当想起他工作上废寝忘餐的情景，就原谅他了。后来，他把一张印着他的照片和记述着他技革成果的报纸寄来给我，我那时的高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马上拍发电报，祝贺他的成功，这张报纸也引起了我姑妈的好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处于爱情生活的高潮。对于身边进行着的急风暴雨的斗争我为之激动过，看着千千万万青年男女手持小红书如醉如狂地走上街头的壮观场景，我发自内心地赞叹，我相信这是一场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伟大运动，对于反修防修将有深刻的意义。但是，理想和现实很快地拉开了距离。运动迅速地从政治上的论争转入暴力行为的阶段，那种随便抄家打人抓人游斗的情景使我深为反感，而对于一夜之间成为“牛鬼蛇神”的那些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我是深怀恻隐之心的。原先的美好愿望被扯得粉碎。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灾难会不会降落到姑妈头上。侥幸的是，政治上的急流没有冲刷到我的家庭。姑妈是小商人家出身的知识分子，长期搞技术工作，她与人无怨与世无争，小心翼翼地做人，文革开始后她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姑妈反复叮嘱我要谨慎做人，做什么事情都要给人留点余地，不要卷入漩涡之中。由于运动的实际做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大相违背，我感到迷茫，因此也就没介入这场斗争。我实际上是文革运动中的逍遥派。我深深地担心我远方爱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命运。我比平日更焦急地盼望他的来信。从来信中我知道他仍然埋头于学问和技术的探求之中，但也常常听到他心灵上苦闷的呼喊，这种呼喊是由于他的技术事业不能象往常那样顺利进行而迸发出来的。他谈到一向支持他进行技革的老支书被揪斗，三结合的技改小组已经散台，即将成功的一项技改项目成为泡影。他难过伤心，束手无策……他这个事业心很强的技术人员在不能从事心爱事业时那种苦闷彷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担心这种苦闷情绪会导致他进行于他不利的行动。心想只有热烈的爱情才能解脱他的苦闷烦愁。于是，我决定提前结婚，让他的灵魂栖息在我热烈的怀抱之中。 在一九六七年“文攻武卫”的呼声突起，爆发了“全面内战”的时候，我心爱的人来到我身边。在市区里土枪土炮的响声伴奏下，我们在姑妈和亲友面前，红着脸举起酒杯，喝了合欢酒。 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生产实际上陷入瘫痪，工厂的党组织早已无法行使职权，两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场莫名其妙然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就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度过几个月的新婚蜜月。结婚，使我们的感情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我发现丈夫在安静中常常出现深思和呆滞的神情，他在想他的工厂，想他所从事的未竟的技术改革。甚至有时在我温存的怀抱中他还若有所思地谈起他那项技术改革将会给生产带来飞跃的情景。我这才知道：一个女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占有丈夫的心，他爱工厂、爱事业的心同样是那么深沉。 当毛主席发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之后，工厂里的战斗逐渐停止了。到他厂里发函要他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恩爱夫妻的离别总是伤心难过的，离别的前一夜，我们整夜都没有合眼，温馨的话语，象流不完的水，扯不断的线。我们兴奋地谈到将来的家庭和将要出世的孩子，为了给孩子起个满意的名字，我们细心地斟酌了好长时间，最后才确定给孩子定名为李思君。 第二天，当我顶着刺骨的寒风送丈夫到车站，望着列车在我视平线上消失之后，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热泪象断线的珠子那样滚落下来。 我在胎儿的骚动中过完了安静的几个月，离分娩不到两月的时候，不幸的阴影突然笼罩在我头上。 他回厂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的措辞异常激烈，他谈到他们那些技革设备已被彻底破坏，看着几年来的心血成果荡然无存，他伤心落泪了。他在信中对厂里的某些掌权的“造反”人物的胡作非为表现了强烈的愤慨。从这封信开始，我就对他的处境感到担心。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他一封措辞更为激烈的信。信中描述了厂里掌权人物利用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大规模迫害职工群众的恐怖情景。他愤怒地谈到他有一些很好的同事莫名其妙地遭到迫害，特别使他伤心的是那位为工厂的发展立下殊勋的总机械师，他十分尊敬的长辈，竞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他信上愤怒地说：“我不能沉默了，我要控告……”我真正担心了。这年月，正义感往往是招祸之源。我赶快给他写信，要求他来探亲，要他置身斗争的漩涡之外。这封信发出之后，我就掐着指头数日子，没有在预计的时间内接到他的回信，我焦灼得很，我拍了电报，也没有回音。不幸的预感象巨浪般向我打来。这时，本地区清理阶级队伍刚刚开始，那种随便抓人打人的可怕情景加深了我的恐怖心理。我决定去探望我下落不明的丈夫。 两天两夜的火车把我带到我丈夫的工厂，接见我的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专案组长。他听了我的叙述，冷冷地说：“你丈夫是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他攻击造反派，攻击红色政权，还胆大包天整我们的黑材料，他已经落到可耻的下场。你要见他么？可以。”他从一间屋里拿出一包东西，扔给我说：“不过，你来迟了一步，这个‘反革命分子’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 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失去支持身体的最后一点气力，昏过去了。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已被拖到一个僻静的走廊上，我没有眼泪，我不相信我的丈夫是反革命，我不相信他这个把全副心力和智慧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技术员是反革命！我抱着丈夫的遗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回到火车站，望着那在黑夜中伸延的铁轨，极度的哀伤使我产生了毁灭自己的念头。当我失神地向铁轨缓缓走去时，腹中的胎儿动了。我才意识到我对一个小生命负有责任，我木然地收住了脚步。 当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时，一个新的惨重打击又降落在我头上。我敲开门，想不到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屋里换上了新的家俱杂物，我吓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姑妈是‘特嫌分子’。已经在‘牛栏’里死了，火化了。这是我们研究所的房子，组织上已经分配给我了。”接着，“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 我找到我姑妈的单位，才知道，我离家的第三天，姑妈被抓进“牛栏”说她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们下的这个荒唐的结论，是由于我姑妈一段辛酸的恋爱史构成的。姑妈年青读大学时，曾经和一个富家子弟谈过恋爱。当她痴心地把少女的爱情奉献给他的时候，他突然抛弃了她，和一个富家小姐结婚了。并且还当面嘲笑侮辱了她。后来，这位富家子弟成了CC分子，以后又成为中美合作所的一位要员，解放时逃到台湾。想不到姑妈这段心酸的往事却成了她“特嫌”的“证据”，甚至荒唐到说我姑妈从此不再嫁人是为这个特务头了“守节”。姑妈身体很弱，又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受不住这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进牛栏不几天心脏病爆发，去世了。 我拖着铅一样的腿离开了研究所，神思恍惚地回到我的工厂。一进办公室，看见我的办公台已被搬到一角，成为水瓶杂物的堆放场所。设计组的负责人苦笑着对我说：“子君，厂清查办公室通知我们：由于你姑妈和你丈夫的关系，你已经不适于在设计组工作了，他们要你一回来就到清查办公室报到。”设计组负责人望着我呆滞的表情，不无怜悯地说：“子君，你是老实人，对你的处境我是深表同情的。我曾经和清查办的人说过：想让你留在设计组边工作边交待问题，但是……”他手一摊，耸了耸肩膀，喟然长叹一声说：“子君，不要难过，要保重身体，好自为之，善自为之！” 我来到清查办公室，清查办的人对我作了一番例行的训话，便递给我一块写着“反革命家属”的小牌子要我扣在胸前，标明我的身份，叫我到厂劳动大队去扫马路，并指示我每天晚上写一份交待材料和思想汇报上交。我看着胸前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小黑牌，拿着长长的竹扫把，意识到自己沦落为社会的“渣滓”，我的心破碎了，绝望了！ 我怀着将要分娩的孩子，默默地扫了半天马路，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打击已经使我感觉麻木了。我象机械人那样运动着手上的扫把，只是有时胎儿的挣扎抖动，才使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生物。 黄昏降临大地，我可以放下扫把回家了。但是，我的家在哪里呢？国家的法律明确地记载着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可是法律在哪里？公理在哪里？人民的民主权利又在哪里？是谁剥夺了我这个无辜的老百姓做人的权利？！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徘徊，将近子夜，不知不觉来到江边。望着那低吟轻唱的滔滔江水，我找到心灵和肉体都能够永远安息的地方了。 咸凉的夜风爱抚地擦弄着我的头发，迷茫的夜雾轻飘飘地润湿了我麻木的肌肤。我望了生我养我的大自然最后一眼，带着我尚未降生的胎儿，扑向江中…… 我不知怎样又醒过来了。当我迷茫地睁开眼睛，望着那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床单，和室内一些医疗器械，才意识到已置身在人间的医院里，而不是海底的龙宫。 身边一位穿白罩衣的面容和善的女医生见我醒过来，轻轻地吁了口气，指着我脚边的方向说：“这位同志救了你。他守着你一夜了。” 我疲乏地望去，看见旁边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青年人，靠着长木椅睡着了。开始，这人的影象很模糊，渐渐，影象清晰起来，我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忽然，我记起来了，这不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刘亦民么！我惊愕了。 刘亦民是码头工人的孩子，长着宽阔的肩膀和黝黑的方脸盘，他继承了码头工人粗犷的性格，是行动多于言辞的人。由于他好打不平，肯帮助弱小的同学，简直成了班里正义和公理的仲裁者。毕业后，听说他进工厂当了工人。我早就忘掉这个人了。想不到生活中有这样的奇遇，今天却在这病房里见面，居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对他说来，也许救人于死难，是高尚的行为。然而，对我来说，我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产生一腔幽怨：我已把愁思苦绪付给滔滔的东流水，而他却把我的苦难哀愁重新打捞上来！他是个好心人，然而却又是多事的人！ 他醒了，发现我清醒过来，高兴地说：“薛子君同志，你醒了。” 我疲乏地闭上眼睛，没有回答他的话，老同学的声音使我回忆起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学生时代。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呀！到处是歌声笑语，欢乐和诗意。静夜，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坐在校园里绿草如茵的地坪上，望着玉盘般的月亮，数着忽闪忽逝的星星，思想象长上飞翔的翅膀，飞向广袤的天穹。飞向光辉的北斗，我们用热烈的语言和理想的彩笔去描绘我们未来的灿烂生活，我们都想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永远嵌镶在祖国辽阔的天幕上，用自己的光华给祖国增添光明的画面……想不到，短短的几年时间，我理想的星星化作飞逝的灰尘，糊里糊涂地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缓缓地睁开眼睛，只听见老同学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不应该这样对待生活。” 生活是什么？眼前的现实象一团黑雾迷茫了我的双眼，它遮蔽了阳光，隔断了青山，扼杀着生机，在我的心中投下令人窒息的沉重阴影。我有气无力地叹口气说：“你也太多事了。你这不是救我，是把我重新投入苦海……”说到这里，一眶热泪迷糊了我的眼睛。 传来一阵清亮的脚步声，女医生和一个男医生来到我的身边。男的讲话了，声音温和而坚决：“你们回家去吧，病人没事了。” “让她在医院里再住几天吧，她很虚弱，又……”这是老同学的声音，男医生打断了他的话，说：“不行。医院领导要她马上走，说医院不是逃避阶级斗争的场所。” 我尽管神魂恍惚，全身象海绵似地疲软，但是这句话象针一样扎进我心里。我马上挣扎着爬起来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几乎栽倒了。刘亦民扶着我出了医院，叫来三轮车，问我：“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去。” 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从哪里来，你还是把我送回哪里去吧！我已经没有家了！” 他的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他沉默了一会，说：“那先到我家休息几天吧！”他扶我上了三轮车，我不由自主地来到他家里。这是僻巷里一间木楼房，大概只有十来个平方。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这时，我才知道他在本市一间化工厂当值班电工。昨天晚上他下夜班，踩着自行车经过江边时，突然发现有人落水，便跳水救人。把我送到医院时，才发现他救的是过去的老同学。 他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便去给我张罗饭食。后来，他出去一会，有一个面容和善的老太太跟着他进来。他对我说：“这是我的姨妈，是街坊组长，你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姨妈好了，她住在隔壁。”说完，他收拾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回厂去了。他走了之后，我才发现台面上放着一叠人民币、粮票和购物证件，并留下一张简单的字条，说明这些东西是给我使用的。 这一天的境遇简直象演戏一样，精神和肉体上的过分疲乏，使我没有精力去思索它的内涵。他们走后，就关上房门，迷迷糊糊地睡了。 一阵揪心刻骨的绞痛把我弄醒之后，我被送进了妇产医院。我的婴儿提前来到了人世间。我望着这个一降落人世就失去了父亲的孤儿，瞧着那纯净得象水晶般的小眼睛时，保护儿女的母性本能地回到我身上。为了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也要活下去！ 我和亦民的关系是颇为奇特的。 孩子出生之后，他来看望我，看来他挺喜欢小孩，他抱着小孩，问起孩子父亲的情况。我才含着眼泪向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他听完我的叙述，说：“你的丈夫是个有骨气的人！” 良久，他叹了口气说：“这年头，坏人当道，好人遭殃。开头，我也是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和平民老百姓的血和泪擦亮了我的眼睛。”他沉默了一会，接着说：“我觉得有人把这场运动搅浑，有人打着党和毛主席的旗号，其实是给党和毛主席的脸上抹黑。” 对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背景，我没有去深入思考过。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现在所关心的是我的孩子如何生活下去。此时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当医院将我投河的事通知我的工厂之后，按照当时的概念，自杀是属于“反革命行为”，自杀未死是要拉回单位批斗的。大概由于我们厂清查办的人还懂得一点“仁政”，并没有来追踪我的下落，也没有抓我回去批斗，只是作出决定：将我开除出厂。我没有工作，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我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面前这位中学时的同学。我和孩子的命运都在他手里，只要他说一声：“请你出去。”我和孩子就要流落街头，去讨饭行乞。他好心地救了我，并不对我负有任何保护责任。 我们相对无语，默默地坐着，我仿佛象站在被告席上的囚犯，等待他的判决。 他好象猜到我的心事，说话了，声音不高但很坚决：“不要担心，在我这里住下去吧，直到你找到工作时为止。这段时间你和孩子的生活费用就由我来负担。” 我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安慰我说：“别难过，总有一天，乌云会过去，太阳会重新出来的。” 平心而论，我实在不愿成为一个陌生男人身上沉重的负担。但除此之外，我又有什么路可走呢？ 他这样一个收入不高而且尚未成家的青年为什么愿意对他并不十分了解的孤儿寡妇作出这么慷慨的牺牲？是出于对人命运的深刻同情还是由于一时感情冲动的好义勇为？他不知道收留一个“反革命家属”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沉重负担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我含着泪颤声地问：“你为什么要收留我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他愣住了，想了一会，才说：“你问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不过，你一问，倒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他沉默了一会说，“我爹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病了。按当时码头老板的规定：固定的搬运工因病三天不上班就要除名，但是到第四天，老板唱名的时候，却有人顶了我爹的名字去开工，并且将得来的工钱交给我爹治病，直到他病好上工。这个人是我爹的工友，夜班的搬运工。为了我爹能活下去，这十天时间，他每天做两个班的苦力活。我想，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阶级感情。老一辈无产者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就是这样手挽手肩并肩地走过来的。”说到这里，他粗犷的脸盘上凝集着深沉的感情。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他补上一句。 我从这位普通工人平淡无奇的语言里，看到老一辈无产者的道德继承。现在由于某种邪恶势力的推动，使自己阶级营垒里许多人盲目地自相践踏的时候，这个码头工人儿子的出现，仿佛在我阴冷的心头升起了一颗闪耀的明星，使我看到力量，看到光明。 从此，我们之间就形成了很特殊的关系。我们非亲非友，他却负担了我和孩子的全部生活费用。每月发工资那天，他就按时送钱来，他工资收入不高，每月只给自己留下二十元，其余就全部交给我。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星期天照例来看看我和孩子。我省吃俭用，常常想星期天弄点好菜招待我的“恩人”吃饭，但是他不吃，叫我把好菜留给孩子吃。我叫他把换下来的衣服留到星期天带给我洗，他笑着摇摇头，说，他自己有一双劳动惯了的手。他每次来，坐的时间都不长，和孩子玩了一会就走了。他给予我母子那么多，然而却从来没有要我为他做过一件小事。我有时望着他匆匆离去的魁梧身影，竟难过得哭了。 我们这样出奇地过了两年时间，他每月送生活费来时，总是不声不响地夹在写字台下面，从来不当面交给我。我体会到他这种细心：他是不给我造成任何寄人篱下的印象。每当他走后，我从玻璃板下取出他辛勤劳动的代价，想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废物”时，我又禁不住流泪了。 这两年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来的。我曾试图去找工作，希望有自立的机会，但是，有哪个单位肯收容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呢？我的一切努力都徒然。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全靠亦民姨妈这个街坊组长的保护，我才没有列入街道“五类分子”的行列，遭受政治上的凌辱。 孩子已经会唱歌了，聪明伶俐，象他爸爸，很招人爱。亦民挺喜欢他，他也喜欢亦民。星期天亦民一来，他就缠着不让他走。有一次，无知的孩子冲口说出这样的话：“叔叔，别走了，你和妈一道住。”我羞得跑进房去，亦民对孩子说了一声：“胡说八道。”就抱着孩子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偶然说的这句话却象刀一样刻在我心上，常常搅乱我的心，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不可能的事。我认为：象亦民这样好的人，他应该得到世界上最最美满最幸福的爱情，而不是我们这孤儿寡母。 亦民从来没和我谈他的个人生活。我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知道他也有过一段辛酸的恋爱史。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他是亦民比较要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谈着谈着，谈到亦民。原来，亦民曾经和一个姑娘恋爱过，这姑娘是我过去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定了下来。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两个人忙着去“造反”，拖迟了婚期，再后来，亦民退出了造反组织，他的对象却成了造反派的头头，还当上单位里“长”字号的人物，于是就一脚把工人刘亦民踢开，和一个比她官儿大的“头头”结婚了。这还不算，还搞了个揭发材料到亦民厂里，说亦民政治上不可靠。幸亏亦民出身好，加上又曾经当过“造反战士”，因此厂里也没怎么奈何他。这事很伤了亦民的心，他说发誓不找老婆了。这个同学谈到这里，当街就骂了起来：“这种女人不是人，是祸水，是畜牲！要是我在街上碰见她，准当面给她两刮子！” 从亦民的行动迹象看来，他确实没有对象，我曾经多方打听我中学时代女同学的情况，希望能在婚姻问题上为亦民帮点忙。但这些努力都落空了，那些姑娘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已经出嫁，有一些则是我听见都害怕的“峥嵘”人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晃眼三年过去了。时间已经推延到一九七一年。我渐渐发现亦民的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他还是老样子，每月送生活费来，星期天来转一圈，逗孩子玩一会，又走了。但是他在我面前表现得不象过去那样固执。有一次，我见他上衣破了个小口子，要求他脱下来让我缝，他没反对。缝的时候，他腼腆地瞧着我做针线，当我抬起头来，两个人眼光碰在一起，他突然脸红了，迅速把眼光避开了。最细的是女人的心，他这种表情使我预感一种什么新的东西可能渗进我们的生活里，我的脸也热辣辣起来。 亦民每月给我的生活费，我都省吃俭用，除了保证孩子发育所必须的营养外，我一块酱豆腐一根咸菜也分作两餐吃，因此我每月都能省下一点钱，三年，我已经给亦民积下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钱，我想：万一亦民结婚或者他有什么急用时，可以把这笔钱交给他。有时，我试探着要给他添置一点衣物，他不同意。但是，最近我发现他袜子破了，偷偷地给他买了双尼龙袜子，星期天出来时，我拿给他，他却高高兴兴地穿上了，这种变化使我的感情上产生了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把他的生活管起来。我偷偷地记下了他的肩宽、身高等尺寸，有计划地给他添置一点衣物。有一个星期天，我把经我精心裁剪缝制出来的一件漂亮的涤卡上装捧到他面前，他愕然地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我笑着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偷来抢来的。你试穿穿，看合不合适。”我亲自给他披在身上，他没有反对，当我亲手给他扣上扣子时，他的脸红得象柿子，低声地说：“子君，谢谢你了。” “如果这也要谢，那我怎么谢你呢。”我难过地说，“都相处三年了，你还那么客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掉了下来。亦民看着我这个样子，突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但这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他又恢复了常态，抱起孩子吻了吻，出门去了。他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我发现自己处于恋爱之中，我爱他，真心实意地爱他，我甚至愿意为他去赴汤蹈火，虽然生活的折磨、尘世的风霜并没有摧毁我的容颜，但我毕竟是有过孩子的人哪……自从我发现亦民心理上的变化之后，我的灵魂就在呼喊、在搏斗，我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 九月下旬，亦民发工资那天，一直下雨，我想他不会来了。晚上八点钟，孩子睡着了，忽然有人敲门，是亦民。他披着雨衣站在门口，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我急忙把他迎进来，他边脱雨衣边说：“今天厂里开大会，来迟了。”他满面红光，喜气洋洋地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林彪完蛋了！”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兴高采烈地说：“为了欢送这群法西斯匪徒去见希特勒，今天我和你痛痛快快地干两杯！” 这些年月，我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的意义，但亦民的狂喜情绪感染了我，我急忙去拿酒杯去了。 “乌云过去了，天快放晴了，受尽林彪这伙法西斯匪徒凌辱迫害的老百姓该有个出头的日子了！——子君，你喝一杯。”他把满满的一小杯酒推到我面前。我不会喝酒，但是看着他那高兴的样子，我不能不喝。三年了，我们从来没面对面坐着喝过一杯酒，吃过一顿饭，这个古怪的人！ 一杯酒喝下去，我呛得咳起来，咳得我眼泪汪汪。亦民定神地瞧着我，脸上突然掠过一阵激动的表情，他低声说了一句：“子君，你真美！” 我羞怯地低下头，脸热到耳根，三年来，我第一次听见他对我的评价，恐怕也是他对我第一次爱的表白。窗外雨在哗哗地下着，风在门外吹着哨子，大地热烈地欢快地喧闹着，这是很容易动感情的时刻，我低着头，等待他进一步讲下去。但他的表情很快地平静了，他转过话头，又谈到林彪和他那帮乌龟王八的罪恶行径。他边喝边谈，好象要把满肚子的话连同他的欢乐都倒给我似地。他一气谈了一个多钟头，他三年来和我讲的话加起来恐怕也没有他今晚讲的这么多。他的情绪强烈地感染了我，望着他有棱有角的好看的嘴唇、清澈明亮的眼睛，我忽然联想到我的亡夫，不！他比我的亡夫更坚强自信，心灵更加厚实，这个工人身上有着一种令人叹服令人崇拜的高贵品质，他是个认定了目标就会百折不挠地走下去的人，跟着这种人，就是弱者也会感到有力量…… 正当我沉湎在一种幸福的遐思中的时候，他的话讲完了。他看看手表，站了起来，瞧着我轻声地说：“我回厂去了。” 我从遐思中惊醒，一看表，九点半了，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多么希望他留下来呀，话到唇边，脸一热，说不出口，我只是喃喃自语地说：“雨下得这么大……” 他略为迟疑了一会，终于去抓雨衣，慢慢地披在身上，向房门走去。 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头上，我靠在门边，炽热的感情把我的脸烧得通红。我望着脚尖，断断续续地说：“亦民，你——你别走了。如果，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见。 一阵短暂的沉默。突然，传来雨衣被丢到一角的声音，紧接着，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把我抱住了…… 生活，又梦幻似地揭开了新的一页。我和亦民结婚了。 我们的婚后生活过得十分和谐幸福，我偿清了我良心上的欠债，把整个心，全部热情都交给了亦民。 结婚时，我清理房子，我要把嵌在玻璃板下的我和丽文的结婚照片取下来。我知道有些男人是很忌讳这些东西的。有些人和再婚的女人成家之后，总希望妻子将前夫的东西连同印象一起抹掉，不愿留下一点痕迹。亦民虽然不是这种人，但这张结婚照放在新房里太显眼了。亦民发现我去取照片，阻止我：“放着吧。他是挺有骨气、挺勇敢的人，我尊敬他。也希望你能永远怀念他。” 我委婉地说：“孩子渐渐懂事了，他知道了会在他心中留下伤痕的。” 亦民说：“不要瞒着孩子，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恨和爱。孩子知道他爸爸被林彪这伙人害死的，就会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会成熟得更快些。一个人，不懂得恨，就不知道爱。” 我感动得低声地哭了。亦民轻轻地抚着我的肩膀说：“子君，不要哭了。这些年，林彪一伙使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多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学习和斗争，振作起来吧！你是个有技术专长的人，将来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他沉默一会又说，“这几年，我们很多时间都在碌碌无为中过去了，以后我们建立起家庭学习制度，你当我的老师，教我数理化。”他俏皮地一笑，“你在中学时，就是班里的学习干事，高材生，又在大学喝过几瓶墨水，当我的老师绰绰有余了，对吗，子君老师？” 亦民俏皮的话，说得我破涕为笑了。 婚后不久，亦民果然找来了一些数理化书籍。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们促膝而坐重温旧课，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又加上一层新型的师生关系，豪爽的丈夫在我面前乖得象个大孩子，聚精会神地听我给他讲解习题。有时他还和我一起研究他搞的技革方面的事儿。我们的家庭生活过得是那样充满乐趣。孩子很爱他的后父，而亦民对孩子的感情甚至超出一般的父亲对儿子的爱。 结婚之后，我和孩子已经不算是“反革命家属”了。我在亦民厂里当了临时工。虽然工资只有三十元左右，但家庭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了。每天，我和亦民一起上班下班。夫妻相敬如宾，家务事我一手包了，我用一切心力使亦民和孩子生活得舒服愉快。 亦民是电工班的班长，工作做得很出色，是厂里学大庆的标兵。但是他使我担心的是他的为人过于刚直，喜欢品抨时政，在家里，他常常以鄙视的口气谈到江青：“一个臭戏子当上了中央委员还不自量，居然想骑在老帅们的头上拉屎屙尿，其实这个人和林彪是一路货。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这类奸臣手上。”我常劝他：“我们这些老百姓对政治上的事儿还是少过问为好。”对我这些劝告，他不表示赞同，喟然长叹一声：“中国的封建落后的东西太多了，根深蒂固。” 转眼间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党的政策开始落实，我们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变化。亦民由于工作上的出色成绩，被提升为工段长。他搞的一项重大技革项目还登了报。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心血。由于厂党委的关怀，我从临时工转为固定工，并调到机械车间技术组工作。经过这些年的波折，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又暖烘烘地照在我身上，照亮了我们的家庭。我感到难过和叹息的是：丽文和姑妈没有活到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在这贯彻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火红年月，他们该做多少工作呀！ 这年秋天，我怀孕了，我激动，兴奋，亦民也高兴得不得了。他坚持把家务包起来，让我休息。他是个很能体贴妻子的人，根据亦民的提议我们给未来的孩子起名刘爱君。 北风一起，冬日来临，气候变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一场新的政治斗争风暴又蔓延全国。许多地方工厂停工，铁路不通。由于铁路不通，厂里缺煤，生产一天天走下坡路，人们激发起来的满腔热情和希望被泼上一盆冷水，群众的情绪焦躁不安。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天柱倾折，而报纸上却天天在指桑骂槐；人们的心被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压住了。 这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亦民的变化，他变得很沉默，常常一个人出神，有时脸色很难看。我预感到我们的生活中将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我有时问他在想什么，他又无法明确地说出来，只是用激烈的言辞品抨时政。有一次很晚了，他回到家里，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打印的东西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一本《右倾翻案言论集》，上面辑录了邓小平同志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这本东西是上海某单位复印的。他对我说：“你看看吧：邓老伯的话代表了人民的呼声，而人民的呼声是批不倒，打不倒的。” 这本“反面教材”我一口气地读完了，它强烈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一个刚直不阿，敢于为人民说话的老革命家的伟大形象，象丰碑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我似懂非懂地揣想着这场斗争的性质…… 亦民安静地睡着了。我望着他剑一样的眉毛，英俊的脸孔，心里默默祝愿，祝愿这场斗争不致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不幸…… 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终于又降落到我头上。清明节后的第三天，市公安机关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厂里，我接到电工班师傅打来的电话，说亦民被捕了，顿时象五雷轰顶，手上的听筒卜的一声掉在地上，当我回过神来，便没命地向厂门口跑去。我看见我心爱的丈夫手上戴了手铐，两个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押着他，他昂然地走着，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的人群。 我扑向我的丈夫，泪如雨下。 亦民象一尊石雕那样森严地站立着，他声音很坚定：“子君，不要怕，我没有罪！要保重身体，带好孩子，我会回来的！” 我昏过去了。当我醒过来时，亦民已经押走了。同时被抓的还有经常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工人。 事后，我才明白，我丈夫被抓，是因为他在清明节时，参加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在市中心区写了“谁狗胆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还写了一首题为《怒斥白骨精》的影射江青的诗。这就构成了“反革命罪行”，啷当入狱了。 回到家里，我望着丈夫布置起来的周总理灵位，我心头痛苦地呼喊：“总理，您在哪里……” 我又一次成了“反革命家属”！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金风驱散了万里阴霾妖雾。党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我们一家。十月之前，我日夜为我丈夫亦民的生死担忧，不知流了多少泪。“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心定了。我这些年来的辛酸遭遇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给象我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带来深沉的灾难！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似乎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些反思：这场大革命虽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而且痛苦的代价，但是却使人民大众掌握了在纷坛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洞察变幻的风云，识别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能力。也出现了千千万刀象亦民这样为革命事业敢于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的年青一代。 我相信我无罪的丈夫会很快释放回来的，我常常为此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全国人民狂欢的日子里，我正坐月子。我托人给监狱里的亦民送去了两瓶酒，这个时候，我知道他是迫切需要酒的。 然而，我眼巴巴地望了一个月，亦民还没有回来。我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儿到监狱探望丈夫。 在监狱里，我望着丈夫，他瘦多了。几个月的铁窗生活，给他的脸上留下苍白的印记，然而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亦民第一次看见他的骨肉，高兴得象个孩子似地，又摸他的头又弄他的腿。他眉开眼笑地说：“孩子，你生得正是时候，你们这一代大概不会象你父母这一代那样多灾多难了。”他问我：“为什么不带思君来呢？我真想他。” 我难过地说：“我不愿让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阴影和创伤。” 亦民笑道：“应该让孩子知道多一点嘛！要让孩子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我们有一些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曾经一度成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这个教训，不但我们这一代，而且我们子孙后代都要记住！” 我希望他这类话不要再讲下去，他却微笑着说：“怕什么！‘四人帮’一伙的台词已经念完了，现在是人民说话的时候了。”他感情深沉地说，“子君，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听了这句话，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日思夜盼了几个月，一个阳光明丽的下午，亦民被宣告无罪，出狱回家了。他一到家，抱着两个孩子狂吻了一番，便拿起酒瓶上街买酒。他说：“今天要买点好酒，备点好菜，痛痛快快地吃个团圆饭。”他欢快地下楼去了。 小爱君睡着了，我正准备把亦民从监狱里带回来的衣服洗干净。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怎么亦民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去开门，门一开，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这人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过早地花白了。脸上一道道可怕的疤痕，上嘴唇皮可怕地裂开了。他这副脸相，要是在静夜的马路上碰见，我会惊骇得叫起来的。 “你找谁？”我心怀恐惧地问。 这人眼睛直瞧着我，脸上突然出现可怕的痉挛，他用一种浑浊变态的声音说：“子君，我是丽文呀！” 象一道电击掠过我的头顶，象一声沉雷在我的心中爆炸，我吓呆了，靠在门边，半天说不出话来。 “丽文，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人还是鬼？”我哆嗦着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显然是大惑不解，怔住了。 “他们说你自杀了！”我牙齿打战，流着泪结结巴巴地简单地述说那段伤心的往事，他的脸上又出现一阵阵可怕的痉挛，听完我的述说，他咬牙切齿地说：“他们那时确实是以为我已经死了，我是黄泉路上爬回来的人哪！当初，我揭发了这些杀人犯的罪恶行为，这些禽兽就捏造我的罪名，把我打成反革命，把我抓进牛栏，用惨重刑罚来对付我：用杠压、用链条抽、用冰水灌、用电烙铁把我的脸上身上烫成这个样子，我一天一夜不省人事，这群狗东西以为我已经死了就把我拖到工厂附近的火车轨上，制造自杀的假象。有一个好心的工人救了我，偷偷地把我送进医院，后来，他们知道后，又把我从医院送进监狱。在监狱里整整关了八个年头，直到最近我才从监狱里出来。” 我看着前夫脸上一块块可怕的疤痕，可怜的人，使我心碎的人，这些年头他吃了多少折磨多少苦呀！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写一封信呢？”我哭了！ 他叹了口气：“八年了！他们剥夺了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往哪里写信呢？我一出狱，就给你单位拍了电报，没收到回音，我就专程赶来了。一打听，才知道你搬到这早来了。”他的眼眶里转动着泪花，激动得脸上的疤痕泛着红光，就象长期生活在孤岛的人遇见了救生船一样。 往昔的恩爱夫妻、八年的辛酸怀念、看见丈夫死而复生的狂喜心情，汇合成一股情感的巨浪向我扑来，我只觉得浑身软绵绵轻飘飘，仿佛象一叶飞舟装载着我的心，在浪花飞溅的大海里飞奔，被感情巨涛推向峰顶，我恨不得马上扑到我的丽文跟前，用我的双手，去抚平那被林彪、“四人帮”刻毒地留在他脸上的残疤，用温柔慰藉去洗涤他心头带血的伤痕，让他那受尽苦难辛酸的归来的灵魂栖息在我温暖的怀抱里。 “子君，八年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孩子。也许因为心上搁着你和孩子，我才能支撑着活到今天，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使我们家散人离，党中央又让我们苦难夫妻团圆了。”他激动地张开两臂，我控制不住感情，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楼梯上传来清亮熟悉的脚步声，又一个丈夫亦民回来了。我象触了电似地，一下挣脱出丽文的怀抱，我的心象一下子给人撕裂了两半！ 天哪！我应该怎么办？ （原载《作品》197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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