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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副书记找辛小化谈话,仅仅过了半天,柯家大队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了,知道了闻典礼诱好妇女的名单中,有了辛小化的名字。正因为辛小化是教师,是知识分子,孙副书记才亲自找辛小化谈话,了解闻典礼诱好的经过。 说起来话长,要回溯到7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在国营十万大山林场被开除了工作籍,陈晓志请我到南山公社办的南山林场当技术员,因为路程比较远,我在南山林场的工作又忙,所以很少回家。这时爱国12岁,爱林5岁。爱国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是柯家小学的初考状元。在柯家大队党支部审查爱国的家长政治面貌时,大队党支部不能达到一致意见。有的支部委员认为曹爱国也能进初中读书,说曹爱国的母亲辛小化是贫下中农,是人民教师。有的支部委员则认为曹爱国不能进初中读书,说曹爱国的父亲是地主的第三代子弟,那么曹爱国便是第四代的地主子弟,也是地主阶级。再一点,曹厚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极为不老实,对抗文化大革命,被开除了工作籍,是共产党不要的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怎能进初中读书呢?就在为爱国进初中读书。柯家大队党支部进行政治审查的当儿,闻典礼特别到枫树辛家找小化,向小化透露党支部对曹爱国政治审查的意见。 闻典礼向小化说:“以你本人的政治面貌来说,曹爱国可以进初中读书,但他姓曹,不是姓辛,要以他父亲的政治面貌为主,所以,曹爱国是不能进初中读书的。小化,你说怎么办?” 儿子爱国是小化的命根子,不能进初中读书,读完小学就辍学了,惨啊!惨啊!爱国仅仅是个孩子,他有受初中教育的权利,他犯了什么罪不能进初中读书呀?不准读初中,实际上就是不准读高中,就是不准接受大学教育。惨啊!惨啊!小化想到这里,两眼含着泪水,向大队长说:“大队长,如今只有请你在党支部的会上说几句话:曹爱国只与母亲亲近,跟他父亲在政治上是真正地分清了界限,他是不亲近曹厚树的。请你在党支部为我求求情。你是党支部副书记,又是大队长,你在支部会上说一句话,支部一定会同意你的意见。如果爱国能进初中读书,我是无限地感激你呀!” 闻典礼笑着说:“你无限地感激我,用什么谢我呢?” 闻典礼说完这句话,就望着小化笑。小化没有体会到大队长望着她笑的意思,仍然含着泪水哭着说:“我本人永远记着你的好处,我叫爱国也永远记着你的好处。爱国长大了,我叫爱国谢你。” 闻典礼仍然两眼盯着小化直笑,并说:“我不要爱国谢我,我要你谢我。你有两个儿女,如果你想你的两个儿女都能进初中读书,恐怕没有我在支部说话,你的两个儿女就只能读到小学为止了。小化,我不会谈恋爱,我直话直说,你在我的领导下多年,我对你早就产生了爱情。小化,你不必惊慌,你是有夫之妇,我是有妇之夫。我只要你每回谢谢我几次就行了,现在爱国进初中时谢我几次,将来,爱林进初中时再谢我几次。” 闻典礼说完这些话,又望着小化笑。小化这时才明白了大队长的意思,原来在她的儿女进初中时,他大队长要她…… 小化异常气愤,但这气愤用什么方式发泄?能打闻典礼的耳光吗?能骂他几句吗?都不能。只有假装不懂他的意思,凭着苦苦哀求,让她的命根子爱国,能进初中继续求学。闻典礼见小化假装不懂,便“哼哼”几声走了。 东山中学到了开学的日期,柯家小学考上初中的学生,除了分数最高的曹爱国外,其他的都接到了入学的通知。小化是白天吃不下饭,夜晚睡不着觉,儿子不能进初中读书,母亲的心好似在沸腾的油锅里煎熬。 眼看东山中学新生报到日期即将截止,小化只有又去找闻典礼苦苦哀求。到处找不着他,最后在他的家里找到了他。他的妻子丹云,到小队里出工去了,只有他一人在家做事。大队干部不是完全脱产干部,工作时间是自由的,不必坐办公室。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回到家做家里的事。小化向他苦苦哀求的话还没有说出口,闻典礼即已抱着小化说:“你要求我的事情,是一件小事,不必这样急。我要求你的事情,也仅仅是你的每个孩子,上初中时的几次而已,并不多求。你看,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闻典礼把小化抱上了床,关上了房门。 在公社党委孙副书记查办闻典礼的过程中,小化痛不欲生。辛小化对待友人是良友,对待学生是慈师,是个规范化的女性。如今到了如此地步,柯家村大队的人都怕她自杀,连她的妈妈甜婆婆,也怕她寻短见。 甜婆婆70多岁,身体健朗,她与田雄英的妈妈大脚婆婆,周勇姑的妈妈小脚婆婆,柯鲜明的妈妈猪婆婆四个寿星,经常来来往往。最近,他们更是经常聚在一起,谈着闻典礼诱好全大队20多名妇女的罪行。大脚婆婆两手叉着腰说:“昨天,我跟我的老家伙商量好了,要用我们的九节弹簧钢鞭,让闻典礼去见阎王。我们两个已经70多岁了,总是要死的,我们打死了人,了不起砍头。对这种不讲法律的人,最好用不讲法律的办法对付他。” 大脚婆婆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拿九节弹簧钢鞭,将闻典礼打得跪在地上的姿势。 小脚婆婆笑着说:“大脚婆呀,请你坐下来,你打哪个?打空气呀?如今,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防备小化想不通。闻典礼有共产党管,不要你大脚婆管。我们四个人都知道小化是个非常爱名誉的人,我总预感着小化要发生事。甜婆婆你要小心防备,你要经常到她的房间里看看:杀虫的农药呀,老鼠药呀,抠些东西是会要你小化的命的,你知道不知道?” 猪婆婆嘴里虽不说什么,手却拉着甜婆婆往小化的房间走,要清查可疑的东西。于是,四位老婆婆一起清查小化房里的东西。算是小脚婆婆检查得过细,在小化的床脚下找出了一瓶“三步倒”的杀虫农药。 甜婆婆看到这瓶剧毒农药,顿时“小化儿。小化儿”地哭了起来:“小化儿哟,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呀,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闻典礼那个坏人。” 猪婆婆想出了制止小化自杀的办法,她拍着胸脯向哭着的甜婆婆说:“你不要光是哭,我们要想出制止小化寻死的办法。我有办法了,你快点叫爱国。爱林他们赶快回家来,就说是他们的妈妈要寻死了。他们回来以后,在小化面前跪着不起来,一定要小化答应不寻死才起来。” 爱国回家了,爱林回家了。爱国带着爱林和爱文,在母亲的房间里,跪在小化的面前,哭着说:“妈妈啊,你是为着儿女们求学读书而受辱,如果你自杀了,我们儿女心里怎么过啊!” 爱国抱着妈妈的左脚哭,爱林抱着妈妈的右脚哭。5岁的爱文,两只纯真的眼睛,望着妈妈嚎啕大哭。 爱国跪在小化面前,继续哭着说:“妈,我最了解你,这是特殊的时代形成的特殊的悲剧,社会不会责怪你,我们后人不会责怪你。我能读个初中毕业,考进了高中,我做儿子的还要终生感激你呀!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母亲。你不应该想到自杀。你自杀了,我做儿子的,心里怎么过呀!” 爱林跪在小化面前哭着说:“妈呀,你舍得丢下我去死吗?还有你最小的儿子爱文,你看他哭得好伤心呀!” 小化望着窗子外面那棵巨大的红枫树,心里喊道:巨大的红枫树呀,你生于枫树辛家,你经受了岁月的考验;我为何经受不了岁月的考验呢?我死不死呢?后人到底对我是怎样的评价呢?巨大的红枫树,树影婆娑,似乎在向她回答:辛小化你放心,后人是公正的,不能责怪你,也不会责怪你,你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受害者,你的心仍然是纯洁的,你的身子仍然是神圣的,我红枫树可以作证。请你不要自杀,自杀是懦弱的表现。 小化明白了,向跪在自己面前的三个儿女说:“我不自杀了,你们起来。我将身上内衣口袋里的100片安眠药,也交给你们。好了,你们起来吧。” 小化将随身带着的100片安眠药,交给了爱国,他们三个儿女才从地上起来。不过,小化对站起来的儿女们说: “我对不起你们的爸爸,我虽然不自杀了,但我要你们的爸爸另找一个忠贞的爱人,我要和他离婚。” 小化向我提出离婚,我同意了,因此,我们两个,在东山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领了离婚证。 我在十万大山林场分了两间颇大的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宿室。柯鲜明那天在香樟林里,被我用励志的方法,将他自杀的偏激念头,转移到历史研究课题上,让他放弃了自杀。我坐在办公室里,远望柯鲜明的家——柯家小屋场,唏嘘道:“好险哪,柯鲜明差一点自杀了!” 最近两天,听说柯鲜明的哥哥柯鲜光,带着妻子儿女,从北京回来探望母亲,于是我利用林场放春节假的几天时间,到柯家小屋场去看望柯鲜光夫妇,同时,向猪妈妈拜年。 柯鲜光在哲学研究单位工作,从事哲学研究。当年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而他却提出杨献珍“合二为一”没有错误,认为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的一方面,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统一的一方面,都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因而不能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说成是反对毛主席。也曾因此,柯鲜光当年也受到了批判。我对哲学曾经有兴趣,当年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敢想而不敢言。现在春节期间,柯鲜光回家乡探望老母,我也想问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杨献珍“合二为一”的评价是怎样的。 这天,柯鲜明也在家,两兄弟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猪妈妈拜年,祝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而猪妈妈则祝愿我在新的一年内能与小化复婚。她老人家用命令的口气说:“曹技术员,今天我要你立下军令状,如果新的一年内没有复婚,休来见我。” 她老人家在年轻时,喜欢听三国故事,所以一开口就是《三国演义》上的一套。 柯鲜明的爱人汪文秀为我沏茶,柯鲜光的爱人沈天鹅向我待烟,文秀笑着对嫂子说:“曹技术员不吸烟。你的弟弟原来也是吸烟的,后来在曹技术员的带动下,才不吸烟的。曹技术员,我真感激你呀!” 文秀将话转向我,向我飘来感激的眼光。 我认为文秀说的这话是语带双关的,她可能是感激我阻止她老公没有自杀,如果她是为此感激我,我是当之无愧的。我见文秀欣喜神态,知道他们夫妻已经没有芥蒂了。而我和小化呢?她坚决要与我离婚,而我也同意了。人们在春节是夫妻团圆,而我在春节,到夜晚则是孤影自怜。因有共同的三个儿女,我也在辛家一起吃饭,也帮助小化待弄菜园,但到了晚上,则回林场我自己的宿室睡觉,夜长难睡,总是有点鳏夫孤独凄凉的感觉。尤其在这春节,心里真是想同小化复婚。我如今是后悔不已,一时糊涂,错怪了小化,我不对,我不对呀! 这时,柯鲜光和沈天鹅向我问身体和工作情况,我猛然惊醒,惊诧于自己怎么在这个时候,想到与小化复婚的事情呢?今天是来看望北京回来的柯鲜光夫妇的哩!沈天鹅是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知识分子,我与她一见如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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