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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说周作人从孔融走向陶潜的路,那是六年前,当周某发表五十自寿诗时说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见我前年写给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从陶潜转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毕竟走上蔡邕的路,我们做朋友的,又有什么话说呢! 切切实实的说,我是反对所谓“隐逸”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当民族国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时,应当奉献自己的一切,听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紧急时,准备征集令下,也当投笔掮枪去。所谓“隐逸”,只是知识分子的巧妙遁词;说得老实一点,便是“临阵脱逃”,隐逸之士便是“逃兵”。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托词“消极”“隐逸”来躲避对社会国家所应负的责任:青年知识分子,借学校来逃避兵役,这都是最可耻的行为。 不过这些话,向已经出卖了灵魂的汉奸文士来说,原是多余的,我现在只想和沈先生谈谈从陶潜走到蔡邕路上的必然性。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假使淝水之战,晋军败绩,东南半壁,毕竟不保,陶潜一流人,是否依然隐逸下去,不做异族的臣仆呢?我实在不敢替他们写保单。你看南宋末年,固多忠烈之士,但山中夷齐,后来食元代之禄的如许衡、赵复,不在少数;满清入关,下首阳的夷齐且不去说他,即如顾亭林那样的大志士,也不能禁他自己的外甥徐乾学做满清的开国元勋。民族国家观念如此薄弱,儒家的社会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点保留着。所以周作人做汉奸,陶潜变成了蔡邕,并非意识上的实变,周作人之心安理得,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全不觉得难为情的。 爱惜周作人的,都希望周作人爱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已经出卖了灵魂,爱惜他的人,还希望大家原其心迹,不要太严苛地责备他,有的还用种种话替他维护,沈先生说他老了,不免具浮沉自如之感了,即是一种维护。我们应该原其心迹,替他维护吗?不能,万万不能。王夫之论蔡邕的出处,有一段话,我以为不妨提出来读一读,他说: 史记董卓之辟蔡邕,邕称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 邕惧而应命。此殆惜邕之才,为之辞以文其过,非果然也。卓 之始执国柄,亟于名,而借贤者以动天下,盖汲汲焉。…… 力任桓灵宦竖之政,窃誉以动天下。蔡邕首被征,岂其礼辞 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言也。且使卓而言此 矣,亦其粗犷不择,一时突发之词,而亦何足惧哉,申屠蟠 不至,袁绍横刀揖出,卢植力阻宏农之废,郑泰阻用兵之 议,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辞,未至如数子之决裂,而何 为其族矣?邕之始为议郎也,程璜之毒,阳球之酷,可以指 顾杀人,而邕不俱,累及叔质,几同骈首以死而不惧,何其 壮也。至是而馁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宦官之怨愤 积,而快志于一朝,髡钳之危辱深,而图安于晚岁,非俱祸 也。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于是而其气馁 矣,以身殉卓,贻玷千古,气一馁而即于死亡,后谁与恤其 当年之壮气哉! 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1940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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