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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 （１） “大哥，我想去云南了” 大哥从报纸后把脑袋露出来。停止了他饭后的例行公事。看着我，很平静的问：“嗯？怎么啦？点子。” 小侄子也放下手中的作业，仰头看着我。 大嫂跟平常一样在厨房收拾，哗哗的水声使她无法听见这边的对话。 “我在北京跑了几天，到几个单位都去问过了。人家说：人来还可以收，马上走不太好办。”我慢慢地诉着苦。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拿了美国的录取信以后我就开始办手续。找到单位的人事处。人事处王老太太给我讲新政策：“中央说了，具备中级以上职称的都是国家重要人才。出国留学只能是公派。啊，这包括自费公派。”老太太强调说。“这样做也有利于他们早日学成回国。” 我陪着笑脸说：“是是，中央也是为我们考虑。我就想自费公派，出去还能有国家想着咱，特光荣。” 老太太接着说：“本科生毕业工作五年以上，研究生工作三年以上，方可公派出国。”原想老太太给咱指了个门，可门一拉开，原来是一堵墙，让咱脑袋撞一大包。这关子卖的！ 我赶紧跟老太大澄清：“王处长，我只是研究生毕业。职称还冻结着呢，算不上中级科研人员。我不够自费公派的资格。算我自费，自费我一样爱国。” 老太太大事还不太糊涂：“文件上说明了，研究生毕业后出国按中级职称人员办理。” 听了这话，我心里说：“妈的，分房子咋不给咱提一级按高级职称办理呢？”我急了：“王处长，算我没毕业，算我留级了，成不成？” 老太太不紧不慢的说：“学位发给你，算没毕业，这也不符合政策。” 看来，拿了这学位，就算“失身”了。盯着这王老太太，我好象看见了那八面威风的皇后，到处都被她封得死死的。 后来找人事处的小陈一聊，才知道。文件大体是跟王老太太讲得差不多。所里又开办公会又特别强调了一番。分派王老太太负责把关。我说怎么王老太太玩得那么溜呢，原来是“职业杀手”。 小陈又说：“咱所知识分子成堆，大家都相互盯着，放谁不放谁都不好掌握。一刀切最省事。其实，好些知识分子少的单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了。”小陈一席话给我提了个醒。对呀！“车”路走不通走“马”路，找个单位把我放出去不就行了吗，也不占他们编制，职称。 从此我就开始了“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的行动。 满城跑了好些天，“李向阳”没抓到，搞得我这“老松井”也想去当游击队去了。 “国家专利局呢？他们应该给网开一面吧？”大哥问。 国家专利局是大哥前两天给我找的单位，他说爱因斯坦就是从专利局发的迹。 “专利局是新单位，更不放了。他们倒是挺重视的，告诉我一大堆将来的工作。一旦干上了，我更走不了了。” 这些天全家人都在给我想办法。二嫂的科委情报所。二哥的石油勘探总公司。除了中直机关外，市属单位也跑了不少。人家答应收，就够给面子了。马上走？难！ 我歇了一口气又说：“‘京河’倒是答应可以让我挂着走市公安局。但他们说市公安局要靠我自己去拱。他们刚被打回来一个，情况跟我差不多。理由很简单，中级职称应走公派。市公安局也是成心了。啥狗屁中级职称，这时候倒大方，硕士毕业一律算中级职称。早知道我就不拿这学位了。” “点子你也别这么说。”大哥还是希望家里出个象样的知识分子。 “人家说了，如今不按幺捌伍号文件执行了。” 我心里叹道：“晚那么几个月，就没赶上那拨。” “还是再在市局想想办法。”大哥总是很乐观。 “前天大嫂把她姐夫的电话给我了，所以市公安局我也去趟过了，拱不太动。北京有头有脸的人太多。市局‘攻’起来太慢，代价大，还不保险。三折腾两折腾。我那边开学期限过了不说，‘烤’的‘鸡阿姨’也该废了。” “嗯……”大哥使劲思索着。 “大哥，你什么时候当上副总理，我也不用这通折腾了。”跟平常一样，我们还用大哥的官运开玩笑。 “他呀，等你拿了诺贝尔奖，他也当不上。”大嫂进来了。 “妈妈，小叔叔说他要去云南，让我跟着去吗？” “哟，点子，你咋动这念头呢？”大嫂惊奇地说。 “如今进北京可难啦，你好不容易考回来，又留下了，咋又想走了呢？西南你还没呆够？”大嫂直爽，讲得都是很实际的。 我又把跟大哥讲的话说了一遍。 “那云南那边又能怎么样呢？”大哥问道。 “上个月，我又在二哥那里见到刘劲峰了。我跟他提起着这事儿，他说如果在北京实在活动不通就找他，他有办法。” “刘劲峰，就是串联时候到过咱家那个。”大哥当兵早，对这些人事都卷得不深。 “对，就是他。他很有活动能力。他也从来没说过没底儿的大话。”我说。 刘劲峰早年跟二哥共患难过，后来，二哥当兵驻昆明时二人又混了很久。 “我又跟刘劲峰联系过了，商量了一些具体细节。他说过他们厅下属开发公司里，开什么证明都可以。我说别，就给咱按大学毕业写就成。写太低了不象话，高小毕业出去读什么博士？他说公安局里他也认识人。” “昆明公安局你可以去找张叔叔。省公安厅的老解应该还没离。”大哥拿着小本本翻着。“你去了其它事情也可以找他们。但别给人家捅漏子、找麻烦啊。点子。” “那能呢，大哥。他们那里二哥都去探过了，他们说如手续齐备，办起来应该很快，毕竟云南出国人少。”二哥在云南呆得久一些，那里他人头熟，所以那边总是他出面说话。在家里，我跟二哥挨得更近一些，所以他早就知道我有入滇的打算。 “那万一办不成怎么办呢？”大嫂想得总是周全一些。 “办不成？办不成我就扎根边疆了呗。”我半开玩笑地说。 “办不成再想办不成的法子。”大哥总是很冷静、乐观。 我依然开玩笑地说：“就是，我还能去缅甸……” “去云南，你们所放你吗？”大哥还在考虑细节。 “除了出国，我们所哪儿都放。”我没好气地说。 “那就好，记着，让人事处把一些简单的档案材料封了你随身带，这样你到了就马上能开始办手续。”大哥毕竟是吃这碗饭的，知道档案要转三个月。想得真周到。 这么一件人生大事，就这样快要决定了。 “你跟妈妈说过吗？”大哥缓慢地问。 “我想跟大哥商量完，就给妈打电话。” “你最好尽早打，让妈早点知道，你也有时间解释。妈肯定会想不通的。”大哥总是很有预见性，该说的话先说了，很少放马后炮。 “早点决定了，就早点开始动手办。”大哥依然是军旅出身的风格。 妈在南方跟大姐住，闲赋在家看孩子。如今老人都爱跟女儿住，总觉着女儿比儿媳妇亲。 （２） 真让大哥说着了，母亲大人果然不同意哥儿几个的擅自安排。 在隔着半个中国解释了几次之后，我决定还是回家一趟，当面做母亲的工作。 跟单位告了个病假，说是淋巴肿大，收拾收拾，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江南，正值大伏。蓝蓝的天上高高地挂着瓦片状的白云。 回到家里，我同从前一样，每天清晨提着菜篮子逛市场。在市场上，我操着不熟练的方言跟摊主谈着交易。偶然听见两句仍然流行着的过去的话，一下把我带回到那些过去的瞬间。这就是我的生活，从大姐参加工作后，我就一直是家里的“司务长”，直到上学离家为止。无论是竞赛前夕还是大考临头，都不曾打乱过我每天清晨的采购。它就像每天上学一样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买菜回家以后，每天上午，就陪母亲坐在桌边剥毛豆、摘豆角、撇茭白、削丝瓜。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当炖肉的香味同闷饭的香味弥漫开来的时候，大约就是中午时分了。 在母亲吃完午饭睡下之后，我骑车来到河边大柳树下。河水仍然同过去一样清澈，河中戏水的顽童仍然没有长大。河中偶尔驶过一艘机动水泥船，船尾带出的波浪也带出水上一串串尖叫。一但满载西瓜的船只驶来，顽童们便奋不顾身地向大船游去，并向船老大喊着不用细听我也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歌谣。艄公骂一声“小赤佬”，拿一个西瓜掷向游得最近的顽童。“小赤佬”们的目的达到了。被奖赏西瓜的顽童携着战利品，飞快地向着河岸游去。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戏骂艄公的顺口溜能在民间极有生命力地一代一代地流传的原因吧。 听着小鬼头们的欢笑，看着他们分食西瓜的贪婪样，我似乎看见了少年的我。 第一天回家的路上，我特地绕道去母校转了一圈。 母校早已不是只有一排平房的模样。后面的稻田早已不复存在，换之而来的是三座大楼和一片田径场。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校办工厂的锅炉房。我还清楚地记得工厂第一次分离出“二丁酯”时候大家的兴奋。尽管我的师傅也只是一个锅炉工。如今烟囱依然冒烟，只是工厂早已承包出去了。 这所曾经把我送上大学的农村中学，在我离开后短短的三年之后，就摘掉了刚戴上没有几年的“高中”帽子。高中的老师们也纷纷离她回城了。如今随着市区的扩建，学校三个年级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们当时全校人还多。只是当他们毕业以后，如果想上高中，那就要跑路，而且很远很远。 突然，我发现我自己无从可属。我曾经属于这里，我也曾经属于那里。我曾经属于京城，我也曾经属于西南。这些“曾经”给了我无从可属的自由，这些“曾经”使我与兄长们有着许多共同语言。随着这个发现，我明白了父母让尚在少年的兄长们去当兵的苦心。大哥六五年去了西北，二哥七○年扔下玩了三个月的铣床去了西南，一去都是十几年。离开了一个个“圈子”方知世界大，走遍了万水千山才觉天地宽。这时，我也明白了母亲的担心也就是这些年陷在一种“圈子”中的顾虑。城里、乡下、胡同、大院、高知、平民，我知道要想说服她，就是要把她带回从前。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的闲谈，就是对过去的回忆，一站又一站。直到把她又带回到了他们自己走南闯北的年代。最后妈妈终于叮嘱我“去了不要生病，不要捣蛋。” 足足花了二十天。 （３） 回到北京后剩下的就是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了。 农业厅的商调函早已到了，人事处拿着这商调函，不知我的专业与农业有什么关系。我回来后，就把请调报告送上去了。随即就是一系列的公文旅行。最后调令、准迁证拿到手，断粮油，揭户口，揣上档案，拔腿就走。 在离开北京前的日子。我来到了北海，向我最喜欢的那一对黑龙袍告别。夕阳下，他们慵懒地缓缓游着，充分享受着那种天赋的无忧无虑。 驻足十七孔桥头，万寿山依然盘踞在昆明湖的另一端。当我站立在真正的“昆明”湖畔时，是否还会记起你的容颜？ 远方的鹫峰、盘山、清东陵，密云、沟崖、八达岭，我就不能去一一的告别了。 圆明园的小树林已经变成了大水塘子，不看还不伤心。 最后再数一次芦沟桥的狮子。“一，二，三，……，二百三十三？” …… 二哥领着我在北京一家家的告别。每个人都试图找出一两个地址，告诉我，在那遥远的西南我到谁家能混到一碗美餐。 在串门之余，二哥一处处给我指出从前。“点子，咱家从前住这儿，那时候你还没生呢。”“点子，这是生你的医院。”“点子，这是幼儿园，你在这儿得的腮腺炎。”“点子，打仗时钻的墙洞，现在让人给堵上了。”“点子……，点子……”我仿佛又听到了童年的喊叫与欢笑。 精简，精简。不用的东西都留在大哥家。送给大哥我全部的集邮，补全了他当兵初期缺了的收藏。 二哥拿来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时间就是明天。 （４） 这一车厢人就我一个“土八路”。 一路上，听着这批下去慰问演出歌舞团员的欢歌笑语打情骂俏，这一个一个的小时也过得挺快的。回忆这两个多月发生的一切，我发现除了我摆出的种种客观理由外，潜意识里我还有着很强的追随兄长足迹冒险的志愿。 过了怀化，车轮压上了湘黔铁路，车窗外划过一个个苗寨，侗屋。记得第一次下西南时我们走的是柳州。当时湘黔铁路还在建设中，口号就是要让各族人民能坐火车早点见到毛主席。如今毛主席已作古，墙上的口号也早已在风雨中淡去，这条铁路的存在使来往西南的每个旅客少受十二个小时的颠簸。 贵阳，可曾记得迷恋于河滨公园大象棋盘下的少年？ 水城，第一次来时这里还只有简易工棚。以后每一次重访她都有着新的模样。当时打下第一根桩的战士们是否能想象得出如今六盘水的规模？六盘水，这个二十年前不曾有的地名，在开发者的眼里只是“矿铁煤”。 西南，自有着她独特的魅力。 （５） 昆明，云贵高原上的春城。 我对昆明的了解始于革命回忆录，唐继尧，龙云，卢汉，谢富治，刘湘萍。当我站在昆明站站台上时，在我脑海里的是二哥所描述的普通人的昆明。一个不仅仅只局限于五华山上下的的轮流坐庄的昆明。 火车晚点，刘劲峰早就来接我了。在站台上我先看见了他。刘哥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照二哥的说法，他特有福相。 “哎，刘哥。” “哎，点子。”刘哥随着二哥叫我小名。 “一路上可累？”刘哥问道。 “还好，还好。跟总后的文艺兵坐一个车厢，看了不少专场慰问演出片段。咱比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还可爱呢。” “哈哈……。”刘哥被我这六十多个小时颠簸还没有被颠干净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点子，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明天你就去报到，落户口，上粮油。一旦落上户口你就是我们昆明人了，拿上介绍信就可以去公安局办手续了。” “谢刘哥。” “何消。走，走，今天先到我家去吃饭，休息。” 我跟着刘哥去了他家。 刘哥家住在标准的居民单元楼里。一家三口，三室一厅，这对昆明人来说是高标准的了。我一进门，就被正面墙上的一张集体照吸引住了。站在中间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总理两边各站了十来个人。 “点子，把包放下，你坐。荣荣，喊张叔叔。”刘哥招呼着。 荣荣是刘哥的独生女儿。上小学，三年级。 见我还在注意着那张照片，刘哥过来说：“这是那年炮八进京告状那次照的。你能找到我在哪里吗？” 我也正想找出来刘哥在哪里呢。看看刘哥，再看看照片，我试探着指着周总理边上的那个人说：“这就是你。对吗？” “正是。” “刘哥，你不像那时候的样子了。”我说道。 “是了嘛，马上就二十年了。”刘哥感慨道。 那时刘哥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年轻气盛，冲闯得很。 “来，小张请坐，喝茶。”刘嫂倒茶上来了。 “噢，刘嫂，别客气。”我伸手接过茶杯放在茶几上。并在沙发上坐下。 见我我们刚看完照片，刘嫂埋怨道：“我劝他把那照片摘下来，他就是不摘。每回来人都是最先看见那个。” 我说：“这也没什么，就是一段历史。” 刘嫂说：“要是大家都把它当一段‘历史’看就好了。” “怕哪样。不给我当官我还不是过得好得很。”刘哥很豪气地说。 我听二哥说过。刘哥从前是云南炮派的头子，论笔头，论口才，论记性，论人缘都是一流的。写材料，刷大字报，上台辩论，引经据典，发动群众刘哥没人可以比。当年不知怎么他就找到了二哥，少年的二哥就给他在北京当了一阵联络员。后来分配，他去了边疆。刘哥曾说，他很感谢那些年的边疆生活。这使他远离了权力之争，从而没有成为牺牲品。这又使他了解了基层，有助于他后来的工作。如今，尽管政策上对他的提拔有着种种限制，但刘哥事实上是厅里最“无职有权”的人。厅长要他的生花妙笔给上面写报告。他知道下面简报有多可靠。他知道向下面找哪个具体人要数据。他知道如何弄来土特产分给职工。他还能靠他的关系网把其它行业的紧俏商品整来。二哥打比方说：“如果厅长和刘劲峰同时要车，好车是厅长的，这没办法，人家官大，但好司机一定是大刘的。” 这就是刘哥。 （６） 第二天我就随刘哥一同去上班。刘嫂让我把她的自行车骑上了，说是办事到处跑用得着。刘哥去厅里打了个照面，就带我去了开发公司。跟经理老蒋打了个招呼，介绍认识了一下，就手把去公安局办护照的证明拿了。现在人家美国都开学好几天了，我这里还一点眉目都没有呢。因为公司不是实体，所以关系都挂厅里。粮油，户口是集体的。住也住在单身职工宿舍。到了机关人事处，把调令和随身携带的部份档案给交了。拿个盖了戳条子，去后勤，食堂交户口，粮油关系。我问户口什么时间能挂上。管后勤的同志说，挂户口没人手，要过些几天。我心说，别介，我明儿就想去公安局呢。刘哥说：“你出个证明让小张自己去分局挂吧。”管事儿的直纳闷儿，说这小子猴急些什么。遵刘哥的嘱咐，除了公司经理老蒋，这里谁也不知到我是个“溜子”。 刘哥给我往盘龙分局打了个电话。然后写了个名字告诉我去找谁，怎么走法。分局的办事员嘀嘀咕咕的老大不乐意，但碍于面子还是办了。八成他也没见过来扎根边疆有这么积极的。 行了，从今天起，我就算是本地人了。 把学校的录取信和表格的影印件，以及刚拿到的证明归成一摞，一切就绪！ 晚上，拿着地址，把二哥托带的东西交给张叔叔。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北京的其它人和事。张叔叔让我明天去找护照科的王科长。 第二天，在公安局见到了王科长和办事员小何。我贴了照片，填了表。小何把材料收上去看了两眼。回头对我说：“这英文材料我们要找人翻译成中文，这样呢会拖一些时间。如果你自己翻译了，我们找人核对，速度就会快很多。”小何这醒儿提得挺够哥们儿。这没问题。我拿着笔纸唰唰唰几下就翻译完了。仔细读通顺了，才认认真真地誊了一遍。交给了小何。小何说：“我们会很快审查你的材料的。批下来后我们会通知你。” 这我明白，他们要查一查我身上有挂着什么案子，如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以及重大经济犯罪之类。另外，他们还要去函给我们单位核实，这有我带来的那几张纸就够写了。让刘哥帮我看着一下，别公安局来了信在单位压俩礼拜就惨了。 到这步，除了经常的去公安局跑跑，每天找小何聊聊天，我再怎么使劲也使不上了。 一个礼拜后的下午，我又去公安局探听消息。刚进门，小何就说：“小张你来得正好，你的申请批下来了。明天早上你就来取护照吧。”我对小何千恩万谢地说着好话。 那天一晚上没睡好觉，老看外面天亮不亮。 （７）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上了公安局。拿了条子，交了三十五块钱，取了收据，又回到小何那里去领护照。捧着属于自己的护照本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把这块敲门砖给弄到手了。仔细端详着上面的标准像。“有这大钢印往上一戳，这人就是不一样。”我心里自我欣赏地嘀咕着。 “仔细看一下，名字，生日写得对吗？”小何提醒着。 光顾高兴了，差点儿把正事儿忘了。“对，对，你们写的不会错。”我扫了一眼重要的地方。 “在这儿签个字。回去别忘了在护照上签字。” 干嘛要等回去去呢？我想着，随手就把两个名字都给签了。站起来跟小何握握手。就告辞出来了。 上楼又跟王科长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客气话。 张叔叔那里改天再上家感谢吧。 下楼来，看见领护照的地方才又有了两个人。这生意，远比不得北京。北京就跟大农贸市场似的。 出门，蹬上自行车就奔火车站去了。今天的票买不到明天的票一定要买到。时间已经耽误够多了。人家都开学半个月了，我还在这里“沉浮”。 到了车站，刚十点半。成昆线窗口买票的人已经不多了。没一会儿就排到了。 “同志，我买一张去成都的票。” “那天的？” “今天的。” “莫得座位了。” “阔义，阔义（注：可以）。”刚学会的昆明话我就用上了。 四点半的车。还有五个多小时，时间紧张了点，但还来得及。我立刻又蹬车往宿舍跑。 进屋赶紧找西服，放哪儿啦？放哪儿啦？还在箱子底儿压着呢！提出来，抖抖，还是像咸菜，不带了，不都说美国人不讲究吗？九月底的成都可比昆明冷，条绒夹克还是要抓一件。材料呢？材料呢？抽屉里？书包里？最后还是在箱子侧兜里找到了。录取信，Ｉ－２０，学校简介，地图风景，这两样没用，扔一边去。毕业证，学位，托福，鸡阿姨成绩。大学成绩单还要吗？带上，带上，密密麻麻的课程，保不准还能蒙领事一下呢。还有刚拿到的护照、出境卡。对了，还有两张标准像。收拾收拾小皮包就塞得满满的。小皮包扔大包里，再塞上衣服毛巾牙刷牙膏方便面，再有“大口缸”。 一切就序，下楼去传达室给刘哥打个电话。 “刘哥，拿到了。对对，没得问题。我马上就去成都了。下午就走。没事，我东西不多，搭公共车挺方便。你忙着。回来再聊。听好消息吧。哎，刘哥，去成都有啥事吗？莫客气嘛。行行，再见。” 还得给我们九眼桥的哥们儿提两串香蕉去。咳，到车站再说吧。 到成都后第二天，我早早的就来到锦江宾馆后门排队。就俩人站我前头，我挺高兴的。跟站岗的武警一聊，才知道这儿每天也不超过二十人，远不及北京轰轰烈烈。前面一个重庆糙哥是第三次来了。这次他又收集了一些旁证材料来“闯关”。另一个是签探亲的。重庆哥们摆起龙门阵来天花乱坠，说他上次来的时候，碰到几个西藏公费的，英文要翻译，汉语也要翻译，就这个叫“美丽”的华人领事愣还给他们签去留学了。“狗日的她就不给老子签。”小伙子好不义愤填膺地说。签探亲的成都大姐说：“今天不是“美丽”小姐当班，是年青的小伙子约翰。约翰比较好说话。”看来她挺有内线的。 后面陆陆续续地又站上了三五个人武警就开始放人了。踩着软软的地毯，大家脚下舒服了，牢骚也不发了。 重庆小伙轻车熟路，表格早就准备好了，进门就送进去了，转身又向办事员要了一套下回用。我仗着写洋码子熟练，稀哩哗拉填完了排第二。回过头，再帮成都大姐查查电报码。 一个年轻的高个大鼻子从套间出来开始叫人了。重庆小伙先进去，没几分钟就出来了。垂头丧气，一看就知道没闯过去。蔫不出溜的走了。我觉着他就根本不该拿下一次的表格，多不吉利。 过了几分钟，大鼻子把我叫进去了。 大鼻子坐在写字台那面，我的材料就摊在桌子上，看来我已经被他研究过几分钟了。这布置，比北京的双层防弹玻璃隔着可人情味儿足多了。 “你去美国干嘛？” 这家伙净问废话。我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 “留学。读博士。”我毕恭毕敬地说。 “你为啥选这所学校？” 哥们儿，这“招”我听说过，这就是要让咱来一段子英文练练。 “这学校我这专业全美一流。学校本身也颇具盛名。”这几句话显得事业心特强。不是去他们美国混混的。我接着说：“学校环境优美，风景别具一格。”这几句又显得特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到他们美国没事儿了还能游山玩水，坐湖边儿钓鱼，绝不会闲着给他们治安添乱。真后悔没把学校风景小册子带来。“学校又提供给我助学金助我完成学业。”提醒提醒他，省得他没看见。“所以我选择了这所学校。” 似乎是天衣无缝了。我松了一口气。 大鼻子蓝眼珠子一转，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这么好的学校，你迟到半个多月，你功课还能赶上？” 要坏事，被大鼻子绕进去了。“没问题，没问题，哥们儿特天才。差一月俩月的课我一晚上就能补上。”我伸手去小皮包里抽出我一念之差带出来的成绩单。“您看，您看，我这成绩，瞅这些课程。都是我一晚上就学完的。” 呲的一声，大鼻子把贴着我照片的两张表扯了下去，往上面写了几个字。剩下的材料还给我。说：“让学校写封信来说明他们允许你推迟入学到几号。” 我脑袋嗡的一下有点懵了。我说：“我上星期刚打过电话，他们说晚去点没关系。” 大鼻子不紧不慢、通情达理地说：“下回有信就给你签证。ＯＫ？” 我也跟重庆糙哥一样垂头丧气地出来了。下一个就该轮成都大姐了。也许我就不应该夹她的塞儿。 在成都街头失魂落魄地逛了一天，天黑了，钻进电报局盯着大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上柜台上交了押金，要通了美国教授的电话。 “哈罗，霍夫曼教授吗？我是不光，就是那个还没报到的新生。对，想起来了吧。我在哪儿？我还在中国。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写封信说可以让我延期入学，要不领事不给我签证。什么，干粮已经给重伤员吃了？我今天让鬼子打得也不轻。上星期不是还说能晚点儿去没关系吗？太晚了？早了我这儿准备活动还没做好呢。没办法？明年？别，冬季行吗？……” 从柜台上就拿回俩钢蹦儿。让我等明年，明年还不知是什么样儿呢？这事儿给整的。真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没钱给北京打电话报噩耗了。看看表。末班车还有，打道回九眼桥吧。 第二天，我又去城里电报局给二哥打通了电话。我说我挺烦的，想回北京散散心。他说云南挺好玩的，既然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还不如就在云南各处走走，能干些事情就干些事情，这比你回北京闲着和发牢骚更舒心。二哥的一席话如同胡屠夫给范进的两个嘴巴，立刻稳住了我的一时慌乱。是呀，不管将来会怎样，现在还不是要该干什么干什么。到了云南不好好的玩一下岂不是大亏。如此一个小挫折，就让我这样不知所措，真没用，看人家二哥多镇定。 从邮电局出来，我立刻就奔车站，买了当天下午回昆明的票。 （８） 到了昆明，我把在成都碰到的倒霉事儿跟刘哥说了一遍，刘哥说：“慢慢再想办法，你现在想咋个整。”我说：“我想找点活干。”刘哥对我的姿态深表满意，说：“正好，农业厅和计委正联合与外商洽谈引进一个食品加工生产线的项目。昨天刚开始。你懂外语，又懂技术，明天你就插进去跟着帮帮忙吧。”转身，他又给公司老蒋打了个电话，说厅里临时把我借调回来跟外商谈判。这样招呼也就算打过了。 第二天，我就跟厅里另外几个人坐车去宾馆跟外商谈判去了。 这项目是从法国引进一条食品加工生产线，计划建在滇池边上。法国佬也许是五六十年前在这地界混过，特熟悉这里的环境，在其它帝国主义分子的黑手还没有伸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经捷足先登了。大体计划是这样的，生产线是全套引进，包括每一颗螺丝钉。厂房是这里按法方的图纸修建。计委立的项目，农业厅凭原料优势把轻工给挤走，才当上了对口单位。厅里挺重视，因为如果干不好，轻工的家伙去上面奏你一本，说农业厅是一帮“废物点心”“日弄包”，下回类似的项目就再也没农口的份儿了。 在宾馆会议室里，计委的人来了，去云大请的两个法语翻译也来了，最后外商才慢慢悠悠、晃晃当当地进来。外商是法国人，两个代表，一个叫“墩布”，一个叫“萝卜”。“墩布”又瘦又高，头上长着长长的杂毛，油不刺拉的一直披到肩膀。真像一个倒竖着的，刚给屠宰场拖完地板的墩布。“萝卜”又矮又胖，也特形象。一见面，这俩名字就被我形象地记住了。 “墩布”甩着头上的穗穗，“萝卜”挺着大肚子，来了以后，“墩布”先夸了一番翻译小姐今天打扮如何美丽，服装如何入时。然后才坐定。 我是新插进来的，没有我的材料。我就借边上老方的看。 我先看了看前两天的谈判结果。我明白了，这次是谈具体技术细节。法国鬼子说，生产线是全套照搬，技术上没有中方修正的余地。中方基本表示同意。所以这两天主要是谈基建问题。难怪管生产线的“墩布”这么轻松，原来丫挺的上来就把我们嘴给堵住了。再看看基建部分，大体上也只是核实了一下水泥标号和钢梁型号的中法国标转换。长长的写了两篇纸的备忘录没什么内容，搞得兢兢业业工作的“萝卜”先生也有些不耐烦了。 一上午就听他们一通“白糊”，还是混凝土钢梁的国标转换。中午，陪外宾出去花天酒地的海吃一顿。听“墩布”牛皮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下午快完的时候，我向老方把谈判材料全部借过来。我说我晚上看看。 晚上，我坐在台灯下仔细地读图纸。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安安定定地坐下来看书。我逐步把有质疑的地方用铅笔划下来。我也不懂，明天先找人问一下。 一直读到早晨三点。 第二天，出发之前，我先找刘哥，问他认不认识熟悉滇池一带土质并有基建经验的人。刘哥让我中午打个电话给他。 中午，我把“蹭白饭”的义务给辞了。我可有正经事干，才没工夫听“墩布”他爹他爷爷当年如何在云南传教的故事。 我跑回厅里找到刘哥。 刘哥给我两个名字和电话，说：“张工是公路设计局的，对我们云南的土质很熟。范工是建筑设计院的，曾设计过很多厂房。” “谢刘哥。”我趴下来就给范工打电话。 大中午的，人人都回家吃饭去了。范工没找到。我也去食堂填肚子去了。 下午，我上门找到了范工。范工使我突然想起一首宝塔诗来，“瘦，没肉，干扁豆……”。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在滇池边上盖厂房地基打多深。范工也反问我几个问题。什么结构，钢架多高，跨度多大。这我昨天都记住了，一一回答。最后他问我：“盖在滇池边什么地方。”我说：“海埂一带。”范工是老知识分子，心很细，让我佩服不已。是呵，滇池那么大，各处的土质会很不一样。最后他说：“如果我们给设计的话，混凝土地基四米五。当然我们给的保守一些了。”范工谨慎地圆着话，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老知识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谢谢范工，到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再找您来咨询呢。”我匆匆地告辞走了。 回到宾馆，下午的会谈早已开始。 趁着中间一个空，我向“萝卜”提出了我的问题。 “根据云南多年的建筑经验，像这样规模的厂房，地基至少要打四米五。贵公司的图纸上给的三米半，到时候会不会出问题？”现炒现卖，保证新鲜，玩的还特像回事儿。 这是个大问题，“萝卜”半天没说话。计委的人也挺紧张了。万一房子塌了，谁负责？“萝卜先生，您是不是考虑一下。”计委的同志给这个问题加了分量。“萝卜”沉吟了半晌，说：“这当然要按贵国的土质来决定了。”行！承认，就是气派。“这一条我们是否要加到备忘录里去呢？”我穷追一步。最后谈判记录措词为：“根据当地土质情况，地基以不小于四点五米为宜。” 我也没什么货了，几位接着核对水泥标号吧。 中间，计委的把我给叫出去了。“小张，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再多看看还有什么没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我再“多”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咱是外行。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这厂房设计应该让我们自己搞，拿洋图纸来光转换国标就得搞半天。这话还不能说，说了就把计委的功绩一笔抹杀了，对面非宰了我不可。“我还年轻，没什么经验。设计院的范工很有经验，能不能借调来帮我们看看。”出不了大头，我把范工推出来了。我也想顺便让我们老知识分子来蹭几顿这招待外宾的山珍海味。 计委的已经意识到这基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时就管我要了范工的电话号码。让计委跟设计院交涉去了。 办事效率还挺高，第二天范工就推着自行车来宾馆了。 范工来了，这谈判才像那么个样子。范工和“萝卜”俩人对着图纸，一个一个的问题解答。闲了几天的两个翻译也忙活起来了，翻专业字典，磕磕巴巴的用手比划。“萝卜”的精神头儿也来了，本来他也是搞专业的，前两天跟我们几个二百五瞎混他也觉着没劲。这下他也就不觉得“西南无人”了。备忘录越写越长，内容越来越详尽，像样。 别人都忙，我也没闲着，我看“墩布”被冷落着，我也要给丫挺的找点事儿干。 生产线是全盘进口，这机器可没有什么地区性。给“墩布”找事儿干，我可不从这儿下手。万一将来出不了产品，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再说，这一条人家谈判第一天就明确了。我去否定，计委同志的面子往哪里摆？人家可是给钱的。 晚上拿图纸看着，看着，眼睛落在了水泵上。水泵这烂玩意儿有什么可牛皮的。 第二天早上，我跟同事说我晚去宾馆一会儿。回到楼上，就钻进农业机械化资料室里去了。找到有关水泵的手册，掸去尘土，翻开发霉的书页……。水泵的几个参数我在中学农基课上学过，哪个数大好，哪个数小好我还有点印象。拿着洋人的数据，一个一个对比，把性能相近，比他们略微好一点的型号抄下来。找到了五六个，够涮丫臭“墩布”的了。 我溜边儿进了会议室。这里还在谈呢。我坐着等机会。 “萝卜”大概这几天吃好东西吃多了，内急，憋不住出去方便了。那边也就冷场了。我趁机向“墩布”发难。 “墩布先生，请问这生产线上的水泵，如果坏了，我们能不能用国产备件。” 墩布一愣。然后随口说：“坏了就要到我们公司来买新的换上。” “根据你们提供的技术要求，我找到了如下的国产水泵代用品，性能都高于原设计指标。请墩布先生过目，指出为什么不能替代。” 唰，一张纸扔给了“墩布”。 唰，“墩布”脸就白了。手指着数据，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备忘录里又写上了：“如原水泵损坏，可用如下型号更换。……” 计委的人也很满意。这配件问题是他们原先没考虑到的。这口子一开，第二天，同来的搞机械的也纷纷拿数据向“墩布”提替代配件的问题。 “‘墩布’小子，亏你爹你爷爷还在中国传过教。这回你懂了吧，原配让你们当了，这没辙，是老太爷指定的。可原配死了，续弦可要你大爷我们自己做主了。嘿嘿！”我心里暗自得意。 “把火烧得越旺越好！……”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龙江颂》里阶级敌人的台词。 谈判圆满结束了。看着厚厚的一摞备忘录，大家都特高兴。 最后一天，计委同志说晚上大家出去一起吃顿饭。吃什么呢？几天来跟外宾山珍海味吃够了。 我提议去吃过桥米线，居然没人反对。 （９） 谈判回来，我就去公司上班了。由于作了长期打算，刚回来我就自己买了一辆杂牌自行车，这样到处跑也方便。 公司经理老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给我，就让我看看一些科技仪器厂家的产品目录。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一个礼拜。我一天问老蒋，公司其它人都干什么呢？人家跑来跑去的，咋就我清闲。老蒋说：“他们在下面跑业务。”我说：“让我也跟着跑跑，好熟悉熟悉。”其实我是想下去玩。老蒋看我豪气冲天地样子，说：“等两天，等两天有新任务让你跟下去。” 没两天，新任务下来了。沈阳的公司要一批蒜苔，找货源的任务就派给老袁和我了。 我们先找到近郊。近郊的我们下手晚了，蒜苔已被各地来的个体贩子给套干净了，而且价格见涨。 我们一看不好，赶紧仗着农口的优势，把邻近几个县的播种面积先搞清，能套住多少套住多少，然后老袁带上我下去把货弄回来。这边先联系好车皮，把铁路给疏通好，让大动脉畅通无阻，我们的蒜苔也烂不了。 第一个县我们下呈贡。 老袁体格健壮，长得又高又大，一点也不像云南人的样子。在路上我问他是哪里人。老袁说：“推上去三四代都是在昆明这一片。就是我自己这辈子去了一趟缅甸，还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 呈贡，小县一个。我们到县城刚十点半，老袁说带我去吃好吃的。到了街头，老袁在一个摊子前站下来。指着窗纱里罩着的东西跟掌柜的说着什么。掌柜的拿出一大片刀，揭开纱罩，只见闪闪发亮绿绿的一大块。掌柜的用刀轻轻切下来一片，用手拎起来。只见那玩意儿在手里，软不唏唏，呼悠呼悠，晶莹透明，但它就是不断。掌柜的这一通耍弄，老袁点了头，伸手要了两碗。掌柜的现下料，从大块上片下来，再切成小方块，盛碗里，浇上作料。老袁拉我坐条凳上，伸手推给我一碗，他就开始吃。我也没客气。吃了两口，我问老袁：“这是哪样？”老袁说：“这是这里著名的豌豆粉，吃了清热解毒。”我吃着吃着觉着不对劲，我说：“豌豆粉是清热，可这作料里有辣椒，这不又上火了吗？”老袁解释说：“辣椒不上火，辣椒清火。”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过。吃完了一碗我不过瘾，又去找掌柜的要了一碗。在他浇作料之前，我伸手止住了他。掌柜的奇怪地看着我，递给我碗。划拉了两口这没作料的豌豆粉，觉着实在不来劲。爽滑倒是爽滑，除了豌豆的清香和豆腥味，吃了没感觉，没有上碗那种入口的刺激。回身又找老板要了一勺辣椒作料。我想：一个地方水土，一个地方风味，说不定这里真是吃辣椒清凉解毒呢。 第二个县是富民。在富民，老袁说带我去看一处革命遗址。我说：“革命？昆明这一带一直是军阀的领地，哪儿跑出个革命遗址？”老袁说：“到了你就晓得了。” 跟老袁出了城没走多远，就看路边竖了个碑。老袁说这就是红军碑。一读碑文，我明白了。从前在革命回忆录里读过，当年红军长征时曾派林彪带一团人马长途跋涉攻打昆明，这就是《长征组歌》里唱的“兵临贵阳逼昆明”。有人回忆说他们朝昆明城墙上放了两枪，拔腿就跑，赶了三天三夜才赶到大部队。可这碑上明明写着，红军最远就跑到过这里，朝富民县城城墙放了两枪。我糊涂了，就问了老袁一句：“这可当真？”老袁认真地说：“这是有据可查的。县城里还陈列着当年红军丢下的草鞋呢。”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两句歌词，“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敌人的烟枪呢？烟枪咋也不给拿出来陈列陈列？ “小张，车来了，走了。”老袁喊道。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司机开着卡车来找我们来了。 上了车我又接着想，富民离昆明还有行军一天的路程，真是要赶到昆明城头放一枪，一来一回，又多两天。那时主力红军早就渡过金沙江，不知跑哪里去了。真那样的话，后来叱咤风云的林总当时也就被中央卖在云南了。这也就是运气，人算不如天算。正可谓“诸葛亮穷转恶算，还不如司马懿洪福齐天”。不过后来，军阀和红军都异口同声的说红军真是打到了昆明。军阀要借机把滇军从前线调回来，红军要给自己壮胆。最后还是富民农民老实。 想不到，来这里一趟还真踏上了红军的足迹。 跑了这些天，我才知道这年头为什么蒜苔这么热门。蒜苔经放，蒜苔抗冻，蒜苔体积小，蒜苔北方人爱吃。真要是贩一车皮“苦菜”去沈阳，那可就要血本无归了。在这里市场上蒜苔四毛钱一公斤，到沈阳坐地批发两块五一市斤！这什么利润！写《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见了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回到昆明，小齐正在骂街呢。 本来铁路上答应我们的两个车皮，今天被人截走了。一问谁截的？专卖局！ 专卖局掌握着烟草批发的大权，在省里是谁也不敢惹他们。大家都咒他们早点进局子里去。所以每回整专卖局的专案组一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提供他们腐化的材料。这帮小子就是那么没人缘，遭人恨。每隔半年多就整下去一批，换上来一批。可每批上来的又都呆不久。这肥缺，你呆上面不捞都不行。这肥缺，下面眼红着的人太多。这才导致了走马灯一样的换人。这是我后来跟他们打了几次交道以后才知道的。 蒜苔不能窝烂在我们这儿呵。全公司总动员，想办法搞车皮。 三个小时之后，我拿回来一个消息。明天有一批战备物资过来。卸完货，这空车皮应该是计划外的。提前跟铁路说好了，到时候扣下几个应该没问题。 信息就是金钱！小齐马上又跟铁路上的关系联络。让他们把明天来的计划外车皮给我们留四个。就这样，在铁路上管车皮的自己还不曾知道他们明天有车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给号下来了。 那年冬天，看着市场上居高不下的蒜苔价格，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春城人民。 （１０） 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公司里不再当我是外人了。刚来大伙儿对我客气主要是看着刘哥的面子。现在，由于我在战斗里冲锋陷阵，慢慢地就变成了自己人。我呢，上上下下也开始熟悉起来了。 公司一共没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 经理老蒋，农校６４年毕业，在知青大规模下去之前，他已经奋战在西双版纳了。刘哥当炮头子时他是西双版纳联络站的。调农业厅之前是农场副场长。他对那一片树林子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哪一个农场面积多大，橡胶树多少株他都清楚。刘哥经常还来向他请教。他和刘哥一样都算“三种人”。 老袁，昆明知青，插队时苦不动了，私自跑出去当了缅共。一年下来，混上缅共独一师连长的干活。随着国际主义战士的纷纷撤离，他这自发的国际主义战士也回来混上个转业干部。当时挺美的，可轮到知青回城时，由于他已经在瑞丽城里工作了，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回了昆明。他直到两年前才调回来。 小齐，转业子弟兵，打完老山拉锯战下山时跳下车崴了脚脖子。拥有军功章一枚，三等残废证书一张。为这残废证书，搞对象时候还得一再向女方及家长解释半天，告诉人家崴脚不是真残废。 老林，插队知青，从当记工员开始，后抽调禄劝供销社。财会业务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记帐，查帐均是一把好手。开公司，没有一个好财会一定是不行的。 小张，待签青年，大学毕业。精通电子仪器，英语。兼通建筑，五金，机械等。这“小张”就是我。我在这儿就是大杂烩。我们这公司里就缺一个像我这样的懂一点技术的人。所以一直是农副产品业务做得蒸蒸日上，农用科技仪器的生意一直做不好。 看看每个人的经历，看看每个人活得挺滋润。我也没什么不顺心的了。二哥说得对，在这儿找点事情干，比回北京骂领事、发牢骚强。别怪老天没眼，别怪自己倒霉，别怪别人坑害，这世界这么大，就是留着让人来回折腾的。 经过几次实战，我也有了一些经验。引进生产线那次没什么实质性的油水可捞。计委和“鬼子”早就“猫匿”好了。最后只是我们对口单位去落实细节，对成交没有影响。好处就是将来以对口单位的名义选派人出去培训。贩蒜苔挣得快，但工作量也大。就算你给沈阳运去三万斤，每斤赚一块，这才三万块。人家老蒋随便操纵一下货源，就从外贸口一个合同上刮过来五万块。另外，这几次一直都是在近处打交道。最远才跑到富民。传说中好玩的地方边儿都没摸到。谁让咱们整天倒菜来着呢，种菜的地方不都是在郊区吗？ 有一回我跟老蒋说：“经理，有西双版纳的任务是不是让我跟去锻炼锻炼。”老蒋说：“可以，没得问题，去西双版纳沿路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有机会一定派你去。” 机会，机会！过完了元旦，又是春节。机关里懒懒散散的，下面专州也一样，公司业务基本上停顿了。我在这儿继续努力争取今年的入学。同时也在这温暖的春城里四处逛荡，到也就“乐不思京”了。 春节假刚放完，刘哥把老蒋和我给招呼过去了。 在办公室里，三人咂上烟，刘哥先开口了：“厅里最近拨出一笔专款，给下属农场配置计算机。这也是响应老邓的‘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 这批人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正式场合也以‘老邓’相称。 我知道，没有刘哥的天花乱坠的报告，厅里才想不起来“拨专款”呢。春节在他家吃饭时，他就给我透过。过年前，刘哥曾问过我计算机能干些什么。他说他要准备个报告。我当时海吹了一通计算机的用处。 果然，刘哥紧接着说：“因为你们开发公司技术力量比较强，这个项目就给你们了。”当说到“技术力量”时，二人不约而同地看了我一眼。 老蒋接着话头说：“小张干这个项目最合适了。技术上没得问题。我们还负责下去给他们安装调试。到时候，厅里派车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阵兴奋。“哇！一眨眼工夫，连下去的车都快要落实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对刘哥，对老蒋。 别光顾高兴，我也该表表态。我说：“莫得问题，保证让各个农场满意。” 走下楼来，我跟老蒋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咱们当大人也跟着沾光了。” 老将教我说：“这个项目是个软项目。” 我问：“咋个讲？” 老蒋解释道：“没硬指标，买够三十万就行。” 老蒋接着说：“当然，买来的计算机越多，得到计算机的农场也多。你下专州停的地方也多。” 我懂了！这事可不是专为我游山玩水而准备的。干漂亮了对谁都有好处。像老蒋这样的“老农场”当然也希望自己的战友们早点享受现代化。干好了，刘哥笔下的年度报告也会增色不少。我开始觉得沉重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刻就给北京“下海”的哥们儿拨电话。 “喂，大城吗？” “哪位？” “你猜我是谁？” …… “老光！你现在在哪儿流氓呢？美国？” “还没呢，我还耗在云南呢。” “咋了？” “……”我把悲惨的故事又简单地重复了一遍。 “哥们儿，可别变成‘高山下的花环’了。” “别介，咱还等着“凯旋在子夜”呢。哎，大城，说真的，我最近要买一批计算机，第一个就想到你了。最近行情怎么样？” “ＩＢＭ兼容，两万块。” “两万块我还来找你？我要的这量可不少！” “多少？” “十，二十，三十，就看你开价了。” “给我个电话，我回头给你打回来。” 我接着又拨了几个电话。 过了俩小时，大城电话回来了。效率还挺高。 “老光，我们有批货压在海关了，你能给弄出来，卖你一万三一台。” 我明白了，让我出苦力。先看看值不值再说。 “压哪儿啦？少什么？” “天津海关。许可证。” “谁这么篓，悬得乎的货还敢进塘沽。知不知道天津海关特轴，有时候海关总署补了许可证他们丫还嚼晴呢。下回这种情况进黄浦港。” “别多问了，现在怨谁都没用了，这货你要是不要？”大城看来挺委屈的。 “这可是蚂蚁啃骨头的慢活儿，我赔不起时间，也拱不动。” 我说的是实话。我至少要留俩月下去玩。再说，省下这公家的七千块，干这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干。 我接着又问：“还有其它的吗？” “再便宜就只有苹果二了。” 我眼睛顿时一亮。问道：“有货吗？多少？” “七千，在佛山仓库。” “手续全吗？”有了上面的例子，我挺担心的。 “已经出了关了。就是还没来得及运呢！” “大城，这苹果二在北京还卖得动吗？你还运什么劲啊。”这行情我懂，这苹果二他们攥在手里也是累赘，根本不值得拉北京去了。 “六千五，我要三十七台，我们自己负责运输。怎么样？”这一会儿的工夫，我已经按八千一台把数字给除出来了。就着手又杀了五百。这样我们公司的利润就更高了。两兵交战，各为其主。我这次帮大城把这烫手的山芋拿掉，这对他们也有好处。 那边没声音了好一阵，我想是跟大头儿商量呢。 “老光，六千五一台，五十台你全拿去。那十三台算你在云南代卖。” 在这儿，山高路远，“苹果二”七八千一台我想还是卖得动的。 “行！就这么定了。你来一份正式的报价。我这就去办手续，手续齐了，你就把提货单给寄来。” 给老蒋一汇报，老蒋挺满意。三十七台给农场分足够了。另外，一下还能赚上五万多。 老蒋随手又打了几个电话，把搭来的十三台推销给其它公司了，还挺抢手。 下一步就是想办法把货从佛山仓库运回来。 （１１） 五十台“苹果二”，用面包车是拉不回来了。厅里的大卡车一时又都跑出去了。就是有，让厅里出车也不痛快，总是有人给开发公司作埂，好象我们一帮人整天违法乱纪挖墙角来着。 又拖了几天，拿到了提货单，我有些急了。可我到哪儿去弄辆大卡车去呢？我得抓紧了，要不没时间玩了。我心里督促着自己。 心里一着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前些天，我去聂处长家串门。听他们说军区要去广州换一批“珠江”。这码子事从耳朵里过一遍，我也知道了个大概。这一阵街面上玩音乐时髦，吉它已经算下九流了。如今都时兴玩钢琴，牛皮一点的不管会弹不会弹，都摆个钢琴家里放着。军区的子弟里也有不少有音乐细胞的，也要从小培养，别让细胞坏死了。大院里办了个班，从省歌舞剧院请来了个作曲家给上课。作曲家第一天看见下面长短不齐的卡西欧、雅马哈，问了一声下面有几家有钢琴。当时别提有多寒掺了！自己寒掺不说，人家作曲家还更不乐意了呢。告诉学生说，没钢琴就没有准音，这样把耳朵听坏了，一辈子也别想有成就。撂下的这几句话，对青少年的上进心打击可太大了。小孩回去一嚷嚷，家长再到街面上一打听，才知道如今钢琴的黑市价格猛往上翻。后来转弯抹角，托人找到广州的厂里。厂里回话说，拿烟来换。你给平价烟，我给平价琴。 当时没在意，现在一想，嘿，说不定我能跟车过去把这五十台苹果二给捎回来。当晚，我就蹬车又去了聂处长家。 门铃一响，聂处长的儿子小山出来开门。“张叔叔，您请进。你找我爸吗？我爸还没回来呢。”“我找你，找你来打游戏机。”我边说着边进了屋。一进屋，才发现游戏机打不成了，电视被小山他妈先占住了。“聂嫂，看什么好看的呢？”见聂嫂坐沙发上聚精会神的看电视，我先打了个招呼。“小张你坐。是《蔷薇海峡》，黑帮来找了。正紧张呢！”聂嫂眼不离电视回答着。我坐下来看了两眼，心里说：“又是大岛茂的。”大岛茂我们在北京管他叫“大傻冒”。演的电视剧千篇一律，都是自己老婆没看住，跟别人跑了，老婆跟别人再生个女儿让大岛茂养着。女儿长大了，得了什么怪病，后来找到的亲妈，两人联手，一人一边，轮流抽大岛茂的大嘴巴子。大岛茂还特瓷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是标标准准的“长白山”。 我正在这儿无聊着呢。聂哥回来了。 “聂处座，前边不吃紧，您给祖国把南大门还把得这么晚。”我开口先替聂嫂出一口气。聂哥大名聂曙光，一听就知道是革命有曙光时候出生的。他曾是二哥的连长。撤滇军时候，二哥回北京了，聂哥留下来接碴儿给祖国守南大门。 “前面不吃紧，后面吃紧。”聂哥憋着一肚子气说。 “吃饭，吃饭先吃饭。吃上饭再聊。”刚把今天的《蔷薇海峡》看完，聂嫂站起来招呼着。 “聂嫂，我吃过了。”我实事求是的说。 “吃过了，那就再喝点儿。” 两盅泸州老窖下去，聂哥心情才好一些。 原来，还是那批钢琴的事。这里烟也准备好了，那边也说好了。可轮到出车了，有人找麻烦。家里有小孩学琴的，拼命的拱着出车。原则性强的，拦着不让出。聂哥夹在中间可难受了。出吧，被人告一状，到头来还是聂哥挨呲儿，弹琴的人一点事儿没有。不出吧，被大院里的人指着脊梁骂。这具体办事人的就是难当。 听到这里，我灵机一动。肚子里冒出了绝妙的主意。 “聂哥，咱俩共同谱写一曲“军民携手，共建边疆”的凯歌怎么样？” “钢琴还没换来呢，怎么谱？”聂哥气没消完，但也没忘了“幽”它一把。 “小张主意多，你先听听。”聂嫂也在替丈夫着急。 “我们厅最近联系了一批计算机，在广州等着拉回来。我们车都出去了……” “你是说，军区出车给你们拉回来？” “别，别光给我们拉回来。也把钢琴拉回来。” “去的时候，把烟带过去……” “我只要占一辆车就够了。这批计算机可真是都给边疆的。” 聂哥是聪明人，不等我说完，他就把该干的给说出来了。 “点子，你可真是一肚子点子。”聂哥现在高兴起来了。 “聂哥，是不是把政治部的人找来写篇报导。这么好的题材，丢了可惜。” “咱还是低调处理，图那虚名，可不值得。” “聂哥，我只是开个玩笑。明儿我就去把求援的信拿来。” “一言为定，越快越好。”聂哥看起来比我还急。 第二天早上，我去跟老蒋一讲，说军区能出车帮咱们把计算机给拉回来，只要我们正式去信请求支援。老蒋一听，立刻带着我，到厅里的有关部门转了一圈。红头红戳的介绍信就开出来了。占别人便宜的美事，谁不干？俗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拿着信一看，挺好，只说五十台计算机。哼，五十台计算机，要是ＩＢＭ４３４１，出五十辆车都不嫌多！ 马上我就把信给聂哥送去了。军民共建，手续齐备。决定当天傍晚就发车。 我赶紧回宿舍拿了东西。又去公司给北京的大城打个电话，让他把好玩的苹果二游戏翻几个过来。他又让我帮他搞两箱烟。他们公司咋也搞多种经营了？我没时间了。就一口答应下来。 太阳西斜的时候，我坐上东进的大卡车。 （１２） 从广州回来，我就开始计划旅行路线。去老蒋那里问问他那里有几个铁哥们儿一定要照顾到。老林的禄劝供销社也整去一台，尽管他们不是农场。刘哥也给了几个重点单位，不完全是农场，还有专县农业局。老袁让给他们瑞丽一带的兄弟们多保留几台。反正我们货多，分不完。最后我又挑了我想去几个农场，公司里自己留了一台，这才全有了着落。 我计划跑三条线。西双版纳跑一个月，回来休息一周。瑞丽再跑一个月。最后去滇北十天左右。丽江的纳西族因为实在不顺路就不去看了，等以后吧。 公司让小齐同我下去，在实战中学习技术。再说他也没有怎么去过滇西，正好趁机去玩玩。 厅里给派了车，司机小白也是年轻人。开始听刘哥说是个年轻司机我还不太乐意，后来他说小白曾在昆明军区开了三年山路，技术很熟练后，我才放心。刘哥又强调说，老司机有家有口的，出去时间长了心里老惦记着，像这样长期的出车一般都是年轻司机。刘哥替别人想得周到，这也是他人缘好的原因。 大城给的游戏也带到了。放上去转了一下，还挺诱人。有这个，我想这一路上应该挺顺利。 一切准备就绪，小齐和我都跃跃欲试。 临走之前给二哥打了个电话，说一声我进山了。二哥也向我交代了一些他所知道的注意事项。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满载着“苹果”的面包车出发了。 目标晋宁。 （１３） 晋宁这个点是我选的。她位于滇池的另一端，与昆明遥遥相望。现在还有人叫她昆阳。我选她是因为那里有三保太监郑和的遗迹。据说有一个修得很宏伟的郑和公园。 太阳还没升起一竿子高，我们就进了农场。在农场的路口，就能看见湖那边郑和公园的花花绿绿。 这是个劳改农场，农业厅只算他们半个主管单位。 场长亲自接待我们，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场长是个老公安，北方口音。多年的农场生活给他黑黑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使我想起从前火车站大煤堆上雨水冲出的条条沟痕。他的一举一动无不透着职业的威严。场长陪着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后，我们就给他们卸下来一台“苹果二”。两个小公安把机器运到指定房间后。我就开始安装。两个年轻的公安是这农场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一个是去年农校毕业的，另一个是警校毕业的。场长让他们来跟我学习如何使用这先进的计算机。 插上电源，插入软盘，打开开关。灯亮了，“吭叽，吭叽”软盘转着。“欢迎您来吃苹果”也出来了。等灯灭了，我就施展出我的“绝招”，把大城的游戏插进去，“吭叽，吭叽”，游戏就开始运行了。从前我们在北京当“骗子”时候，到这一步，调到“能玩”，就算通过了。具体要干的正经事儿自己读说明书去，说多了还显得你小看他们。 我正想告诉他们“好了，能用了”，农技校毕业的小警察问我：“张老师，我们怎么用它写报告？”警校毕业的也问：“我们咋个用它管理犯人档案？” 他们还真“叫针儿”了！我一下有些慌乱，但马上又恢复镇定，心里还挺高兴，学生愿意学，当老师的当然高兴。赶紧边撕开塑料纸包着的书本、磁盘，边说：“都在这里呢，都在这里呢。” 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给他们演示了一遍如何编辑，如何存盘，如何退出，如何拷贝……最后很郑重地教他们如何删除，并警告他们此招不可滥用。 两个公安仔仔细细地记录着，我觉着他们像是在记录口供一般，生怕漏掉一个字。场长不时的进来转转，盯着屏幕看一阵西洋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中饭时间。 农场的午饭虽不如谈判时招待外宾的丰盛，但这里的鱼、肉、蛋、饭什么都是新鲜的。吃着可口多了。 吃完饭，我又让两个学生自己操作了一遍，又指出了过程中的一些错误。 安装调试，再加上培训辅导结束后。我们坐农场的车去了郑和公园。 在游玩过程中，我一直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看来我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老招术在这里行不通了。今天给他们讲得条理有些杂乱。到下一站元江三场之前我一定要好好的备备课。 晚上，在招待所，我打开笔记本，开始逐条列出该给下回人家讲的内容、次序、问题…… 第二天，我们向元江进发了。 （１４） 元江三场就坐落在元江江边上。元江进了越南就是红河。 去元江的路上我一面猜想着元江三场的人程度如何，一面听着小齐和小白聊滇军。他们俩都是滇军的，小白开车，小齐蹲山头，两人交换着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样时间过得也挺快。 在三场招待所住了一夜。早晨，太阳还没有从山后爬过来的时候，我就爬起来了。我等待着实践我的讲习稿。元江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晨雾，江水很急，竟不肯在这秀丽的山谷里驻留片刻，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早日尝到北部湾海水的咸苦。 跟我路上猜想的差不多，他们也派了场里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一男一女两个农大毕业生来学。他们基础虽稍微好一些，有一些基本概念，但没有实际经验。所以我还是按照我备的课一步一步地示范，讲解，并记下一些发现的问题。 离开三场的时候，主人一再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们一想还要跑一个月，就先谢绝了，留下话说回来如果车空再来装，但愿他们别背后骂我们是“清乡队”的。 给普洱农场装完机器以后，我扯着嗓子给公司打了个电话。第一，让他们买三十来本讲如何操作“苹果二”的书。不知道书名找大城问。第二，争取从厅里再整一笔钱来给每个机器配一个打印机。没打印机这机器如同“半残废”。 汇报完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双版纳进发。 （１５） 景洪，西双版纳州的州府，位于澜沧江畔。还在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有大象，还有一个大象名叫“版纳”。她太著名了，著名得以致于第一眼几乎看不出她的特征。 我们在景洪休息了三天。三天里我们被一拨又一拨的人拉着吃饭，游逛。给他们的配备的两台机器还没拆箱，人就被他们拉出去了。这让我想起了从前在北京“骗子一条街”客串“骗子”，这比在北京当“骗子”还来得痛快。到后来我直庆幸，幸亏不是老蒋跟着来，要不我们应酬更多，还下不下去了。 第三天一早，我们拉着农业局的陪同，开着我们的面包车仓惶地逃出了景洪。 （１６） 随着离景洪越来越远，沿途见到穿傣族服装的人就越来越多，餐桌上也越来越多傣家人自己酿的酒。 旱傣用包谷，水傣用糯米，加特殊酒药酿出的酒品味香醇。由于没有标定度数，又是各家自己酿制，内地人会误待其如南方的甜米酒，故而贪“碗”而不觉。这是临行前二哥对我的一再叮咛。小齐却以老云南而自居而“轻敌”。一次，小齐只喝了半碗就天地颠倒。我索来浑浊的醒酒汤灌下去。他醒来后头脑照样清楚，反应照样灵敏。我们一行人称这家酿酒术，实为散失于民间的蒙汗药炮制技术。 傣人男人也穿一种像筒裙的下装，叫“笼基”，一般为深色。上身穿奇短的浅色小褂，头上裹包头布，颜色深度随年龄而递增。我们一直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傣家人徐徐入水，最后盘筒裙于头顶的入浴技术，但终于没有机会。 我们的所见所闻与这些民间风俗一样体现着绚丽的边疆色彩。 过了勐海，我们下到了勐混。给农场装好机器并培训完操作人员后，老场长感慨道：“有知识的人就是能干！”在随之而来的闲谈中，他介绍了他们场的一个劳模。 这个农场是整个州橡胶树育苗成活率最高的，而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一位从前的上海知青。他在当知青时就摸索了培育橡胶树苗的绝招，知青回城时他没有离开，按政策变成了农场职工，此后一直干着这一行，越干越出色。 我问道：“他为什么不回上海呢？” 老场长回答：“他为了孩子。” 我原指望像听其它先进人物的介绍一样，会听到“崇高的思想觉悟，远大的革命理想”之类的话来描述英雄。万万想不到场长讲的竟是这么简单、实际。 “按政策他可以回城，但他的女儿却不能。所以他没有走。”场长很平淡地说。 我感到心里一阵震颤。我知道，在其他人眼中，“没有走”对他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我却无法知道，在这人生的岔路口，他选择“没有走”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到苗圃参观参观可以吗？”我向场长要求道。我很想要知道他“没有走”时的心境。 “可以，可以，今年我们移栽的面积有所扩大，……”因为我们是省里来的，场长趁机向我们吹风。 场长带我们来到了苗圃，前面有一片红砖头平房，这就是农技站。 劳模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张大尺度的地图，图上用各色铅笔勾画着曲线，圈点着数字，就像一位将军的作战地图。桌上，零散着几本小册子。从那熟悉的封面我看出了时代痕迹，那是十多年前的科普。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四人合影，我猜想这是他们家的全家福。靠墙边放着温度计、湿度计以及一盒盒的土样。 场长让人把劳模从地里找了回来。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近二十年的风雨已经把他的鬓角冲洗得花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花白的头发下，亚热带的日照把他的脸晒得黝黑。我想他应该最多只比我大哥大两三岁。 他看见了我在他进来之前正在研究地图，便兴致勃勃的向我解释着每一个符号、数字的意思。土质，地温，日照，已成活面积，待移植面积……。他滔滔不绝的讲着，就像介绍自己孩子。 讲到将来，他两眼闪着光芒说：“再过两个月，小园就该放假了。她说她放假回来帮我照看。” 场长接着很自豪地补充：“小园是他女儿，从小就爱摆弄小树苗。去年她中学毕业考取了农校。” 看着劳模满足的表情，我懂了。我没有必要再知道他选择“没有走”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了。同现在相比，那些过去已不再重要。现在，他有着他的事业，有着成长的下一代。如果说他从前为此所付出，面对着今天生活的厚报，他比我和其他人更懂得价值。 当我向他告别时，我甚至没有祝愿，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完美。 车窗外掠过一片片茂密的橡胶林，我看见在一代人的青春献给这一片片橡胶林之后，第二代的青春又溶进了这一滴滴的原胶之中。 美丽的西双版纳！幸运的橡胶树！ （１７） 勐板，在这个临近边境线的地方，我教会了我一个最勤奋的学生。 第一眼看到他，我就从面貌特征上看出他是一个傣族人。场长介绍说他的名字叫沙落，傣族，从州农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他是这里有文化的年青人。 我们到这里时是下午。边疆天黑得晚，手表上的下午只相当于本地的上午。我同往常一样，装好机器后教沙落如何使用。他学得很吃力，有些话还要由农业局的陪同给翻译过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不认识英文字母，不认识汉语拼音。这下，我有些不知所措了。折腾了一天，看看天渐渐黑了，我们给下一站打了电话说我们在这里多呆一天。 第二天，当我重新来到“机房”时，我发现这键盘已经变成傣文的了，每个键的右下角都粘上了一个小小的符号，旁边还有一张从键盘上“拓”下去的键盘图，上面标着同样的符号。 不知为什么，我眼睛湿了，抬头望着远处的大森林。 沙落来了以后，我又开始教他了。这次，语言已经是多余地的了，在相通的心灵下，我和他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让他学会这些操作。我手把手地教他，一遍又一遍。他学得很认真，用他自己的符号在本子上记录着击键的次序……。当他最后自己完成独立操作时，我笑了，他也笑了，望着站在门口他的父亲笑了。 我们又上路了，在车上，一直在门外同沙落父亲聊天的农业局陪同跟我说，这是他父亲想出来的办法。老人昨天陪儿子一直快干到天亮才做出来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傣文键盘。他要儿子一定要学会这东西，因为他听说这个“先进”。 回头望去，我看到了在这独一无二特殊键盘上面凝聚着的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这种独一无二特殊的爱。 这片多彩的大森林！ （１８） 出了勐板，我们折头北上。再往南就该进“金三角”了。 随着向北行进，傣人的服饰慢慢地失去了明亮的色彩，习俗慢慢地开始变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旱傣集居的区域了。 人们把集居在澜沧江、怒江及其支流附近的傣族人叫水傣，把在山上住的叫旱傣。在昆明时，人们相传着水傣的文明程度高，旱傣脏、愚昧、野蛮的说法。二哥则告诉我说，旱傣有着山民的粗旷与豪爽，有着更明显的性格特征。 随着向北行进，我们走过一个个集居点。街上，傣人携刀的明显增多。我想起了二哥很早以前讲过的故事。在这里，侦察员自己外出执行任务时小臂外侧都绑上一条角铁。这样有刀砍来时，举手就可以挡掉。一次，一个侦察员外出执行任务，忽觉着耳边生风。他下意识的一闪，举手就往头上一挡。谁曾想这一闪，使得刀刃正好落在他的手上。齐刷刷，三个半根手指落地。 到了澜沧，见到农业局的人我提出了我下专州以来的第一个请求：“能不能帮我买一把傣刀来。” 在这里，我们卸下了车上最后一台苹果二。 在澜沧附近，我们接触到了更多山上的旱傣。当他们生活在要步行两天才能走到江边的山上，他们能有每天入浴的条件吗？旱傣的生活条件比水傣艰难得多，在山上石头缝里，在不到一米见方的薄土上，他们也能种上三株苞谷。在这里，我看到了傣家的的勤劳与坚韧。在六十年代，政府曾经试图将他们迁移到靠近江边的坝子里去，因为那里有着较好的自然和卫生条件。但这计划终以失败而告终。当外界想用“更优越的文明”改变“落后”时，他们往往忘记了“人”，忘记了人与自然千百年的和谐，这种努力就如同要把山鹰从悬崖上搬到水边芦苇从里一样，最终的结果是山鹰在悬崖上筑起新的巢穴。 告别了澜沧，我们又往景洪赶。因为我们约好了要赶在四月二十五号前回到景洪看泼水节的龙舟比赛。 （１９） 再次回到景洪时，这里可变得热闹多了。泼水节已经开始，街上增加了好些各省市前来看热闹的人，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老外。第二天就是泼水节的高潮，在澜沧江上要举行龙舟大赛。 由于局里要接待的客人太多，我们又是“二进宫”，陪同这次就饶过了。招待所里给我们留了一间房。到了以后把东西放下，我们就出去自由自在地在景洪到处闲逛了。 街上，除了一拨拨的外地人，仍可以看见傣族的少男少女们身穿整洁漂亮的服装，三五成群地在采购、游逛。大概是在城里的缘故，傣家的小普少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勇敢、泼辣。她们只是自己人聚在一起，不时传出一阵阵的欢笑，大约是评论到哪个男孩的有趣之处了。 景洪的天到晚上九点多才开始慢慢地暗下来。真正的泼水节的“节目”正在城外慢慢地开演。 第二天，我还没睁眼就听见外面的嘈杂。我们爬起来刚收拾完，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就到了招待所。 澜沧江边早就搭起了高高的大台子，河边上也挤满了人。因为是省里来的客人，又预订得早，我们有幸在一个“观礼台”上占了一席。 密集的人群，多彩的服饰，把河岸点缀得花花绿绿。从上面看下去，恰似一条绣花的彩带弯延在澜沧江畔。 在这大台子上，我忽然想起了沈从文的《边城》。不知这傣家的大佬二佬谁能得到心中的少女。 随着一声炮响，龙舟赛开始了。 鼓声隆隆，水花翻卷。傣家小伙子齐心协力地划着龙舟，沿途两岸的观众开始给自己人叫喊。从“观礼台”上看下去，一个个龙头带着长长的白浪向着这边冲来。终点在望的时刻，鼓声更响，喊声更烈，在炽热的阳光下，仿佛要把澜沧江给煮开。 我们离开了景洪，离开了仍在沸腾的澜沧江。满载着土特产和友谊，踏上了归程。 （２０） 回到昆明，我又开始了西行瑞丽的准备活动。按计划，我只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回来的头三天，骨头就像被颠散了架，每天早晨趴在床上就不想起。足足地睡了三个上午懒觉以后，我身体才基本上恢复。小齐则在家趴了三整天。 公司里，老林早已将有关苹果二的小册子买好了。我睡懒觉的那几个下午就分出十来本给西双版纳沿途的点寄去了，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打印机的事还没有眉目，这我也是鞭长莫及了。刘哥说海埂的工程已经开工。用法国的图纸，但由我们的设计院作技术把关。听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瘦“墩布”和胖“萝卜”，禁不住的想笑。如果有时间，我倒要去看这法国图纸盖出厂房来到底有多花哨。 又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我很兴奋，我知道这一条线上有着很多历史与文化的痕迹。这时，我们一行人已经有了一个很响亮的名称——“大篷车”。 （２１） 禄丰、楚雄、沙桥这些州县我们很快地走过，机器也送得很顺利。一步步地，“大篷车”接近了我此行心中的第一个目标——大理。 大理的五朵金花，大理的段家，大理的蝴蝶泉，大理的韦小宝，大理的古城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人心里痒痒的。过春节闲着没事，我又借来了几本关于南诏、大理国的书翻看，古代的辉煌更增添了今天的神秘。 跳过下关不理，我们直接奔大理。 大理国的城墙依然完好，只是不知是不是南诏的遗迹。 见到接待的，还没有谈到住处，我就开口问道：“大理段誉家在哪里？” “段誉？我认不得。他是哪个单位的？”对方茫然的答道。 齐存在我腰上捅了一下，我这才发觉我已走火入魔了。我朝小齐笑笑，赶紧向人家解释：“就是大理国国王的王宫。”难怪人家奇怪，来这里的人最先问的就是苍山洱海蝴蝶泉，当头一棒问段誉的实在不多。如果小齐不捅我那下，下一句一定是韦小宝家在哪里。 接待我们的人一问三不知，我们就先住了下来。摸了张地图，自己溜出去查访段王爷和韦爵爷的府第去了。 在城里转了一圈，一阳指六脉神剑没学会，倒是见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孩。个个都疑是阿珂再世，难怪不得韦爵爷选了此处隐居。白族女孩的绣花小围腰特生动，我就是不敢凑近了细看，怕人家叫喊“打流氓”。明天一定要让农业局的人给找一个做工好的工艺品带回头去。男孩穿着白灯笼裤和黑绒小背心也精神得很。 第二天，就是忙着工作和吃吃喝喝。再一天就是苍山洱海蝴蝶泉。蝴蝶泉已没什么蝴蝶了。去了以后，电影里留下的美好印象没了，挺可惜的。幸好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最后这一“美”弥补了许多不足。 我带着一肚子的遗憾离开了大理。 车开出去了老远，我暗暗告诫自己，对下面任何一站都不要期望过高，否则，没完没了的遗憾。 “大篷车”奔向怒江。 在众多的《文史资料》里，在国民党特赦将领为他们自己评摆功绩的文字中，几乎所有提到远征军的回忆都会提到他——怒江。 站在怒江桥头，盯着桥下湍急奔涌的江水，望着前面莽莽的群山，我想着远征军。过了怒江，前面一切都是未知，在那茫茫的野人山里是否还有幸存的迷路失踪的弟兄？当后人松开了过紧的裤腰带，指摘着前人奋斗的无谓和愚昧，要知道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和有限的选择，就像后人每天捧着碗嚷着要添饭一样自然。 “小张，离开了大理姑娘别想不开。”齐存看着发愣的我开着玩笑。 “纵身跳怒江足够悲壮。真有人跳过，倒不是为了理想，只是为了履行军人的天职。”我还陷在我的思绪中。 面对着对岸西下的残阳，我整理着我的思绪，讲着我所知道的远征军的故事，关于怒江的传说。 他们两个默默地望着对岸黑黑的山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也曾经是职业军人，也是战场上的血肉之躯。没有党派之争，没有国军共军之分，他们向着上一代职业军人前辈们献上他们的尊敬。 回到车上，我们一面谈着战争与军人，一面奔向血红色的晚霞。 （２２） 又见到了傣族少女细细的筒裙腰。 瑞丽，是我们老袁的革命根据地，当年他就从这里跨过界碑参加的革命。这里算他的“老区”，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撒的计算机种子特别多。我们的据点就扎在了瑞丽，然后不紧不慢地下乡“扫荡”。在这一带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混了快半个月。 闲的时候，我们就去逛市场，两边的都逛。这里一直就是中缅边境贸易中心，交易（也有人管这叫走私）从来就没有断过，最紧张的“一打三反”时想禁也没禁住。街上从电子表、打火机、电饭锅、电视机到金银手饰、宝玉钻石、草药兽皮、木棉大米应有尽有，货币通用。 畹町镇是滇缅公路的出口，商业活动更繁忙。看着人家忙活，我也开始琢磨着下回过来倒腾点什么去对面。 也不知哪顿没伺候好，黄河掘口子了。开始没在意，后来下到友谊农场时觉着应该正确对待了，就地抓了一瓶“痢特灵”。又抓紧把剩下的两个点跑完，我们就班师还朝了。我可不想等二哥来给我献“高山下的花环”。 （２３） 一路上，我一直靠友谊农场医院给的“痢特灵”撑着，由于饮食不正常，过潞西又加上一瓶“胃舒平”。再次回到昆明时已经又黑又瘦，痢疾基本上痊愈，但肠胃却一直没恢复。下面就只剩滇北一条线了。 出去快一个月，信件攒了一大摞。母亲又来信叮咛注意身体，不要生病。大哥、二哥、大姐对我上封信中表现出的快乐心境感到很高兴。 看完了家信，又拆开海外来信。上次那学校的录取通知和Ｉ－２０又来了。一看发信时间，哇，一个多月了。这两个月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竟没有找人帮我照看一下信件，从下面农场打回过几个电话来都忘记了问一声。在下面时候，只有每回跟人家说“有问题给我打电话”时，我才会想到我可能会离开公司，并为这个可能无法兑现的诺言感到内疚。 匆匆过完了剩下几封好坏消息兼半的海外来信，我马上又回到了公司，坐下来给学校打回信。曾经熟练的手指现在笨拙地轰炸着打字机键盘。 “亲爱的霍夫曼教授： 非常谢谢您的来信。谢谢您实现您的诺言再次录取我。我决定接受学校的录取。今年我一定会按时报到。 忠实您的， 不光” 打完信，封上口，我搜遍了各处都找不到一张一块一的邮票。比起从前号称的“职业七段”来（注：职业七段联系出国选手），现在的“业务”实在是生疏了。还不知道现在邮资涨了没有。 从邮局回来，我去向老蒋去请假办签证。现在我己经不再是挂名的“溜子”了。 老蒋一口答应。说什么时候都行，看着我这样子，他建议我先养养身体。我说我想尽快去办了，省得夜长梦多。老蒋略一沉思，说：“成都科协有些产品，你顺路去看看，就算给公司出差吧。”老蒋想得真周到。 从成都回来后，我又准备上滇北了。老蒋说这趟可以让小齐自己去送，因为我要走了，可以早点回家去看看。我说：“不消，这事我已经很熟悉了。我想把它给干完。”我知道，滇北元谋还有壮丽的土林。另外，我还答应给大城搞两箱烟呢。 休息了一个礼拜，“大篷车”又驶向古代猿人的家乡。 （２４） 滇北这一趟是我跟老林去，他正好要回供销社去看看。 临行的前两天车队又搭上来两个“溜子”。这俩人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下云南来“采风”经费又不够。不知怎么就找到了二哥，说他在云南混得久，给帮着想个办法蹭车。 二哥一口就答应下来了：“行呵，找我弟去，我弟还在云南当‘溜子’呢。赶紧的，说不定还能赶上。”这不，他们就还真来了。 “二哥还没给我平反！俺现在已经变成‘空子’了。”我首先把我的成份给重划了。然后接着说：“这回我们车空，你们俩跟上没问题。但这次路途近，只到彝族区，一共才一星期，能有多少音乐素材全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一星期也好。”两个人附和着。 看二位没什么艺术家的热情，我想他们该不是“混混”吧？ “条件嘛，第一，创作出来要给我们公司鸣谢。第二，出了带子给我一盘。我九月初要去北京，到时候找你们要。”我也要来个名利双收，不能太便宜了他们。 “大篷车”扬着红土向北行驶，第一站我们就停在了禄劝县城。供销社主任老常隔老远就迎着我们。 当天给供销社装完了机器就吃饭，席间，我自然而然地弄出来了两箱烟。 第二天，我们又随老林去了他曾经战斗过很长时间的寨子。 寨子里的彝民很热情，端上了浓烈的烧酒。 老林用汉彝相杂的话跟不同的人交谈着，同大家一起大碗大碗地喝着白干。小白、我和两位作曲家只敢混在席间“频频举杯致意”。酒菜过半，我提醒老林说这里还有人等音乐素材呢。过了一阵，席间响起了朴实的彝人民歌。黑脸彝族壮汉用他浑厚的嗓音领唱，随后大家跟着合唱。领唱的旋律变化万千，符合的声音千篇一律。听了两遍之后，尽管我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我也加入了合唱的行列。民歌的广泛流传，也许正是由于这合唱的通俗与简单，而民歌的丰富多采也正是由于领唱的随欲创造与变化。气氛热烈起来以后，大家开始了轮唱与对唱，人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智。曲子的力度随着酒的消耗量增加而不断增强，一曲曲一直唱到天黑我们离去。 我们的任务随着给元谋农业局收拾完了最后一台机器而胜利完成。这时我更有着说不出来的轻松。我们第二天的计划是要去土林，老林说他知道有一片比旅游区更好的。我们说：“就随你了。”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启程。老林带我们当“步兵”，出门就爬山。一路上可把两位音乐工作者给累坏了。当我们登上小山顶的时候，太阳也恰好跳离对面山尖。看着下面沟沟壑壑的色彩，两位音乐工作者激动不已，也忘记了一路上的疲劳。 面对着红日，看着山下的景色，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陕北农民李有源。 下了山，又趟过了一条小河，我们终于进了壮丽又神秘的古河滩。 河滩上很安静，安静得似乎听得见古猿人长长的喘息。 两旁就是高高的土林，一根根，一片片。红白黑黄绿，五彩相间，层次交错叠落。老林说他第一次来这里时还是知青，以后每次来这里的形态都不一样，雨水的冲刷会改变它们的模样，由于土的层次不同，冲刷后颜色也会改变。 色彩与变化，这正是元谋土林的魅力。 老林边说边招呼两位音乐家别走散了。 一片片的土林把这里隔划得像迷宫一般，离开了河滩主干线，每一个支岔里都是别有洞天，但进入任何一个支岔都有着迷路的危险，老林一路上小心地作着标记。 就这么绕支串岔，十里古河滩，三个小时下来，我们才走了一点点。 坐下来休息，我们拿出了准备的乾粮填补肚子。音乐家趁机在本子上写着划着。 趁他告一段落，我说：“田老师，这次有素材了吧？这河滩上处处音乐，捧一捧沙土撒下去就是一小段儿。不过，可千万别抄人家的《大峡谷》。” “不会，不会，这里没驴可骑。”大概音乐家的腿又酸了。 “我们是骑着自己进来的。”另一个音乐家接道。 “田老师，前些天的调儿还记得吗？”我问。 “……，……”不愧是搞专业的，过耳不忘，哼哼出来还像那么回事。 “这《土林组曲》写起来可抽象。”我先把曲子名字帮他们编造好。 “慢慢体会，慢慢体会……”田老师不紧不慢地说。 吃完喝完，我们接着往前走。 六月的太阳把沙土地烤得发烫。伴着我们几个人沙沙的脚步，我回忆着这一年的生活，回忆着那一片片多彩的土地和一处处独特的风情。我忽然听到了热空气中徊转着一个旋律，让我怀念，让我激动。这是一个由古老的河滩，五彩的土地，灿烂的文化共同构成的旋律，不用想，也不会忘。 在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过河，离开了这鲜有人迹的古河滩。 （２５） 终于要离来这块红土地了，我逐门逐户地向曾伸出过援助之手人们告别。最后是公司为我送行。 在华山餐厅里，大盘子底终于开始局部重见了天日，酒气醺得大家话格外地多。因为都知道我的胃病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大家也就没有使劲地劝我酒，菜我也只是淡淡地吃了一点。 老袁看我吃得不多，想起来我在呈贡时吃豌豆粉的馋样，就问人家有没有豌豆粉。餐厅的山珍海味无数，唯独找不出这街头上的玩意儿，让老袁不胜遗憾，约我下次回来他再带我去呈贡，不贩蒜苔，专吃豌豆粉。 老林开玩笑说公司应该每个月给小张往美国寄一块豌豆粉去。小齐说还要有烧饵块、米浆粑粑、豆花米线。小齐经常跟我一起十点半跑出去吃早点，他对我早餐杂食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我说：“我到是想要，美国海关不让进去。不消了，每年给我寄两听‘大片云腿’罐头就够了。” 老蒋说：“农大的滕经理昨天跟我吹农大如何如何，我说，这有些哪样（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公司也派出国留学生。” 老袁接道：“是了嘛！今天我在三楼走廊里看见两个土壤所的，上次的他们土壤分析仪还是我给送去的。今天喊他一声头也不回。后来跟外办孙科长一问。原来两个是要出国进修喽。架子这般大！我挨孙科长讲：‘我们公司小张马上也要出国。’老孙问：‘我咋个晓不得？’我讲：‘我们派的是自费生，不消劳你外办大驾了。’” 我很感动。他们为我的出国而骄傲，因为我是公司的一员。从前，尽管开发公司每年提供奖金，厅里的许多人认为开发公司只是一帮倒卖农副产品的乌合之众。这次回来，我感到这有所改变。如此广泛地给基层单位配置计算机，这在这里是第一次，下面的反映又很好，这对公司是一件很光彩的事。至少可以部分地堵住那些整天坐办公室里，捧着一杯茶，拿着奖金，说我们闲话的嘴。 回首往事，我曾经为了自己多跑一些地方，没有买先进的机器，我也曾为此而感到过内疚。通过这两个月，我却很为此而骄傲，我让更多的人见到了什么是计算机。对农场来说，ＩＢＭ与“苹果二”没有差别。在下面，看着三十年前的水泵仍在扬水，看着四十年前的道奇车依然在跑。我猜想，这三十七台“苹果二”也将会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我曾经贪心地吃下了这么多台“苹果二”。但西双版纳一趟，我已经意识到这对我个人来说不是件好事，十台ＩＢＭ同样能使我完成我的旅程。当我走瑞丽、元谋之旅时，我已经把下专州当成了我的一件事业。从晋宁开始，我就感到从未有过的知识价值。价值，因为别人需要。我曾经把署着大名的文章投向杂志，那时只感到过属于自己的价值，以致于过后感到了一丝丝的空虚。在农场，我多次面对类似这样的问题，下雨天计算机能不能用，天热能不能用，阴天能不能用，晚上能不能用。如果在一年前，我会把这当做笑料，今天我却笑不出来。我知道他们真的想要知道这些，想要好好的利用计算机。他们真的把计算机当做神一样待，希望神明显灵，但又怕伺候不好它。 我想到了小齐曾讲过的英雄论：“上山前，英雄是假的。在山上，英雄是真的。下山来，英雄是虚的”。上山前，别看决心书写了一大堆，没有上级命令，没有几个人真想伸着脖子去当英雄。在山上，在潮湿的洞子里，不战斗，光蹲上三天就够英雄了，更何况，热战冷枪随时都能给英雄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下山来，当上了英雄了。在五彩的光环下，英雄被塑造得的象患了浮肿。其实很多英雄行为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动机也只简单到为倒在身边的战友复仇。 在我正开小差遐想之时，老蒋趁气氛热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建议：“小张你把你家里的地址留下来，年终发奖金时我们好给你家寄去。”“对，分奖金一定不能忘了小张。”“今年的项目多，效益一定会很高。”“要不要我们换成美元给你寄美国去。”大家纷纷附和着。至此，我不能不佩服老蒋的领导艺术和他办事公开透明的作风。这也是公司内部和谐的原因。“另外，你到北京后把车票寄回来。你来了一年，还没有用过探亲假，这次也按政策给你报销。”老蒋接着说。 说到探亲，老袁又开口了。“小张，你走了我们云南这么多地方，你看中哪里的姑娘了？讲出来我们给你挑最好的去。” 这话题一开，气氛更加活跃。 老林问：“滇北的彝族怎样？” 我说：“太黑了。” 小齐说：“白族，白族姑娘长得白。” “白族不错，出过五朵金花。” “撒尼族里也出过阿诗玛。” “傣族……” “傣族的小张可不敢要，太厉害，光天化日下抢人。”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就象明天就要给我迎亲了似的。 “傣族也要，白族也要。云南二十三个民族一样来一个。”为了防止被“车裂”的危险，我赶紧扩大播种面积。 “小张，你快成林立果了。”老蒋说。 讲到林立果，老袁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老奈发言批判：‘林秃子就是坏！他偷偷穿了马克思的外衣，带着老婆一群，偷了毛主席家的三支鸡，逃苏联。摔死在瘟猪身上，真是该死！’” 这个以不同方言流传于民间的笑话，又转移了大家的话题。 一阵哄笑之后，老林说到：“在彝族山区的卫生院，老奈去看感冒。医生问她：‘汉族吗彝族？’老奈回答：‘汗倒是不，就是干冷干冷的。’” 在笑得揉肚子之余，我也讲了我刚来时发生的误会。“刚来昆明时，在公共车上看见俩人吵架。最后评理时，一个说‘她先操我的’，另一个也说‘他先操我的’。我很纳闷，我看了吵架的全过程，当时谁也没有什么流氓行径。后来才明白，这里的‘操人’就是‘骂人’的意思。” 老袁不甘落后，也开口说：“官渡的农民进城看电影，在电影院里饿了，就拿出自己带的粑粑吃。电影院的大姐告诉他们电影院里不准吃零食。他们说：‘你阶，我们这不是零食，我们这是正顿。’” …… 大家高兴，一直闹到很晚。 （２６） 第二天，小齐给我买来了去上海的卧铺票。他给我转录了那盘我最喜欢的滇军歌曲，送我作临别礼物。 临行，我一一握别了前来送行人们的手，登上了即将启程的列车。 望着站台渐渐远去，我戴上耳机，按下按键。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滇军歌曲。 “当你离开了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 可曾看到村边那棵亭亭的白杨”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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