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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往厂长办公室的台阶，像一排排光洁的牙齿，噬咬着甘平的双腿。她的膝盖像嚼得恰到好处的泡泡糖，又粘又软。 她还是来了。她不能容忍张文那几句话中恶毒的果肉，却接受了那个坚硬的内核：找个最大的官干干！可是，真到了刀兵相见的时候，她像做了贼似的心虚。阳光使夜晚那些振振有词的理由，褪色得只剩下一个“钱”字。为了钱去自己游说，真叫人为难呢。可自己不说，谁为你主持公道？连伟白都不理解。别的人将怎样看她？厂长会不会容她将话说完呢？如果厂长将她轰出来，那……她不敢想下去了。 台阶，终于走完了。她先推开厂长秘书的门。 一见甘平，秘书迎上来：“吃了您的药，我的病好……” “今天不谈病吧。我要找厂长。”甘平鼓足勇气说出来意。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微微有点抖。但一经说出，就像打响了第一枪，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反倒沉着起来。 “厂长病了？我怎么不知道？”秘书大惊失色。 “不是厂长病了。而是我要找厂长。” “噢，是这样的。厂长吗，工作很忙，今天上午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这是时间表，你呢，可以看一看……”秘书立刻习惯地打起了官腔。突然，他的眉心搐动了一下，他那没痊愈的病根不客气地提醒了他。他热情起来，又不显突兀地问道：“不过，事情很重要吗？” “对我来讲，它十分重要。”甘平有分寸地强调着。 “那好吧！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斗胆犯一回欺君之罪。厂长约了个客商来洽谈业务，人已经到了。我想办法拖住他，给你争取十五分钟的时间。记住！” 甘平已经径直走进了厂长室。紧迫感真是个好东西，它彻底根除了甘平的犹疑和怯儒，使她义无返顾地开始了这轮艰难的对话。 女厂长穿着一套土豆皮色有很多兜的工作服，背对着门凭窗站着，正在眺望她的厂区。她很瘦，衣服横竖都聚着不少褶痕，加上式样像外国的军服，一眼看去，她有些像个空投下来的女特务或是巴勒斯坦的难民。听到门响，她回过头来。那种从她背影所得到的落魄甚至委琐的感觉，顿然间消失了。在鹰翅一样的黑眉毛下，是两道很亮很锐利的目光，含威不露，带着一般女性所没有的肃杀之气。她的脸上浮着一种适度的浅淡笑意。见来人是甘平，那种为客商预备的纯礼节性的表情隐去了。 这瞬息之间的变化，激怒了甘平。她大踏步地走过去，腾地拉开她对面的弹簧软椅，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 “你好像是位大夫？身上药味很重。”厂长有些懒散地说。一边审慎地打量着甘平，一边用余光注意着门口，似乎预备客商一进来就把甘平打发走。 时间是宝贵的。必须单刀直入，一语中的。甘平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找您，是为了谈我的工资问题。” 厂长的脸色立即变得很难看：“如果你是为这个问题而来，那你可以走了。我已经在全厂大会上宣布过，凡是来谈工资的，我一律不接待。你的问题请去找具体业务部门。” “您的规定，全厂无人不晓。在这种情况下，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走出去。正是因为主管业务部门的不公正，我才来要求您主持公道：“甘平强硬地说。 “噢？”厂长略为有点惊异，一个外表文静的女医生，竟这样锋芒毕露。她不禁露出感兴趣的神色：“那你有什么要求呢？” “我的要求很简单。一句话——吃大锅饭。” 女厂长鹰翅似的眉毛飞扬起来：“在这间屋子里，我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工人和干部，都是异曰同声要求打破大锅饭的。说你这个话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讲讲你的道理吧。” “道理当然有了。只是讲起来大浪费您的时间，我打个比方吧。假如您这个厂是座庙……” “怎么能是庙！”厂长嗔怪地说。 甘平有些嗫嚅：这个比喻也是有点不伦不类。 见她尴尬，厂长反倒开心地笑了：“要是也只能是座尼姑庵嘛！” 甘平也轻松地笑了起来，一看表，不好！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她还没切入正题呢，赶紧一口气说下去：“就说是尼姑庵吧，住持或者方丈分粥时，每人一勺，轮到我了，偏一口也不给。我跑去问，告诉我是因为我碗里的粥，比别人原本就多些，这次就不给添了。我说，这碗里的僧食乃是别处化缘所得，与你这座庙可是没什么关系，套用一句时髦话，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了。所以，作为没有分上一口粥的我，要求吃大锅饭。如果分粥不是人人有份，而是真的拉开档次，按劳分配，那么，就请厂长考察一下我的工作实绩。我是劳得不够，还是劳得不好呢？因为扪心自问，钟还是敲得响的。如若这也做不到，就请厂长在公开场合宣布此次调资是属困难补助性质，不视好坏，只论多少，目的是填平补齐，削去虎头山，造一块大寨田，那我以后绝不会再来麻烦您。如果上面说的都不确，那就是我本人另有自己也不知道的劣绩，也请组织上私下里找我谈谈，看我够不够进公安局的资格。纵是做鬼也心里明白。几个方案，请厂长给个答复，之后我转身就走，永不打扰！” “做为一个医生，嘴不应该这么厉害。”女厂长皱着眉说，“我也不是街上的修鞋摊，不能立等可取，我还得再听听另一面之辞。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此次以你工资基数较高为理由，未给你调级，你有意见。是这样的吧？” “是的。”同刚才的慷慨激昂相比，甘平此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吐过之后，反倒像散了架似的心虚。 “有件事我想问你。当然喽，你也可以不回答。长工资的名单目前还在保密阶段，你是怎么知道的？” 伟白看来要被她出卖了。甘平有点后怕。但事已至此，她不可能说别的：“这个，无可奉告。” “好吧，你可以保守秘密。但私下里传递这种信息是不正常的。这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一点。其二，我想知道你的消息是否准确。” “绝对可靠，明摆着的事，如果它是假的，证明此次调资有我，我还有什么必要来找您呢？” “关于这件事的可靠程度和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会加以核实。”厂长扶起粗钝得几乎看不见尖的红铅笔，在画满字迹的台历上又做了一个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 时间只剩下三分钟了。甘平的话已经说完，她悄无声息地拈起一把竖刀，削了一支有着优雅坡度的红铅笔，轻轻地放在桌上，算是自己的谢意。现在，她可以走了。无论事情是什么结果，她的心已经安宁了。 “如果一切属实的活，”厂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将运用厂长的职权，予以干预。” 这最后一句话，她说的格外轻，甘平却感到了它非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事情总可能有两种结果。即使调不上工资，希望你不喝粥也撞钟，而且还要撞得更好。”厂长结束了她的谈话。客商在秘书的陪同下，已经出现在门口。 整整一天，甘平都处于一种无名的兴奋之中。厂长并不像伟白说的那样严厉和不近人情，她得到了比期望更多的东西。 晚上，张文又接着讲他的经历，甘平也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听下去—— 所谓跳楼货，是上千米纯白涤纶，白得像冰和雪的混合物，莹白闪亮。进的时候想价钱很便宜，颜色也很漂亮，就买了不少。谁想到西北风沙大，白色太不禁脏，除了医院和饭馆以外，没有人爱穿这个颜色。可那时，哪有用白涤纶做工作服的。货一压，上万元资金无法周转，等于一分钱也没有。这对寡妇母女开的小店是笔沉重的负担，难怪要跳楼了。 我一声没吭转身走了。我也没办法。但我开始琢磨这件事。正在这时。我继父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爷爷死了。按继父家乡的风俗，须得长孙回去扶灵。我于是跟着继父回到江南。这是我第一次进玉门关。一路上长了不少见识。丧事办完，我对继父说要独自去上海看看，继父一分钱没给，总算是答应了。 看了上海人的穿戴，一个主意就想了出来。我在南京路上买了一种很便宜的面料，却进了家很有名气的西服店。老裁缝一边量尺寸，一边唠唠叨叨：“你身材蛮好的，这样便宜的料，要的式样又不古怪，到外面去买现成的好了。在我这里做，手工贵得很呀，想想好，莫后悔的。”我说：“不后悔。手工费该多少我给多少。只是衣服只要裁好，不必缝上。”老裁缝眼睛瞪得鸡蛋大，嘴里可没吱声，大概认定我的神经出了毛病了。几天后，我取回半成品，顺便向他请教白色西服上钉什么样的扣子好。“乳白色，有凹凸的那种。”说完又开始不停打量我。我谢过他，买了扣子，回到H市。 “把你积压的白涤纶赊给我够做两套衣服的料。”我对大红妈说。 别看那东西放在那儿一文不抵，听说我要赊帐，差点没把我吃了：“看不出来，你倒算计起我来了！到时候积压的货卖不出去，你先混了两身衣服溜了，我找谁要帐去？告诉你，本店概不赊欠！” 对付这种老板娘，你有什么办法。我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家里那个样，我哪能再向妈妈伸手。这次去上海买衣料付手工费，都是借的钱。两身白涤纶虽不算贵，可我真没辙了。 “我借给你。” 说着有人递过钱来。我一看，是大红。当时也顾不得说别的，就把钱交给大红妈，我这未来的丈母娘还真收下了。从柜台里拿出来的钱，转了一个圈，又塞回柜台里，我这才算拿到布料。我把它从中一撕两半，把其中一份放在柜台上，对大红妈说：“请你找个女的，长相可以不论，身材得好。用这料子找最好的裁缝做一套西服，天天穿上在人多的地方走动。手工费算我的，记在我帐上。你要是觉着不保险，就让你女儿再借我点。一个男子汉，我将来就是砸锅卖铁，也赖不了这笔帐。这是和白西服配套的扣子，叫她钉好，三天后，咱们人多的地方见。”说完，我挟上我那一半料子，找着裁缝，比着上海带回来的样子，精工细做了一套西服。 三天后一大早，我就到了市中心。没想到，有人比我到的还早。满街的赤橙黄绿中，她那一身笔挺的白西装，别提有多潇洒显眼了。“大概是个华侨，你瞧那衣服有多派！”“若要俏，需带三分风流孝，想不到纯白的衣服这么风头！”人们议论纷纷，不知是说她还是说我，反正我的模特战术成功了。走近一看，那女的原来是大红。 “真不错啊！想不到是你亲自来了。姜还是老的辣，用了我的钱，给自己女儿做了套衣服不说，连雇人当模特的钱也一块儿省了。”不知怎么，见是她来我挺高兴。 她的脸一下变得比衣服还白。我一看，赶快说：“咱们分开行动。你往东，我往西。”我管不住自己这张嘴，生怕又冒出什么话伤了她的心，干脆兵分两路吧。 一路上，不断有人问衣服是哪买的，我都把他们打发到大红她们家的店里去了。一会工夫，大红找我来了，说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老跟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瞧。她有点儿害怕。我听出了她的意思，就说：“你要是不怕我影响了你的光辉形象，咱们就联合行动。”她听完只说了一句：“你别冤枉我妈。是我自己要求的。”这一回，我可再没敢说什么不中听的话。 我跟她一块走，中间隔得老远。可我马上觉得靠近她这半边发热，离她远的那半边身子发冷，连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街上转得差不多了，我们俩商量好晚上去电影院。 不管买的是哪一排的票，我们都跟人换到第一排去坐。看电影第一排可不是什么好座，所以一换就成功。早早进去，单等开演的铃一响，四周灯光渐渐暗下去，电影机把明亮的光束打到银幕上，我和大红就站起身来、肩并肩地缓缓地沿着逐渐上斜的南道往外走。不是我吹牛，只听唰的一声，全场上千双目光就都集中到我和大红身上，到处是啧啧的惊叹之声。当时正上演一部很卖座的影片，天天爆满，我们每晚花一毛五买张票，进去展览一回白西服。到了第七天，大红妈一边抱怨量布量得胳膊酸腕子疼，一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白涤纶已全部售出，连我们俩身上穿的这两套，她都给卖出去了。定了货的人明天一大早来拿，要我们赶紧脱下洗净熨平。价钱里加了手工费不说，因是在上海定的样子，连扣子都是正宗的上海货还特别加收了钱……我听着没表态，只觉得全身比拉骆驼耙了一天搓板路还累，这毕竟是我办成功的第一件事。大红拉着我，又要去电影院，她妈愣了：“料子都卖完了，还去干什么？”“去看电影！”大红没好气地说，“我们到现在，连电影是什么意思的，还不知道呢。衣服也不能卖，我还得留纪念呢………”“什么纪念？”一向精明的大红妈糊涂了，我却明白了。 就这样，我正式辞去了养路段的工作，进了大红家的店当伙计。山上的弟兄们舍不得我，叫我啥时候混不下去了，再回他们那儿。我答应了。心里想的是：等将来我自己开了店，有了钱，我先买一辆车，送给山上的道班。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那种丰田车，养路工再有了病，也就不怕了。 难办的是我妈。继父倒好说，见我挣钱多对我比以前客气了。我妈一听说我要跑买卖，吓得差点没昏过去。我对她说，“妈！咱们穷了一辈子，你就让我试试吧！”她连听都不听，说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就变了个方式：“妈，您要不让我干，大红可就不跟我了。”这一招还挺灵。我妈那时已见过大红，虽说她漂亮得令人不放心，可看得出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要是我真回山上再去当养路工，别说大红她妈不会让姑娘嫁给我，只怕连个老婆也找不上。好说歹说，最后看在大红的份上，才没有拼上一死阻拦。 要说没人要的白涤纶怎么能卖出去，捅穿了，也很简单。我从杂志上看到，服装市场预测，春节联欢会上，张明敏穿了一套白外衣，多么引人注目！一首《我的中国心》唱遍了大半个中国。歌走红了，人走红了，白色的张明敏服必将风行。只不过当时的H市还没有兴起。西北人忌讳白色，平常没有人用它做外衣，有一弊也必有一利，看到白色后就会分外注意。基于这种分析，我决定领导一次H市的服装潮流。西铁城可以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我也试一试，结果，我成功了…… 甘平简直是在期待着张文的故事快快讲完，伟白快快睡着。她好把自己首战报捷的好消息大声宣告给一个一门心思想打败甘家的狼崽子。 在几乎与昨晚的同一时刻，甘平和张文十分默契地又聚集在小客厅里。甘平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白天的事。 张文自始至终表现得异常冷淡。 他一直在内心咒骂着自己。傻瓜，你从此得时时记住，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宠儿，有着优越的地位，纵是一时受挫，也会轻而易举地摆脱出来。焉知她所说的那个女厂长不曾与甘家有什么瓜葛？焉知甘平表面拒绝而私下没送一份厚礼？焉知她说的是否是实情，还有多少内幕不曾托出……这种人一辈子会一帆风顺，你一个受尽磨难的穷小子想大包大揽地施恩于他们，你又出丑了！你永远只是个被怜悯过的人，被人施恩的人。 想到此处，张文觉得牙根有些痒痒。他发狠地暗里盘算，我要继续住下去，起码等到那个长六块钱的最后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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