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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有: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舞,铁划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泽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朋友,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在政坛上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地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关。《坚二瓠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人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六岁当头。”把那个倒霉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霉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做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于军阀时代军法处长,可以随时随地祭出法条杀人。有一天,他阁下正在问一件官司,众死囚跪在堂下,面无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问着问着,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对联,只听他朗声吟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吟到这里,想不起下联,就像着了魔一样,闭目启唇,喃喃不休。一个死囚福至心灵,乃叩头曰:“小的愿对。”韩雍先生曰:“好小子,能对上来,饶你不死。”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雍先生大喜,提笔一挥,饶了他的尊命。
  呜呼,这算啥话?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财产、荣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有理没裁判这地,可是法官老爷却老僧入定,只想对联,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诉了半响,好像把黄汤灌到驴屁股里。而该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杀他父亲母亲判死刑的乎?是放火抢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后杀判死刑的乎?古书的作者对法律的尊严没提一个字,对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彻肺腑的家人亲友,也没提一个字,反而把这种混蛋举动,称之为佳话,真是婊子养的也。
  当然,也确实有佳话的,吾友纪晓岚先生,有一天接见他一个学生,该学生见了这位尊而多金的老师,当然磕头如仪。
  ——插嘴中的插嘴: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脆,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清王朝一位头子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就因为英国特使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发雷霆,但马甘尼先生不像中国官之软骨头,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后来,马先生让了步,但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条腿,不能采取中国式的两条腿咕咚一声的跪,至于把头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当人的情形,但比较起来,程度上有其差异。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脚、宦官、辫子和跪拜磕头。有些酱缸蛆正在用劲复古,千万手下留情,别把这一类的古也复了出来,那就不好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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