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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有：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舞，铁划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泽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朋友，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在政坛上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地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关。《坚二瓠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人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六岁当头。”把那个倒霉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霉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做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于军阀时代军法处长，可以随时随地祭出法条杀人。有一天，他阁下正在问一件官司，众死囚跪在堂下，面无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问着问着，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对联，只听他朗声吟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吟到这里，想不起下联，就像着了魔一样，闭目启唇，喃喃不休。一个死囚福至心灵，乃叩头曰：“小的愿对。”韩雍先生曰：“好小子，能对上来，饶你不死。”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雍先生大喜，提笔一挥，饶了他的尊命。 　　呜呼，这算啥话？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财产、荣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有理没裁判这地，可是法官老爷却老僧入定，只想对联，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诉了半响，好像把黄汤灌到驴屁股里。而该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杀他父亲母亲判死刑的乎？是放火抢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后杀判死刑的乎？古书的作者对法律的尊严没提一个字，对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彻肺腑的家人亲友，也没提一个字，反而把这种混蛋举动，称之为佳话，真是婊子养的也。 　　当然，也确实有佳话的，吾友纪晓岚先生，有一天接见他一个学生，该学生见了这位尊而多金的老师，当然磕头如仪。 　　——插嘴中的插嘴：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脆，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清王朝一位头子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就因为英国特使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发雷霆，但马甘尼先生不像中国官之软骨头，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后来，马先生让了步，但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条腿，不能采取中国式的两条腿咕咚一声的跪，至于把头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当人的情形，但比较起来，程度上有其差异。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脚、宦官、辫子和跪拜磕头。有些酱缸蛆正在用劲复古，千万手下留情，别把这一类的古也复了出来，那就不好意思啦。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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