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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于本世纪来临，直到纪元前一世纪（那时，中国从分裂纷乱中终于凝结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奠定中国的基本疆土，更奠定中华人的一项伟大的传统价值——大一统的心理基础）。在学术思想上，大黄金时代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这项灿烂的景观，要到两千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初叶，才再重现。所以大黄金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春秋时代于本世纪一十年代结束，吴王国亡于暴发户的越王国，五霸遂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一个新型的为时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揭幕，越王国在消灭了强大的吴王国后，即从重要的国际舞台上若隐若现。久困于内部纷争的晋国，最后也被三大家族瓜分为三个独立封国。
国际权力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即战争更多，战争的规模更大，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更巨。
本世纪（前五）跟上两个世纪一样，大国继续疯狂地并吞小国，强邻继续疯狂地并吞弱邻，国君被逐被杀的事件，继续疯狂地不断发生。
并吞的记录：
一、楚王国并吞顿国（河南项城）、胡国（安徽阜阳，不是纪元前八世纪被岳父灭掉的那个胡国）、陈国（河南淮阳）、蔡国（安徽凤台）、杞国（山东安丘）、莒国（山东莒县）、密国（河南新密）。
二、吴王国并吞越王国（浙江诸暨，不久复国）。
三、宋国并吞曹国（山东定陶）。
四、晋国并吞泫国（山西高平）、代国（河北蔚县）、仇由国（山西孟县）。
五、越王国并吞吴王国（江苏苏州）、郯国（山东郯城）。
六、秦国并吞密国（甘肃灵台）。
逐君杀君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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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前五）被并吞的封国数目，跟逐君杀君的数目，看起来似乎比从前减少。事实上是大多数封国的灭亡，都没有记录可寻。小封国如此，较重要的封国有时也如此。
被并吞的不仅仅是小封国，强大的五霸之一吴王国，以及十二重要封国中的陈国、蔡国、曹国，也都不能幸免。显示出一种现象，即强国不再以霸权为满足，不再以拥有尾巴国为满足，它要直接控制土地。不再以国君臣服为满足，而要把国君排除，直接统治人民。封国数目减少，国君数目也跟着减少，灭它们杀他们的事件自然也跟着减少。二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
在不断战争和不断政变声中，出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从本世纪（前五）起，直到纪元前一世纪，绵延四百余年，它包括下列一个较短的时代，一个较长的时代，和三个强大的王朝（王国）：
一 春秋时代末期 本世纪（前五）
二 战国时代 本世纪（前五）——前三世纪
三 秦王朝 前三世纪
四 西楚王国 前三世纪
五 西汉王朝 前三世纪——前一世纪
中国社会结构，在本世纪（前五）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是一种广大的奴隶群和贵族并存的社会。因为土地权来自分封，也就是只有国君跟贵族才有土地，而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奴隶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连自由权也没有，他们来自战争时的俘虏，获罪于贵族的平民和奴隶的后裔——奴隶的后裔永远是奴隶。奴隶所以在社会结构上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耕田系使用木犁，木犁必须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动。大黄金时代开始时，铁器开始普遍，除了用于战争外，也用于把木犁改为铁犁。尤其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人们发现如果使用牛马拉动铁犁，会比使用奴隶耕种的速度更快，收获也更多。这就跟十九世纪内燃机出现，终于代替了牛马一样。不仅产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会巨变，促使奴隶制度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两种新兴的事物：都市商业阶级和土地重新分配后的地主阶级，向旧日的木耕人耕时代的奴隶主，也就是世袭的贵族阶级挑战，世袭的贵族们不断地挣扎反攻，也曾不断地获得胜利，但发展到纪元前三世纪时，失败已成定局。
在这种社会结构巨变之下，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甚至造成大量伤害，但它喷出的火山灰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世袭贵族千余年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而失去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和知识，而且即令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是封闭的，平民永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从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份大乱，七窍生烟。但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却因此而在这个时代中萌芽成长。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美不胜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纷纷出现，光芒四射，使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进入空前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式的国际并吞战争，在纪元前三世纪结束时，大黄金时代达到巅峰。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汉人之外，还包括其他多种民族，如苗民族、瑶民族、戎民族等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一。接着是纪元前二世纪开始，西汉王朝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华人凝结力更强，各民族到最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
最重要的是，大黄金时代一些伟大的成就，几乎全由中华民族单独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像一头不停撞树的牛犊，从不后看，而只勇敢向前。
所以我们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它的创造人是上世纪（前六）末，才从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现在让我们继续叙述他的事迹。
本世纪（前五）第一年（前五○○），鲁国国君姬来跟齐国国君姜杵臼在夹谷（山东新泰）会面，孔丘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姬宋的宾相。于是儒家学派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了，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节目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丘根据儒书，指责齐国不该使野蛮人表演，而应使用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孔丘的门徒事后面不改色的宣称，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坟水以北一带土地（汶水以北、龟山以北之田）还给鲁国。
纪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议三桓拆除他们的都城，以求鲁国国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权威，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运动”。三桓对于家臣们不断地占据都城跟他们对抗，很早以来就深为苦恼，孔丘的建议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绝家巨擅权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赞成。可是，当叔孙家的后阝城（山东东平）和季孙家的费城（山东费县），都拆除了城堡，要更进一步拆除仲孙家的成阝城（山东宁阳）时，仲孙家的态度忽然改变。不但仲孙家的态度改变，连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觉到不对劲。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家巨利用，但也毁灭了保护自己对抗国君的力量。孔丘当然不肯中止，他请国君姬宋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讨伐，结果大败而回，只好眼睁睁看着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两个都城重建起来。这是孔丘企图恢复传统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堕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摄相事），三桓已经大为光火，面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说明凡是有权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顶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分、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二出奔卫国。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但对他却是幸运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门徒上。他曾经访问过齐国、陈国、蔡国，寻求一个能实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礼的国度，但他无法找到。最后，纪元前四八四年，他再回到鲁国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
孔丘回国时已六十三岁，继续教授门徒，传播他对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创时代的怀念和崇拜。又对下列五部当时已经存在的古老书籍，用他的观点，加以编纂删订：
一 《易经》
二 《春秋》
三 《诗经》
四 《书经》
五 《礼经》
注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中华人学术思想近两千年之久。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的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木寿)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的当作一本圣书。
《诗经》出现于纪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规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损失。《诗经》里的诗篇，包罗人生万象，从战争到和平；从闺房到宫廷；从农田到政府；从政治到恋爱，并且有很多其他书籍上所没有的情调和鸟兽草木的名称。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中必须经常引用上面的诗句，以显示他的高深学问，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当作辞典运用。孔丘的门徒再加发挥，索性把所有的诗篇，都赋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传》、《榖梁传》赋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样。这部诗选，遂被尊为经典，脱离了文学的范围，成为儒家的五种经典之一。连男女间的情歌，都被形容为圣人们庄严的政治意识（这使我们想起基督教《旧约》中《所罗门之歌》被诠释为上帝的预言一样，两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书经》又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包括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夏王朝，纪元前十九世纪商王朝，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观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比英雄还要高一级，所以他们的文告宣言自然成为经典。知识分子也必须经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为自己的意见找到权威论据。
《礼经》内容全部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所以孔丘认为礼的教育——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纪元前十二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正如一个政党的政纲政策一样，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体方案，全在这部经典之中。后来这部经典分为下列三书：《礼记》、《仪礼》、《周官》，内容更详尽，范围更扩大，但主旨不变。
——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纪元前四八一年，孔丘正在删订《春秋》时，有人报告他说，鲁国国君姬蒋打猎时捉到一只麒麟。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一种最仁慈不过的野兽，连蚂蚁都不忍心践踏。孔丘叹息说：“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圣明的君王，麒麟才会出现。现在世界大乱，它却出现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经干枯。”就此停笔。
——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因麒麟的出现而终止。明年（前四八○年），战国时代开始。
又明年（前四七九），孔丘逝世。
孔丘没有写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后，他的门徒把他平日的言论，摘要的记录下来，名为《论语》，跟“五经”一样”，也被列为经典。一个以崇古尊君为中心思想的儒家学派正式建立起来，众门徒分散四方，各为这个理想奋斗。《论语》所记载孔丘的言论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学派缺少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和一个为一种观念概括统摄而前后一贯的逻辑。但孔丘是一个经验丰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说的那些格言隽语，已能充分表达他思想的要领。若干世纪后，儒家学派发现杀少正卯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证明根本没有少正卯这个人。不过孔丘壮年时的政治生涯，似乎不应该影响他老年后的学术贡献。当他回到鲁国的时候，已有很大改变，他和蔼可亲，严肃而诚恳，对学生的教诲从不疲倦。严格地说，与其说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只作叙述，而很少创见。但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了解，使他对人性的弱点抱浓厚的同情态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视“恕”——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绝不勉强别人接受。“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
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黄帝王朝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孔丘开始刻意的美化他们，这是一个大契机，他为中华人提出一个美丽的回顾——而不是美丽的前瞻。从此儒家学派即以效法伊祁放勋和姚重华，为君主或人民的奋斗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动力，“仁”的内容是“爱人”，即一种真挚的纯洁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这手段优先的表现在孝顺父母的行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为的最低起步。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则绝对的可贵而且成功。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被儒家学派尊崇为“万世师表”，他那些精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论，留传下来，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孔丘的同时或稍前稍后，另有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兴起。并从他们身上，产生另外三个伟大学派：
一 李耳 道家学派
二 墨翟 墨家学派
三 李俚 法家学派
李耳，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人。他所生的时代，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本世纪（前五）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前六）人，有人说他是下世纪（前四）人，甚至有人说根本没有这个人。李耳在只剩下弹丸之地的周王国首都洛阳，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守藏室史）。孔丘曾到洛阳向他探询过关于《周礼》的若干细节问题，李耳用一种教训的语调回答：“你问的那些人，骨头都已腐烂，只剩下言论。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立即献身。没有这种机会时，不必勉强追求。我认为有钱的商人要像无钱人一样，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骄傲去掉，再把你的欲望去掉，这些对你无益。”这段话毫无系统，而且答非所问，但正击中孔丘的要害，同时也显示出李耳自己的思想。
——本世纪（前五）前四八四年伍子胥被“诬以谋反”自杀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辞职，骑着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过秦国的散关（陕西宝鸡西南）时，镇守关隘的司令官（关令）尹喜说：“你就要隐居了，盼望能给我们留下几句话。”李耳就在那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道德经》，然后出关而去，从此不知影踪。《道德经》也称为《老子》，只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在那个时代，写字是用刀刻在烧烫的竹片上，五千字已够这位老头受的了），李耳把宇宙发展的自然法则，命名为“道”，这就是道家学派的起源。不过李耳跟孔丘不同，他没有野心，也没有门徒，因之也没有发自门徒口中对自己的一些颂扬。但他仍被后世的学者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始祖，《道德经》也被尊奉为道家学派的经典。李耳的思想是对强梁世界的一种消极反应，是人类遇到不可理喻，而又无法抗拒的压力时的一种自解自慰的心理状态。他曾从他的老友常从那里，得到最大的启示。有一次，常从张开口问李耳说：“我的舌头在吗？”李耳回答说：“在。”常从又问：“我的牙齿在吗？”李耳回答说：“不在了。”于是他立刻领悟到柔弱者存在，刚强者灭亡的道理。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静，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李耳说，这样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的，会马上倾覆，可是实际上不但不会倾覆，反而更为坚强，因为它的发展是辩证的，极弱即是极强，后退即是前进，酒杯太满了必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李耳主张不要进取，只要耐心，不作为就是有作为，自然演进就是纳入规律。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墨翟，鲁国人，孔丘的同乡。但他在宋国（河南商丘）的时候居多，从没有当过官，也从不去追求当官。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和平、反浪费、反享受、反侵略——不是反战，而只是反侵略。跟孔丘一样的是，他也拥有数目庞大的门徒。跟孔丘不一样的是，他的门徒有严密的组织。孔丘的门徒全力从事于歌颂孔丘，而墨翟的门徒则全力从事于实践墨翟的理想。所以墨翟不仅建立了被称为墨家的学派，还建立了墨党——为实行墨家学说的行动集团，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政治性的组织。有一次。楚王国在科学家公输般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征服宋国。墨翟听到消息，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国，他从鲁国首府曲阜（山东曲阜）狂奔十昼夜，赶到楚王国首都若阝城（湖北钟祥西北人曲阜到若阝城航空距离六百一十公里，千山万水，盘旋弯曲，即以最低限度两倍计算，也有一千四百公里，只走了十天（那时代还没有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拼命奔跑的爱心。到了若阝城，就在楚王面前设置沙盘，演习攻防。公输般用九种方法攻击，墨翟用九种方法防御。公输般不能取胜，最后，公输般说：“我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不说出来。”墨翟说：“我知道你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也不说出来。”楚王听不懂他们的哑谜，墨翟说；“公输般不过以为杀了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的三百余门徒在禽滑厘率领下，已进入宋国，登城协防，等待作战。”楚王于是下令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正因为博爱与和平之故，这位思想大师提出若干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而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为什么人民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享乐挥霍？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那么多钱？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从事劳动生产，却平白受人供养？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隐蔽着的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显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气。也显示出墨家学派跟儒家学派恰恰相反，墨家学派追求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人际关系。
墨翟死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逝世），他的门徒把他生前的言论编纂为一本书，命名《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经典。
李俚，我们对他所知道的太少，只知道他在本世纪（前五）末叶，担任晋国高级官员。晋国分裂后，继续担任魏国高级官员。他指出米价太贵对消费者有害，米价太贱则对农人有害，他创办“平籴法”，即控制米价在一个水平程度，使魏国成为战国时代初期的超级霸权。李俚又参考各国的法律，综合成为一部法典，命名为《法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内容全是刑事范围，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法家学派认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法律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儒家墨家都有创始人。他们虽没有宣称他们创造了一个学派，但孔丘和墨翟很明确地被承认是领袖人物。道家虽没有创始人，但以后思想相同的学者却追认李耳是道家的始祖。法家则真正是一个没有首脑的思想巨流，李俚只不过时代最先，我们姑且用他来加强印象，事实上更先的还有五霸中第一霸齐国宰相管仲，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家，而且用法家的政策使齐国强大。但所有被称为法家的学人，并无意自称一个学派，更无意组成一个类似儒家墨家那样的门徒集团。他们只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这思想跟上述三家思想相异，尤其是跟儒家，几乎针锋相对。
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作为总结，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贵尊荣，看得都像天际的浮云，绝不追求，也不跟人竞争，如果有人竞争，他们就立刻退让，使对方在没有对象之下自行崩溃。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个苦行僧，无条件为他人分忧，在人类未能全部快乐之前，他们不单独快乐。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的实行法治，才能发挥国家的功能，完成秩序与和平。
儒、道、墨、法四家思想，是大黄金时代四种重要的思想。
然而，不仅此四家而已，当时曾有“诸子百家”的称谓，以形容新思潮的蓬勃奔放。不过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重要思潮，包括儒道墨法在内，只有十一家。我们把它列出一表，注明它们的主要学者和主要著作，以代替长篇累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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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等入小说家只是作者的分法。与传统的分法不同。传统分法是有的入赋家，有的入楚辞类。——编者）
诸子中的“子”字，在大黄金时代最为流行，它有两种意义，称人时意义是“先生”，称著作时意义是“全集”。如“孟子”，称人时指“孟轲先生”，称著作时指《孟轲全集》。如“公孙龙子”，称人时指“公孙龙先生”，称著作时指《公孙龙全集》。——只有李耳，据说因为他太老了的缘故，特别尊称他为“老子”，同时也用此称他的大作《道德经》。“诸子”，即“众先生”，也即“各种著作全集”。有时候对各种著作，统称为“诸子书”，这就比较清楚多了。在大黄金时代之后，为了表示推崇，对人偶尔还有“子”的称呼，但对著作，称“子”的混乱风气才全部绝迹。
前四家我们称它是一种学派，后七家实质上是一种专门知识或一种专门行业，跟哲学无关。但虽然跟哲学无关，却踉学术思想有关，每一种都有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著作，全部是大黄金时代新兴的思潮，从前根本没有，以后也很少出现——即使偶有出现，也被已经定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所排斥轻视。
促成这个伟大景观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二项：
一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中所产生的纷乱、黑暗、贫富不均和平民生活的痛苦，一些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遂有高级情操上的反应，各人按照着各人认为正确的方向，提出拯救世界，消灭贫穷的方法。
二 传统的权威，即世袭贵族统治的瓦解，像从苗圃上搬开了沉重的石头一样，新的花草容易勃兴。各国政府为了保持生存，不但不再支持旧的权威，反而打击旧的权威，帮助新兴力量建立新的权威。如各国国君大多数都抛弃贵族政治，竞争着从平民和奴隶群中，选拔人才——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对新兴思潮，是一种强大鼓励。
不仅仅百花恶放，百家争鸣而已，中华人的思想已进入无涯的空间，充满了想像力，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是活泼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大黄金时代是中华人最兴奋的时代。
让我们从学术思想的天地中走出来，回到战争和政治的世界。
上世纪（前六）结束时，春秋时代五霸的最后一霸吴王国夺取到霸权。但就跟从前它在楚王国背后悄悄举起利刃一样，正当它气焰万丈时，一个文化程度更落后的越王国，也在它背后悄悄举起利刃。
越民族的来历没有人知道，它的部落设在诸暨（浙江诸暨），酋长姒勾践宣称他们是夏王朝开国君主姒文命的后裔。实际上他们比楚民族距中国文化更远，血统也更不相干。他们使用一种比楚王国更难懂的言语，过着一种更奇异更野蛮的风俗习惯生活。吴王吴光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昧部落，当然看不上眼。纪元前四九七年，姒勾践宣称他不再是酋长，而是越王国的国王。明年（前四九六），吴光向他进攻，越王国在携李（浙江海宁）迎战，吴光大败，脚趾中了越军的毒箭，溃烂而死。儿子吴夫差继位，他每顿饭都命卫士大声问：“夫差，你忘记杀父之仇了吗？”他肃然回答：“誓死不忘。”两年后（前四九四），吴夫差作第二次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生擒了姒勾践。
对越王国如何处理，吴政府发生歧见，那位忠心耿耿，鞭尸案的主持人伍子胥坚决主张把越王国并入版图。而另一位高级官员(伯喜否)则坚决主张把越王国收为尾巴国，他们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当时吴、越两国的形势，跟上世纪（前六）鞭尸时吴、楚两国的形势不同，那时吴王国没有力量并吞楚王国，现在吴王国已有足够的力量并吞越王国了。可是，姒勾践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靠着谄媚和贿赂，使伯(喜否)提出与伍子胥相反的意见，并使吴夫差采纳那个意见。吴夫差允许越王国存在，但越王姒勾践必须拘留在吴王国的首都姑苏（江苏苏州）当作人质。姒勾践对这种苦难，只好接受，但他握有更重要的秘密武器——忍耐。有一次，吴夫差病了，姒勾践亲自去尝吴夫差的粪便，然后用一种唯恐怕别人没有听到和传播不广的惊喜声调喊：“病人的粪便如果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表示生理正常。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会马上痊愈。”
世界上只有少数像伍子胥那种智慧人物才能抵挡住谄媚和贿赂，吴夫差不过一个平凡角色而已，他被姒勾践装模作样的爱心深深感动。于是，只三年光景，就在纪元前四九一年，把姒勾践释放回国。姒勾践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挑选美女送给吴夫差，其中有一位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吴夫差特地在姑苏（江苏苏州）城外建筑一座最豪华的宫殿姑苏台，使西施居住。据说西施有一种“心痛”的病，大概是现代人称的胃痛。每逢西施病发，她用手“捧心”（掬在胸前）的时候，正是她最美丽的时候，吴夫差会魂魄消散，忘掉军国大事。姒勾践正要他如此，越王国在姑苏台的歌舞声中，秘密重整军备。
只有伍子胥洞察到这个危机，但有远见的人往往是悲哀的，他的警告没有人听，太多的警告反而使人憎恶。纪元前四八四年，吴王国进攻齐国，在艾陵（山东沂源）地方把齐国击败。吴夫差兴高采烈地向大臣们夸耀他的本领，伍子胥说：“越王国才是我们的大患，齐国不过小毛病罢了。这次我们如果失败，大王可能生出戒惧之心，反而是吴王国的福气，如今不幸胜利，大王一定心高气傲，再向中原进发，跟古老的晋国争霸。那时越王国乘我们国内空虚，发动突击，吴王国危在旦夕。”永无止境的忠言规谏，使吴夫差对元老大臣的容忍达到最后限度。伯(喜否)于是适时的揭发伍子胥的叛国罪行。——伍子胥预见吴王国不可避免的沉沦，在数年前出使齐国时，曾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大臣鲍息。通敌的证据没有比这更确凿的了，伯(喜否)用沉痛的表情指出：“无怪伍子胥总是反对进攻齐国，原因在这里。”吴夫差像一只被挑怒了的疯狗一样，狂怒起来，下令伍子胥自杀。
伍子胥死后第二年（前四八二），吴夫差果然率领大军北上，抵达黄池（河南封丘），这是南方霸权兵力到达北方最北的第一次，在那里大会各国国君争做盟主。当晋国稍为表示犹豫时，吴夫差就下令他的兵团擂起战鼓，晋国立即屈服。姑苏到黄池航空距离七百公里，急行军也要二十天左右，而经过二十天之久急行军的部队，紧张疲惫交集，根本不能作战。姒勾践抓住这个机会，向吴王国发动突袭，包围姑苏，焚烧姑苏台，大火一月不熄。吴夫差狼狈回军救援，就在姑苏城外，他的兵团一经接触，即被击败。吴夫差不得已，向越王国求和，姒勾践接受了，因为这时候他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明年（前四八一），春秋时代结束。
——二千年后的十九世纪，一个新的属于世界性的更庞大的春秋时代，再度来临，而且直到二十世纪，甚至可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跟纪元前古中国已逝去的春秋时代，无论在实质上和形态上，都有几乎全部相似之点。诸如：一、小国林立。二、大国争霸。三、政变不断发生，国家元首不断被逐被杀。四、不断有旧国灭亡，新国兴起。五、一次大战调整一次霸权。六、新生事物、新生思想、新生意识形态，如雨后春笋，不断向旧事物、旧思想、旧意识形态挑战，而且节节胜利——像民主终于战胜君主。七、因之卫道之士更艰苦、更痛心欲绝，用尽所有手段，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巨轮。
又明年（前四八○年），战国时代开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国际间战争更趋激烈的时代。
吴夫差堕落了，他沉醉在以西施为首的温柔乡中，再没有当年报杀父之仇时的英雄气概，一败之后，不能振作复兴。纪元前四七三年，距姑苏城外挫败整整九年，距生擒姒勾践整整二十一年，越王国发动全面总攻击，吴军崩溃，姑苏陷落。吴夫差逃到阳山（江苏苏州西北万安山），向姒勾践请求仿效二十年前的故事，准许吴王国降格为越王国的尾巴国。姒勾践答复说：“从前天老爷把越王国赐给你，你不接受。现在天老爷把吴王国赐给我，我不敢拒绝。”
吴夫差只好自杀，临死时用布把脸蒙起来，因为他在地下无颜再见伍子胥。吴王国立国一百一十四年，到此灭亡。
五霸也到此结束。
姒勾践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更是一个可怕的朋友。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主，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主。吴王国覆亡之后，姒勾践的两位智囊中的一位——范蠡（他一直在姑苏城陪伴姒勾践受苦受气），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位智囊文种（他担任宰相的职务，负实际政治责任，越王国在他手中复兴），信上说：“飞鸟射尽，良弓收藏。狡兔死尽，猎狗被杀。姒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鹰嘴，这种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姒勾践亲自送一把剑给文种，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付谁？”文种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当时的越王国跟上上世纪（前七）五霸之一的秦国一样，都是刚刚脱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缺乏。秦国是国君赢任好死后车家三良才殉葬的，而姒勾践还没有死，政治家已被葛除罄尽。
纪元前四六八年，姒勾践把首都从诸暨迁到北方六百五十公里外的琅琊（山东胶南），距齐国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只一百九十公里，这使齐国和鲁国都大为震恐，不得不谨慎而恭敬地对待这位言语不通，衣服不同，礼仪也相异的野人头目。
——姒勾践于迁都后逝世，他的后裔没有能力继续维持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制度，各部落酋长纷纷拔帐而去，越王国迅速没落。勉强支持到下世纪（前四）前三七九年，只好放弃琅琊，南迁到会稽城（浙江绍兴）。前三三三年，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国王姒无疆，攻击楚王国，兵败被杀，部众溃散，立国一百六十五年。
越王国像暴风下的沙堆，不断的层层吹散，最后一扫而光。晋国却像烈日下的冰山，经过漫长的时间，最后全部蒸发。晋国在二百年前上上世纪（前七）国君姬重耳即位时，追随他流亡的那些大臣，就组成了一个世袭的贵族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曾为晋国建立长期霸权。但他们的后裔不能像祖先们那样和睦相处，百余年排挤倾轧的结果，上世纪（前六）五十年代，只剩下六个大的家族：范家、中行家、荀家、韩家、赵家、魏家。六大家族共同掌握权力，成为鲁国三桓政治的复制品，晋国国君跟鲁国国君一样，地位越降越低。再经过百余年的排挤倾轧，到本世纪（前五）四十年代，六大家族又发生火并。范家、中行家在火并中失败，被驱逐出国，于是只剩下四大家族，各拥有强大的私家军队和广大的领土，晋国国君姬错忍受不住这种压迫，采取鲁国国君曾经采取过而终于失败了的行动，他秘密向齐国借兵，企图用外力解决内忧。四家得到消息后，立刻把姬错赶下宝座，姬错死在逃亡的中途。
然而四大家族间的均势不久破裂，荀家是四大家族中力量最强大的一家，族长荀瑶，一位非常聪明，因而也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兴起并吞其他三家的念头。也开始向其他三家勒索土地，韩、魏两家不敢不答应，但赵家族长赵无血阝拒绝。荀瑶大怒，纪元前四五六年，他邀集韩家族长韩虔、魏家族长魏驹联合进攻赵家的根据地晋阳（山西太原），约定把赵家灭掉之后，三家瓜分它的土地。晋阳城很大而且很坚固，围攻了两年，都无法攻下。到纪元前四五三年，联军决开汾水的堤防灌城，水势浩大，仅差两三块板的厚度就灌到城里去，情势危急万状。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外交史上最大的奇迹。赵无血阝派遣密使潜入联军营帐，向韩虔、魏驹分析当前的形势：“荀瑶的欲望没有止境，人人皆知。在力量相等的时候，韩、魏二家还要割地给他，如果赵家灭亡，你们有什么把握能分到土地？即令分到，你们又有什么把握不再吐出来？即令不吐出来，你们又有什么把握不再被继续勒索？不如我们三家联合，瓜分荀家。赵家死而复生，永远感激你们救命大恩，你们也自此永远免除被并吞的恐惧。”两家同意密使的见解，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于是，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韩、魏、赵三家联军向睡梦中的荀家兵团发动突击，本来灌城的汾水汹涌的奔向葡家防地，荀家兵团全军覆没，荀家全族被屠，赵无血阝把荀瑶的人头拿来当作尿壶。
现在，晋国只剩下三大家族。史学家为了方便，像称“三桓”一样，称韩、魏、赵三家为“三晋”，晋国国君就更没有份量了。反而到三家去朝见。
本世纪（前五）结束前三年（前四○三），那个早被人遗忘了的，住在洛阳穷苦王宫里的周王国第三十八任国王姬午，在收到三家的巨额贿赂后，龙心喜悦，下令擢升三大家族为国君，就在他们现有的地盘上建立封国。于是一片灭国声中，三个强大的新封国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不过可怜的晋国国君依旧存在，只剩下首府新田（山西侯马）和另一个城市曲沃（山西闻喜）。而这两个城市，也由三个新兴的封国派人管理。
纪元前五○○年（夹谷会盟，孔丘当鲁国宾相），希腊南部诸城邦组“伯罗奔尼撤联盟”，推斯巴达为盟主。
纪元前四九○年（吴王国掳姒勾践后四年），第一次波希战争爆发，波斯大败。
纪元前四八三年（战国时代开始之前三年），释迦牟尼逝世。
纪元前四八○年（战国时代第一年），第二次波希战争爆发，波斯海军全军覆没。
纪元前四七九年（战国时代第二年），第三次波希战争爆发，波斯大将马都尼被俘，从此波斯再没有力量西进。
纪元前四七七年（齐国壮士强迫鲁国国君姬蒋叩头的前三年），希腊诸城邦组“提洛联盟”以防波斯。
纪元前四六九年（姒勾践杀文种后三年），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
纪元前四五○年（晋国三大家族瓜分荀家后三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
纪元前四三一年（楚王国灭莒国），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延续十年，雅典不能支，乞和。
纪元前四二七年（李俚实行平籴法），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一五年（越王国灭郯国的前一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延续十二年。
纪元前四○四年（三晋擢升为封国的前一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城被拆除。斯巴达命三十人组织政府，史学家称“三十暴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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