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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台北国际机场人口处的门敞开了，一个瘦小的身躯，踽踽地走出来。迎接他的朋友中，从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然而，只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我们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地呼唤，热泪，在肩头倾泻，我们不敢相信这不是梦寐。 三年的信件往还，九年零二十六天对我的苦苦营救，他——孙观汉先生，第一句虽然是千方百计含笑说的，但也含着咽噎：“想不到我们今生还能相见。” 他是想不到，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海外报纸都刊出我被枪决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电话向台北的梁上元、陈丽真，探询真相。当传言最厉害的时候，他甚至疑心她们在骗他。我更是想不到，因为我虽然幸逃一死，却已被决定葬身绿岛。 然而，一切都不是梦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释的。又是一年，在他发现我终于无法出国后，他决心自己从美国来台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传奇性的朋友。在他动身前，曾一再嘱咐：“因为时间太短，不要打扰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没有一个过去相识的老朋友知道他的归来。 ——名和利，那些芸芸众生所追求的，观汉先生早已视如浮云（这种情操，有人无法理解）。在台北期间，观汉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见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郑振华见了两次面。那是因为下飞机时，郑振华恰恰也在飞机场接人，和观汉先生蓦然相遇。 我们把观汉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后来因冷气不够冷，难耐台北的炎热，我们再把他搬到华华饭店。在他逗留台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间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所。我们这些人包围着他，无所不谈。从匹兹堡天气太冷，谈到台北交通紊乱。从小说创作，谈到身在德国的虞和芳跟正在排印中的选集。从我自称有美妙的歌喉，谈到身在美国的薛俊枝；看她的剧照，听她在加州演唱《武家坡》的录音带。 分别地，现汉先生跟包围着他的每一个人谈话——跟梁上元谈以后应不应继续写作；跟刘秀一、张香华谈她们的诗，结论是任凭她们怎么解释，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谈他的杂文；跟罗祖光谈他如何带我的女儿到绿岛看我；跟陈丽真谈她十年来为我受到的惊恐；跟姚安莉谈她的果蝇，她是病虫害专家；跟杨秀治谈她的梅花绣，又跟她去淡水海滨；又跟谈开元去看了一场京戏。 此外，观汉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顿在国内外都属罕见的烤乳猪。又到吴觉真家吃要自烧的菜。又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复地只说一句：“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像一群顽童，有一种无法控制的骄傲。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群聚的地方，都有千万人杯盘交错，互相以知己自许。更有千万人若兄着弟，互相誓言是道义之交。然而，有谁能像我们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地无猜，孩子般地热情，孩子般地傻气。 大家跟观汉先生之间，辩论、争执、大声吵闹、大声喧哗，也低声啜泣、互相慰藉，说些孩子们的话。女孩子为他唱歌，录了好几匣录音带。又为他去市场和电台，搜集古老的歌曲唱片。 我和观汉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千言万语，但他却闭口不谈他对我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帮助。当我忍不住词不达意地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们忍不住对他的义薄云天流露敬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 “如果值得纪念的话，那就是，我为柏杨流过太多的眼泪。” 有一次，我向大家轻松地报告我如何在绿岛监狱“放风场”上拣烟屁股时，大家都笑着听，观汉先生却哭了。从此我不再多说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残废的右膝——薛俊枝托观汉先生带给我一个小电毯，供阴冷天气酸痛时之用。我把小电毯收起，告诉他已经渐痊。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磋、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弗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正、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歔。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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