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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地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要再三再四地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地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缭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英勇杀人重围，刹科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分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森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森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自实线，冒犯不得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搅拌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森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汽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地捏一把汗。嗟夫，森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森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钦。”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新北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法国佬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件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哪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致弄得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地靠法定的一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大人的训海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马线前紧急地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行人如果在陆桥下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从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得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是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扯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是闯斑马线、闯红灯乎？好吧，银子五千两。罚的必须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再大的大亨，第一次罚他美金十万，第二次罚他美金一百万，第三次罚他美金一千万，依此类推，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说，只要厉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罚，交通秩序就能正常。这点小事似乎不必重金礼聘洋大人亲自站岗，如果连这一点能力也没有，而仍有脸皮瞎扯谈，我们就没啥好说的，只好仿效法兰西那一套，无车的穷朋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誓死反对被撞大同盟”，自己动手，争取过马路时的生存权利——可不是争取优先权利，小民可没这个胆，能争取到不被撞死的权利，就心满意足啦。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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