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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总算吐赃似地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著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廖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要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应。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地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司,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地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说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我们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他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禁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地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如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官他们之间真有一分友情,不致这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书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复,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憧憧,细语切切,神秘恐怕,好像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早不坏,迟不坏,偏偏走到埋伏阵地时坏啦,刚推着走了两步,三作牌一跃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满面,但那无济于事,仍是付款结案。
  有人造谣说罚的那些钱除了一部分缴库外,剩下的大家瓜分,显然是恶意中伤,我誓死不信。盖查灯完全是爱民措施,你要是不燃亮,一下子骑到公圳里怎么办?故抓得起劲,乃是热心公务。我们这里说了半天,不是批评谁对谁不对,而是说,新年一过,买不起车灯的铁马之士,可以喘一口气,身上的细胞,留待过端阳节再紧张可也。
  (柏老按:贺年片之灾,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延续数年之久,天怒人怨,一九六○年代末期,始销声匿迹。今天回忆当年官场百态,恍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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