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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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塞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鸡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欢欢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做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花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爱探人阴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浪荡的阿春，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出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出生地，用“势利眼”相看，她对阔绰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物，并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
　　四、爱唠叨，多管闲事。老板娘显然是个外向人物，很喜欢同人打交道，搭讪聊天，难怪“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她向顾客吹说她以前是多么美的一个美女，便是她“多话”之一证。那些广西同乡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说人是非。她噜噜苏苏评议李老头子和秦癫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顾太太（卢先生的房东）：“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其实，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还不是津津乐道别人的“阴私”：什么秦癫子“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痴”啦，又批评阿春“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胜枚举。当顾太太告知她卢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两人如何大白天里赤精大条的性交，她嘴里虽然嗔怪顾太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却也听得好感兴趣的。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社会的中老年妇人常犯的“通病”，又因为老板娘是一个小生意人，深知维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现实的眼光和作风，总是以“赚钱过活”为第一要务。她抱怨来她店里吃饭的小公务员，“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李老头子上吊后，“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自了一顿”。因而抱怨道：“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好难得碰见卢先生这么一个桂林同乡，来店里包饭，当然她要特别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每礼拜又亲自下厨一次，特地为他做一碗免费的冒热米粉，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么已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原来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儿做媒来了！卢先生的拒绝，使她气急败坏：“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现实动机的。后来卢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为了去替他掉一把泪，而是想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饭店的两百五十块钱。最后她决定拿走那幅桂林水东门外花桥的照片，还是因为“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
　　我们还注意到，卢先生的房东顾太大，平时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两人往来甚密，总是一同说长道短，论人是非，又谈又笑，不亦乐乎。可是老板娘到卢先生房里找东西抵押饭钱的时候，顾太太原先的“满面笑容”却变成了“冷笑”，说道：“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便爱理不理的掉头走开。而老板娘，环顾卢先生空空的房间，暗想：“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人常是这样的，特别是生意人。平时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冲突，就冷言冷语，互相猜忌。这真是逼真不过的写实！
　　然而，现实生活撇开不论，老板娘却也有一颗温暖的心，和人情味。卢先生被表哥欺骗，理想破灭之后，“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李老头子、秦癫子、卢先生死后，老板娘都为他们烧钱纸，这固然是为了求回自己店门的吉利，却也不能说没有人情的成分在内。一日，卢先生脸色灰败，只扒一口饭就往外走，她便“赶忙追去拦住他”，问个究竟。后来卢先生两礼拜没来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关切，总是掺杂着爱管闲事的成分，但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虽然如此，在小说全文六节段中，只有一节段，真正展示出隐含在她现实个性里的那么一点“柔肠”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园纳凉，偶然遇见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节。
　　由于卢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戏，这个曾是“大戏迷”的老板娘，突然间兴起了一份乡愁。她说好说歹央求，卢先生终于调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窑》。这出桂戏，是讲唐朝大将薛平贵征番邦，被虏，在番邦与公主结婚，他的发妻王宝钏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才等着平贵回窑。老板娘听着卢先生以清润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突然间“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她之感觉“刺心”，当然，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她把自己联想成王宝钏，苦守到老，却又觉得连王宝钏都不如，因为人家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远等不回来的了。她和卢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会，听着他随便拉弦，居然朦朦胧胧睡去。梦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由此可见，虽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里梦过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经先走了”；虽然她劝秀华改嫁时，能够凭着理智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里却还保留着一个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会回到她身边来。尽管她每日在现实中过活，总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灵深处却暗藏一份说不出口的悲哀。当她因听到卢先生拉桂戏而偶然触动这份悲哀，突然之间她好像性格完全改变，变得严肃起来，高贵起来，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叙述“语气”传达这一印象）。这，正和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童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暂时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气一涤而净，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于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关切地（不是多管闲事地），问起卢先生关于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卢先生拉桂戏这一节（全文六节中较短的第三节），除了上面解释的含义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叙的卢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贵，就不单暗示老板娘在梦中苦等失踪的丈夫，也暗示卢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恋爱的罗家姑娘。（当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终于等着了薛平贵。可是卢先生、老板娘等人，却空空的白等一场。这，当然是很具有反讽意味的。
　　《花桥荣记》的悲剧主角，当然还是卢先生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老板娘的琐碎叙述描绘中，归纳得知他原是一个斯文尔雅，具有异常温柔心肠，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洁净善良，坚贞不渝的中年男子，叙述者平日见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护一大队小学生过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卢先生比喻为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可见他是一个颇具女性温柔气质的男人。后来他唱桂戏，“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这也暗示他多少有点女性化的倾向。
　　居台十五年内，他紧紧拥抱终有一天能和罗小姐相聚成亲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寻常的耐心，坚贞自守，满怀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从不自怜自艾。比如他唱《回窑》后，老板娘还会“吁了一口气”，感叹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可是卢先生，却连一声叹息都不发，只“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表哥从香港传给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积的希望，提升到最高潮。他两手“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他以为是罗家姑娘写的信，其实是他表哥伪造的。作者如此暗示，卢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紧捏之理想，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不能实现的幻想。
　　当他终于领悟受骗，这一现实之重棒，把他的理想击成粉碎。他丧失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就是暗示他丧失积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这份丧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过错或罪咎，却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骗”。所以他受表哥欺骗，即意味受命运欺弄。以象征含义来解释，表哥就是诡谲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或“魔”。难怪卢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后，卢先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变得自暴自弃，凌辱自己洁净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弹弹”的阿春厮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卢先生长久压抑的“肉性”。他之低头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张作势，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灵”，把“灵”歼灭。改变以后的卢先生，温柔气质没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没有了（拿小学生出气），弦子也不拉了（“弦子还挂在墙壁，落满了灰尘”）。他变得自怜起来，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头发胡乱染得漆黑，脸上用雪花膏涂得粉白。这种悲枪可悯的无用企图，却使老板娘想起一个五十大几的老戏子，唱扇子生，化装表演“宝玉哭灵”，可是遮盖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里直难过。
　　“灵”的丧亡，就是人性尊严的丧亡。卢先生捉好，被打伤咬伤，就是作者以身体之遭受残虐，影射灵魂之遭受残虐，以及人性尊严的碎裂扫地。卢先生伤愈后，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头发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难怪“他一进来，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这篇小说既然是从老板娘的观点写成的，作者当然不曾探入卢先生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可以想像卢先生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憎厌痛恨这个改变以后的自己。领小学生在街上走路，一个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来，他就认定是在笑他。他觉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对这一个女生泄忿，其实就是对他自己泄忿，被人架着拖走时，他还双手乱舞，嘴冒白沫，大声喊骂：“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却是丧失了人性尊严的自己。
　　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sentimental），过于戏剧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tone）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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