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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父吟》影射含义的两种解释


  在《梁父吟》里,白先勇又一次采用全能观点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对白托出小说情节之大部分。然而这篇小说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中国文学典故的采纳与运用,以及这些典故赋予这篇小说的特殊影射含义。
  情节动作(action)发生在一个深冬午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地点是台北近郊天母的翁寓,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朴园(朴公),由五十岁左右的雷委员陪同,从王孟养的公祭典礼回到自己家里。朴公和王孟养同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雷委员则是王盂养的学生与多年的幕僚。朴公邀雷委员入屋内,到书房用茶,闲话时谈起辛亥年间的旧事,以及自己和王盂养过去的一段渊源。接着朴公对当天的公祭说了几句意见,他对王盂养的儿子王家骥之疏离中国人情礼俗,特别表示遗憾。雷委员陪朴公下棋,见他困乏打盹,便坚持告辞。朴公送到门口,再三嘱咐雷委员多费点心,帮忙照料他老师的后事。雷委员离去后,朴公在院子里耽搁一会儿,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问的一些快事,最后才扶着他小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入内共进晚餐。
  这篇小说里面出现的角色,一共四人:七旬上下的朴公,五十左右的雷委员,六十开外的侍从赖副官,和一个年方八九,暂时离开留居美国的父母而回台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然而,除了这四个人,《梁父吟》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没出面(也不可能出面)的角色,即去世了的王孟养。而这篇小说里引人注意的中国文学典故之运用,和王孟养这个人物,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
  无可置疑地,白先勇取用《三国演义》里面的部分故事,揉入小说情节里,同时以蜀汉的英雄豪杰来影射此篇小说的人物。但有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即王孟养这个没出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张飞,一方面又是诸葛亮,而从这一个相异的起点出发《梁父吟》这篇小说可以导致两种相当不同的解释。不仅小说含义不同,连小说气氛甚至小说主角都不同。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两种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义,最终又奇迹似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现在就让我们分析讨论这篇小说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以张飞影射王盂养

  朴公邀雷委员到书房喝茶谈话,说起他和仲默、孟养三人当初结识的一段渊源。他们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先后同学,本来互不认识,但都参加倒满运动,武昌革命时碰巧归成一组,才相识。就在起义之前几小时。
  
  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敌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么。他那时才不过是二十岁——

  《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年纪最小的是张飞,而结义的念头也是张飞出的。白先勇以张飞喻王孟养,此为证一。朴公一再感叹王孟养的性子太刚太烈,以致一辈子吃亏;又向雷委员微笑问道:“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而桃园三杰之中,也是张飞的脾气最刚最烈,后来被范疆、张达二人谋杀,也因为他“性暴如火”。此为证二。朴公追叙武昌起义之日,大势既定,王孟养站到黄鹤楼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这使我们联想起张飞,在长坂桥头,手挺蛇矛,立马桥上,对曹操军队厉声大喝:“燕人张翼德在此!”此证三。
  我们既能相当有把握他说,白先勇存心把王孟养比喻成张飞,那么,排行老大的朴公,就应该是蜀汉皇帝刘备了。而仲默和孟养二人都已先后去世,也正符合关张在刘备之前先后亡故。实际上,白先勇在描写朴公时,确实特别赋予他中国古代理想政治领袖的风度与器度,以及纯粹汉族之正统古典精神。小说一开头,我们就感觉到他的帝王风仪,高贵气质与豪杰气派:
  
  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络白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

  他注宅院中,“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的栽了一丛紫竹”。他喝的是“铁观音”,坐的是“一张紫坛木太师椅”,书房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的苍劲雄浑”;“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按:展堂先生乃革命元老胡汉民的号)。乌木大书桌上,“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大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线装资治通鉴,已经“翻得起了毛”。我们由此推知,朴公长年累月研习国家兴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此外,作者在文中取用“龙”“凤”字眼,亦是一种暗示。
  朴公的性格脾气,也和刘备一样忠厚宽和,少得罪人。他自己也说:“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他用“狂狷”二字形容王孟养的为人:“‘狂涓’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在这个上头。”论语子路篇里,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盂子尽心下篇里,孟子也对万章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把人分成三个等级:中道为上,狂狷次之,而“阉然媚于世”的乡愿,则属下级。张飞和王孟养,都可说是孟子所谓的“其志嘐嘐、不屑不洁”的狂狷之士。而刘备和朴公,大概就是孔盂所说的“中行”、“中道”者吧!
  朴公是一个固执持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把今日的现实世界,很小心地关在自家门外。我们注意到,朴公宅中那个佝偻苍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的侍从,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次“过去把大门关上”。朴公闭关自守,不断在他那只饕餮文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燃着龙涎香;但浓郁的龙涎香味只能弥漫在书房里,与屋外的现实污浊空气完全不能调和。朴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国传统,排斥西洋潮流,难怪他腰上的僵痛,电疗几次总不见效,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药,就“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
  正因为朴公是这样一个尊重传统的人,又因他对结拜的义弟怀着深厚情谊,他对王孟养的儿子违背中国人情礼俗的态度与作风,感到特别遗憾,愀然说道:“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王家骥由于久居美国,受到洋化,思想行为都只讲究理性现实,不耐烦于中国人情礼仪。又屈己贴合现世,毫无他父亲当年创国的不屈不挠之精神。朴公见他不能接续中国传统,不肯继承自己父亲的精神遗严,一方面为整个中国的前途感觉惘怅,另一方面更替王孟养感到十二万分的惋惜。
  朴公替王孟养惋惜怅憾,固然不错,但他自己呢?他自己,将来是否就有子孙来接续他创建民国的崇高理想与精神?来继承他珍藏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朴公本人,可能对此甚抱希望,因为他的小孙子效先,从美国回来同他住了一段日子,不但已懂得孝敬长辈,亲侍祖父汤药,而且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当效先琅琅背出《凉州词》,雷委员喝彩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朴公虽然嘴里说“不要谬奖他”,脸上却“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朴公对他这个孙子的严训兼慈爱,处处表现出来。譬如,效先奉上汤药时。
  
  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
  “还不快叫雷伯伯?”

  然而,朴公若真以为他能靠这个八九岁的幼孙来继承传统,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朴公已经“七旬上下”,任凭他有何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肉体生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让效先一直留居台湾,陪伴孤独的祖父,一旦朴公去世,他们还是会把他接回美国,使他很快变回一个“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养的命运,说起来也相差不多。这也就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命运!(朴公不断在古铜香炉里点香,当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问题。)
  朴公的这种自欺与脱离现实,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反讽。但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尊敬与同情,而非讥诮嘲笑。在我们现今这个只有“乡愿”才能飞黄腾达的世界里,朴公却不肯同流合污,讨好俗世,而坚持固守传统理想,排斥现实势力,做一个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实际失败中,他却获得了一份庄严光荣的精神胜利。
  小说里,朴公的言谈表现,处处展示出他那令人钦佩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为,实在太远离现世,太不合于科学昌明、讲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丧会,坚持传统礼仪,因为有了任何错失,便是“对亡者失敬”。又因担心王孟养“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而替他许愿,代他手抄一卷金刚经,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忏时替他还愿。雷委员告辞时,朴公又特别嘱咐: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

  这些,都十足表现朴公对“精神”的尊重,与对王盂养的厚谊。但若以今日的科学眼光与现实理性态度来评论,人,死了就是死了,还忙什么?朴公是多么迷信!多么自找麻烦!也难怪王家骥听着朴公的话,“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朴公确实已经老迈。但他一直保留着当年创建民国的耿直不屈精神,而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纪的肉身,也增添一份异样之神采。我们注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员,“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六十开外的穿中山装的赖副官,更是头发落尽,背部佝偻,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朴公一人,虽已“七旬上下”,“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态度,是坚持原则,有始有终,不肯半途而废。他和雷委员对弈,下到二十手时,身体困乏而瞌睡起来。雷委员立即起身告辞。朴公自知身体不支,精神上却不肯放弃。“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终于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朴公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状,正可比《岁除》之赖鸣升。其实,朴公就是贵族阶级的赖鸣升,文儒高雅的赖呜升。而《梁父吟》这篇小说,和《岁除》也很有相似处,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语行动,来揭露他们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朴公的性格悲剧。
   
第二种解释——以诸葛亮影射王盂养

  依照上面所论,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张飞,则《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刘备(汉室正统后裔)的翁朴园。如此,《梁父吟》便是朴公的故事,正如《岁除》是赖鸣升的故事。可是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养。而从这一出发点推展,《梁父吟》的含义就大为改变:没出面的王孟养变成了小说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旧赋》的真正主角。而朴公,和《思旧赋》里的二女仆一样,退居次要角色,变成了悼念凭吊主角的人。我们也可换一句话说,依照小说的第一种解释,便是朴公追念王孟养,朴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说的第二种解释,则是王孟养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两者之间重点不同,主角也就不同。
  白先勇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的用心,我们可在小说里找到证据。从朴公谈话叙述中,我们得知他们三个结拜弟兄,在民国建立以后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之时,以王盂养为最“叱咤风云”,官位也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朴公说:“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雷委员也说:“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养的灵堂里,挽联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些显然都暗指王盂养为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小说篇名“梁父吟”。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来是汉乐府的曲名。据说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诸葛亮一心兴汉,而功败垂成,后人追念他壮志未酬的悲烈,作诗哀悼他,诗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隐的《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

  还有杜甫的《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这首杜甫的《登楼》,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朴公书房壁上所挂郑板桥手笔的对子,写的正是这首诗里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二句。由此可见,白先勇存心把这首诗的旨境意境,容纳入这篇小说里。另外,王孟养灵堂里的挽联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登楼》一首,系天宝之乱,杜甫避蜀时所作。他当时悼念诸葛亮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说里悼念王孟养与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别是小说最后一段,朴公独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风”中,面对盛开过的三五朵兰花残苞,哀悼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孟养,追念辛亥年间的往事,其心境与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为梁父吟”。
  如此,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梁父吟》这篇小说就成了王盂养的故事,王孟养的悲剧。而朴公就退一步,成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叙述者。从他对雷委员的谈话,我们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起、高腾、衰败与死亡。
  辛亥革命时,王孟养才不过是二十岁。三个结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劲道”。武昌城内枪声一响,别人尚在犹疑,他却已“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混战了一夜,大势已定,他突然兴致大发,跑到黄鹤楼上,“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中华民国创建后,几十年间,他又东征西讨,建立功勋,升为总司令,叱咤风云。他的才略机智无人能比,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太刚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两个结拜义兄,还可拘阻他一些。
  至于王孟养如何从“总司令”的巅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说里并未说明。我们只能根据雷委员的谈话,得知他超人的才智“还没能展尽”。而朴公则归咎于王孟养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无论如何,总归是目前的人事与局势,迫使这个胸怀大志的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国时代,诸葛亮帮同刘备打天下,刘备死后又继承他的遗志,忠诚辅助后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复兴汉室。却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孟养的命运也相似:先是追随国父革命,创建民国;接着遵从国父遗志(朴公书房一副对联也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建立统一和平的中华民国。却也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
  我们且不追究王孟养的刚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论目前的现实情势如何迫使他“才智没能展尽”,他之开始走下坡路,却也和个人的年岁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任凭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终有一大也会年老,也会死亡。辛亥年间勇不可当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间轰轰烈烈的大总司令,曾几何时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继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后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养虽然有儿子,但儿子继承的只是他的肉体生命;他当年创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刚烈精神,却无人持续,从此断绝。难怪朴公喃喃自语:“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全面接受理性现买向遗弃传统“包袱”的王家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于接受他父亲的精神遗产。或许根本就否认“精神”的存在。所以当然他会觉得对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无聊事。至于到寺里念经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观之,《梁父吟》便是王孟养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叙述者,供给小说情节,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对王盂养的追念,制造与固定小说里的哀悼气氛。所以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这篇小说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剧,而变成近似《思旧赋》的悼念文章,凭吊一个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创伟业的失落。
   
两种解释的融汇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
  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
  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
  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观之,《梁父吟》这篇小说,主角不论是朴公或王孟养,最终都回归到同一意义,成为民国的故事;又扩大引申,成为民族的故事。
  不错——辛亥革命志士创建民国的不屈不挠刚烈精神,在历史扉页上确实留下了永恒的光泽。正如朴公院子里的兰花叶子,“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然而,兰花的盛开时期毕竟已成过去,“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而当朴公和雷委员在深冬午后走向屋内,踏在满院子里紫竹脱落的叶箨上,我们仿佛听到那由于不合时代季节而凋落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世新势力的压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叶片,“一直发着必剥的碎声”。
  如此,这篇小说的两种不同解释与影射含义,最后终于汇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体。《梁父吟》兼有《岁除》之人物性格刻划与《思旧赋》的哀悼凭吊气氛;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典故的适当采用与巧妙操纵,更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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