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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所有的爱都复杂也简单

------爱在别乡的季节　采访时间：1997年9月27日　星期六8：00AM 　采访地点：北京崇文区东花市羊市口某大院丹丹旧居　姓名：丹丹　性别：女　年龄：30岁　北京某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　业，在某机关从事翻译工作，后就读于　美国某大学东方哲学专业，现居加拿大　多伦多市。　用不着追究谁抛弃了谁，谁背叛　了谁——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　这么想——人可以千金散尽，但是抹　不掉一丝过去——两个受过同等教育　的人也缺少共同语言——离婚对于我　可能逐渐转变成一种财富——生活尚　且那样艰难我凭什么去恋爱——有了　爱，又有了性，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冰淇淋才离开　故土的。
　　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早晨八点。我站在路边等了大约十分钟才等来一辆“面的”，司机听说我要去羊市口，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那个地方一天到晚堵车。相持了又有五分钟，我答应如果堵车就多付五块钱并且车只开到胡同口，司机才嘟哝着一些我听不清也不想听清的话，老大不情愿地上路。
　　我和丹丹约好的时间是八点半，在她的家。
　　巷子很窄，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典型的大杂院，被岁月打磨得破损不全的石头台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颜色，院门大多是裂了缝子的木头，似乎也根本用不着关。有些院门两边还依稀留着当年的吉祥对联的斑驳墨迹。院子外面间或有几辆旧自行车，隔不太远也有紧贴着院墙停着的两三辆“夏利”，因为是周未，写着“TAXI”的顶灯摘了，只从车身上的白字可以看出是出租车。
　　这里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穿过大约五米长的过道，绕过一滴一滴地漏着水的半人高的水管子，沿着西厢房向南数的第二间屋子，窗户是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灰尘很多，即使这样也能分辨屋里挂的窗帘已经太久没有换过，有几分破旧。
　　门虚掩着。
　　我在门外停留了一小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迈进其实只是一块破木头的门槛。和从前每一次来这里一样，我没法让自己确信，这里是丹丹的家，是漂亮的丹丹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又终于伤心地独自离开的地方。
　　“你还是进来吧！”
　　我就站在了缩在床上的丹丹面前。
　　这是她回国的第三天，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她的面容十分疲倦。房间角落里放着打开的大皮箱，旧写字台贴墙放着，上面是一些英文商标的日用品。一条铁丝在空中拉成房间的对角线，上面很随意地搭着一条亚麻布的裙子。房间的正中是那张我们都坐过的、打开就是双人床的长沙发，占据了三分之二个屋子。丹丹就斜倚在上面，慢慢地吸一支烟。
　　我走到她的旁边俯下身子，她抱住我，脸颊贴上来，热乎乎的。我们眼里都有一点潮湿。
　　这里还是老样子，就连这根挂衣服的铁丝都没有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我走的时候，用一块大白布把这张沙发一盖，屋子里就像一个挺大的停尸房。什么都卖光了，我就给自己留下这么两样家当。
　　丹丹用夹着烟的手指指旧写字台，又拍一下她和我坐着的沙发。
　　能睡觉，能吃饭。那时候我除了上班就是复习英语，坐在这儿一念就是半宿，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写字台上，饭碗、牙刷牙膏、擦脸油、换下来的衣服、饼干和方便面，还有暖壶，经常没有热水。比上大学住在宿舍里的时候还惨。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丹丹有一点见老了，眼角的鱼尾纹放射状地洒开来，使她的双眼有一种干巴巴的样子。算起来她在美国才只有两年，两年前她走的时候，还仅仅是有些瘦削。
　　我91年从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分到机关当翻译，其实真正需要翻译的东西并不多，也就把我当个打字员使。机关你也呆过，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混日子。工作前两年，最主要的事就是谈恋爱。老郭（丹丹的前夫）那时候已经是一家报社的挺有点份量的记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一开始真没爱上他，看着他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觉得这人一定是踏踏实实的。而且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这人天然地就对当记者的人有好感，觉得干你们这行特别不一般。在机关工作，早晨八点半跟着班车到了办公室，晚上五点又跟着班车回家，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像咱们那种大学一毕业就分到机关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被上级介绍对象的经历，是吧？
　　我点头，并且告诉丹丹其中不乏有一些介绍成功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丹丹一笑。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的确觉得很烦，被介绍的一般都是家境不错的，父母都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自己有的连大专都没上过，我一听就没兴趣，到底是嫁给谁呀？可是又不好说不见。见了又不成，弄得介绍人和我都尴尬。那段时间老郭来找过我几次，慢慢地就有了传闻说我本来有男朋友，还是个记者，怪不得谁都看不上呢。要非得说谁追谁，那可能应该算是老郭追我吧，其实真的无所谓，当时我就没把这谁主动当成一回事，两个人好，肯定是双向的，所谓两情相悦，一个“相”字，把什么都说清楚了。现在回想当年，就更无所谓什么主动与被动，和也和了、分也分了，用不着追究谁抛弃了谁、谁背叛了谁。
　　丹丹从身旁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就着吸剩下的烟蒂，续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
　　这可不是美国教给我的，我觉得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这么想，这么想就没有负担。
　　我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的，房子是我姥姥家的。我妈没跟我爸结婚、没嫁到福建之前一直住在这儿。我妈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我回北京、让我跟一个正宗的北京人结婚。我全都做到了。首先我考上大学又留在北京工作，然后我嫁给了老郭，他是正宗的北京人而且还是一个一天比一天出名的记者。我妈很满意。我结婚的时候她来了一趟北京，看见她长大成人的这间屋子变成了她女儿的新房，激动得就会流眼泪。老郭不明白，我告诉他，我妈盼这一天盼了24年，他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没明白。可能你也不太明白，我妈是为了逃避政治运动才远嫁福建的，她认为她的离乡背井是出于无可奈何。
　　丹丹幽幽地看了我一眼。
　　我妈无论如何想不到，她的女儿有一天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我走得更远。
　　新婚这一段还说吗？
　　丹丹看看我。她的眼神里没有一点不平静，也找不到在采访这类人的时候我本能地就会去寻找的所谓“伤痛的目光”。我知道丹丹是真心地在征询：说，还是不说。说，还是不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丹丹掸掉一截烟灰。
　　我是真觉得没得说，倒不是什么害怕回忆。记忆这种东西很怪，它是世界上最不会丢文件的电脑，也是世界上最会篡改事实的修正机器，怕或者不怕都没有意义，人可以千金散尽，但是抹不掉一丝过去。我只是觉得，从有了自由恋爱，就没有哭泣的洞房花烛夜。结婚是你情我愿的事，不好都是后来的事。
　　当时我们不算穷人。他帮别人编书，在另一家报社兼职还经常给杂志写稿，每个月挣的钱是我的好几倍。我们单位就是有一样好，什么都发，精致到西装、羊毛衫，细致到香皂。卫生纸，所谓机关工资的“含金量高”大概就是指这个吧，我们就是没有房子，这间平房冬天冷、夏天潮，没有卫生间。但是那时候我们有感情，冷得晚上两个人抱在一起睡，潮的时候两个人一块把东西搬出去晒……说这些没意思，你也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老托尔斯泰实在很智慧。
　　丹丹伸出左腿，用腿把一张小板凳勾过来，那上面有两瓶包装十分精美的法国矿泉水，矮小、剔透的绿色小玻璃瓶看上去很可爱。她无声地开了封，一瓶递给我，另一瓶送到自己嘴边。
　　可能是我太苍白吧，我只满足于为自己的丈夫骄傲，也为能找到这么一个让人骄傲的丈夫而骄傲。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可能更像一个乡下女人，除了好好服侍男人、讨他的开心也让自己开心之外什么也不会。我就是一个小打字员，我没想过自己能帮上他什么忙，他可能也不认为可以和我说说他能跟别人说的话，总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这样两个受过同等教育的人也缺少共同语言。我曾经听别人说离婚的理由是这个，也曾经从懂事就听我妈说她和我爸的婚姻不和谐就是因为这个，我不以为然，包括和老郭离婚的时候我仍然以为其实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有外遇而他不敢承认。但是重新单身以后，特别是出国以后，又经历过很多次被别人选择也选择别人，我才开始意识到共同语言的确十分重要，它并不是一对受过同等教育的人之间就可以实现的，更多的时候，它的背后隐藏着缘分，不是会不会表达而是想不想对这个人表达，两个人都认为对方是自己愿意说话的人，而且是愿意比别人说得多、说得深、并且天天说也不烦的人，才有可能在一起。是真的。我没有再嫁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没有碰到这么一个人。
　　丹丹在表达一个复杂的意思的时候，眼神变得十分朦胧，夹着烟的手停在半空，直到说完了才落下来。这样一个善于分析的丹丹是我多年来没有见过的。这一刹那我甚至觉得她说的一切很智慧也很不容质疑。我在想，假如她还在和老郭一起生活，假如她没有一个人费尽心力地在美国挣扎，她会不会有今天？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离婚最初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在憧憬着新婚的时候就料到自己会离婚，人都是往好处想。但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也只有硬着头皮更重要的是硬起心肠和腰杆，离就离吧。经过了离婚和离婚以后的这么多变化，我才敢说，离婚对于我可能逐渐转变成一种财富，就是一种历练吧。
　　丹丹把双腿盘起来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刚刚知道老郭和那女孩好的时候，我和所有受了欺负的女人一样被打倒了，我对他那么好，他居然……而且，那个女孩也认识我，她是四川人，我们结婚第一年她回老家，回来的时候带来的醪糟还送给我一大瓶，我给了她一件粉红色的羊毛衫，因为她长得娇小而且白净。我怎么也想不到老郭和她之间会那样。但是他们就是那样了。以当时那种情况，不离婚又怎么样呢？老郭什么也没要，带着他自己的东西搬出这间小平房，住到那女孩租的楼房里去了。
　　丹丹一向是这么说话的，略带嘲讽，仿佛说别人的事情。
　　她把水重新放回小板凳上，侧着身子为自己点燃我们开始谈话以来的第三支烟。
　　我说很多话的时候，特别是要一边想一说的时候就会吸烟吸得比较勤。其实说起来那女孩对我挺不仗义的，我们也是朋友，不过女人在这种事上要是还能仗义她也就不是女人了。
　　那时候我就一无所有了。你知道我是把婚姻当成一切的女人。老郭离开这儿的时候刚好是那一年最潮湿的季节，我把电扇开到最大风速然后一个人坐在床上，风都是湿的，我的脸上是眼泪、身上是汗，我觉得整个人都在发霉。一个没本事的女人又没有了丈夫，精神上至少是很苦的。
　　丹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很遥远的表情，说不出来的一种有点凄凉又有点厌倦的意味。
　　我和老郭的夫妻生活一直很好，我们很随意，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一方想，另一方马上就会作出反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们开始讨论离婚，就是那样也没有完全停止做爱。　但是他就那么走了，我一个人，满目都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遗迹··…··
　　丹丹忽然很深地看看我，接着把目光转移到一明一灭的烟头上。
　　你想象不出来，那时候我想他就是想和他做爱，想到忍不住抱住他原来枕过的枕头……
　　丹丹沉默了好一段时间，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那年我26岁，离婚所得加上个人存款，我有不到7万块钱，就想到出国。离开伤心的地方，在异国他乡独自苦斗终于可以衣锦还乡，然后与负心人重逢使他刮目相看，这是很多电影喜欢拍的情节，很遗憾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女主角。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办完手续，签证下来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出去了。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买东西和卖东西，买北京的丝绸或者纯棉的衣服，卖家里的旧家具和电器，直到就剩下这么两样。走那天没人送我。我把事先我买好的白布往沙发上一罩，拎起箱子直奔机场。我当时知道我还会回来但只是回来看看，我再也不会在这里生活了。我离婚以后就一直没跟老郭联系，包括想他想得整夜不能睡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他都不知道。但是在机场我终于没忍住，我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正好是他接的，我告诉他我现在在机场，马上我就要飞往美国了，他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很复杂，就开玩笑说想要什么美国货可以找我，他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好，一定要回来。”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有一种放下了自己的前三分之一辈子的感觉。毕竟这是我千辛万苦留下来、装着我的第一次婚姻的城市。出了关我就开始忍不住眼泪，想着苏芮那首歌：“……没有岁月可回头……”
　　丹丹把洒下来的头发随意推到脑后。我知道她的国内的生活告一段落了。
　　在美国，最初的三个月全部用来突击语言，别看在国内是学英语的，出去了一样还是不适应。其实真正办出去我那点钱就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当务之急还要找一份工作。你没法想象那种艰难，真的，那是一种真正的生存危机，有朋友也有亲人但是谁都自顾不暇。我是打工挣学费的，两份工，都是体力劳动。从下午4点到夜里两点，晚上7点的时候我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别人开车大约20分钟的路程，我走路，连跑带颠地用40多分钟。我都没有时间哭。有一次，一个北京来的留学生放一盘录像带叫《爱在别乡的季节》，张曼玉演的那个女的在美国为了省几个钱，从大街上捡了一个床垫用自行车运得很费劲，我们看着录像谁也不说话，因为和我们的经历太相似了。我每天走40多分钟不就是为了节省一块钱吗？一块钱是什么概念？
　　丹丹笑的时候有两条清晰的脸沟撇在嘴的两侧，使她显得有几分憔悴。她依旧面带嘲讽。
　　一个像巨无霸那么大的普通汉堡，就着一点凉水我就能饱了。每走一次，我就告诉自己，又有了一顿饭了，又能活一天。这种节衣缩食是大多数留学生的状态，而且一般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港台的文艺作品比我们的更真实，甚至有好多从国内去的人，都要在文章中粉饰自己的拮据，好像到了美国就找到了好日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要是有打工上学的人告诉你他在美国生活得如何如何好、他怎么怎么有钱，或者有留在国内的留学生的太太告诉你她丈夫给她的钻戒有一克拉，你就当他或者她在跟你谈理想，别太当真。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感觉到，过去离我越来越远，老郭和跟他有关的内容也离我越来越远。我想不起来很多事，每天就是赶时间赚钱养活自己和抽功夫睡觉，觉永远不够睡的。说出来真是又残酷又哭笑不得，我都记不得我曾经结过婚，而且我该有女人的要求和向往才正常。有一回，和我合伙租房子的爱尔兰女孩在早晨告诉我，昨晚房东和他的情人在客厅里大呼小叫地折腾了一夜，吵得她没睡好，我一点也没听见。也有过那种想一夜风流或者说想找个伴儿彼此慰藉的人选中我，但是我没有兴趣。
　　丹丹很诚恳地看我。
　　你知道我不是假正经，而且我真的很累，要读书，读成了才有饱饭吃、才有可能有机会干喜欢干的事，美国人自己都有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这些异乡人？生活尚且那样艰难，我凭什么去恋爱？
　　然而我还是在丹丹的相册里发现，有一个模样清秀的男孩常在她左右。
　　不是男孩，就是看着年轻一些，他比我去得早也比我岁数大，他是出去之后离婚的，没有能力把老婆办出去又不想回来，只能这样。他学金融的，比我好找工作，我这个东方哲学专业，只能去教书。现在我们合伙租房子，相互照顾，一起开着大破车自助旅行，现在还AA制呢。我们有那种关系，彼此都需要，我没觉得有什么不美好，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是单身女人，他是单身男人，在那么一个远离家和亲人甚至都远离了自己的语言的地方，我们就是亲密无间也还是不安全。原来和老郭在一起，是先有爱才有性，现在，有了爱又有了性又能说明什么呢？没有真实拥有的感觉。我没想过跟他结婚，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求过婚。在美国，结婚是很现实的事情，经济能力有时候比爱情更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本来一无所有的穷人。要说爱也爱，就是爱那一份相依为命的寄托。我们交流过，他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人到了这个份儿上，早不知浪漫为何物了。我们可能比国内的学生有钱，但是这不值得一提，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我们在美国的经济地位可能还不如你在这里。你还可以风花雪月，我要那样就得挨饿。所以我的爱情很具体，也很务实。
　　丹丹捂灭了烟蒂，用双脚到沙发边上找到一双白色的、极其普通的浅口皮鞋。她把头发绾成一髻，用祖母那一代女人就用的、一分钱一支的小黑发卡别在脑后。她开始化一个最简单的妆——从一个塑料瓶里挤了几滴粉底液涂在脸上，然后抹口红。她用的口红包装不太好看，看上去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玫瑰色，不是我知道的任何一种国际名牌。淡妆之下的丹丹显得精神很好。
　　他也回来了，去看他女儿，我们约好11点在天安门广场见面。
　　我忍不住笑。
　　你们天天见一样东西、说一种话，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像咱们小时候老是笑话的那些外地人一样，回去说：“瞧瞧，天安门！”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找平衡吧。
　　问及丹丹是否有学成回国工作的打算，她不置可否。终于还是问了她是否与如今已经是当年那家报社重权在握的人物的老郭联系，丹丹摇摇头。
　　我想我们现在更不会有共同语言了。可能他也明白了，成年人追求一个能“说到一块儿”的人听起来容易，其实这个要求是最高的。有时候本来能“说到一块儿”的人也会在一些时候没得说，逼得你只能闭嘴，我相信婚姻里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所以我也不想再嫁，除非有足够大的诱惑。
　　丹丹拉下那条挂在铁丝上的亚麻裙子，当着我的面换上。
　　我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要看经济能力，还要看环境。每个人都有把自己留在一个地方的理由，就像当年走一样。有一个小男孩告诉里根他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有200多种冰淇淋，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冰淇淋才离开故土的。所有的爱都复杂也简单，说起来都一言难尽。
　　那一天我和丹丹一起走到胡同口，我看着她打了一辆“面的”，听见她用北京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听懂的话说：“去广场。”
　　10月14日，我为了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是否顺利升空、能不能有足够多的内容可以作成我负责的科技版面的头条，不断地访问到美国宇航局在国际互联网上的站点。在那　里，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为了阻止这个携带剧毒的探测器升空而奔走呼号，然而这一切都给我一种遥远的不切实感。其间，只有丹丹的电话让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在瞬间把故乡和　异国拉得很近，把一种更为具体的生存现实放大到足以覆盖一切：“……我已经回美国了。我又是在机场给老郭打了一个电话，不跟他联系就好像没真正回来一样。没有你希望的惊　心动魄，其实我们早就隔山隔水了。……就这么跟你说着活我忽然发现，我到美国和到中国都用‘回’这个字，也闹不清楚哪儿才是真的家了……”亦凡书库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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