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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十七岁时候的火车，连同一句模糊的歌词老出现在脑子里，萦绕不去。那歌词是：火车快来……但却接不了下句了。火车快来，怎么样呢？不知道。我去翻磁带，才发现那些磁带早都被我扔了。一支歌，当时听的时候也许浮想联翩，只剩了残缺如此，无头无尾的半句，掉在半空云里。然后有一列崭新的火车，像国徽一样的车头，轰隆隆地从远方开来。这火车就像新发行的邮票，又新又整齐，每一扇车厢的窗子都像邮票一样方方整整。当然，火车是绿的，像邮箱一样涂着油绿的新漆。火车从我的十七岁里冒着白汽，挥动轮臂轻轻地开来。 火车，那年三线修铁路，铁路经过从邻县穿过我们县，这样在下乡的第一年，我们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春节前夕，我们和另一个公社的朋友约好了，一起在区里汇集，再跋涉几十里山路，去坐火车。 我们从小队里出发，要翻五个山头到区里，所以大清早就起程。我们带了一条扁担，两头挑了过年带回去的东西。计有四十斤新米，腌制的腊肉好几斤，还有煮熟的鸡蛋吧。我们到区里已经是中午，天上开始飘雪。现在我们遇到了朋友，朋友中有聪明的显显。显显说挑担子走得太慢了，肯定要到车站过夜了。她出了个主意，把扁担两根放在地上，然后把大家的年货放上去，再把我们的裤带解下，七捆八捆，把扁担和行李捆成了个雪橇的模样，大家用皮带拉着走。马路都冻了，雪橇在路上飞跑。跑得大家都不冷了，真是欢声一片。 半夜到达火车站，已没有正经的车，只有便车，就是闷罐子车。那也坐啊，上了车，大门一关，什么也看不见，地上有细碎的稻草和报纸。黑忽忽的，可是觉得好玩。五个女孩子席地而坐，合盖上谁的军大衣捂着脚。然后显显讲故事。 多年之后，我还记得显显的模样，我们在乡下都开始长成铁姑娘，在发育的年龄。显显不漂亮，我甚至还可以想起在寒风中那种绷得紧紧的脸上都冻出了细小的皱纹。而显显很能干，她会自己拉鞋底、作鞋。还有显显她们队里的大白菜种得特别结实，我们种的大白菜都不包心，可是她们的包。还有显显说以前在家里，她得给她奶奶摇扇子，她就找了块油毛毡挂到房上，再找根绳子在下面拉，油毛毡就忽闪忽闪地扇风，风大还省力。显显就有这么聪明。 显显的巧手让我还有的联想就是，这是一种家传吗？我们都知道，显显招工一点门都没有，因为无论哪个单位都绝对不要杀关管子女。而她正是，她父亲不知是正在服刑还是已经枪毙了，罪行是炸长江大桥。显显的妈妈是医学院的职员，她父亲应该是工程师，他如何能炸得了那么大座桥呢？他又哪里弄到了炸弹呢？我们都不会问。谁敢说没这回事？我们从小就从电影里得知，各种阶级敌人暗藏在我们周围，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炸掉著名的建筑物。而我小时侯每次坐公共车过长江大桥都庆幸，啊，桥是好的，没有断掉，没有爆炸。 显显讲梅花党，梅花党的故事是那时我听到的一个十分动人和曲折的故事，并且和起义、李宗仁、地下党连在一起，还有奇怪的手，血印等等。讲到精彩处就有人说：啊！不讲了，再下面吓死人。又有人说：讲，讲，讲完，有一只断手在钢琴上弹奏。又是惊叫，有一道道光像栅栏一样打在显显脸上，那是路过某个大站了。显显脸色平淡说：不讲算了。 那些火车和车站，有八年时间，我总在那条线上奔走。而那条铁路是我的铁路，是我参与修建的一条铁路。想起铁路，总会想起垃圾、拥挤的人、寒冷的小站、飘忽而过的旅客；可那条铁路，在我的记忆里却像早晨的雾一样，又清新又干净，像我的十七岁对生活的梦想，乳汁一样洁净。 那年队长说：你们两个青年，去一个支前。当时一听到前方，就像猎狗闻到了猎味一样兴奋得要命。我们在歌里唱：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唱：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唱：黄河滚滚向东方，河流万里长……可是我们下乡的地方的山没有那么高，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战火硝烟的洗礼；我们那儿的河是涓涓细流，连个名字都没有。我们这个县和古荆州挨着，但它不是古城，没有传奇。至于呼仑贝尔大草原，骏马奔驰，还有珍宝风雪、边境丛林，我们离那些战斗的青春都太远了。冬天也是严寒，夏天也是酷热，都无名分。用什么点染诗意的生活，啊，支前去。 我和小建，我们挑了被子和口粮，跟着连长走。连长背了他的粮食，半路还捎带看了他的小舅子。然后我跟小建说：我们晚上到工地上睡吧。说完话觉得不对，谁跟谁睡。我们走得焦渴，那是六月，太阳晒得人晕晕忽忽。到了工地才知道，哪有地儿睡。一家农户的屋子，一个偏厢房里挤了全排的五六个女工。排，就是原生产队的意思。晚上挤着忽地一响，有人喊：睡不成了！原来床垮了。七七八八起来救床，拿砖头垫的床角，上面两根大柴，然后搂一抱柴枝平铺上，枝枝桠桠互相架着。救起了床，接茬睡。 后来房东给我一个小竹床，我就独立在天井的屋檐下睡。枕头边是我的书包，里面装本语录，《战地新歌》，手绢包着口琴，还有日记本，钢笔，就这样到了一条铁路的前线。十七岁，正在长，半夜醒来看见天井头上漫天星星。忽然清醒极了，夏天的夜空那么深湛，像海一样深不见底。而星星看久了就变成无数的萤火虫，要飞下来。风起了，很清凉的风，暑气一点点退去。我的父母都在远方，我一点都不想他们。白天房东的老太太老说：青年，造孽啊。她说的是家里的爹妈不知多么想呢。可是我不想。我的十七岁，只想建功立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我只恨走了远不到万里地呢。 连里开动员会，说每个人半天必须锤一立方米的石子，每个石子只能有一个鸡蛋大。这是战前，我们要迎接首长，迎接七一通车。我觉得自己已经睡够了，独自起来到河边洗了脸，然后去工地。 那些决战的早上，我在工地上敲响每一个黎明。在空寂无人的工地，我的小铁锤的声音一声一声，很清脆的声音聚散无形。那些日子我看见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出：我身后铁路像巨大的翅膀张开，铁轨一节一节地变白；天色先是灰色的，然后是淡蓝，天边有隐藏的光线，好象是电池不足时的手电的光线；接着，鱼鳞状的云一层层越来越红，红霞犹如复瓣桃花，重重叠叠。竹林掩隐下的村庄，炊烟升起时，太阳一下就跳出来，然后阳光像探照灯一样刷的扫过树林，照到乡间小路。我是如此热爱这样的清晨，它说明我是在战斗的青春中。 我的朋友也在努力地建功立业，她说和队里的人进山，下午暴雨如注，山水满谷，社员们赶紧撤，过山谷的小河时看不到原路，差点出事。我们对如此的紧张危险充满渴望，生怕错过了事故场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还有远方的火车，我盼望那火车，那是那样的十七岁，希望每个日子都和头一天不同，希望有远方的事物、有朋友到来。我希望看到更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又聪明，又勇敢。我想念远方的事物想念得发疯，因为我们公社的知青太少了，能吸引我的朋友就更少了。至于我的若干同学，我简直恨他们。在学校他们已经把我们骂够了，因为我们被时代排斥的的出身，我们臭名远扬的出身。 远方的火车，我希望里面坐满了聪明的年轻人，他们从远方到来，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这样我们可以平等地辩论和交谈。我希望他们坐第一列火车到来，带来新的故事、新的歌和书本。其中当然应该有我认识的人，有我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朋友，这个词多么好，我每天张大眼睛在邻近的连排里找和我一样的人，从城市来的人。我是多么想结交比我知道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书本、更多的歌的人。这个念头充满了我的十七岁的每一天。 我后来知道原来好多人竟和我一样。我的一个当兵的朋友说，他们在内蒙，每天拉练，修铁路。为了首长来通车。一天半夜，全营开了汽车演习到某地迎接首长，一辆车翻在他们车前面，当场看见砸死的人。 通车的日子逼近，工地要更多地抢工，加班，民工一天天地疲塌，营里要竖典型，副营长就说那个知青，每天早上锤石头的知青呢？ 他们要让我去当典型，我在挑石头的路上听到后战战兢兢。天，他们让我去填表怎么办？我怎么报我的出身？天，我想了又想，锤石头是我愿意，我喜欢那样的早上，我睡不着。但我不能当典型，我那些有仇的同学一定会去出卖我。 那些日子我失去了我破晓时分的惊喜，我的飞鸟一样的铁轨，铁路再次变成公共事物，我失去了对远方火车和青年的遐想，一天到晚为一定会被出卖的念头愁苦。终于在和副营长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吞吞吐吐说出：我不能当典型，因为出身。说完这句话，我有被自己出卖的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罪犯。 这个副营长闷闷地看了我，说了声：哦。他也许还说了什么出身不由己之类，然后他走了。他一步步走远时我忽然有点怀疑，这人是不是也隐瞒了出身，不然他的背为什么驼着呢？ 七一通车前两天，排里说这里要减员，队里正双抢。我回到队里，投入新的战斗。小建还在铁路上。几年后小建竟然进了铁四局，可是他当列车员跑的地段尽是些山沟子，我们从未坐过他的便车。 最后当了典型的同学是个特别英俊的男孩，他弹曼陀铃，比我们弹得都好，后来娶了县委书记的女儿，真的扎了根。早几年他是县里的法官，以后县改市，他做得更好。为追一个案子，追到海南，在那里翻了车，人运回去后成了植物人。 在我心里，那条铁路和我的十七岁一样，是一棵切开就会流出汁液的小树。这树已经被许多苍茫的俗务推到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偶尔那些汁液会打湿记忆。再说，我已决定不再坐火车了，那是在我乘火车去参加追悼会的旅程上。永别了朋友，火车不再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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