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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我们还是没有交谈。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能开口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我也是。” 我们又狂吻。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咱们在一起。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你饿吗？什么也别讲。当然你饿。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咱们开车去那儿。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我回头望。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我看昂热拉的双手。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它变得更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昂热拉说。 要去艾泽，我们得离开高速公路。沿着陡峭的海岸有三条路。昂热拉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峭壁中路，它满是灰尘。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灰尘更厉害的路上，它陡直地上升。艾泽村庄在高处，在一个山顶上面。山峰下面，在村头，有一座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陡峭的胡同继续上行。两侧岩壁高耸。房屋依山而建，老掉了牙。一座支撑着另一座，狭窄的胡同那么陡，一家的房门常跟邻房的窗户位于同样的高度。这里的一切一定是中世纪修建起来的。 下面的停车场旁边是纪念品商店和一堵墙，倚墙摆放着许多幅画。我看到那些画家坐在画前等候着买主。房子里有许多店铺——鞋店、裁缝店和食品店。最多的是工艺品商店。我看到旧铜罐、圣母像、酒杯、雕刻品和许多花边台布。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街头卖的。一切都非常小、非常挤、非常陡，是一座侏儒城市。岩壁之间很凉爽。在这上面生活的当地人肯定不足五十人，顶多六十人。这是游客们的郊游目的地。小胡同七拐八弯。昂热拉和我手拉手走着。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店门外冲我们微笑，也有女人。这些人都客客气气。那条小胡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我们站在一座大楼前，它完全保持着村庄的风格。 “这里就是了。”昂热拉说，“这是‘金山羊’。” “金山羊”店内满是珍贵的古董。我们穿过许多房间，来到一个布置时髦的餐厅。这里面和那外面相隔数百年。 我们在窗边找到一张桌子，它还空着。饭店老板让我们点菜。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依然手拉着手，望着外面。我远远地眺望大海，过去，我从没从地球上这么远的地方眺望过。好像我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它跟天空一样湛蓝，远处海天交融。我们下面延伸着第二条沿海岸的路，那条小科林斯路。汽车小小的。岩壁间有座游泳场，那里的人还要小得多。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昂热拉。”我说。 “我要让你看一切特别漂亮的东西。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吻她。她的嘴唇张开来。我让第二只胳臂也箍着她。她用她的胳臂缠着我。昂热拉低声呻吟。 “喂，卢卡斯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热拉和我突然分开来。我抬起头来看。我面前站着一男一女——德赖尔夫妇。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赖尔夫妇，德赖尔先生和德赖尔夫人，卡琳的朋友。伊尔瑟·德赖尔有可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人，身材苗条，不能算不漂亮，但嘴巴周围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的表情。德赖尔要年长得多，头发短短的。这两个人过分夸张地穿着时髦的夏装。他们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 “我们绝对不想打扰您，”伊尔瑟·德赖尔说，“我们正准备走。当我们经过您的桌旁时，弗朗茨说，这不是卢卡斯先生吗。你好吗，卢卡斯先生？” 我站起身。“谢谢，”我说，“我很好。” “这看得出来。”德赖尔先生说，朗声大笑。 伊尔瑟·德赖尔盯着昂热拉。昂热拉也迎视着那目光。出现了一阵冷场。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德赖尔夫妇冷冰冰地站着。 “我来介绍一下……”我非常含糊地讲出名字，昂热拉的名字。 伊尔瑟·德赖尔微笑地脱口问道：“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叫黛尔菲娅，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同样微笑着，讲的是德语，非常清楚。“昂热拉·黛尔菲娅。” “很高兴认识您，黛尔菲娅夫人。”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德赖尔夫人。” “您认识卢卡斯先生？他可从来没讲到过您！”伊尔瑟说。这情形让她丈夫很不舒服。 “不要这样，”他说，“不要这样，伊尔瑟。”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遇上您，这可真滑稽，卢卡斯先生，是不是？您知道，我们来这里旅游。我们住在胡安派恩斯。我丈夫今年提前休假了。我们还要呆十四天。这里多美啊。” “是的，”昂热拉说，仍然微笑着，“不是吗？” “我们现在确实不想再打扰了……”德赖尔先生催着说。 他妻子似乎不听他的。 “您知道，黛尔菲娅夫人，我们是卢卡斯先生的老熟人。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他妻子的朋友，尤其是我。您不认识卢卡斯夫人吗？” “不，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 我忍无可忍。“我们不想耽搁你们。遇到你们我真高兴。”我说。 “是吗，您高兴，卢卡斯先生？”伊尔瑟问。 “这还用讲！”我说。 “这也是我的荣幸。”昂热拉说。 “那就再见了。”伊尔瑟说。她丈夫只是生硬地鞠了个躬。他脸色通红，轻轻地用劲儿把他妻子从我们的桌上拉走了。她频频回头，直到离开饭店。 我坐到昂热拉身旁。 “这麻烦吗？”昂热拉问，“这会带给你麻烦吗，罗伯特？” “一点也不。”我说，“我对我妻子讲过，我在戛纳爱上了人。德赖尔夫妇看到了我们，我真的感到高兴。会出什么事呢？这也许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让卡琳迅速离婚。” “我也希望如此。” “可如果不行，如果有麻烦，我也这样跟你一起生活。做你的情夫。” 我吻她的手。 一位侍者推着一辆冷餐车过来。当昂热拉饥饿地挑选食品，然后侍者放进她的盘子时，我再一次望向窗外，这回是看山下。在离饭店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大仙人掌花园，里面有一座古堡的废墟。在灼热的阳光下，所有的颜色都鲜艳夺目，所有的东西都轮廓清晰、明朗。 在昂热拉的大床旁的床头柜上，立着一只小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天线拉了出来。我们回到家了。旅行过后我想洗个澡。昂热拉跟我一起经过卧室，她去浴室往浴缸里放水。我留在卧室里。它宽敞明亮，一面墙上开着窗户，光线射进来。昂热拉从卫生间回来了。 “马上就好了。”她说。这时她注意到，我在打量那只小收音机。“夜里能收到慕尼黑台。” “你听德国台？” 她点头。 “每天夜里。半夜后听德国台。” “你听法国台还听不够吗？” “不够，”她说，“因为你还在德国。” 我从艾泽饭店就直接给拉克洛斯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肯定要到明天才能从那位警方线人的供述中查出，在他所说的那七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真的与游艇爆炸案和赫尔曼之死有关。为防万一，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昂热拉家找到我。到戛纳后我先是去了“庄严”酒店，他们现在已经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接待我了。我又得到了我的老房间。我也告诉了“庄严”酒店，在哪里能找到我。后来我们行驶在十字架路上，前往昂热拉家，公路的中间地带和海滩一侧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交通也繁忙了些。我们前进得很慢。现在，在楼上昂热拉的套房里，跟往常一样，这里比在那热死人的城市里凉爽得多。 “我有时睡不着觉。于是我就收听德国新闻。”昂热拉说，“我从来也不能全部理解我收听的内容。我是说，我当然理解，但我的大脑一点没反应。每当我听收音机时，我就神游在你的身边，罗伯特。” “而我在睡觉。” “现在你可以洗澡去了。”她说，“等一等，我再给你放点盐，这令人身心清爽。”她走在前头，往浴缸里倒了点什么，形成许多泡沫，散发出调料的味道。然后，她突然狂野地偎在我身上。 “快点儿，”她低语道，“赶紧。我等你。我等了这么久……”她跑出浴室。我脱去衣服，跨进浴缸，感觉我越来越兴奋。我尽量快洗，又爬出浴缸，用一块大毛巾擦干身子。当我坐在浴缸里时，我听到昂热拉放下了卧室里的百叶窗。我走出浴室。卧室里朦朦胧胧。昂热拉躺在床上。她被太阳晒黑的身体在幽暗中显得更黑了。她的腿修长、美丽，大腿漂亮，细细的臀部。我现在亲眼看到的，我曾经梦到过——自从许多个日日夜夜以来，在睡觉和醒着时。 昂热拉微笑地迎视我。我钻到她旁边的床上。我们开始相互抚摸，爱抚，我们接吻。她的皮肤滑润，像桃皮似的绵软温柔。我们搂抱着躺在大床上，相互说着最美丽最挚爱的话，做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做的一切，好在水乳交融前达到更大的冲动。我们做了也许一刻钟，然后我以一种羞耻和愤怒相杂的声音说：“停下来吧。这没有意义。”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时，我虽然准备好了——但我不可能真正跟昂热拉做爱。我仰面躺着，回忆着，只能再三地讲一个词：“请原谅。” 原谅。原谅。原谅。 昂热拉吻我汗湿的额头、我的眼睛和我的嘴，说：“傻瓜。什么叫原谅？你只是太兴奋了。” “我还从没这样过，昂热拉。从没有过！我……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长途坐车，旅行，你干了那么多工作。兴奋，兴奋，没别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愉快。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另外我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自从早饭以来我就渴极了。咱们有时间，罗伯特，世界上的所有时间。来，让我们喝一点！” 她跑进厨房。我还躺了一会儿，一方面虽然感到我的身体没用，另一方面那强烈的渴望又使它几乎爆炸。我站起来，走进客厅，坐到一张沙发上。我感到极其难为情，可笑。昂热拉端着一只托盘进来了。她拿过来一瓶酒、杯子和满满一瓷罐冰块和冰水。 当她配制饮料时，她讲话十分自然。“我现在做‘里卡德’。这是最能止渴的。”她从瓶子里倒出一种液体，再加进冰块和冰水，整个儿变成了乳白色。我们像渴坏了似的喝。昂热拉站着。她的肚子起起伏伏。我看到她就在我眼前，满含着想满足一下的愿望，同时又仍然没有能力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昂热拉连看都不看我。她又做了两杯饮料，然后跑向一台唱机。它高高的心轴能放十盘唱片，放在大电视机底下。 “咱们放什么？你也喜欢盖希维吗？” “很喜欢。”我说。 “那就放《盖希维交响曲》吧。”她蹲在那里，从放声机旁的一个架子里一张一张地找出唱片，把它们放到心轴上。我打量着她。她有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脊背。背部同样也晒得黑黑的，它的皮肤像丝一样柔软，在光线下一闪一闪的，因为这儿很亮，太阳照到了室内。她向我走来，坐到沙发上我的身旁。我们俩抽烟，凝视着对方，沉默不语，听着那位天才的美妙的音乐。他那么早就死于脑瘤。我非常不合逻辑地想起了我在卧铺车厢里读过的一张报纸，所有的内容，包括电影广告、体育新闻和讣告，那上面有一则非常大的讣告。一位退役将军在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盖希维却不得不在三十九岁就死去，我想。他的音乐在房间里回荡。我看到了外面平台上昂热拉的花园。我们面对面而坐，伸手可及。我不能做爱，不能跟我最爱的女人做爱。 “你不知道，我因此多高兴。”昂热拉说。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高兴？” 她点头。 “你太爱我了，这我已经听说了。你不能跟我做爱，因为你太爱我。眼下你不能，只是眼下。你如果不在乎我，就什么都能做出来。因此，我就更爱你了。” “昂热拉，我向你起誓，我……” “嘘！”她把一根手指放到唇上，“别讲。听，这难道不是无比美妙吗？” “对，”我说，“无比美妙。” 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昂热拉时不时地向我伸出她的手来，我抓住它。昂热拉攥得那么紧，我几乎感到疼。音乐继续在房间里回响。我们再吸一支烟，又喝了一杯“里卡德”。《F调交响曲》结束了，唱盘又放起了新的一盘。这是一盘盖希维写的高亢的常青曲。我首先听到的是《伦敦城里的一个大雾天》，缓慢、感伤，一把沉闷的长号吹着节奏。昂热拉站起来。 “来吧，”她说，“咱们跳舞。” 我站起身，抱住她。我们开始随着缓慢的音乐起舞，跳得非常慢。我们的身体先是害羞地接触，随后变得亲密了，最后相互抵在一起。昂热拉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跳，眼睛闭着，嘴微张。我们旋转拐弯，紧接着第一首歌的第二首是《我爱的那个男人》。 “我爱的那个男人——就是你。”昂热拉耳语地说。 这时候，奇迹陡然发生了。我感到，体内的血向上冲，我准备跟昂热拉做爱了，像我许多天以来梦想的那样跟她做爱。血在我的头颅里嘣嘣跳动。我想把昂热拉拽到我身上，可是她低声说：“慢点，罗伯特，慢点，现在别急。”我们从客厅跳进卧室。我们直接跳上了床。我们一起倒在床上，这一下我又是一个男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自打二十年、二十五年以来我就不再是的男人。这会儿我们不再以事前的爱抚浪费时间了，这次我们直接开始做爱。 当我进入她体内时，昂热拉发出一声喊叫。她像个年轻小姑娘似的，那喊声也可能是绝望的吸气，我不明白。因为那之后幸福的血开始在我的头颅里涌动，我们的身体一起动作。它们是一体，一个身体，是对爱情和证明爱情的惟一向往。 我们理所当然地同时达到了高潮。我们不讲话。我们以眼睛、双手、每个毛孔和我们身体的每个纤维做爱，身体融合为一了。我不离开昂热拉。甜蜜和疯狂继续，这回持续的时间较长。昂热拉的手指甲有几回抠进了我的背。她咬住我的小臂，然后我们又一起结束了。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我留在昂热拉身边，这回持续的时间很长，非常长。我听到客厅里传来《蓝色狂想曲》。当我们一起达到高潮时，昂热拉轻喊出声来。我又紧抱了她一会儿，我们并肩躺着，眼望向天花板，盖希维的旋律还在回响。昂热拉点燃一支烟，把它递给我，又为自己点上一支。我们躺在那里吸烟。她摸向我的手，我抓住她，我们俩沉默不语，潜心谛听格奥尔格·盖希维的音乐。 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门铃响了。昂热拉套上一件短晨服跑出卧室。我听到她讲话。然后她走回来。她的怀里抱着一束“宋娅”玫瑰花。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我委托过“花月”花店，每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送三十支“宋娅”给昂热拉，因为我们是在星期六相识的。 报告一开始我就写过，我写它是要让它成为给昂热拉的某种类似生命保险的东西。只要上帝帮助我，我就一定要结束它。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在此如实准确地记下我的经历，一切的一切。只有一点我不会写下来：为了让我获得这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体验，昂热拉如何表现得妩媚性感。这是我们的秘密，永不泄漏。如果我把我们最深的秘密公布出来，如果我写下我们在这一天、这一夜和后来也再三做的事情，我会觉得是对昂热拉的背叛。我只想写下一点：她比任何女人都更会做爱。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会这么能做爱。她是一个奇迹，我的奇迹。奇迹、幸运、爱情和我的生活的满足。 当我从昂热拉的床上起来时，唱机仍在转，第三遍放最后一张唱片。 “你去哪儿？” “我马上就回来。” 我走进浴室，从我的上衣口袋里取出我为昂热拉买的、她又退回给我的那对钻石耳环。我拿着这对耳环走近床边。她笑吟吟地、舒心地躺在床上。她看到了我手里拿的东西。我探询地望着她。她点点头。于是我将耳环给她，她将它们戴到耳垂上。我们一起走进浴室。她在浴缸里也没有取下耳环。她看上去像是穿着一身白泡沫的晚礼服。昂热拉穿上一件浴衣，我穿上一件睡衣。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来到室外的平台上，坐到好莱坞秋千里，俯瞰大海、城市，慢慢地饮酒吸烟。时值傍晚，天空和大地的色彩瞬息万变，又有噪音很低的大飞机飞过来了。它们从尼斯起飞或者飞往尼斯，天空澄碧如水，第一批星星突然跃出。 “你是我的一切。”我说。 “你是我的一切。”她说，吻我的手掌心。耳朵上钻石闪烁。我们良久不语，坐在那里，四目相对。在这个傍晚时分，我们缠绵地互吻，一而再，再而三。 “我这下渐渐饿了。”当夜色开始降临时昂热拉突然说，“你跟我来，罗伯特，我的最亲爱的。”我们像孩子似的跑进厨房，时隔这么久之后，我又坐到凳子上，看昂热拉做菜。她做她已经准备好了的牛排和色拉。我的眼睛离不开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梦想、期望和祈求的一切——就是现在。我得到它了。 “马上就到新闻了。”昂热拉说，打开厨房里的“索尼”和客厅里的大电视。她走回厨房，走近窗前的桌子，做色拉。接下来的瞬间她抓住我，拽上我，拉我一起跑进卧室，像疯了似的语无伦次：“来……来……快来……” 于是我们再次做爱，这回因为快感而大气直喘、耳聋目盲。事后我们累成一团泥，躺在一起，昂热拉说：“我可真是发疯了，对不对？” “你疯狂地爱上了，”我说，“你将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你让我变成了最幸福的女人。”她说，“噢，上帝，牛排！”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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