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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前面五章 有关地球系统科学的内容所要说明的问题。第一，关于精确预测由一系列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和其他全球变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科学观点。第二，这些影响的后果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空气中增多的二氧化碳对植物增长带来的有益效应，也有对农业、水供应、海岸线、健康和物种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区域气候冲击。在本章中，我将说明为什么肯定不应该刻板地去对待时下那些有关未来的行动计划，但是它们的意义却值得认真加以考虑。 优化效率 如果对学养深厚的科学界的大多数人进行调查，尽管细节上有很大差异，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数专家认为：①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认为真正的全球变化影响会发生；②产生纯正面或纯负面变化的可能性也许只是10％一20％；③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导致广泛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也只有10％一20％。这些对全球变化后果的评估叫做影响评估。如果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变化实验持续并得到强化，它们代表了对社会和自然带来的潜在代价（货币的和非货币的）。 你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吗 在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称作为“理性行动者”要求防止这种全球变化而行动之前，这样一种虚构的人首先想要知道减轻全球变化影响的代价（例如，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收税的经济代价）可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理性的人，想要只花权威评估所建议的那样大小的费用就能规避气候变化（如果它不衰退的话）。这叫做经济上有效的最优化政策。 有效性与自由市场矛盾吗 经济学家所谓“有效性”指的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首要信念是，“自由市场”是求得经济繁荣的有效方式。对于自由市场的虔诚的信奉者来说，政府应予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允许市场无约束的发挥功能，而不是健康的管理或环境保护（如果它们限制自由市场的话）。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意思是指，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钱，因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要使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发现最好的方式是“有效性”，即找到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人生的解决方法（或至少对生意来说是这样），这就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在他说经济体系最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政府官员的长臂来指导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自从那以来的几个世纪，一大群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家每当出现政治麻烦（通常以要求政府管理企业界活动的形式）时就一直在重复这个教义。 当代最大争论之一是，即便市场是自由的（我们将在后边讨论“自由”问题），市场是否就像所声称的那样有效。例如，一个环境上有关的问题是，技术专家与某些环境保护者关于我们大多数房屋、商店、工厂和办公室中，为什么不用最节省能源的电灯泡或窗子的争论。工程师们认为这种低效率造成能源浪费，其代价从长远来看要大于用来改良我们建筑物效率的投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回答是，考虑到所有成本的话，人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那木会是总体上合算的改良。其根据是人们有效地为自身经济利益服务这样的假定——这本身证明了做其他的事情是非理性的！技术专家则常常认为，尽管有200年关于“有效的市场”的论调，但自由市场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有效的（除去能源问题不说）。例如，以美国的普通住房为例，可以看看这些房子的窗子、分隔情况，还有停在房子外的小汽车。或者看看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的机械。可能没有一个在能源使用方面是有效的，没有一个在工艺方面是最有效的。但是，要测定经济（相对于能源）效率，我们需要问：取代这些耗能产品是否比支付超支的能源帐单更费钱（这里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超量的燃料会产生干扰环境的污染，其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的对整个社会的某种代价）。即便撇开外部性不论，有许多批评者断言我们不安装各种可以得到的节能产品的原因，是因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像所声称的那样经济上有效地运作。这叫做“市场失效”。经济学家通常承认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经济，但把这大部分归罪于政府干扰，而不是更多地归咎于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错误。有清楚的证据可以显示：有关市场失效的信息，是从自由市场的许多买卖人那里传来的。 在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评估全球变暖的政策意义时，我目睹了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争论。我们的职责是就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可能的政策响应以及它们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给美国政府提供咨询。这给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提供了舞台。聆听他们互相攻击常常是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技术专家也许会说：“要我们把CO。排放降低10％到40％，并且挣钱来做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却充满着过时的耗能的产品。”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反驳道：“不，企业不会冲出去添置各种最新发明的产品，因为对于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来说，为了节省公司成本的10％而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合计怎样改进工厂的能源效率，经济上不是有效的。总经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读《华尔街》杂志上面，通过了解新的商务机会去得到高于10％的投资回报率。”我深信某些笃信的经济学家会极尽能事地寻找一种方式证明市场是接近有效的。我调和说：“我同意任何一个把时间花在公司周围转悠以发现哪些电灯泡是耗能的总经理，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经理。但你也不能期望一个好的总经理以便宜得多的工资就能雇用到一个技术专家来做这件事情，并要他使公司减少能耗和成本吧？” 无论如何，下面是个笑话那类有经验的经济学家的例子。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喜欢带着孙女在公园里散步。有一天，小孙女跳着奔向公园里的一张长椅。“等一等，爷爷，”她说，“我要到那张椅子那里拿个东西。”“小宝贝，你想要去拿什么？”“我看到那张椅子下有一张20元的钞票，”她激动地答道。“不，不会的。”经济学家眼睛看着别处权威地劝告说，“因为有的话，早就有人把它拿走了。”甚至一张遗失的20元钱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失效。（想象去年夏天，当我十几岁的女儿在维也纳市中心拥挤的购物街的地上发现一张20先令的钞票时，我是多么高兴。我当即坚持要女儿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位经济学家，因为她正在临时照管他的孩子！） 市场是有效的吗？在这个社会中这不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争论。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降低成本的机会（例如节能的新产品），如果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补贴（例如，万一核电厂发生事故时允许核电厂可以有较少责任，用法律来保持核电的较低价格。这里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它是在损害更为便宜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能源供应），市场失效就发生。经济上这不是有效的。要市场成为有效的，应该使整个社会的得益达到最大和成本达到最小。但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为谁的成本和得益这个问题发生斗争。如果投资者的得益自然增长，但是成本却往往不可见地落在市场外部的其他人头上，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公平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即便按标准的算帐法（通常以收入和支出这类所记录的交易进行计算）市场是有效的，但是仍然存在着比如像能源价格如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计算这类问题，如果能源的成本并不包括这样的事实的话：如汽车排气危害了其他人的肺脏，改变了气候，或者对社会的一些部门做了有潜在危害效应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必须在商务成本中至少包括那些在标准帐目外属于社会成本的东西。这不单单是一个发现合理的外部成本的技术性问题。经济学家所称的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知道污染引起公共财富的下降，但提高能源价格会暂时损坏经济，特别是使穷人受损，造成效率与公平、环境保护对立时，我们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能源的价格呢？另外一个文化障碍是，单个人的决策影响着全球“财富”，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整个地球环境——所谓的公共财富。眼下，除非有有效的规则或付费制度，否则就只能用道德说服去引导个人减少他们对公共财富的冲击。差不多所有当代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市场失效。这个问题已经使得一部分经济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创造了一个“生态经济学”的领域。 让我们回到有效的最优化政策这个论题，怎样才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最优化呢？研究全球变化的科学家使用一种叫做“综合评估”的模型，试图把经济学和生态学并入到成本一收益理论框架之中。某些像成本一收益分析这类分析性方法的提倡者一再坚持，对真实世界的决策应该服从由这些理性工具得出的解答，任何别的什么工具都较少客观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不管这种信念是怎样诚挚，却不是一种科学的陈述，而是一种文化的病好或偏见。我不主张所有决策应该非理性或者无视这种分析性方法的洞见。相反，我把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试图用来理解这种方法，因为它们有助于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中，哪些方面可以用相应的货币单位进行测算。要无视这些，确实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工具用于决策过程缺乏了解，是对（政治上）有效地起作用的民主体制的真正威胁。但是，某种有关市场效率及其分析手段，即成本一收益方法应该是决策的“唯一”基础的坚固信念，已经导致了生态学家与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明显冲突。 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综合评估在可信地估计我们的活动的整个系统范围的成本与收益上存在技术性困难，因为比较的最终单位是货币（通常是美元），这必然在某些基础方面显示出不足。实际的人（而不是理性的行动者）重视的许多东西（自由、自然、爱情、安全或人类生命的价值），并不都是可以简单地用金钱衡量的。然而综合评估是最好的科学方法，我相信它要比零敲碎打的方法、商业化信息和其他的广告、传真给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新闻稿，以及政治辩论中使用的（和滥用的）诉诸情感但常常缺少代表性的故事逸闻要好得多。由于我们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让我们用这个例子作为对全球变化案例研究的综合评估。要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从估计人类在未来100年会产生多少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硫开始，以估计它们对大气圈浓度的长期后果。这意味着要推测什么样的技术是合适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接近多少这样的技术，以及届时地球上会有多少人（在本书引子中提到的I一PAT）。讨论中要记住，事物的总成本很少会是它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煤油灯的价格不仅仅是开采、储藏、运输，而且是采矿和燃烧对健康的结果，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整个范围的潜在的环境改变。小汽车的价格不仅仅是材料、生产和利润，而且应该包括废料处理和尾气排放等环境费用。这些成本是外在于通常的经济学标准计算法的，是那些我已经定义为外部性的东西。但是，即使它们为常规的“理性的”政治学或经济学论述方便地省略，它们对社会来说却是真正的成本。 方案 联合国人口对未来人口的推测，典型地包括高、中、低三个方案（scenario）——一个绝对为综合评估者赞同的词语。在低方案与高方案推测的2100年的人口之间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差异：50亿对200亿。这三个方案的主要差异是：各个现行的发展中国家达到生育力“替代水平”（每对夫妻平均生大约两个孩子）的速度为多快。低方案被差不多所有分析家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假定下一世纪就达到低替代的生育力。大多数未来学家相信，真实的可能是在中方案（100yo 150亿）与高方案之间，这取决于各国的生育力下降有多快。 认识到2100年世界上的人口会增加100亿（除了发展中国家达到置换生育水平会推迟几十年这一点外，如果每一个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话，是让人从心里感到犹豫的）。认为用来减少出生率的家庭计划和其他项目只会产生微弱差异的人，常常把结论考虑到2025年，因为到那时三个方案之间的差异就会相对小一些。然而，年龄结构（每个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会存在问题，会看到大多数高人口增长率国家中仍然处在生育年龄之下的公民，有一个不相称的比例。因此，即便置换生育水平明天就达到，即每一对未来的夫妇都只有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口必定会继续增长（一个被称为人口动量的概念入原因在于人口零增长，仅仅是在比例失控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之后才到来。如果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夫妇多多少少都同意明天就开始实施置换生育水平，那么35年后，由于人口惯性，目前大约55亿的人口仍然会增长到大约80亿。 因此，置换生育水平越早达到，最终人口规模就可戏剧性地越低。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要选择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便防止人口惯性使下一世纪末中国的人口翻一番。你究竟把目前不得已的政策还是将来的人口规模翻一番哪一种看作是大灾难，不是取决于你的伦理观，就是取决于你站在乐观主义一悲观主义、经济学家一生态学家范例的那一边。让我们把这种价值判断放在一边，而改在综合评估过程的框架内来考虑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选定了人口增长方案，我们就需要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将是多少，换句话说，按传统定义我们的财富水平将是多少。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平均大约为每人1000美元。相比之下，较发达国家平均每人为1 美元。显然，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任何国家政府和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发布的每一个官方文件，都假定世界上80％最穷人的人均状况，应该有一个戏剧性的经济增长率。这方面的分析家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相信贪婪总是我们个人心理的一部分），设想当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消费方面追赶发达国家时，后者决不会在21世纪里裹足不前。相反，较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也会有增加。一个代表性的推测，是到2100年世界平均消费有400％的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也许有800％的增长。持异议的分析家的工作是探究所有可能的案例和提出问题。如果方案A或方案B或方案C出现，那么情况将是怎样？由此，让我们初步接受这些人口和财富计划。 综合评估的下一环对环境问题是关键性的。因为它涉及到用何种技术来达到使一个120亿人口世界的人均消费有几倍的增长。这里，最重要的词语是“能源强度”。这涉及到产生一个单位经济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数量。在较富裕的国家，产生一个单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经济财富的标准单位）所需要的能源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有稳定的下降。平均改进（每个单位GNP所需要的能源趋于减少）速率，在过去30到40年间大约为l％。在1973年OPEC 能源涨价后的10年间，随着价格引起的定量供应、发明和能源效率以飞快的速率增加（因为有价格机制在刺激这么做），平均改进速率有了跃变。 猜测这一能源强度改进速率在将来应该是多少，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大的争论。当然，OPEC 限制能源的事例给我们上了值得思考的一课，这就是常规能源（矿物燃料）的价格也应该是方程中的组成部分。然而，现在的综合评估模型很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假定。相反，典型的假定是，将来会以一种恒定的速率开发那些更为节能的产品，因为人们既要创造这样的产品又要购买这样的产品是要花时间的。因此能源的价格多少与此不相关。我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拉里·古尔德（Larry Gould。r）用这种能源一经济模型已经证明，与价格无关的标准假定，会导致通过提高二氧化碳税就可以减少成本的偏见。因此，未来一代的综合评估模型必须考虑，由减少温室气体的政策引起的常规能源的价格增加，可能会引起不是提高能源效率就是降低非常规能源（例如太阳能）价格的技术改进。 在过去10年里，某些发展中国家（LDC）的能源强度，实际上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这种不祥的趋势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上升、资本增值，以及在市场里可以买到和安装更有效的产品而逆转。 如我们在鸟类的生存斗争中所看到的，以过去的资料，预言本来的事情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对发展中国家最终改进的能源强度的预言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这些经验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发展中国家会使用廉价的能源去推进工业化（代表性的就是煤），仿佛就是100多年前美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再现。 再则，基于西方的经验还初步认为10年到20年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们会比处于发展进程早期的现在，更多地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将是有成本效益的。由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因此这是一个综合评估专家可以（利用反映不同政策与实践方案提供的机会）为决策过程作出贡献的领域。通过显示不同的政策对影响能源强度方案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最终可以结合各种发展政策指出，二氧化碳和氧化硫的排放量问题，将对潜在的气候变化和不利于健康的空气污染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影响。 还可以对有关人口、财富、技术的选择性方案的意义进行评估，即所谓“敏感性分析”。这种政策分析是综合评估工具的优点之一，也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什么要将它作为一种理性主义者方式接受，试图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许多非常不同的部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原因。 能源本身并不是全球气候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量、太阳能或者核能是主要的能源供给，那么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就会远远小于用煤或石油或者以煤中的碳为基础的合成燃料来作为社会能量供给的排放。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用天然气，因为它的污染远远少于燃烧其他的矿物燃料。因此，在我们计算人口、财富、技术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程式中，需要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个附加因素就是所谓二氧化碳强度，即每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就是敏感性分析可以根据以天然气，而不是以煤为基础的未来经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效应，来进行综合评估的另一个例子。（这也许可以使CO。减少一半以上。） 专家的推测 以为现有的任何一位分析家能够确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何种特定的方案是荒谬的。事实上，严格地讲起来任何一种方案的可能性都是零。这就是说，实质上可以肯定未来不会沿着我们所画出的任何一条曲线发展。综合评估的目的本身，不是要为未来发生的事情提供精确的预言，而是要显示各种假定的不同的结果。不管分析家的价值系统如何，至少分析过程使得各种选择的逻辑结果变得明确了。 如果任何一种选择真正实现的可能性是零，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提出在真实世界中是有意义的结果呢？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分析家詹姆斯·泰特斯（James Ti－tlls）已经尝试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和同事作了一个小的综合评估镶嵌图——各种CO。排放方案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他长期以来有兴趣探讨与冰盖融化或海洋变热，以及由此产生的水体热胀相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每一种过程都会引起海水略微高出海岸线。（海平面在20世纪上升了10一25厘米，在下一个世纪预计是上升0一120厘米，其中“最佳猜测”是大约50厘米。）对海岸线经济价值的研究，认为海平面上升在将来可能会引起几百亿到几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对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综合评估活动。 泰特斯认识到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说是可信的，他试图考察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并赋予它们每一个以尽可能客观的概率。为此，他依赖于几十位专家关于下列一些问题的最佳主观推测：将来会排放多少CO。，自然界怎样通过自然碳循环分解这些CO。，CO。怎样转化为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极地冰块和海洋中的温度分布（所有这些集中在一起决定了海平面变化）。 泰特斯和同事（包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见解的专家组）把他们影响评估的最后结果，做成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一个统计分布曲线，其形态从低概率的微弱的负值（表示海平面下降）到同样低概率的海平面上升1米甚至更多（见图61）。概率分布的中点是到下一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半米左右。泰特斯告诫说不要刻板地去看这些数字，但我相信图6．1结果的总体分布合理地描述了这个课题，应该认真地对待。 由于EPA分析家的工作只做到这里，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为了用综合评估得出它的逻辑结论，我们需要知道各种控制战略的经济成本，用于将减少海平面上升的成本与海平面上升的经济或环境损失进行比较。这意味着要对气候变化、海岸湿地、渔业、环境难民等等赋予价值——当然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哈迪·道勒特巴迪（Hadi Dowlatabadi）领导了一组综合评估专家，像泰特斯一样把一系列气候变化的方案结合起来，但不像EPA的研究，而是在结合中加了一系列用于减少的成本评估。他们的综合评估是以用于C（）s排放控制的投资，或者大于被控制的气候变化的损失，或者小于损失的概率统计形式表示的。由于他的结果没有包括对可想到的一切代价的估计（例如因海岸洪水泛滥导致人们离家的政治后果），卡内基·梅隆研究组的结果仅仅展示了综合评估技术的能力。他们的量化结果只有在确定了物理、生物、社会结果的范围及它们的成本和收益后才具有意义。 荷兰政府也做了类似的研究来为决策者提供综合评估。简·罗特曼（JanRotmans）领头的一项任务，是要指出这种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因素的模型不可能对现行政策的两难困境产生可信的“解答”，但可以对决策者提供“预见”，以使决策置于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使量化特殊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是有争论的，但理解任何复杂分析工具的优点和不足也是理性的决策所不可缺少的。 耶鲁大学的威廉姆·纳德霍（William Nordhaus），在把气候变化政策争论体制的优化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他是一个长期来承认有效的经济必须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换句话说，要发现我们活动的整个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以传统“自由市场”价格反映的直接成本）的经济学家。他试图量化气候变化的这种外部危害，然后试图将它们与用来减少CO。排放的全球经济政策的成本进行比较。他的优化方案是提高CO。税，通过提高与CO。排放量成比例的燃料价格，使对气候的危害内部化，由此刺激社会，去少用这些燃料。1977年他发动2000多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政策协议使这种刺激制度化。 纳德霍提出的CO。税方案，从每吨见美元到每吨几百美元不等（后者将有效地导致把煤从世界经济中排除出去）。他在他的模型的研究方法和假定中证明，这些CO。排放费用的成本到2100年，在任何地方，都相当于世界经济从小于l％到百分之几的GNP损失。从经典成本一收益经济分析导出的有效的优化方案是，征收CO。税以防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效益，应该足以抵消使世界经济减少的量。他假定气候变化的影响等价于大约l％GNP的损失。这导致了一个“优化的”初始CO。税率，即每排放1吨CO。为10美元左右。在他的模型实践的研究方法中，到2100年只能减少地球变热十分之几度，这与他的模型推测的4℃地球增热相比是非常小的比例。 纳德霍怎样得出气候危害大约是1％GNP的呢？他假定农业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市场经济因素。几十年来，农学家已经计算出各种气候变化方案对谷物产量潜在的影响，认为某些现在太热的地区，会因天气变热遭受严重的损失，而其他现在太冷的地区则可能因祸得福。但是，农业气象学家诺曼·罗森伯格（NormanRosenberg）指出，这种农业影响研究暗含着“愚蠢农民假定（dumPfarmer assumPtion）”。这就是说，他们忽视了农民可以适应变化的市场、技术和气候条件这样的思想。像纳德霍这样的经济学家相信，这种适应将戏剧性地减少气候影响对耕作、运输、海岸保护和能源使用等市场因素的代价。然而，生态学家对这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忽视了那些真实世界的问题，即人们对尝试不熟悉做法的惰性、使用新技术的问题、意料之外的虫灾、高度变异的天气等等，这些问题掩盖了人类引起的缓慢演化的气候信号，不鼓励农民去冒采用不熟悉的适应战略的风险。 我最近介入了与一位乐观主义农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现代农民实际上可以克服任何可能的气候变化。我反对他把这些农民设想为所有人都精通现代的电子高速公路，懂得综合评估的概率分布，并在财力上和智力上能对变化的害虫、谷物、天气、技术、政策和长期的气候条件等一系列迷惑不解的问题作出迅即反应。我说：“你否定了过去那种不真实的‘愚蠢农民假定’，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不现实的‘天才农民’。”真正的农民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害虫、极端的天气、缺少资金投入到适当的适应战略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减少气候对农业影响的严重的障碍，即便对“天才农民”也是一样。 赢家和输家 传统经济学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或海岸线变化这类市场因素的潜在成本分析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关于赢家和输家的说法。“财富经济学”这一领域是计算各种活动和事件总体（非个人）经济财富的净变化，以及在综合评估中使用的由气候变化估计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华的农民因为气候变暖减少谷物产量而损失10亿元，而明尼苏达农民因为延长了的季节同时获得10亿元，那么美国经济财富的净变化是零。我怀疑这种情况没有政治色彩，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对平等问题的考虑要求赢家对输家进行补偿。这个纯粹“重新分配成本”的问题是困难的，现在已成为气候影响评估争论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领域肯定会得到关注。 在这一点上，耶鲁大学的森林经济学家罗布·门德尔松（RObMendelsohn）已经运用所谓“享乐主义（hedonic）”方法估计了典型的全球变暖方案在美国的成本与收益（影响）。简单地说，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说明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过程是怎样决定农业和林业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温暖的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比较。这提供了温度变化怎样影响不同经济地带的一个事例。这个方法是有争论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并不认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够作为随时间演化，或瞬时变化的温度和其他变量的信号，因此说不上有惊奇之处。实质上，这些方法是要假定一个地方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同时态的跨空间变化所完全替代。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反对这个结论，仅仅是就此讨论赢家和输家的问题。门德尔松利用这个方法的主要发现是，气候变热将使得原来热的地方变穷，而现在冷的地方变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将是赢家，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是输家——一种为90年前耶鲁大学的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信奉的“新气候决定论”。门德尔松明智地承认，即使他的结论是具有强大经济的富国和气候较冷的国家在经济上比穷国（大都处于热带地区）获利更多，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方案，特别是由于富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是穷国公民的10倍甚至更多。然而，气候资源的国际分配，因为国家实力占优势的国际关系，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或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是一个将引起严峻的管理困境的全球共同论题。 主观的专家 我和一些其他人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与比尔·纳德霍有过辩论，认为气候变化只有1％GNP的损失估计太低。损失很可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当有奇异气候现象时。值得赞扬的是，纳德霍对批评者的反应是扩展他的研究，使之容纳有关假定的全球变暖的危害价值的各种观点。他很快发表了另一种方法去估计气候变化的外部代价，而不是去推测气候变化本身的成本，因为他认识到他没有包括所谓的非市场因素，例如丧失的物种的成本；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的湿地的成本；由于难民产生而引起冲突的成本；或者任何其他的非市场因素。由于这些丧失的成本不能进行样品定量处理，因此他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调查了一系列对气候影响有研究的专家，并请他们就几个气候变暖方案，提供他们认为经济代价是多少的个人见解（即最佳推测）。 数字本身不比他的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多样性更有趣。纳德霍调查的专家中，有经典的经济学家、环境经济学家、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研究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差不多所有传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6C增热的激进方案（我称之为灾难性的方案，但不大可能发生，也许只有10％的发生率），到下一世纪末，在经济上也不会造成非常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甚至仍然认为，这种巨大的气候变化村B当于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变化的规模，约100年而不是几千年）对世界经济也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影响。本质上，他们接受社会差不多是独立于大自然的思想范例。以他们之见，大多数与气候相关的大自然服务功能，可以被替代而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多的危害。 另一方面，被纳德霍列为自然科学家的学者认为，剧烈气候变化方案对经济的危害，可以从不大于几个百分点的损失高到100％。后一回答认为人类文明事实上遭到毁灭的可能性有10％，纳德霍认为对经济学知道最多的人往往是乐观主义的。我则明显地反击说，对环境知道最多的往往是悲观主义的。 要解释和描述这个争论，可以把传统经济学家描绘成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事实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事实上动物、植物和矿物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可替代的（当然以价格形式）。如果价格上涨得太高，就会有人发明某种不同于我们（或者大自然）现行方式的新的方式。 如果工业用完了便宜的铜，某些人会找到替代的材料。如果建筑用完了木料，就有水泥砖进行替代。生态学家特别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强调许多自然生态服务功能是根本不能以实际价格替代的，例如基因多样性可用来改进农作物，沼泽地可以过滤废弃物，森林可控制供水的发生并且维持合适的温室气体水平，以保持惯常气候。因此，社会不应该建立在经济学家陈旧的信念之上，那种信念相信我们多少可以为每一个危机找到出路，只要为全球规模的干扰付出代价，就像以前在较小规模干扰时做过的那样。 下面是一个有关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由于信念妇然不同的笑话。这是两位好朋友，他们边长途跋涉边争论自然的可持续性和人类发明的可替代性。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激烈的争辩之中，走上了一个高高的岩石突出部。突然，一阵狂风把其中一位刮倒了，当他的朋友试图去抓住他时，他们双双从空中坠了下去。在他们快速下落中，生态学家叫道：“我猜想这辈子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个争论了。”经济学家没有看他，嘴里在念着：“20，80，160430。” 最后，快落到底时，生态学家迷惑不解地喊道：“你在做什么呀？” 坚信不移的经济学家说：“当价格涨到足够高时，就会有人卖给我们降落伞。” 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行政官员，后为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副主任的罗伯特·弗罗施（Robert Frosch）甚至计算过，需要多少门载有灰尘炸弹的大炮，对准平流层发射，反射掉太阳光，才足以平衡CO。翻番引起的增热。这个地球工程计划的每年代价是几百个亿，但他认为要低于燃料税的成本。 当生态学家担心生态系统或物种承受人类各种干扰的能力有限，因而告诫人类降低对自然的负荷（即便是按照经济上的成本判断）的时候，经济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可以用于各种正当目的的人力、技术以及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去抵挡每一个潜在的生态冲击。撇开取代我们迫使它们灭绝的物种的作用不说，我们不可能承担（甚至不知道怎样）取代像害虫控制这样的形形色色的自然生态功能。生态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一旦它们没有了，那么就是彻底没有了；把我们环境的未来抵押掉，把寻找解决方法的担子扔给我们的子孙，那不是好的地球管理者或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反击说，但是我们正在留给后代更多的财富去处理这些任务，找到跨越这种文化沟壑的价值平衡是政治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这种过程，应该有效到能让我们把我们的价值置入决策的程度。由于它容易受到言过其实的、令人迷惑的争论的混淆，因此做起来特别难。包括综合评估在内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知识可以有助于使争论非神秘化。 看多还是亏空 洛克菲勒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分析家杰西·奥体布（Jess。Ausubel）长期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技术和发展是不是像生态学家经常说的比疾病更糟的一种疗法，还是如观念守旧的经济学家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争论中所说那样的相反。 尽管不否认人类已经严重地操蹲了他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承认发展不可能持续到无限的未来，然而，奥体布把技术专家关于什么是未来可能的乐观主义，与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已经达到的乐观主义，两者融为了一体。“现代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系统效率的极限”，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像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在质疑市场的效率。但是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随着社会依赖工程师们的发明东西在飞速发展，但对戏剧性地“减轻负荷”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因只能提供非常可怜的有效技术和做法感到沮丧，奥体布却认为技术是我们的救星。奥体布写道：“历史记录揭示，通过在我们的氢一碳混合资源中提倡多用氢少用碳，世界在过去200年中已经在减轻能源消费中取得了进步”。“所有这些分析意味着，在未来100年，人类经济将从它的系统中清除掉大部分碳，通过使用天然气而达到氢的代谢。”他总结性地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向非常微小的排放。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土地问题怎样呢？大多数分析家都推测到下一世纪末，人口将增加卫倍甚至2倍，除去大灾难不说，为生产食物以喂养这些人口所急需的农产品又是怎样呢？这里，奥休布也承认自然森林和野生地的毁坏对自然造成了威胁，也并不否认需要为自然系统重建土地。但是，奥体布引用农学家保罗·瓦戈纳（Paul Waggoner）所做的一项研究，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将再一次来自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把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美国或欧洲的一半，那么“100亿人平均就可以享受有25干焦（6千卡）的食物（可与今天富人的食物相比），而耕地只占用今天14亿公顷的四分之一。所占用的这部分地大约是阿拉斯加面积的2倍（大约为亚马孙盆地面积的一半）。如果未来的农地普遍生产今日美国这样的谷物，那么吃美国式食物的1004乙人就能够允许大小如澳大利亚面积的耕地重返成为野生地。” 但是还有像山一样的废弃物、有毒垃圾和燃料垃圾呢？1988年，一艘垃圾船因为找不到自愿接受的废料填埋地，被迫在公海上航行几个星期。面对这个问题，创造出“工业生态学”这个词，来特指将人类融入自然的自然一社会系统的罗伯特·奥休市、罗伯特·艾尔斯和其他人变得较少自信。工业生态学的一个原则是“非物质化”（用来满足特定经济功能的物质的重量随时间而减少）。工业生态学家承认非物质化的速率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却是不明确的。 让我们把这些工业生态学家的乐观主义与这样一些著名的自然生态学家（他们的反对者以及在媒体争论中通常称他们是“毁灭论者”）的观点作对照，后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的保罗·恩利希和安妮·恩利希（Paul and Anne Enrlich）与英国牛津大学的诺曼·迈尔斯。例如，恩利希采用长期观察，并把它们与生物学的误解结合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现实而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选择前者： 人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在生物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已经进化到能够对短期的“磨难”作出反应，同时排除他们控制不了的长期“趋势”。除非我们做那些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果我们把焦点限制性地放在看起来是渐变的或者差不多觉察不到的变化），我们就足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困境是令人恐惧的。 他们明显地为全球变化的速率而害怕，费力而艰难地去读懂无数个可能的灾变（饥荒、生物灭绝、流行病），如果我们继续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的话。 乍一看，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似乎有惯常的不可缓和的分野。但是，一个对经济学家一生态学家论争有较深认识的分析家认为，虽然存在一些范例差异，但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大。事实L，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本身并不重要。不同的分析家都在针对同样的论题，即：①如果我们是幸运的，那么最终就有可能用新的技术，导致今后100年一个较少扰动和可持续的稳态世界；②如果运气不佳，就会因为无视我们日常经济的客观性，以及对无限的不可持续扩张活动的限度，将会看到不断加剧的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明显的差异是可能性大小：传统经济学家为我们将及时地运用经典的经济工具和政治工具使世界可持续而乐观；生态学家为自然的恢复能力感到沮丧，更为人类及时察觉到长期不祥趋势（以便成功扭转它们）的能力感到悲观。 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任何创览过迈尔斯和恩利希写下的厚本巨著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与乐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解决问题方法：更有效的技术，更快的执行措施，适当的计划生育，技术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更好的教育体制，更为完善的有关全球系统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他一长串类似的活动。基本的争论是在哪里呢？它是否仅仅是关于灾难可能性的不同的调门？不，我相信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真正存在着一个实质性分歧。生态学家相信，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不祥的发展趋势，那么经济学的过去表现和未来潜力就是很不够了；此外，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减慢这些威胁的到来。 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范例之间的鸿沟主要存在于两个命题：①大大膨胀了的人口规模、技术与生产活动以生态可持续方式进行的可能性；②即便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它们是否相对不重要，或者可以被人类经济的其他产品替代。差不多所有负责任的和真正的争论者，都同意这些问题不是可以确定性地回答的，但是他们对地球将经历乐观还是悲观结果的可能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技术和经济的乐观主义者承认有环境风险，并且确实提出一系列政策行动，去促使人们努力降低环境的风险。对悲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可以说同样的话，但他们愿意看到人类事业的规模（既包括人口的数量又包括经济的规模）有戏剧性的逆转，以便避免像快速砍伐森林和持续的CO。积聚这类潜在不可持续做法，导致全球崩溃的风险。尽管他们的解决方案并非完全相同，但有相当部分是有共同性的，即使这些相同点被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言论的烟雾所遮掩。过程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 我相信，过于安心或过于绝望地相信争论的其中一方拥有真理都是绝大的错误。我预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者在不同的特殊事例中被证明都是对的：某些预期的环境危机将会衰退直至失去意义，而像臭氧层空洞这类其他的危机，则会作为在发生前几乎没有察觉的棘手的奇异现象而突然出现。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种悲喜交集的格局会长期持续。我还相信问题会变得日益全球化和不可逆转。紧迫的事情是，我们要决定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投资于现在的资源，以使潜在的风险最小化。这正是地球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估方法可以起作用的地方，它将有助于决策者把决策过程，放在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让我再一次强调，我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刻板地对待综合评估模型的定量结论。由于这些模型涉及到许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精确地描述相互联系的物理、生物、社会子系统的综合效应。相反，综合评估的决策价值在于“过程本身”。更进一步地，由于这些社会一自然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的高度木确定性，我认为社会或其代表，仅仅根据分析性方法来进行决策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然而，综合评估模型表现的复杂性，能够使那些愿意探究底细的人清楚明白地知道，那些陈述清楚的假定对未来环境和经济的逻辑结果是什么。以综合评估为分析工具，一个决策者可以对真实系统的可能行为有充分了解，如果你愿意，它会有助于使用者更加直觉领会到：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加大或减少了某个特定的人类行为或政策的环境与经济的风险。就像可以分析依赖于煤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较低二氧化碳浓度的燃料的环境费用那样，可以用来分析新的税收政策的环境收益和经济费用。 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通常是主观的决定）适用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通过介入整个过程，通过在电脑模拟中像玩游戏似的改变系统中不5的物理生物因素之间的联系，或者通过故意改变政策，模拟估计这些政策可能有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决策者可以因此变得非常明达博识。 差不多所有决策（不管是医学的、商业的还是政府的）都是借助大多数组成要素中的不完全信息，来估计各种选择的风险和收益的直觉性价值判断的。无视问题中经得起定量化的组成要素，就同相信单纯以这些要素组成的模拟结果，就是选择正确政策的唯一理性基础一样无知。学问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答案”当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问题是要发现决策者愿意介入这种复杂的学习活动。决策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活动，因为它是负荷价值的工作。即使科学中的真理判定，也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喜欢承认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因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有说服力的实验进行之前，对已经掌握的知识的评估是通过听取科学界的智慧（或者是科学精美的偏见）来行事的，从而以较少含糊的语言来表达相关的知识。这种社会性活动指导着科学家下一步做什么，包括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同意（意味着提供资助）去进行。 谁含意见一致者 即使某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喜欢指出，逻辑上，科学与任何其他有政治权力、主张和价值侵入其内的活动同样是非理性的，但我确实相信，大多数科学活动的确是在自觉地减少明显非科学的行为（对好支持者的国会政治分肥行为是这类事情的典型人实际上，尽管不像其实践者喜欢声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科学是用它的客观工具即科学方法来检验和再检验它的现有观点（也称为理论或假说）。但有时科学的成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决策部门通过新闻界而获得信息，科学就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有时不那么大的）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同意要寻找意见一致，但仍有可信性的问题：如何界定科学界的成员，从而听取他们的智慧，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条目纳入对最新科学的集体性描述，然后用于政治目的？例如选择二氧化碳税的大小，增加公众购买土地用作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它们之间的通道以防止快速的气候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专家有资格在这个科学一致性的选举中投票呢？在这里某些掌握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人，有许多进行大肆攻击、设置骗局和刺杀名流的机会。我们应该去学习怎样看透这种公共关系中的闪电行动。 那些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直到正常的科学过程揭示出“真理”（一种有关会发生什么事的严格的一致意见）为止的科学家没有看到，事实上个人、公司、政府的决策，差不多总是基于对一系列结果的最佳推测估计上，通常总是缺乏严格的一致意见的。这就是大多数保险怎样购买、投资怎样进行、医学选择怎样评估的机制。只要专家观点的最新评估被承认是一种社会功能，我们所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在估计军事风险、医学风险、经济风险、未来利率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重要的社会领域前景（要对面临的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都是如此。 于是科学决策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怎样使非专家的社会了解这些有广泛代表性的相关专家的如下看法：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件的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某种关于这些事件，会对环境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指导性意见。这种意见一致评估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因此没有一种科学方法适合于它），这使得许多科学家被挤到了圈外。 当然，个人与群体要估计任何特定理论的有效性，或者估计任何特定结果的可能性，都要使用科学方法。但是在缺失明确实验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人与群体就可能具有不同的专家观点。在任何阶段，有知识的专家们提出的观点就是社会的决策过程所需要的科学影响。在某个水平上，研究专家观点并且进行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做法清楚、正式、透明，要比采用具有特殊利益的报界资料好得多，后者总是勾勒他们欣赏的专家的观点，然后传真到全世界的权力结构——我常常在我的讲课中称之为“一份传真，一个投票综合征”。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程与公共政策系，把它在全球气候变化低水平争论中的挫折，干脆变成了一项科学调查。1994年，美国大约有16位科学家被询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按调查科学要求设计，不带统计学偏见。所选择的科学家被这个综合评估小组（本身对气候变化问题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威胁不带任何明显的预见）认定是具有普遍性知情专家的代表。例如，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二氧化碳增加l倍，使得最终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有一定的提高，要求就此画一个反映可能性的所谓累计概率分布。所选定的16位科学家（他们包括气候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所有人都在那个领域工作）中有15位画了相类似的累计概率函数。虽然在具体数字上有差异，但15幅图看起来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有人对气候变化为气温下降或者不超过IC赋予一个显著的但相当小的概率。所谓小，我是指5％一20％的概率。换句话说，16位科学家中有15位同意，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在下一世纪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对立观点的概率可能较小。然而，他们认为，下一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较大可能是在上升ICfo 4C之间（相当接近过去20年间产生的标准的国际评估）。反对者 由16位人中的15位组成的科学家小组，按照他们累计概率分布的图示，也都一致同意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即异乎寻常但却是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奇异气候现象出现，以致可以看到大于4C的气候变化（有些科学家在所谓奇异方案中图示有高达10℃甚至更多的变热）。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于20％（我也这样认为），但10％可能性的灾难性事件肯定会促使大多数企业领导或个人去购买保险，以使自己免除全部损失，因此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按战略安全家们的说法是“制止”）。当然，没有人向这些科学家提出这些对决策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问题。相反，他们仅仅被要求提供他们的技术评估：估计结果并对相应的概率作出最佳评估。 谁是那位提出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再三反对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理查德·林德曾（Richard Lindzen），一个全球变暖科学的严厉的批评者和科学家。 林德曾嘲笑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是非科学的和不成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华尔街》杂志和《凯脱商务评论》的编辑文章、由煤炭游说团体制造的内容俗套的录像带（把CO。描述为对地球是有利的），都对林德曾的评论作了渲染。林德曾认为，全球变化很可能只产生可以忽略不计的结果。初看上去，他的概率图与他的15位同行的图有同样的形状。然而，在概率圆的水平轴右侧，他的极端数字不是高为10C的最大增热而仅仅是IC。林德曾对调查者说，按照他的科学判断，COz增长1倍使全球变热大于IC的可能性只有2％都不到。回想其他15位科学家一致同意小幅度的变热（低于IC）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典型地是从5％一20％不等。因此，我们中的其余各位，没有一个人否定出现可忽略不计的结果在内的广泛的木确定性。林德曾和其他少数科学家（媒体赋予他们的时间看起来抵得上气候学研究小组中的大多数人）反复强调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专业知识，因此有某种把握知道专家小组中每一个人都在争论的东西：即未来气候变化的每一种不可忽略的结果的概率实质上都为零。由于反馈机制的广泛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绝对准确地从今天推测明天，我认为这个自鸣得意的判断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它还忽略了前面讨论的指纹证据的增长。 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吗 完全有可能被调查的15人是错的，而林德曾却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正确的概率是10％左右。甚至还会存在某种思想的传奇。科学幻想电影，经常描绘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力排众议，坚持认为某种一致同意的推测会引起地球裂缝，创造一种放射性的怪物，或导致出另外某种与常人智慧对立的可怕的结果。而真实生活中的故事，也常常把英雄界定为是与常规知识对抗的人。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摧毁了陈腐的天体理论，又粉碎了声称这种理论是真理的教会的信誉。虽然社会、组织等权力机构也没有被动地作出反应，但（最后）赞美还是属于改变了教条的人。 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敢于去实践其认真的反对意见的行动。毕竟，披着光滑的法衣在教堂和国家中有着体面位置的托勒密的支持者们，坚持地。已说的宇宙观已经不知有多少个世纪了。确实，意见一致的科学可以产生愚蠢的或者刚愎自用的危险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迪克·林德曾的通过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正规的质疑程序，借助于开放的科学过程，让时间来不断地清除错误的思想。 虽然对于每一个托勒密可能最终产生一个哥白尼，但是，我也敢打赌，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哥白尼至少会有一千个假冒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常规智慧多多少少证明是对的。不幸的是，媒体和政府对差不多所有具有博士证书的、声称拥有真理但却意见不一的人过多地一视同仁。而科学的评估过程（例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或者卡内基·梅隆研究小组这种特定的事例所做的那样），是要努力把离开本题或局外的观点与最新的主流思想鉴别与隔离开来。这些局外的观点必须要听，但不是以同等的可能性予以对待。 因此，环境一发展政策的社会制订过程的最佳评判，是可以建立在科学界的代表关于变化的幅度及其科学概率的集体性评判上。并且，这个过程应该经常重复进行，因为新的知识在快速产生，我们应该按照新的发现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取向。我已经把后者称之为“滚动式再评估过程（rolling reassessment Prooes）。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他将证明现有的常人智慧应该淘汰了。但是就眼下而言，我建议政治家还是通过调查有广泛性的代表的专家，采用由此得出的多数观点进行打赌为好。这种调查肯定不是媒体的平衡观念，他们常常蛮横地把对立的双方以难以平息的争论形式放在一起，好像有知识的人不会相信其他别的观点是有可能的，似乎那些局外观点的相对可能性与其他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种调查也不是政治上的平衡行为——由政府的政治对手，例如美国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挑选的专家。在这样一种冲突、狂乱、扭曲的状态中，要对合适的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公共辩论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应该考虑的行动 我多次重申，决策就是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怎样去冒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赌博）的价值判断。尽管经常有令人不解的复杂性，但进行价值选择并不需要统计学、政治科学或地理学的博士学位。相反，公民所需要的是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常用比喻和普通语言，对环境与发展争论作出简单解释。一旦这个地球的公民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经营活动与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之间作出选择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关系，可能出现的较好结果，是由于“普通”人不愿冒风险的意识，也许会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地球的未来，来了解足够的情况，而不被包裹在任何特殊利益的俗套的商业宣传或评论文章中的简单说法所愚弄，因而最终达到对勉强行事的政治家和权力经纪人的公众制约。 可以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来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变化问题呢？下列清单是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进行的一个跨学科的，由企业、大学、政府联手评估得到的一致性意见。令人鼓舞的是，这个由不同观点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包括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实业家弗罗施、气候学家施奈德）都同意，以美国为例，以较低费用或不用代价，就可减少或补偿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约为1990年水平的10％一40％。下面是该委员会建议的项目： 1．继续推进逐步淘汰CFC（含氟氯烃）和其他卤烃气体的排放，开发能减少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物质。 2．详细地研究能源的“全社会费用价格计量方法”，逐渐在实际中引入这种系统。在污染者付费原理的基础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应该反映相关的环境问题的总成本。 3．通过加强节约与办事效率，在能源使用阶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在规划未来的能源供给结构时，使温室增热成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来考虑在能源供给、转化、用户使用和外部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进整个能源系统的经济和性能。 5．减少全球性的森林砍伐。 6．探索一个适度的国内再造森林计划，支持国际上有关再造森林的工作。 7．维持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帮助农业和商业适应气候变化，从而确保有充足的食物。 8．通过水的市场机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更好地管理现有的水源系统，由此解决现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使水供应更加充足。 9．规划长期生活结构的安全边界，以考虑可能有的气候变化。 10．以开始减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1．执行研究与发展计划，以改进对全球变暖起补偿作用的地球工程的设计，以及增加对这些工程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认识。不要现在就实施这种地球工程计划，而要更多地了解其优点与不足。 12．控制人口增长，可以对提高生活标准和减少像温室增热这样的环境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应该重新全面参加减慢人口增长的国际项目，应该对这些项目予以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13．美国应该有高层官员全面参与有关温室增热的国际协议和项目，包括外交条约和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工作。 考虑到参与者的背景的多样性和他们不同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清单。但是在专家小组面前进行公开争论的严峻考验中，私利者的争论和媒体的哗众取宠都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这个专家小组没有断言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认为，“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温室增热却是一个潜在威胁，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各种模型正在积极地对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政策选择进行综合评估。但是，即便这个由13条建议组成的综合性行动清单仍然忽略了两个基本方面：①非常需要开展一场理智的而不是好争论的关于全球变化的公众辩论；②非常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公共教育，除了了解传统的被分割的专业化领域外，还应该教给学生懂得整个系统和长期的风险处理方法。没有这些要素，要让公众坚定地支持把目前的国家资源投资于长期的全球目标的政策是困难的，因为目标的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环境与（对）发展 尽管NRC（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报告承认，制订世界规模的全球变化对策是重要的，但它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常常与发达国家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识字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寿命期望值，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减少当地迫在眉睫地对市民和环境造成健康威胁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保护物种和减慢气候变化被看作是与较发达的经济能力相对应的，在他们的优先项目中仅仅放在较低的位置。发展中国家把降低全球变化干扰放在他们优先项目的较后部位，是有嘲讽意味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影响评估都认为，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语叫做“边际货币”，在我们看来，它意味着在既定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生物、社会系统中，下一笔钱投资可以获得最大社会收益的最佳地方是哪里？我已经听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呼喊，在贫困得到扭转、可防治的疾病得到消除、非正义现象得到矫正、经济平等可以达到以前，他们只能把宝贵的资源投资到这些优先领域。我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会使他们正想处理的这些问题趋于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使得投资既能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又有助于经济发展（向高效技术转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大的错误是陷于迷误的“边际货币”的错误逻辑中不能自拔，因为下一个可得到的美元的一分一厘都无不例外地用于最优先的问题，而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必须等到第一优先完全达到以后才进行。对我来说，第一步就是要把“边际货币”换成小额零钱，以便许多有相互联系的优先问题至少能够总体上得到部分解决。假定围绕许多人类事件和自然事件的费用和收益有大规模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同时处理许多课题，并不断地估计何种投资是有效的，何种问题（包括全球变化在内）是变得严重了还是得到缓解了（即滚动式再评估过程）。 当然需要有资源进行投资。由于可得到的资本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磋商，即被称为“有关行星的讨价还价一…n。tary5argahing）”，以使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与环境保护相平衡。这种协商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很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制订出平衡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利益和期望的方案。 虽然这里引用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组的建议，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政府这一级水平，但还有相同的一系列建议可用于个人与小规模的机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教（就像是告诉人们他们的投票会产生作用，即使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多这一票而赢得选举），但是离开房间时把电灯或者电视机或者电脑关排是重要的。例如，如果每一个选区为落选者仅仅增加一张选票，那么一系列选举的结果就会是非常不同的。类似地，当50亿人以这种方式保护能源，每年每人为1000次，那么整个能源积蓄就会上升。而且，如果我们想在减慢全球变化问题上变得有效，这样做就为我们需要进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小的变化定下了合适的基调。 例如，如果你要买一台冰箱。你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型号，除了微小的差异外，外表看起来是相同的，但一个价格是1000美元，另一个为900美元。你想要买哪一台呢？很可能会买便宜的邢台。但是如果你读了标牌，你会发现1000美元的冰箱所耗费的能源要比900美元的那个少得多。可能是因为它隔热性能好因此价格贵一些。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是，根据标牌上的信息做一点心算，只要看看从这个隔热较好的冰箱我们每年的电费单上可以省多少钱。我们假定它是每年25元。这就意味着，4年以后我们已经把100元钱挣了回来。一台冰箱典型的使用期是10一15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差价。同时，由于较少的能源意味着较少的污染，因此我们也帮助了环境。眼下，这种与市场无关的设备还不是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即便它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成本。 我们都需要更新汽车。下一次我们更新汽车时，我们就可以读读标牌，看看它的能源效率。拥有一辆最大的最快的汽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做同时有利于环境和自己钱包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买一辆更节能的汽车。 政治家都喜于对他们的选民的感觉作出反应（当我们交流感觉时人如果我们要影响政治领袖创造性地作出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帮助我们在家中有效地使用能源；为中国提供新的选择，以改进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对易污染的煤的低效率使用；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和巴西人扭转森林的快速砍伐，政治家就必须知道我们想要他们干些什么。让他们知道你的关心和价值吧，如果我们鸦雀无声，那么只有特殊利益者的传真在进入政治家的眼帘。 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结论：每一个公民都有职责选择如何去平衡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风险与可知收益的矛盾，这就要有充分的知识，以便作出体现这种平衡行为的价值取舍。融会多种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专家，可能有助于说明会发生什么气候变化以及有多大的概率。下一次当你听到专家告诉你“做什么”时，你要记得去问他们下面三个问题：①可能发生什么？②可能性有多大？③你怎么知道会发生的？你要确信让专家区分他们的判断中哪些部分是基于已经确立的、客观的概率，哪些部分是主观的。本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只要我们想要承担这份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行动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进行赌博（希望碰到某种好运，结果证明我们为保护地球付出的成本要比我们漫不经心地给地球带来的损失还要大）。然而，这是一场令我们，以及与我们分享地球但却不能介入决策过程的其他生灵根本就输不起的赌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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