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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公审的日子来临了。我镇静地出庭,但群众的表情使我深感悲伤。我从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任何同情。我认为,在这样的场合,我至少应当看到尊重的表示,那是陷入不幸和遭到隔离的人所需求的。但所有的脸上只流露出一种粗野不逊的好奇心。平民出身的姑娘们大惊小怪地高声谈论我的美貌和年轻。一大批属于贵族或金融界的妇女在旁听席上展示华丽的服饰,似乎赶来过节。众多的僧侣在百姓中间露着光头,唆使他们反对我;从挤得紧紧的行列里不时传来“强盗”、“渎神的人”、“野兽”等叫骂声。当地的名流们懒洋洋地倚靠在荣誉席上,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议论我的激情。我以对人生深恶痛绝的平静态度听到并看见这一切;如同一个旅客抵达旅程的终点,心力交瘁、无动于衷地望着那些为了一个更远的目的地而忙乱地重又动身的人。
  公审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各个时代的法官行使职权时都有这个特点。我的审讯记录是简短的,虽然向我提出的关于我生平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我的答复使好奇的公众的期望意外地受挫,大大缩短了审讯的时间。我使自己不越出三种主要答复的范围,其内容是不变的。第一,对于一切有关我的童年和教育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决不是走到被告席上来控诉别人的。第二,对于涉及爱德梅、我的感情的性质、我同她的关系等问题,我回答说,德·莫普拉小姐的品德和声望不允许对她跟任何一个男子的关系的性质提出哪怕最简单的疑问;至于我的感情,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说明。第三,对于目的在于使我承认我的所谓罪行的问题,我回答说,我甚至不是无意的肇事者。通过极其简短的答复,我扼要讲述了直接先于这次事件的某些情况;但是感到应当为爱德梅也为我自己隐瞒曾经使我心神不定的纷乱的冲动,我以坠马来解释我之所以离开她的原因,以我认为有必要去追我的马以便重新护送她来解释别人发现我和她躺着的身躯远离的原因。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不明不白,也不可能清楚。我的马跑开的方向与我所说的方向正好相反,而在我知道出事之前别人看见我的狼狈模样,用坠马解释也是不够的。他们尤其盘问我干吗同堂妹待在树林里,不像我们本来表明的那样去追随猎队。他们不愿相信我们确实是在命运指引下迷了路。他们反驳说,不能设想命运会像一个有理性的人,端着枪正好在加佐塔楼守候爱德梅,趁我转身走开五分钟的时候向她射击。他们硬说我不是施展诡计,就是使用暴力把她带到那个偏僻的地方,企图强奸她,后来或者出于没有得逞的报复心,或者由于担心罪行败露而受到惩罚,就决意杀人灭口。
  法庭听取了所有有利于我或不利于我的证词,老实说,只有马尔卡斯一个人可以被看作真正在为我辩白。其他有利于我的证人只是确认,一个“很像莫普拉家族”的僧侣有关期间曾在瓦雷纳转悠,出事那天晚上甚至好像躲起来了,从此以后未再露面。这些证词不是在我怂恿下作的,我声明也不是应我请求而作的,这使我感到不胜惊异,因为我从上述证人中间看到几个当地最正直的人。但这些证词只在真正关心真理的埃先生的眼里才有分量。这位推事提高声音问,怎么没有责令若望·德·莫普拉先生出庭同这些证人对质,既然他已尽力通过一些证书让人确认他不在现场。这项异议仅仅被一阵愤慨的窃窃私议声接受。不把若望·莫普拉视作圣徒的人虽然不算少,但他们对我是冷漠的,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看一场戏。
  当苦修会会士从人群中突然站出来时,伪君子们的兴奋达到了顶点。他一边装腔作势地放下风帽,大胆走近旁听席前的栏杆,一边说他是个应受蔑视的可耻罪人,但在这个人人该追求真理的场合,他认为自己作出坦率、爽直的榜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甘心接受一切可以使法官们作出明断的考验。听众中传来欢欣雀跃的声音。苦修会会士被领进证人席,与证人们对质。证人们毫不迟疑地一致宣称,他们见到过的那个僧侣与这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外貌像一家人一样,远看颇为相像,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已不存在丝毫怀疑。
  这次事件的结果对苦修会会士来说是一次新的胜利。没有人想到,既然让人们表现得那么正直,那就很难相信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过另一个苦修会会士。这会儿,我记起神甫与若望·德·莫普拉在富热泉边初次会晤时,后者曾向他三言两语地提起,他有个“教友”跟他一起云游,在古莱农庄过夜。我认为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律师。他去同坐在证人席上的神甫低声商议;神甫对这个情况记得很清楚,却不能进一步补充任何细节。
  轮到神甫陈述了,他以焦虑的神情朝我转过脸来,眼里充满泪花。他慌乱地回答程式化的问题,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费了很大劲儿控制自己,终于说了下面这番话对实质性问题作证:
  “我正待在林中时,骑士先生求我下车,去看看他女儿到哪里去了;爱德梅从猎队走开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引起他的不安。我跑得够远的,在距加佐塔楼三十步的地方发现贝尔纳·德·莫普拉先生处于张皇失措的境地。我刚听见一声枪响,注意到他的卡宾枪没有了;他已把它扔掉(发射过了,像已证实的那样),就在几步路之外。我们一起跑到德·莫普拉小姐跟前,发现她身中两弹躺在地上。另外一个人比我们先赶到,这时正守在她身边;只有他能把从她口中听到的话告诉我们。我见到她时,她已失去知觉。”
  “可您已从这个人口中一字不差地听到那些话了,”法庭庭长指出:“据说,在您和这个叫做帕希昂斯的有文化的农民之间存在着友谊的联系。”
  神甫犹豫了,问良心法在这儿是否与诉讼法相矛盾;法官们是否有权要求一个人泄露别人交托给他的秘密,让他违背自己的誓言。
  “您曾在这儿以基督的名义宣誓说真话,全部的真话,”对方回答:“该由您判断这个誓言是否不比您以前可能起过的誓言更庄严。”
  “不过,如果我是在保证不泄漏忏悔内容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秘密的,”神甫说,“您就肯定不会劝我泄漏它了。”
  “很久以来,”庭长说,“您已不再听任何人忏悔,神甫先生。”
  听到这种不合礼仪的提醒,若望·德·莫普拉喜形于色——一种恶魔似的喜悦,使我想起从前我所熟悉的他那副模样,一见痛苦和眼泪就乐不可支。
  神甫从这次小小的人身攻击引起的气恼中找到他本来缺乏的勇气。他垂下眼睛呆了片刻。他们以为他受辱了;但他重新抬起头来时,他们看见他眼中闪耀着一种教士的既狡黠又固执的光芒。
  “全面考虑之后,”他以非常温和的口气说,“我认为,我的良心命令我保守这个秘密;我会这样做的。”
  “奥贝尔,”王家律师狂怒地说,“看来您不知道法律会对您这样表现的证人处以什么刑罚。”
  “我不是不知道。”神甫的口气越发温和了。
  “您总不见得想尝一尝吧?”
  “需要的话,我就服刑好了,”神甫回答,一丝难以觉察的。矜持的微笑和一种极其完美的、庄重的姿态使所有在场的妇女都深受感动。
  妇女们总是高尚而美好的事物的优秀鉴赏家。
  “好极了,”检察官又说。“难道您坚持这种沉默的方式吗?”
  “可能。”神甫回答。
  “在德·莫普拉小姐遭到枪击后的日子里,如果您能听到她说的话,不论意识清楚状态中说的还是谵妄状态中说的,您都愿意告诉我们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一概不愿告诉你们,”神甫答道。“复述这些话是违反我的感情的,甚至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谵妄状态中说的绝对证明不了什么,而意识清楚状态中说的,又只是些对长辈真诚友好的话。”
  “好极了,”王家律师边说边站起身子:“您拒绝作证是与本案有关的一个事件,我们将依法请求法庭对此进行审议。”
  “至于我,”庭长说,“凭我目前拥有的权宜处置权,我下令逮捕奥贝尔,把他押送入狱。”
  神甫坦然自若地让人带走了。观众不由得肃然起敬,尽管僧侣和教士们恼恨不已,低声谩骂这个异端分子,会场中却依然一片肃静。
  所有的证人都被传讯了(应当说那些已被收买的人在公开场合起的作用不太大),最后勒布朗小姐到庭使审判圆满完成。我很吃惊地看到这个老姑娘如此激烈地攻击我,把她的仇恨如此集中地对准我。何况,她确实有些非常厉害的武器可以损害我。凭着仆人们窃取的在门口偷听和刺探家中一切秘密的权利,加上她善于曲解和说谎的本事,她竟随心所欲地将她能引用的大部分事实安排得足以断送我。她陈述七年前,我是怎样把德·莫普拉小姐从我那些又粗鲁又凶恶的叔叔手中搭救出来,跟随她抵达圣赛韦尔堡的。
  “这么说,”她转身朝若望·德·莫普拉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并没有影射庭上这位圣人的意思,他早已从大罪人变成了大圣徒。但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她一边继续说一边重新面向法官席,“这个卑鄙的强盗才救了我亲爱的女主人呢?他玷污了她,先生们。由于遭到强奸而又无法自慰,可怜的小姐后来天天都是在耻辱中以泪洗面度过的。她自尊心太强,没法将自己的不幸向任何人吐露,又太诚实,不愿欺骗任何人,她跟她热恋着的、同时也得到回爱的德·拉马尔什先生断绝了关系。七年里,她拒绝了向她提出的一切求婚,这都是由于荣誉攸关,她憎恨贝尔纳先生。起初,她想自杀;她曾请人磨快她父亲的一把小猎刀(马尔卡斯先生在这儿可以证明,如果他愿意记起来的话);要不是我将这把刀扔进了宅内一口井里,她肯定已自杀身亡。她也想自卫,抵御她的追逼者夜晚的攻击;只要拥有这把刀,她总是将它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晚上她必定把卧室的门闩上。有几次我见她回来时面无血色,几乎晕倒,气喘吁吁,好似刚刚被人追逐,惊恐万状。随着这位先生逐渐接受教育,学习文雅的举止,小姐眼看她不可能有别的丈夫——既然他口口声声说要杀死一切敢于自荐的人——希望他改去自己的野性,对他表现得格外温柔体贴。她甚至在他生病期间看护他,不是由于爱他,或者像马尔卡斯先生在他的讲法中说的那样敬重他,而是生怕他在呓语中,当着仆人们或她父亲的面,泄漏他曾奸污过她的秘密,那是她出于羞耻心和自尊心一直注意隐瞒的。这一点今天在场的妇女想必都能理解。七七年,全家人到巴黎去过冬时,贝尔纳先生又变得嫉妒、专横,多次威胁要杀死德·拉马尔什先生,小姐不得不把后者打发走。此后,她跟贝尔纳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对他宣称她不爱他,永远不会爱他。出于愤怒和忧伤——不可否认,他如狼似虎般地爱上她——他动身去美洲;在那儿度过的六年期间,他的信显示出他有很大进步。他回来时,小姐已拿定主意做老姑娘,心情又变得非常宁静。贝尔纳先生方面,似乎也已长成一个相当好的小伙子。可是,由于天天看见她,不断靠在她的椅背上,或者在她父亲睡觉时一边帮她绕毛线一边低声跟她谈话,结果他重新深深坠人情网,失去理智。我不愿过分指责他,可怜的人!我相信他的正确去向是进收容所而不是上绞架。他经常通宵又叫又吼,给她写些极其愚蠢的信,她边读边笑,然后将信放进口袋,不作答复。哦,这儿有其中的一封,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替她脱衣服时在她身上发现的;这封信已被一颗子弹打穿,血迹斑斑,但还能读,看得出先生经常企图杀害小姐。”
  说着,她将一张半烧焦、半沾上血迹的纸放在桌上,引起观众们的一阵战栗——在某些人是真诚的,在其他许多人是装模作样的。
  念信之前,她完成陈述,以一些使我大惑不解的说法作为结束;我再也分不清事实真相和造谣诬蔑的界线了。她说:
  “出事以来,小姐一直生死未卜。她肯定不会复原了,不管医生们怎么宣布。我敢说这些先生只在某些时刻见到病人,不像我全面了解她的病情,我可是连一个夜晚也没有离开过她。他们认为她伤口见好,但神经错乱。我偏要说她伤口见坏,头脑却比他们说的好得多。小姐极少胡言乱语,即使偶尔乱说,也是当着这些先生的面,因为他们使她心慌,使她害怕。她尽力显得不像发疯似的,结果成为这个样子;但是,只要他们丢下她单独同我,同圣约翰或者同神甫先生在一起,她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恬静,温柔,明白事理(如果神甫先生愿意,他完全可以向你们说明实际情况)。她说她痛苦得要死,虽然她向医生们表示她几乎不难受了。她以适合一个女基督教徒的宽厚胸怀谈到她的凶手,每天重复许多遍:
  “‘愿上帝在来生宽恕他,就像我在今生原谅他一样!毕竟,一个男人必须爱极了一个女人才会杀她!我不该不嫁给他,兴许他会使我幸福的;我把他逼人绝境,他向我报仇了。亲爱的勒布朗,注意永远不要泄漏我告诉你的秘密!一句不审慎的话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我父亲也会因此死去!……’
  “可怜的小姐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在法律和宗教的责令下不得不说出我想保守的秘密;我到这儿来并非为她寻找淋浴装置,而是来供认事实真相的。我引以自慰的是,这一切不难向骑士先生隐瞒,他的头脑已不比刚生下的婴儿清楚。至于我,我尽了自己的责任;愿上帝审判我!”
  勒布朗小姐信心十足、滔滔不绝地讲完这番话之后,在一片嗡嗡的赞赏声中坐下;他们着手宣读在爱德梅身上发现的信。
  这确实是出事前几天我写给她的那封信。他们递给我看;我忍不住亲吻爱德梅的血迹;然后,瞥了一眼笔迹,我一边还信一边平心静气地承认这封信是我写的。
  宣读这封信对我真是致命的一击。命运似乎精于损害它的牺牲品,有意(也许有一只卑鄙的手帮它作这种删节)毁掉证明我的服从和敬重的段落。某些诗意的隐语对我狂热的胡话本来可以提供解释和谅解,如今已难以辨认。而一目了然,使人人信服的是那些保持完整的段落,证明我的激情的狂暴,我的怒气的疯癫。就像下面这样一些句于:“我有时真想半夜起来,去杀你!如果我有把握在你死后不再爱你,我可能早已多次这样做了。谨慎对待我,巴;因为我身上有两个人,有时候从前的强盗支配着新人,”等等。我的敌人们的嘴上掠过一丝胜利的微笑。我的那些辩护人泄了气,甚至可怜的中士也以失望的神情瞧着我。公众已经给我定了罪。
  这次事件之后,检察官占了上风,朗读一份严厉的公诉状,把我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恶人,一个该死的祖先的该死的后代,一个邪恶的本能必然提供的儆戒;在竭力把我贬成一个可惜、可怕的人之后,为了摆出公正。宽厚的姿态,他又试图引起法官们对我的同情心;他要证明我没有自制力,我的理智从小就被残酷的景象和穷凶极恶的道德原则搞乱,早已不健全了;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的情感如何发展,也决不可能复原。最后,在说了一通哲学和浮夸的华丽辞藻之后,使听众大为高兴的是,他要求对我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虽然我的律师是个有气魄、有头脑的人,但那封信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听众对我如此有恶感,法官们听他发言时又公然作出怀疑和不耐烦的表示(这是本地法官席上沿袭下来的不正派习惯),以致他的辩护词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看来有充分理由可以提出有力要求的地方都成了补充质询。他抱怨说,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案子中某些疑点未被充分澄清,一件好些情况尚被神秘笼罩着的诉讼案判得太仓促了。他要求传讯医生们,就听取德·莫普拉小姐作证的可能性发表他们的意见。他指出,最重要。惟一重要的陈述是帕希昂斯的陈述,帕希昂斯可能在任何日子出庭,证明我无罪。最后,他要求搜寻那个托钵僧,该僧侣与莫普拉家族相像早已被值得信任的证人们确认,但还没有找到解释。按照他的意见,必须了解安托万·德·莫普拉到哪里去了,应当传苦修会会士对此作出交代。他大声抱怨,他们拒绝任何延期,也就剥夺了他的一切辩护手段;他鼓起勇气声明,某些邪恶的激情该对这样一种审判程序的盲目迅速的进程负责、庭长当即要他遵守秩序;检察官反驳说,一切程序都已完成,法庭已经掌握足够的情况,搜寻托钵僧是一种不得体的幼稚要求,若望·德·莫普拉早就证明他最小的弟弟已于几年前死亡,这些辩驳获得成功。全体法官退席审议;半小时之后返回,宣布把我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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