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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野蘑菇
  那人站在那儿,端详老橡树根部杂生的蘑菇与矮树丛。他的右腿包裹着钓鱼用的,长及大腿的塑胶防水长靴,左脚却穿着跑鞋;一手持长手杖,一手拎着蓝色购物袋。
  他转到树的另一面,包着塑胶长靴的腿跨步向前,紧张地拿手杖往树丛里戳,像个剑术家,担心遭到对方敏捷凶猛的还击。塑胶腿再次向前:防卫、刺出、退出、刺出。他全付心思都放在这场斗剑上,当然不知我在他身旁观战。我的一只狗走到他身后,嗅嗅他的后腿。
  他跳起来——妈的!——这才看到狗,还有我。他不大好意思,我则道歉说不该盯着他瞧。
  “刚才,”他说:“我还以为谁在攻击我。”
  他以为谁会先闻间他的腿,再攻击他?我问他在找什么,他举起购物袋:“蘑菇。”
  难怪卢布隆山区充满了奇人异事。但再怎么样,蘑菇,就算是野菇,总也不会这样如临大敌吧。我问他蘑菇是不是会害人。“有的能害死你。”
  这我倒相信。可是穿塑胶长靴、拿棍子戳弄,怎么说?不怕别人当我是没知识的乡巴佬,我指着他的右腿问。
  “穿靴子是为了安全?”
  “当然是。”
  他用那柄“木剑”拍打胶靴,昂首阔步地走向我,猛地朝我面前的一丛七里香使出反手一击。
  “蛇。”他说时带嘶嘶之声。“它们正准备冬眠呢。如果你骚扰到它——嘶嘶——它们就发动攻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给我看购物袋里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从林子里采来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一定有毒,颜色有的深蓝、有的褐红,还有极艳的桔色,完全不像市场上出售的,规规矩矩的白菇。他把袋子凑近我的鼻尖,让我呼吸一下他所谓的山之精华。我惊讶地发现确实好闻,是大地的气息;丰润饱满,带几分坚果的味道。
  我再仔细观察这些蘑菇。以前我在树林里看过的,它们成团长在树下,看起来鲜艳得恶毒,我以为吃了必死无疑。那位穿靴的朋友向我保证,不但没毒,而且好吃。
  “但是,”他言道:“你得认识那几种有毒。大概有.两三种。如果你不确定,拿到药房去检验。”
  我倒从来没想过,蘑菇在收获与蛋炒之前,需要先接受医学检定。不过,既然肠胃在法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器官,这么做确实挺有道理。不久我有事去亚维隆,便到几家药房去转了一圈。一点不错,药房成了蘑菇检验中心。本来贴在窗子上的总是些手术器具或减肥美女的图片,现在却张挂着大型草类辨识表。有些药房更慎重,竟在橱窗里摆了成堆的参考书,内容详述人类已知的各种可食野草,并附插图。
  我看见有人拎着污脏的袋子走进药房,准备接受范种罕见疾病的检测似的,忧心忡忡地把袋子呈上柜台,身披白袍的药房专家,严肃地审视袋子里那些沾泥的东西,接着宣布判决。整日在痔疮药与鱼肝油之间打转的平淡日子,这对药师是一种饶富趣味的变化吧。
  我在旁也看得兴味盎然,差点忘了自己来亚维隆的目的;不是在药房之间附近瞎逛,而是到糕点之王那里买面包。
  面包之灵
  住在普罗旺斯,我们也染上对面包的狂热,选购每天吃的面包已成一大乐趣。梅纳村的小面包店开店时间颇不规律——“等老板娘梳妆完毕她便会重开店门,有一天我竟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于是往其他村落去是找面包,结果大出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吃惯了的、稀松平常的面包,原来其中另有天地。
  我们尝了吕蜜尔村密实、耐嚼的产品,比一般长条面包来得胖而且扁;尝了卡布瑞村外皮焦黑的圆包,大如压扁了的足球。知道了哪种面包可以放一天,哪种则3小时内不吃就走了味; 什么面包做菜用最合适,又是什么面包适合点缀在鱼汤的表面。还有许多小糕点,都是当天早晨做的,不到中午便卖光了。小糕点旁边摆放着一瓶一瓶待售的香摈,我们初见有些惊讶,后来看惯便觉得看着开心。
  每家面包店各有独门妙方,产品与超级市场大量贩卖的不同;外形稍作变化、别出心裁的装饰,给人精心巧制的感觉,像艺术家在作品上签了名。这些面包师傅,完全视那些切在卡维隆,电话号码簿上登录的面包店有17家。听别人说其中有一家出类拔苹,种类既多,品质亦佳,堪称糕点面包之王。他们说,在这家叫做“欧西馆”(ChezAuzet)的店子里,面包与糕点的烘焙和食用,简直神圣如宗教。
  天气暖和的日子,店外的人行道上摆了桌椅,卡维隆的婶子大娘们便坐在那里,啜饮热巧克力,咀嚼杏仁饼干或草莓点心,慢慢考虑买些什么面包回家作午餐和晚餐。为了帮助她们作决定,店里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目录。我便从柜台上取了一份产品目录,叫了咖啡,坐在阳光里展读。
  这一读,我又长了一层见识。目录上不但介绍了许多我过去听也没听过的面包,还明确坚定地告诉我,哪种面包是配什么吃的。例如喝饭前开胃酒时,我可选择被称作土司的小面包,或是散了盐肉的“惊奇面包”,或是咸味干层酥。这还简单,进入正餐阶段可就复杂了。假如我要先来点生菜,可搭配的面包就有四种:洋葱面包、大蒜面包、橄榄面包和羊乳酪面包。应有尽有?那么,我可以改吃海鲜,因为欧西咖啡馆只批准了一种面包可配海鲜,便是切成薄片的裸麦面包。
  所以这家店子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列举出我吃猪肉时、鹅肝时、喝汤时各该配些什么,禽类和畜类是如何,腌肉又是如何,还有混合沙拉(可别与各式纯素菜沙拉混为一谈)与三种成分各异的乳酪吃法。我算了一下,香草的、辣味的、核桃的。可是,吃小牛肝时,该配什么呢?
  她往货架了上制览了一番,挑出一种粗短的棕色面包。“你这人懂得面包,”她说,“不像有些人。”
  我呢,算是初窥面包的门径,正如我刚开始领略蘑菇的世界。这天早晨可学到不少。
  大地的最美衣裳
  马索风度潇洒,富于诗意。我在俯望遍地葡萄园的小山头上遇见他,他刚出得门来,准备到林子里去打点什么野味。手里端着枪,嘴角叼着黄色雪茄,他注视着脚下的山谷。“你看葡萄藤,”他说:“大地穿上它最美的衣装了。”
  这令人意外的诗情随即被他自己破坏;他大声清理喉咙,啪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过他说的没错,葡萄树好看极了、一畦一畦的枯褐、艳黄、猩红,宁静地立在阳光下,葡萄已经采收完,再没有机器或人来干扰我们欣赏美景。要等到叶片落尽,剪枝的活儿才能开始。正处于两季之间的空档,天依旧热,却不是夏,又还没到秋。
  我问马索,他卖房子的事可有进展?有没有哪对和善可亲的德国夫妇,在附近露营时爱上这座房子?
  提到露营客,他怒发冲冠。“他们才买不起我这样的房子呢。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卖了,到1992年再说。你等着吧,欧洲统一,边界消失之后,他们全会跑到我们南方来找房子。英国人啦、比利时人啦……”他挥着手,好像要把共同市场的全部国家都包含进去:“那时候,房价就不同了。卢贝隆山区的房子会身价大涨,一座小房子也可能值上一两百万。”
  1992年,不时有人提起,仿佛到那一年,欧洲合而为一,外国钱就会涌进普罗旺斯。欧洲人合组一个快乐大家庭,不再分彼此。金融限制取消——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会怎么做?还不是赶紧拎着钞票,到普罗旺斯来买房子?
  很多人这么想,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普罗旺斯已经住了不少外国人,他们买房子从没困难。再讲到欧共体的整合,签订一纸协约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争执、欺诈和刁难,尤其是法国。也许50年后,情况会好转;1992年吗?不可能。
  然而马索深信不疑。到1992年,他会把房子卖掉,从此退休;或在亚维隆顶下一间小酒吧,兼卖烟草。我问到时候他那三条凶恶的狗怎么办。顿时他的眼泪仿佛就要夺眶而出。
  “他们不会喜欢住在城里的,”他说:“我得射死他们。”
  他陪我走了几分钟,一路喃喃诉说那一定会到手的财富和随之而来清闲。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总该有点收获;人到了晚年就该享点清福,不该还守在土地上折磨那几根老骨头。虽然在这山区,他的房子实在是少见的难看,他谈起来却好像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说着说着他离开山径,走进林中去吓唬鸟儿。这个残忍、贪心又虚伪的老无赖!我愈来愈喜欢他了。
  山道上散落着猎枪的空子弹盒,是马索鄙视并称之为“小路猎人”的那些家伙留下的。他们要打猎又怕树林里的泥巴沾污了靴子,便在山径上徘徊,期待鸟儿飞进他们的射程。除了乱丢的子弹盒,更有揉成一团的香烟包、空的沙丁鱼罐头和酒瓶,都是“爱好自然”的当地人遗留的纪念品。他们大声疾呼自然保护,抱怨观光客破坏卢布隆山美景,却不愿带走自己的垃圾。
  普罗旺斯的猎人,真是不知检点的一群。
  蚂蚁的天敌
  我回到家,发现一场小型会议正在举行,开会地点在后院深藏在树丛里的电表之旁。法国电力公司的查表员来查电表。打开盖子,只见一窝蚂蚁,数不胜数堆作一团。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电,无法查考。蚂蚁须得赶走。除我妻和查表员外,加入讨论的是曼尼古酉先生;他最爱做的事莫过于对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家中发生任何难题,他都乐于介入。
  “啊呀呀,”曼尼古西弯下腰去仔细观察,之后说了;“这些蚂蚁,不多嘛。”这回他倒是轻描淡写,蚂蚁多到结成黑黑的一块,结结实实地填满了装电表的金属箱子。
  “我可不打算打扰它们,”查表员叫嚷着:“它们会爬到衣服里面咬人。上回我清过一个蚂蚁窝,后来整个下午它们都藏在我身上。”
  他站在一旁观看那蠕蠕而动的黑团,拿螺丝起子轻敲牙齿,然后转向曼尼古西:“你有氧焊枪没有?”
  “我是铅管工,当然有吹焰管。”
  “那好,我们可以烧了它们。”
  曼尼古西呆住了。他退后一步,在胸前画十字。他拍打额头,他伸出食指,意思是极不赞同,又似要发表一场演说,也或者两意皆有。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用氧焊枪烧?你知道这里面的电流有多强吗?”
  查表员不大高兴:“氧焊枪当然,我是电气技师。”
  曼尼古西假装惊讶:“真的?那你一定清楚,把电缆烧破会有什么后果。”
  “我会非常小心。”
  “小心!小心!老天,我们可能会和这些蚂蚁同归于尽。”
  查表员把螺丝起子收入袋中,两手环抱起来:“那好,我就不管这码子事了,你来处理吧。”
  曼尼古西思量了一会儿,像魔术师在表演超级大魔术之前,先准备好道具一般,转头向我妻说:“夫人可否给我几个新鲜柠檬——两三个就够了,外加一把刀子?”
  夫人,那魔术师的助手,果然带着刀子和柠檬回来了。曼尼古西把每个柠檬都切成四块。“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教给我的,”他又低声嘲笑着氧焊枪烧这个主意的愚蠢不智——“去他的氧焊枪!”查表员怏怏不乐地站在一棵树下。
  切好柠檬,曼尼古西凑近蚂蚁窝,来来回回地往上面挤柠檬汁,偶然停下来观看这场酸暴雨的效果。
  蚂蚁投降了,他们互相践踏着,争先恐后地逃出电表箱。曼尼古西得意洋洋:“懂了吧,年轻人?”他对查表员说:“蚂蚁受不了新鲜柠檬的酸汁。你今天可学了个手艺。只须在电表箱里放几片柠檬,以后蚂蚁再不会来了。”
  查表员受教之余,显然毫不感激。他嘀嘀咕咕说他又不卖柠檬,而且柠檬汁弄得电表黏答答的。“黏答答的,总比被烧成灰好,”曼尼古西回敬。他临走还带上一句:“是啊,黏手总比烧死好。”
  雷雨季节
  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要生炉火。就寝和起床时的感觉似在不同的季节里,这便是普罗旺斯的典型气候。
  雨在夜间降下,持续到第二天。不是夏天那种温暖大颗的雨点,而是灰色的雨线,连续不断地垂直落下,冲刷过葡萄园,击倒灌木丛,把花圃化作泥泞,又把泥泞化作褐色的小河。倾盆大雨直到接近傍晚才停,我们出去察看屋前车道现在怎么样了。八月的大雷雨中,车道原已受损;可是与眼前我们所见相比,原来的损伤不过如猫的爪痕。现在,弹坑似的破洞一个接一个,砂砾石块胡乱堆积,有些原本组成路面的东西,被吹到房子对面的瓜田里去了——最远的竟跑了一百多公尺。遭到爆破的矿区大约也不过如此。除非恨死了自己的车,否则不会有谁愿意把车开上这条车道。我们需要一辆推土机来清理这一片凌乱,还需要运几吨砂石来填补被冲毁的部分。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这些日子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活电话号码簿,又因为他对我们的房子有一份近乎房主的感情,他说他提供任何建议都好像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听我诉说那失去的车道,偶然加点意见——“大灾难呵!”他叨念了不止一次,表示他深切了解问题的严重。
  曼尼古西喃喃复述我们的需求;“推土机,没问题,大卡车、砂石、压路机,…”他哼一小段音乐,好像是莫扎特的音乐,来帮助思考,这才下定决心:“好。有个年轻人,邻居的儿子,是推土机专家,价钱也公道。名字是桑士,我叫他明天来。”
  我提醒曼尼古西,等闲的汽车开不上我家车道。
  “他早习惯了,”曼尼古西说。“他骑特制轮胎的摩托车,任何地方都能去。”第二天早晨,我看着桑士奋力与那车道周旋。他像弯道滑雪似的骑车转来转去,避开坑洞;过土堆时,他站在踏板上往前冲。熄火之后,他回望车道,浑身上下体现了典型的摩托骑士形象,黑头发,皮黑外套,黑摩托车。他戴着飞行员式的太阳眼镜,镜片反光,让人一点儿也看不透。我忽然想起,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那位保险业务员法图先生。他们两人可是一对儿。
  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亲身踏勘过这块矿区,估了价,并且打电话订购了砂石。他与我们订下金石之约,说是两天以后,他会开推土机来。这话,我们不大敢当真。晚上,曼尼古西以上级指导员口吻打电话来询问,我告诉他,桑士先生的效率颇为惊人。
  “那是他们的家风,”曼尼古西说:“他爹种瓜发了财,做儿子的将来也会靠推土机发财。他们虽然是西班牙人,做事倒十分严谨。”他回忆说,桑士的爹年轻时到法国来找工作,后来研究出一种方法,能让甜瓜长得又快又好,普罗旺斯无人能及。他现在呀,曼尼古西说,阔气了,一年只工作两个月,冬天还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Alicante)去度假。
  桑家儿子如约而来,一整天都坐在推土机上来回整地。他的动作准确利落,填平成吨的土像泥水匠使用泥刀一般从容,动作优美。坑洞填上,他用巨大的耙齿抹平面,并邀请我们来观赏他的成绩;平整无暇,教人舍不得踩上去。他又为车道稍稍添加了些坡度,以后再下倾盆大雨,雨水自会顺坡而下,流入葡萄园去。
  “还好吧?”
  好得跟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说。
  “那好,我明天再来。”他爬上推土机的驾驶座,以15公里的时速,稳健地开走了。明天,他会带砂石来。
  大富翁铺车道
  第二天早晨,一辆卡车开上车道,直抵屋前,打破了新耙梳好的路面之完美。那车看起来比福斯坦的运葡萄车更老旧不堪,车身松垮,排气管都快要垂到地面了。熄火时,它得像灵魂出窍一般一阵颤抖。车里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圆滚滚的身材,满面风尘之色。他们站在卡车旁,饶有兴味地看着房子。不用说,这是一对流动季节工,在回南方过冬的路上,希望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
  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我油然生出怜悯之心。
  “田里的葡萄,恐怕都已经采收完了,”我说。
  男人裂开嘴笑,还点着头:“很好,在大雨降临之前采完,你运气不错。”他伸手指向屋后的森林:“那里有很多蘑菇吧,我猜。”
  “是啊,”我说,“很多。”
  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于是说道,他们尽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上山采蘑菇去。
  “不了,不了,”男人说:“我们今天要做工。我儿子就要运砂子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位瓜农富翁!他打开卡车后厢的门,取出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还有木头制的长齿耙。“其他的,留给他去搬,”他说:“我可不想压断脚。”
  我往里望去。车座后面紧紧绑着,足有卡车那么长的是小型蒸汽滚筒压路机。
  等待儿子到来之际,桑老先生谈论人生,说起对快乐之追求。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他说,他还是喜欢偶尔亲自动手做工。瓜田里的工作,七月间就结束了,以后他便闲居无聊。有钱固然很好,可是人需要的不只是钱。他即然喜欢双手劳动,何不帮忙儿子做工?
  我从没雇佣过大富翁,通常我也没机会与他们相处,可是这一位,在这里待了一整天。桑士运来了砂石,倒在车道上,桑老爹便用铲子铲开,桑大娘随后用木耙推平、铺匀。接着压路机卸下了;像大型婴儿车似的,在车道上压来压去。桑士坐在驾驶座上,对他爹娘发号施令——这里加一铲上,那里多耙几下,留神你的脚,还有,别踩到葡萄藤了。
  全家通力合作,天擦黑时,我们屋前就展开了缎带似的一条油灰色路径。如果有什么推土机杂志举办什么车道大赛,我们这条准可以参加。
  压路机塞进卡车后厢,爹娘请进前座,桑士说道,价钱比他原先估的要低些,但到底多少他还得回去算算才知道。帐单,他爹会送来。
  次晨我起床,看见一辆颇眼生的厢型车停在屋外。我四处寻找车主,却不见人影。大概是哪个懒惰猎人,贪图近便,由此走上山去打猎吧。
  早餐快吃完时,我们听到窗子上咔吱一响,桑老爹那圆圆的褐色面庞出现了。他不肯进屋,说是靴子太脏。他六点钟就入林去了,带了个礼物给我们。他伸出的格子花纹旧帽里面盛着野蘑菇。他教给我们他最爱的烹调法——加奶油、大蒜和芹菜末。又接着讲了一个恐怖故事,说三个人晚餐时误食有毒的蘑菇而死,邻居发现时,他们仍坐在桌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毒菌子把他们完全麻痹了。桑老爹绘声给色地讲述着并作出翻白眼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对于他帽子里的蘑菇,他敢用生命保证,尽管多吃!
  当晚,妻和我便吃了。食间不时互相审视,看可有脸面麻痹或翻白眼的现象。野菌子比普通的白菇好吃太多了,我们决定投资,买一本野草图解书,再买一双防蛇长靴,两人各穿一只。
  庭前碎石
  整修老房子,耗日费时。到后来,一心只盼早早完工,修得好不好,已经顾不得了。一拖再拖,不能上工的理由干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偷。油漆匠得了流行性感冒……。约好五月来修,后来说是六月一定来,最后是直到九月才露面。在等待的期问,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固定布景。在炎热的夏天,阳光之下万物生辉,倒还容易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看着它们,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建筑师克里斯钦走遍全屋,听他述说什么工该由谁做,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迷人又乐观的克里斯钦说:“只需要六七天便可做完。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刷刷油漆,就结束了。”
  我们大感振奋。告诉克里斯钦,近来有时会想象在圣诞节早晨醒来,身边因围绕着遍地瓦砾的情景而沮丧万分。
  每一部分都作出受惊的表情——手摊开。眉毛上扬、肩膀耸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已经快完工了,不该再耽搁。他会打电话给工作小组各成员,立刻展开一周的密集行动。会有结果。
  小组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别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匠午餐时间来,泥水匠雷蒙晚间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可不是来做工,是来看有什么工待做。他们都对这事情拖了这么久表示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另有其人似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等某人做完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要拖到圣诞节,他们都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该盖好了、不过,要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修茸完毕,他们无不大感为难。
  “你何时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无奈于这样的回答。步出前庭,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着前门阶梯。仿佛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棵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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