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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

　　二十八岁的乌尔比诺医生是最受青睐的单身汉。他在巴黎长期旅居后刚刚回来。在巴黎，他进修了内科和外科。从登岸开始，他就充分说明，没有虚度过一寸光阴。他比去的时候更加衣冠楚楚，更加自信。同窗学友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学术上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和知识渊博，也没有第二个人在跳现代舞蹈或即兴演奏钢琴上比他更棒。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彼此暗自较劲儿，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向她们投桃报李，但始终保持着洒脱，求越雷池而魅力犹存，直到妩媚迷人的费尔米纳使他一见钟情。
　　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那次恋爱是误诊的结果。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尤其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发生在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他的城市命运上的时刻。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是脱口而出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座城市能同他的城市媲美。在巴黎，深秋季节他挽着邂逅相逢的情人的胳膊漫步，觉得再也找不到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纯真的幸福了，火盆里的栗子发出山野的清香，手风琴在忧郁地低吟，爱欲难填的情人们，在露天阳台上没完没了地你亲我吻。然而，他以手抚膺说，拿这一切来换加勒比四月里的一咧，他也不干。当时，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可是，当他倚在轮船的栏杆上重新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区那片白色的高地，看见鹤立在屋顶上的秃鹫，看见晾在阳台上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才明白了，抑恶扬善的怀乡病，轻而易举地让他上了个大当。
　　轮船缓缓穿过一片牲畜的浮尸驶进港湾，受不了那股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躲进船舱里去了。年轻的医生沿着舷梯弃船登岸，他身穿合体熨贴的三套件驼绒西服，外罩一件长罩衣。脸上蓄的胡子，跟青年时代的帕斯托的一样，分头中间的线条，清晰而白净。他顾盼有度，堪堪盖住了那个虽非不忍卒睛却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领结。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大兵在值勤，他的两个妹妹、母亲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在等着接他。虽然他们欢天喜地，他还是觉得他们憔悴而毫无生气。他们谈到危机和内战的时候，仿佛是在谈某种遥远而不关痛痒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语辞闪烁，目光游移，言不由衷。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个品貌端庄而富有社交活力的风姿绰约的女人，曾在生活中大显身手，现在却穿了一身散发着樟脑味儿的经绸衣裳，一副。憔悴枯槁的寡妇模样。儿子的犹豫使她觉察到了自己容貌的变化，她以攻为守抢先问儿子为什么脸色象石蜡似的白里透青。
　　“这是生活所致，母亲。”他说，“巴黎使人脸色发青。”
　　后来，靠着母亲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车子里的时候，他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幕幕触目伤心的景象，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大海恍若死灰，昔日的侯爵府第，差不多变成了一群群叫化子的栖身之所，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闻不到了，有的只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恶臭。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窄小、更破旧、更凄惨了。街道上的粪便堆里，饥鼠成群，拉车的马也吓得犹豫不前。在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发现任何足以和他的乡思相称的东西。他看不下去了，把头扭向后面，免得被他母亲看见，无声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维若·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那幢邸宅，和周围那些劫后余生的房屋相比，也不是维护得最好的。乌尔比诺医生走进阴暗的前厅，看见内花园尘封的喷泉，银渐在无花的野草丛中乱爬时，心都碎了。他发现，在通向正厅的路上，那条围着铜栏杆的宽阔的台阶上，好些大理石已不翼而飞，剩下的也都破碎不全。他父亲，一位献身精神高于医术的外科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使这个城市陷于灭顶之灾的亚洲霍乱，这幢房子的生气也随之消失。他母亲布兰卡太太，决心终身不除丧服，由于悲痛压抑，早已把亡夫在世时远近闻名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和家庭音乐会取消了，代之以下午举行的九日祭。他的两个妹妹，一反活泼的天性和对交际的喜好，变成了修女院的行尸走肉的修女。
　　回家当晚，慑于黑暗和沉寂，乌尔比诺医生一宵没有入睡。从没有关严的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只石鸟，每打一点钟都在卧室里叫唤。他向圣灵念了三遍玫瑰经，还念了记忆所及的各种驱邪消灾以及保佑夜晚平安的各种经文。从隔壁那个名叫“圣母”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狂喊声，瓮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滴到盆里的响彻各个角落的前喀声，在卧室里迷失了方向的那只石乌的长腿在地上的踱步声，以及他对黑暗的天生恐惧和亡父在这座沉睡中的空旷屋子里的阴魂，使他毛骨悚然。五点钟，那只石鸟和邻居的公鸡一起弓项啼鸣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双手合十乞求神圣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未字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他想在慈善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这所陈旧的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撤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泻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开办一个义务训练班，让穷人学会修建自备厕所。他曾一无所获地斗争过，禁止在树林里倒垃圾——千百年来，那里已经变成了藏垢纳污的渊源——他主张至少每周收集两次垃圾，拉到没人的地方去烧掉。
　　他明白，饮水是个致命的危险。想修一条水管，简直成了痴人说梦，因为那些有能力促成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下水池，厚厚的青苔下面，藏着多年储存的雨水。那个时期最值钱的家具之一，就是用刨光的木板做的水瓮，水瓮的石头漏嘴夜以继日地把水滴入水缸。为一了防止有人就着吸水的铝瓢喝水，瓢的边儿是锯齿形的，就象滑稽戏里的王冠一样。盛在若明若暗的陶罐里的水，显得又清又凉，还带有林间山泉的余味儿。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被这种自欺欺人的净化所迷惑，他心里清楚，虽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水瓮底部依然是蛆虫的草生之地。童年时候，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他带着近乎神秘的惊奇久久注视那些了了，跟当时许许多多人一样，他确信号了是精灵，是小妖，它们在静静的水底的泥沙里向小姑娘求爱，而且为了爱情，它们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小时候，他看见过一位名叫拉萨拉阿L德的女教师的房子被弄得支离破碎，因为她斗胆得罪了精灵。他还看见过满街的碎玻璃片儿，为了破坏窗户，精灵们三天三夜运来了成堆的石头。很长时间，他对此信以为真，后来他从学习中知道了子了实际上就是蚊子的幼虫，不过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那时候起他就发现，不仅是子了，还有许许多多害虫，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些天真的石头滤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毕恭毕敬地认为，城里成千上万的男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拖着的阴囊迹气，全是水池里的清水所赐。乌尔比诺在上小学的路上看见那些店气清人在赤日炎炎的下午坐在各自的家门口，用扇子给那跟一个在两腿中间睡着了的孩子一般大小的睾丸扇风的时候，总免不了有大祸临头的预感。据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底气会发出不祥之鸟的叫声；如果在近处点燃一片兀鹰的羽毛，疯气就会使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倒霉事怨天尤人，因为硕大无朋的阴囊，是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男人的骄傲。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早已知道这些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了，但是这些信仰在当地根深蒂固，不少人因为担心培养大阴囊的方法从此失传，反对在水池中增加矿特质。
　　跟水质不纯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令乌尔比诺医生感到担忧。市场是幽魂湾正面的一大片空地，安的列斯公司的帆船就停靠在幽魂湾里。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把它描绘成了世界上最琳琅满目的市场之一。确实，市场物资丰富，品种繁多，热闹极了，但同时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海浪忽东忽西地去而复来，海湾的潮汐把污水沟排进海里的垃圾又涌回地上，市场就躺在自个儿的粪便里。紧靠市场的那个屠宰场，也在那里倾倒脏东西，砍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牲口的粪便，静静地飘浮在血泊上，暴晒在阳光下。兀鹰、老鼠和狗，为争食挂在货棚房檐下面的鹿肉和美味可口的索塔文托阉鸡，还有那晾晒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早豆荚，没完没了地吵闹不休。乌尔比诺医生想整顿这个地方，提出把屠宰场迁走，修一个象他在巴塞罗那看到的古河道入海口那种玻璃圆顶的室内市场——那些市场里的食品，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吃了都觉得可惜。然而，在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中，就连对他最言听计从的也不同情他的狂想。他们是些这样的人：以自己的籍贯为骄傲，炫耀城市的历史功绩，它的文物的价值，它的英雄主义和施旋风光，浑浑噩噩。时光对城市的侵蚀，他们却视而不见，和他们相反，乌尔比诺医生则是以深切的爱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这座城市倒真是难得，”他说，“四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毁掉它，却至今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大祸临头了。传染性霍乱，在十一周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死亡记录，而这场霍乱的第一批牺牲者，就是猝然倒毙在市场的几处水坑里的。在此之前，有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在葬在教堂的墓地里的，与那些落落寡合的主教及教士会信徒为伴，另一些不是那么富的人，则葬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穷人们埋在殖民地公墓，公墓在一座迎风的小山上，一条污浊的水渠横在小山和城市中间，水渠上那道泥灰桥的拱形防雨顶盖上，有位未卜先知的市长下令刻上了这么一行字：“入此门者应将一切希望留在门外。”霍乱流行的头两周，公墓就已人满为患。尽管把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显贵人物的枯骨迁进了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个墓穴。没掩盖严实的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水汽，使大教堂里的空气都变稀薄了，大教堂的门三年之中再也没打开过，直到费尔米纳在大弥撒上第一次遇到阿里萨的时候为止。第三周，圣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廓上死尸都堆不下了。一直难到了杨树林里，后来只好把比杨树林大两倍的教堂大菜园改成公墓。在那里，人们挖成深葬墓穴，准备分三层堆理死人，草草安葬，不装棺材。然而，后来连这种办法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理满了死人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一脚踩下去就渗出恶臭难闻的血水。于是，决定在离城市不到一西班牙里的那个名叫“上帝之手”的育肥牧场里掩埋死人，那个牧场后来被命名为“大同公墓”。
　　自从发布发现霍乱的公告开始，每隔一刻钟。当地驻军营地的碉堡就鸣炮一响，昼夜如此。按民间的迷信说法，火药能辟邪。霍乱在黑人中间流传得最厉害，因为黑人最多，也最穷。不过，实际上霍乱并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和何种出身。同突然蔓延开来一样，霍乱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这倒不是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
　　马可奥雷略·乌尔比诺医生，即乌尔比诺医生的父亲，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成了一位人民英雄，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根据政府的决定，他亲自制订了抗病战略并亲自领导了抗病斗争。他自报奋勇干预一切社会事务，在瘟疫最猖獗的那些日子里，他成了凌驾一切的权威人士。几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查阅那段历史的大事记时，证实他父亲的办法是仁慈重于科学，许多做法是和常理背道而弛的，在很大程度上为瘟疫横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了这一点——生活逐渐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破天荒第一次，他为在父亲铸成错误孤军奋战的时刻没有伴随在父亲周围而感到痛心。不过，他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勤勤恳恳，奋不顾身，尤其是他的孤胆，说明他对城市从飞来横祸中死而复生后人们奉献给他的丰厚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同其它并不那么光彩的战争中曾出现的不少英雄人物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父亲没有享受到他的荣耀。当他发现自己染上了他曾目睹并同情过的别人所患的绝症时，想都没想去徒劳无益地挣扎一番，而是与世隔绝，以免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反锁在慈善医院的一间后勤工作室里，对同事们的呼唤和亲人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对走廓里地板上挤得满满的垂死挣扎的霍乱患者的撕心裂肺的哀号无动于衷，给妻子儿女们写了一封表露对他们的火热的爱和困活了一辈子而感谢上苍的信，信中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比的接骨铭心的热爱。那是一封毫无掩饰的长达二十页的告别信，字迹越来越模糊，看得出他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不必了解写这封信的是何许人就知道，落款署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写上去的。根据他的要求，那具青灰色的遗体混杂着埋进了公墓，没让任何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收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们共进晚餐。他提议于一杯香槟酒来纪念他的父亲。他说：“他是个好人。”过后他准会责备自己不成熟：为了不痛哭失声，他逃避现实。可是，三周后他收到了遗书的抄件，他向实际投降了。猛然间，那个他最先认识的人，把他抚养长大并教育成人的人，和他母亲同床共枕、结发三十又二年的人，然而又是仅仅因为羞于启齿而在写这封信之前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心声的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在他面前了。到那时为止，乌尔比诺医生及其一家，一直视死亡为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别人的父母身上，发生在旁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丈夫妻子身上的灾难。他们一家是些新陈代谢缓慢的人，没看见他们变老、生病和死去，而是慢慢地在他们的时代烟消云散，变成回忆，变成另一个时代的云雾，直到被忘却。父亲的遗书，比报告噩耗的电报更狠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确信人总是要死的。然而，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是九岁，也可能是十一岁的时候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父亲身上看到的死亡的早临的信号。在一个雨蒙蒙的下午，他和父亲两人都呆在家里的办公室里，他用彩色粉笔在地板的瓷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对着窗户的亮光看书，父亲身上的背心没有系如，衬衣袖口上扎着橡皮筋儿。突然，父亲停止了阅读，用一根一头镶着银抓手的老头乐抠背。因为够不着，父亲要儿子用小手的指甲帮他的忙，他照办了。奇怪的是，他觉得父亲让他抠的时候好象抠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抠完，父亲凄然笑着看着他的肩膀。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快记不得我了。”
　　父亲说这句话，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死亡天使在若明若暗的凉飓飓的办公室里飞了一会儿，又从窗户飞出去了，飞过的地方留下一缕羽毛，但小孩没有看见。从那时起，又过了二十多年，乌尔比诺医生很快就到他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他随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现在除了知道长得相象以外，他又惊恐地知道，他跟父亲一样，总是要见上帝的。
　　霍乱曾经是个使他头痛的问题。除了在某个课外补习班上学到的一般常识外，他对霍乱知之不多，而且他觉得，三十年前在法国，包括巴黎，霍乱曾使十四万人丧命是不大可信的。可是父亲死后，他对各种各样的霍乱凡是能研究的都研究了，这几乎成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宁的赎罪行为。他师事过阿德连·普鲁斯特教授——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传染病专家、防疫线发明者、大文豪普鲁斯特的父亲。因此，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海上闻到市场的臭气以及看到污水沟里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打滚的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时，不仅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不幸，而且确信不幸还将随时再次发生。
　　没过多久，还不到一年，慈善医院的学生们请求他帮助免费诊断一个浑身出现奇怪的蓝颜色的病人。乌尔比诺医生在门口望见病人，就立刻认出了他的敌人。还算好，病人是三天前从库拉索乘船来的，而且自费到医院的外科看过门诊，可能没有传染给任何人。为了以防万一，乌尔比诺医生还是叫他的同事们别接触病人，并说服有关当局向各港口发出警报，找到了那只带有病毒的轻便船，对它进行隔离检疫。他还费尽唇舌，劝阻那位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隔一刻钟鸣炮一响这种治疗措施的军事长官。
　　“把火药省下来，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和颜悦色地对军事长官说，“我们已经不是处在中世纪时代了。”
　　第四天，病人死去，死前一直在吐白色的颗粒状的东西，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虽然警钟长鸣，一连几周之内却没有再发现类似的病例。又过了不久，摘业日报》登载了有两个小孩在本市两个不同的地方死于霍乱的消息。经核实，其中那个男孩得的是一般痢疾，但另一个，那个女孩，则确实是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都被隔离了，进行单独隔离检疫，对整个那个区也进行了严密的医务监视。三个小孩中有一个已经染上了霍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危险过去之后，全家人都又返回了家园。三个月中，又发现了十一起霍乱病例，第五个月时，情况令人担忧地加剧了，但一年后，霍乱蔓延的险情已经排除。没有一个人怀疑，乌尔比诺医生的严格的卫生防范措施创造的奇迹，比他的充分宣传更有效。从那以后，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霍乱不仅成了我们市而且也成了几乎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和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没有再度泛滥成灾，报警使政府更认真地采纳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性建议。医学院把霍乱和黄热病定为必修课，人们也明白了给污水沟加盖和在离垃圾场较远的地方另修一座市场的紧迫性。不过，乌尔比诺医生并未为欢呼自己的胜利和维护自己的社会使命而分心，因为他自己当时已被征服了，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决心忘掉生活中其它的一切，用来换取费尔米纳的闪电般的爱情。
　　不错，那是一次误诊带来的果实。他的一位同行朋友，认为在一位十八岁的女患者身上发现了霍乱预兆，要求乌尔比诺医生去为她诊断。担心霍乱可能闯进了老城的富人区——在此以前，所有的霍乱病例都是发生在贫民区，而且几乎都是在黑人身上。他当天下午就去了。遇到的情况却没有那么使他扫兴。那座笼罩在福音广场的扁桃树荫中的房子，从外表看跟殖民地时期的老区的其它房屋同样衰微破败，但室内却是富丽堂皇，美轮美英，仿佛是另一个时期的建筑。穿过门房，径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塞维利亚式的庭院，方方正正，刚用石灰刷得雪白，橙树繁花满枝，地面同墙上一样，贴的是细瓷方砖。看不见沟渠，却听得到流水淙淙，飞檐上摆着石竹盆景，斗拱上挂着珍禽鸟笼。最稀罕的是，在一个硕大无朋的鸟笼里，有三只兀鹰，它们一扇翅膀，整个院子就顿觉异香扑鼻。突然，几条用链子锁在家里某个角落的狗因闻到生人味儿开始吠叫起来，一声女人的娇斥，使它们的吠声嘎然而止。一大群猫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慑于那个威严的声音，又躲进了花丛中。顿时静悄悄的，透过鸟儿的扑腾声和石板底下的偏偏流水声，隐隐传来大海低沉的叹息、。
　　乌尔比诺医生确信上帝就在眼前，不禁一阵颤栗。他想，在这种环境下，病毒是难以入侵的。他随着普拉西迪哑走过拱形走廓，走过当年杂乱无章的庭院和阿里萨第一次觑见费尔米纳的芳容的那个缝纫室的窗户，沿着新修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到了二楼，在女患者的房门外听候引见。然而，普拉西迪姐出来传了个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爸爸不在家。”
　　按照女佣的吩咐，下午五点他再度前往，洛伦索·达萨亲自替他开了大门，领他进入女儿的闺房。诊断时，他坐在光线暗淡的角落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竭力想控制急促的呼吸而终于徒劳。很难分辩当时到底是谁更觉拘谨，医生羞涩地用手抚摸病人，病人则裹在丝绸睡衣里谨守闺训，谁也没瞧谁的眼睛。他用一种万是自己的声音提问，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两个人都留神着坐在旁边的老头子。末了，乌尔比诺让病人坐起来，十二分小心地把她的睡衣解开到腰部以上，未经触摸的隆起的奶座，鲜嫩的乳头，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阴暗的闺房，她急忙把两臂抱在胸前遮住。医生沉着地把她的双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进行听诊，先听胸口，然后又听了脊背。
　　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位终身伴侣的玉体时没产生丝毫邪念。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睡衣上绣有花边，那双眼睛喷着红焰，长长的秀发技散在肩头，但他忧心如焚的是，霍乱居然闯进老区，视线都模糊了，顾不上去注意含苞欲放的她的身上的许多妙处，一心在巡察病毒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她呢，表白得更加一干二净：那位因霍乱而妇孺皆知的年轻医生，在她当时看来不过是个自顾自的学究而已。诊断的结论是，她得了因食物引起的肠胃感染，在家里治疗三天就可痊愈。证实了女儿没得霍乱病，洛伦索·达萨如释重负，把乌尔比诺医生一直送到车子跟前，付出了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对于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这样的出诊费也无疑是太高了，不过告别的时候，老人还是露出了一副千恩万谢的表情。医生的姓氏使他眼花缘乱，他非但不掩饰这一点，而且还愿意想方设法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下有机会再同医生见面。
　　事情本来到此告一段落。然而，第二周的礼拜二，不等邀请，也没预先通知，乌尔比诺医生又不适当地在下午三点钟登门拜访了。他身上那件白大褂，熨得平平整整，帽子也是白的，帽檐儿高高翻起。他站在窗户跟前，打个手势让费尔米纳过来。她当时正在缝纫室里，和两个女友一起上油画课。她把画板放在椅子上，跟着脚尖儿朝窗户走过来，免得长及脚踝的翻荷叶边裙子拖到地上。她头上戴着发箍，亮晶晶的宝石坠儿垂到脸旁，跟她的眼睛一样闪烁着清冷的光芒，全身上下，放射出一种冷漠的光彩。医生心里忖度：她在家里作画，为什么打扮得跟参加社交活动一样。他站在窗户外头给她号了脉息，观察她的舌苦，用铝压舌板检查她的咽喉，翻开眼皮检查，每做一个动作，都露出宽慰的表情。他不象第一次诊断时那么拘谨了，但她则更加矜持，因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请自来地进行这次检查，他亲口说过如果不去请他，他就不再来了的呀。她想得还更多：她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他了。检查结束后，医生把压舌板放回装满器械和药瓶的手提箱，啪的一声关上盖子。
　　“您就象一朵初开的玫瑰。”他说。
　　“谢谢。”
　　“再见。”他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背诵了一段托马斯的语录：“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管它是来自何处，都是来自圣灵，您喜欢音乐吗？”
　　他发问的时候，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口气异乎寻常，但她脸上没有笑意。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但她很快就会明白，而且在她的有生之年都很明白，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以表示友谊的近乎神奇的方式，不过在当时，她还以为他在取笑她。另外，他们隔着窗户谈话时，那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友发出妹妹的窃笑，用画板掩住了睑，更使费尔米纳沉不住气。她生气了，砰地把窗户用力关上。医生看着镶花边的窗帘，手足无措，他想朝大门口走，却搞错了方向，心慌意乱地撞在关着香兀鹰的鸟笼上。香兀鹰发出一声流里流气的怪叫，惊慌地扇着翅膀，医生的衣服上立刻洒满了女人的馨香。洛伦索·达萨的爆炸般的声音，把他针在那儿了。
　　“大夫，请等我一下。”
　　他在楼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边扣衬衣的扣子边下楼梯。他脸色紫涨，午觉恶梦的情景还在他脑子里翻腾。医生竭力想掩饰尴尬的神色。
　　“俄刚才对您的女儿说，她这会儿健康得就跟玫瑰似的。”
　　“不错。”洛伦索·达萨说。“不过刺儿太多了。”
　　他走到乌尔比诺医生跟前，没同他握手，却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户，粗暴地命令女儿：
　　“过来向大夫道歉！”
　　医生想插话阻拦，但洛伦索·达萨不容分辨地又说了一遍：“快过来。”她带着难言的苦衷，求助地看了两位女友一眼，反驳父亲说，她无歉可道，因为她关上窗户是防止太阳晒进屋里。乌尔比诺医生想说明，她的理由是对的，但洛伦索·达萨不肯收回成命。于是，气得脸色苍白的费尔米纳又走到窗户跟前，右脚向前迈了一步，指尖把裙子朝上一提，朝医生戏剧般地躬了躬身。
　　“我心悦诚服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乌尔比诺医生笑容可掬地学着她的样子还了一礼，摘下宽沿礼帽做了个剧场站席观众的滑稽动作，但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宽恕的微笑。尔后，洛伦索·达萨请他到书房去喝咖啡，算是赔个不是。他愉快地接受了，借以表明他心中确实不存在任何芥蒂。
　　实际上，乌尔比诺医生除了在斋戒时喝上一杯咖啡，平常是不喝的。除了在正式场合的晚宴上来杯葡萄酒，素常他也是不喝酒的。然而，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端给他的咖啡，还喝了一杯茵香酒。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咖啡，一杯首香酒，接着又各样来了一杯，虽然他还有几个出诊待办。起初，他还注意听着洛伦索·达萨代表女儿一个劲儿地道歉——说他的女儿是个聪明而正派的姑娘，配得上当地或任何地方的王子，唯一的不足，用他的话来说，是那倔强的脾气。可是，喝完第二杯酒以后，他似乎听见了费尔米纳在庭院深处说话的声音，他想象自己正跟在她的后面：夜幕初降，她打开走廓里的灯，往各个房间喷杀虫剂，揭开灶上盛着当天晚上和她父亲共享的汤锅的盖子，父女二人坐在桌子旁边，眼睛瞧着地下，没有喝场，免得打破赌气的乐趣，后来老头子只好认输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粗暴。
　　乌尔比诺医生对女人是相当了解的。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米纳是不会到书房里来的，但他还是煞费苦心地拖延时间，他觉得今天下午遭受的这场羞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会使他耿耿于怀。洛伦索·达萨差不多烂醉如泥了，他没有看出乌尔比诺医生心不在焉，只顾自个儿晓叨个没完。他滔滔不绝地说话，边说边嚼已经抽灭了的雪茄的外边那层烟叶，大声咳嗽、吐痰，沉重地在转椅上摇来晃去，使转椅的弹簧发出牲口发情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港下三杯，当他发觉两人已经对面不见，起身开灯时才把话打住了一会儿。灯光底下，乌尔比诺医生又正视了他一眼，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扭歪了，踉鱼眼珠似的，嘴里说的话跟口形都对不上了，他想这大概是自己喝酒过量而产生的幻觉。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觉得身子都不是自个儿的了，仿佛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他跟在洛伦索·达萨后面走出书房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圆月当空。苗香酒的作用，使他觉得庭园就跟飘浮的水面似的，用布蒙起来的鸟笼，则象一个个梦寐中的鬼影。新开的拘橡花，散发出阵阵暖烘烘的香气。缝纫室的窗户敞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几幅役画完的画，放在画板架上，似乎在展览。“你在哪里，你无处不在。”乌尔比诺医生走过窗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但费尔米纳没有听见，也无法听见，因为此时她正在闺房愤然流泪。她歪在床上，等着她父亲去偿还下午受的委屈。医生还惦着向她告别，但洛伦索·达萨设提这个连儿。她那讨人喜欢的哄怒，那条跟小猫舌一般无二的舌头，那鲜嫩的脸庞，宛在眼前。但一想到她永远不愿再见到他，不能再打她的主意了，心里立即涌起一阵凉意。洛伦索·达萨走进门口前厅的时候，已惊醒过来的香秃绕从布罩里发出一声哀鸣。“好心不得好报。”医生大声说了一句，心里还在想着她的倩影。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我没有说。”他回答，“是首香酒在说。”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上车子，想让他收下第二次出诊的金比索，但他把它推开了。他一字不差地向车夫下了指示，让他把车赶到他还没出诊的两个病人的家去，他不用旁人搀扶就登上了马车。可是石子路上的颠簸，使他觉得难受，于是他命令车夫改道而行。他对着车里的镜子照了一会儿，发现镜子里的他也仍然在思念着费尔米纳。他耸了耸肩膀，后来他打了个酸嗝儿，头垂到胸前，沉沉睡去。睡梦中，他听见丧钟响了。起先是大教堂在敲丧钟，后来所有的教堂都敲起来了，一阵接一阵，甚至圣胡安医院里也传来了阵敲打破盆烂罐的声音。
　　“见他妈的鬼，”他在睡梦里响咕，“死了人了。”
　　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在围着宽大的餐室里的那张请客和庆典时才用的餐桌用晚饭，吃奶酪饼，喝牛奶咖啡。她们看见他满脸若相地走进门来，浑身散发着香秃骛的刺鼻的香味儿。近在咫尺的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的大水池上空回响。母亲慌张地问他钻到哪儿去了，人们到处找他，让他去给拉贝拉侯爵的一脉单传的孙子马利亚将军看病，可他下午因脑溢血去世了，钟就是为他敲的。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听而不闻，他先是抓着门框，后来半转身想走到卧室去，却倾盆大雨似的吐I一地茵香酒，一个嘴啃地，人也趴下了。
　　“我的天哪，”母亲大声喊道，“回家成了这副模样，准是出了什么怪事。”
　　然而，最奇怪的事情还没出现哩。利用著名的钢琴师罗梅罗·路西奇造访的机会——全城刚刚结束对马利亚将军的哀悼，他就弹j一组莫扎特的小夜曲——乌尔比诺医生让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装上骡车，到费尔米纳的窗下为她弹了一支老掉牙的小夜曲。头几小节响起时，她就醒了，不用从阳台窗帘里探出身子来看，她就知道谁是这种异常的献殷勤的策划者了。她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那些刁钻泼辣的姑娘们的勇气，没把马桶里的屎尿劈头盖脑地泼在不受欢迎的追求者身上。她的父亲洛伦索·达萨则恰恰相反，小夜曲还在弹奏，他就忙不迭地穿好衣服，曲终时便把乌尔比诺医生和身上还穿着参加音乐会演出的那套礼服的钢琴师请进了客厅，用上等白兰地作为对他们演奏小夜曲的酬劳。
　　很快，费尔米纳就发觉了，她父亲想打动她的心。就在小夜曲出现的第二天，父亲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想，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爱上了，她该多高兴啊。”她当即反唇相讥：“她会在棺材里再死一遍。”跟她一起画画的女友们告诉她，洛伦索·达萨被乌尔比诺医生请到社会俱乐部去吃了一次午饭，而这又因违反规定受到了严厉警告。那时她才知道，她父亲曾经几次申请加入社会俱乐部，每次都因数不清的流言蜚语遭到拒绝，而且已根本不可能再作尝试了。可是，洛伦索·达萨象受气似的咽下了受到的侮辱，依然费尽心机地想同乌尔比诺医生不期而遇，没料到乌尔比话也在处心积虑地谋求同他会面。有时候，他们在书房里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而这时，家里的一切活动就不管时间的流逝而停止了，因为只要他不走，费尔米纳就不让任何事情照常进行。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避风港。在那里，洛伦索·达萨给乌尔比诺上了象棋的启蒙课，后者呢，是个十分勤奋的学生，直到临终之日，象棋都是他的不能自拔的嗜好。
　　一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小夜曲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洛伦索·达萨在家里的接待室发现一封用火漆封口写给女儿的信，火漆上印着胡·乌·卡三个字的花押。他从女儿的闺房走过的时候，把信轻轻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她百思不得其解，信是怎么到了那里的，因为她想象不到，她的父亲竟会变得和过去判若两人，居然代追求者传递信件。她把信放在床头柜上好几天没打开。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一天下午，雨声阵阵，费尔米纳梦见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了，要把用来给她检查过喉咙的那块铝压舌板送给她。梦里的压舌板不是铝的，是另一种她在别的梦里曾津津有味地尝过的一种可口的金属的，于是她把压舌板掰成了二大一小两段，把最小的那段分给了他。
　　梦醒之后，她打开了信。信简短而字迹工整。”乌尔比诺的唯一要求是请她允许他向她父亲提出拜访她的要求。他的朴素和严肃，使她为之动心，深切的爱把那些在漫长的日子里培育出来的恨，一刹那间平息了。她把信放进箱底的一只旧首饰盒里，但又想起阿里萨那些香气四溢的信也曾放在那儿，突如其来的羞愧使她浑身一震。她把这封信又取了出来，准备换个地方收藏。她又觉得，最正派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地把信在灯上烧掉，瞅着火漆化成的泡泡变成缕缕蓝色烟雾在火苗上翻腾。她叹了口气：“可怜的人。”墓地，她意识到这是她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一时又想起了阿里萨，她自己也很吃惊，他被她早就忘在九霄云外了：这个可怜的人。
　　十月，随着最后那几场雨，又来了王封信，第一封信是跟一小盒弗拉维尼教堂紫罗兰香皂一起送来的。另两封是乌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交到她家的大门口的，车夫从车子的窗户里就远远向普拉西迪哑打了个招呼，首先是不容怀疑，信是给她的，其次是让谁也没法说信没收到。此外，两封信都是用画着花押的火漆封着的，字体是龙飞凤舞的隐体字，费尔米纳早已认出这是医生的手笔。两封信的内容跟第一封信都大同小异，字里行间流露着同样的谦恭，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已隐隐现出阿里萨那些欲言又止的信里所从来没有过的急不可耐。费尔米纳一收到信就拆开来看，两封信前后相差一周，在行将把信付之一炬的时刻，她又不假思索地改变了主意。不过，她从来没想过要答复。
　　十月里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塞进来的，跟以前的信截然不同。字体歪七扭八，显然是用左手写的，但费尔米纳在看完那封无耻的匿名信之前还没发现这一点。写这封信的人一口咬定说，费尔米钢用迷魂汤使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从这个推测里，得出了不怀好意的结论。信的末尾威胁说：如果费尔米纳不放弃依靠那位全市身价最高的男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她将会当众出丑。
　　她觉得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伤害，但她的反应不是要进行报复，而是完全相反，她想找到写匿名信的人，用千条万条理由说服他，告诉他，他错了，因为她确信，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面对什么威胁利诱，她都不会为乌尔比诺的甜言蜜语所动。在那以后的几天中，她又收到了几封没落款的信，这些信跟前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中没有一封看来是写前一封信的同三个人写的。也许是她中了计，也许是她那暗中有过的初恋的幻影超出了她能想象的范围。一想到那一切都可能是乌尔比诺的纯属草率鲁莽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她就感到坐卧不宁。她想，也许他的为人同他俊逸体面的外貌相去甚远，也许他在看病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是信口开河，然后又去自作多情地吹嘘，就跟他那个阶层的许许多多纨持子弟一样。她想过要给他写封信，对自己的名誉受到的污蔑进行报复，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样做说不定正是他所希望的。她试图通过那些到缝纫室来跟她一起画画的女友了解情况，但她们唯一听到的，是关于那支钢琴独奏小夜曲的轻描淡写的议论。她觉得怒不可遏，又无能为力，满腹委屈。跟最初时的想法相反，她不再想去找到那个不露首尾的敌人，同他争论，她只想用整枝剪刀把他剪个稀巴烂。她彻夜不眠，分析那些匿名信的细节和含义，幻想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安慰。那是空劳神思的幻想：费尔米纳从本质上说，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一家的内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能防御明枪，无法抵挡暗箭。
　　这个信念，经过黑洋娃娃那场惊吓之后变得更加惨痛了。黑洋娃娃也是在那些日子里给她送去的，没附带任何信件，但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想到了它的来源：只有乌尔比诺医生才会给她送这个玩意儿。从商标上看，那是在马蒂尼卡岛买的，洋娃娃的衣服精美绝伦，卷曲的头发是用金丝做的，放倒的时候，它的眼睛会闭上。费尔米纳觉得好玩极了，放松了戒备，白天让它躺在枕头上。晚上搂着它睡觉，习以为常。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当她从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梦里醒过来时，发现洋娃娃越来越大了：原来穿的那件华美的衣服已经遮不住它的屁股，脚把鞋子也撑破了。费尔米纳曾经听说过非洲妖术的故事，但都没有象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另外，她不敢相信，象乌尔比诺这么个有头面的人，居然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对的，洋娃娃不是那个车夫，而是一个偶然上11兜售对虾的人送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为了解开这个谜，费尔米纳一度想到了阿里萨，他的忧郁的气质曾使她不寒而栗，但后来她才明白，她想错了。这个谜始终是个谜，直到她结婚很久之后，生儿育女，并终于相信命运的选择是最幸福的选择以后，只要一念及此，她还是吓得浑身发抖。
　　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次努力是敦请拉鲁丝媲嫣说项。她是圣母献瞻节学校的校长，对来自一个从这个学校在美洲建立以来就惠予照顾的家庭的请求，她无法拒绝。她由一个新入教的修女陪同，在上午九点钟光临。费尔米纳还没洗完澡，她们不得不返鸟笼里的鸟儿玩了半个钟头。她是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德国女人，声如洪钟，目光犀利，跟她对孩子的爱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世界上费尔米纳最痛恨的，莫过于她和一切同她有关的事了，只要一回想起她的伪善，她就觉得象吃了蝎子那么恶心。从浴室门口一认出她来，费尔米纳一下就想起了在学校里挨过的体罚，每天做弥撒时难熬的瞌睡，令人心凉肉跳的考试，新人教的媛惊的奴颜婢膝，和那因精神空虚而形成的死水一潭的生活。然而，拉鲁丝惊塘却带着仿佛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向她打招呼。慷惊惊奇地发现，费尔米纳长大而且成熟多了，她称赞说，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庭院是色治人，拘椽花红得跟火似的。她命令新娘偏在那里等她，别太靠近秃骛，说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把她的眼珠啄出来，然后说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同费尔米纳单独谈谈。后者请她到客厅去。
　　访问是短暂而不愉快的。拉鲁丝偏爆没有浪费时间去寒暄就对费尔米纳说，她可以体面地复学。被开除的原因，不但可以从档案中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里一笔勾销。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学完课程并获得文学学上的文凭。费尔米纳如坠五里雾中，询问这是从何谈起。
　　“这是某位有求必应的人的要求，他的唯一希望是让你幸福。”
　　修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她明白了。她想，这个因一封无辜的信而毁了她的生活的女人有什么权利来充当媒人呢？但她没敢说出口。她只是说，是的，她认识这个人，因此也知道他没有任何权利来干涉她的生活。
　　“他唯一的请求，是请你同意跟他谈五分钟。”修女说，“我确信，你父亲是会同意的。”
　　想到父亲可能是安排这次访问的同谋，她更加生气了。
　　“我生病的时候跟他见过两次面。”她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
　　“不管是多么挑剔的姑娘，都会认为这是圣母的赐福。”修女说。
　　修女继续列举他的美德，他的虔诚，他的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边说边从袖子里掏出一串中间挂着用象牙雕刻的基督的金念珠，在费尔米纳眼前晃了晃。那是家传圣物，有一百多年历史，是由西也纳一位金银匠雕成而且受过克莱门蒂四世②祝福的。
　　“这是给你的。”修文说。
　　费尔米纳觉得血往上涌，忍无可忍了。
　　“我不明白您干吗会于这种事，”她说，您难道不认为爱情是罪恶吗？”
　　拉鲁丝惊媛假装对这种侮辱毫不在意，但她的眼睛里进出了火星。她继续在费尔米纳眼前晃着那串念珠。
　　“你最好还是同我好说好商量，”她说，“因为我如果说不通，主教大人就会来，跟他谈，情形就不一样了。”
　　“请他来吧。”费尔米纳说。
　　拉鲁丝姆惊把金念珠藏进了袖口，然后从另一只袖口里掏出一块很旧的揉成一团的手绢，紧紧地握在手里，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笑容从远处看着费尔米纳。
　　“可怜的孩子，”她叹了口气说，“你还在想着那个人。”
　　费尔米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修女，咽下了一句不该是姑娘家说的话。看见修女那两只象男人般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她觉得无比痛快。拉鲁丝惊偏用手绢团擦干泪水，站了起来。
　　“你父亲说你是头倔驴，真是一点不错。”她说。
　　主教并没有去。如果不是因为伊尔德布兰达来跟表妹一起过圣诞节。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对她的纠缠到那天为止就算结束了。清晨五点，他们到发自里约阿查那条船上去接她，一大群乱糟糟的旅客，因旱船而显得困倦萎顿，但她却春风满面地下了船，带着鲜明的女性的妩媚。一夜风浪，使她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她带来了装着她家富饶的农场里出产的火鸡和各种水果的大筐小兜，以使在她做客期间谁也短不了吃的。她父亲利西马科·桑切斯要好带个口信，复活节时候如果缺少乐师，他可以把最高明的乐师请来，还答应过些日子运一批焰火给他们。此外他还说，在三月以前他不可能把女儿接回去，她尽可呆在那儿玩个够。
　　表姐妹俩一见面就过上了圣诞节。从第一个下午起，她们就一起人泪。裸体相对，用浴池里的水作为圣水互行洗礼。她们互相擦服皂，捉虱子，比臀部，比结实的乳峰，把对方当做镜子，检查自从上一次大家脱去衣服互相观摩以来，时光毫不留情地在各自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伊尔德布兰达富态丰腴，橘黄色的皮肤，全身长着混血姑娘型的毛发，短而卷曲，跟金属细丝绒似的。费尔米纳则相反，苗条颀长，皮肤鲜润，毛发平垂。普拉西迪妞吩咐在卧室里摆上了两张同样的床，但有时她们躲在同一张床上，灭灯后一直谈到天明。她们还抽上几支拦路强盗抽的那种细枝雪茄，那是伊尔德布兰达藏在箱子的衬里中带来的，然后烧几张阿尔梅尼亚纸，以消除卧室里雪茄烟留下的霉味儿。费尔米纳第一次抽烟是在瓦列杜帕尔镇，后来在丰塞卡，在里约阿查也继续抽。在里约阿查的时候，十来个表姐妹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谈论男人，偷偷抽烟。她学会倒着吸烟，把点火的那一头搁在嘴里，就跟战场上男子汉们为了防止香烟的闪光暴露自己一样，但她孤身独处时从不抽烟。跟伊尔德布兰达一起住在自己家里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抽烟，打那时起，她就学会抽烟了，但始终是背着人抽，连丈夫和儿女们也背着，这不仅因为女人在别人面前抽烟不太雅观，而且也因为她以偷偷油烟为乐。
　　伊尔德布兰达这次旅行，从她父母来说，本是为了让她淡忘那桩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但他们却对她说，是要她去帮助费尔米纳拿个大主意，她也信以为真了。伊尔德布兰达是带着嘲弄忘却的幻想——同她表妹过去的做法一样——听从父母之命的，她跟丰塞卡那个电报员商量妥了，让他秘密地把消息传递给她。因此，当她知道费尔米纳已经和阿里萨吹了的时候，她痛心极了。另外，伊尔德布兰达认为爱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觉得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普天之下所有的爱情。不过，她并未放弃原来的计划。她以使费尔米纳瞠目结舌的大无畏勇气，独自一人到电报局去了，她要让阿里萨帮她的忙。
　　她没认出阿里萨，因为他长得和费尔米纳说的完全不同。乍见之下，她觉得表妹曾经为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职员而神魂颠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气质就跟挨了打的狗似的，那身落难犹太教士的打扮和一本正经的模样，任何人也不会动心的。但是她很快又推翻了最初的印象，因为阿里萨虽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却愿意无条件地为她效劳，他到底也没弄清她是谁。谁也比不上他那么通情达理，既没让她报上尊姓大名，也没向她要地址。他的办法很简单：她每个礼拜三下午到电报局之地树引环强境李里，一如此而已。他看完伊尔德市工送带去的那张写好的电报纸后，问她能不能接受他的建议作点修改，她同意了。阿里萨又涂又写，最后干脆把那张纸撕了，重新写了一封信，她觉得他动人极了。走出电报局时，伊尔德布兰达的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
　　“他其貌不扬而又可怜巴巴的，”她对费尔米纳说，“但可爱极了。”
　　最引起伊尔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寂寞。她对表妹说，你就跟二十岁的老处女似的。她在一个人数众多而分散的家庭里生活惯了，在这种家庭里，谁也搞不准到底有多少人，每顿饭又有谁去吃。伊尔德布兰达无法想象，一个处在表妹这样年华的姑娘，被关在私生活的小天地里不越雷池半步，该是多么难受。从早上六点钟起床开始，到晚上熄灯就寝为止，都在消磨时光，天天如此。生活，从外部强加给她。首先，鸡叫最后一遍的时候，送牛奶的男人就拍响大门的门环把她叫醒。然后，就该是那个卖鱼的女人了，她肩扛一个用海藻垫底、装着奄奄待毙的棘镇鱼的箱子，手提几只盛着马利亚啦巴哈产的蔬菜和圣贻辛托产的水果的精美的篮子。再以后，整日有人敲门，什么样的人都有：叫化子、招揽摸彩赌博的姑娘、募捐的修女、吹着芦笛的磨刀匠。收购瓶子的。收购碎金子的、收购报纸的、假扮成吉卜赛女人用纸牌算命的、或看手相的、或看咖啡剩渣和小盆里的水算命的。普拉西迪哑整周就是打开大门又关上，嘴里说着“不要”，“改天再来吧”，要不就在阳台上气息败坏地吼叫：“别再烦了，他妈的，该买的我们都已经买过了。”她以极大的热忱乐颠颠地取代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费尔米纳都把她当姑妈甚至喜欢她了。她当奴隶简直成了撤好。只要一有点儿空，她就到工作间去熨烫白罩单，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装有黛衣草花的柜橱里，她不＿仅熨烫和折叠刚刚洗过的，还把那些因久放不用而褪了色的也又烫又叠。她还同样小心翼翼地经管着费尔米纳·桑切斯——费尔米纳的母亲，死去已经十四年——的衣服。不过，拿主意的是费尔米纳。她吩咐该吃什么，该买什么，每件事情该这么办，该那么办，她就这样主宰着实际上没什么可主宰的全家的生活。每当她洗刷完鸟笼并给鸟儿喂过食，两弄过花草之后，她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她被学校开除以后，有好多回，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图画课，只不过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从埃斯科拉蒂斯卡姑妈出走以后，她同父亲的关系就冷淡了下来，虽然双方都已经找到了相安无事地生活的办法。她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去干他的事去了。他很少不回家履行吃午饭的礼节，虽然几乎从来不吃，因为教区咖啡馆里的开胃酒和点心就把他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他们把他那一份留在饭桌上，盛在一个盘子里，用另一个盘子扣起来，尽管谁都知道他不会去吃，放到第二天早饭时热好再端出来也还是不吃。他每周交一次钱给女儿，用做开支，这笔钱他计算得很精确，她也抠得很紧，不过她向他提出任何不时之需时他都乐意照给。他从来不说少给她一个子儿，也从来不查帐，但她却搞得一清二楚，就跟要向宗教裁判所的法庭报帐似的。他从来不向她谈他的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来没带她到港口的办公室去过，办公室设在正派姑娘不宜露面的地区，就是由父母陪着也不行。洛伦索·达萨晚上十点以前是不会回家的。十点，是战争不那么激烈时期的宵禁时间。他在教区咖啡馆里一直呆到那个时间，见到什么玩什么，他对各种室内游戏都在行，而且精通。他回家时总是轻手轻脚的，不吵醒女儿。每天他一醒就喝下第一杯茵香酒，嘴里整天嚼着熄灭了的卷烟屁股，时不时再来上一杯。一天晚上，费尔米纳觉得父亲回来了，她听见楼梯上响起了他那哥萨克脚步声，二楼的过道上传来了沉重的喘息声，卧室的门上响起了他用手掌拍门的声音。接着，她给他开了门，第一次惊恐地发现，父亲的眼睛扭歪了，说话也磕磕巴巴的。
　　“我们完了。”他说，“全完了，你就会知道的。”
　　总共就说了那么句话，以后再也没提起过，也没发生任何证明他说了实话的迹象。但那天晚上以后，费尔米纳就明白了，她在世界上举目无亲。她生活在社会真空里。学校里的老同学生活在对她来说是禁地的天堂里。她蒙受被开除的羞辱之后就更加如此了，邻居们也不正眼瞧她，因为他们对她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是看着她穿着圣母献瞻书学校的校服长大的。同父亲打交道的都是商人和码头工人，教区咖啡馆这个庇护所里面的逃兵，独身的男人。在最后这一年里，图画课多少减轻了一点她的囚居生活的寂寞，那位女教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女学生带到她的缝纫室来。但那些女学生的社会条件千差万别，教养欠佳，对费尔米纳来说，她们只不过是些萍水相逢的朋友，每堂课一结束，感情也就结束了。伊尔德布兰达想敞开那个家的大门，给它透透气，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焰火架弄来，搞一次狂欢舞会，让大风把表妹的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然而她很快就发现，这些想法是徒劳的，原因很简单：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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