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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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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我这样笨拙，不能在布格勒伊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证明我应该得到她的垂青，心里十分难过。饭后，我就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里装着一首诗，是我在里昂时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本来就不缺乏热情，我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了泪。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也许是事实确实如此，我总觉得布洛勒伊夫人的眼光仿佛在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该跟你同席，不该跟你的侍女共餐，该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为止，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这样报复了一阵之后，我才感到痛快了。布洛勒伊夫人把她原来对我的那点好评，这时又未免提得过分了些，她认为我不久就会在巴黎名噪一时，变成一个风流人物了。
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这本书，”她对我说，“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我怀着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仿佛认为我有风流才华，便常常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天生的气质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学界所曾有过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从此，我就敢于信赖伯藏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勒伊侯爵夫人了，她们既然关心我，就决不会让我久困穷途；我果然预料对了。现在来谈谈我是怎样登上了杜宾夫人之门的，这次登门有着十分深远的后果。
杜宾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姊妹，可以称之为美惠三女神：拉·图施夫人跟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达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并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个性格温柔忠厚、可爱、富有机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识悲愁的女子；最后是杜宾夫人，三人中数她最美，也只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闲言。她是杜宾先生待客情殷所得来的代价。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为了感激，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一笔极大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胳臂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这种接待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这可怜的脑袋经受不住了，我慌了起来，简直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似乎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坏印象，她根本没有觉察出来。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著作，欢迎我，很在行地谈着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用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紧挨着她就座。本来用不着这许多就能叫我如醉如痴的，我真是着迷了。她允诺我再去看她：这使我利用并滥用起这个允诺来。我差不多天天都往她家跑，每星期在她家吃两三顿饭。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向她倾诉，却总是壮不起胆。有好几个理由加剧了我这天生的羞怯。登上富家豪族之门，就是走上了亨通之路；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我决不愿冒断送这样一条路的风险。杜宾夫人尽管十分可爱，但是又严肃、又冷淡，我在她的仪态中找不出一点挑逗之意，足以使我壮胆。她的门第，当时在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算是最豪华的，座上客各界都有，如果人数稍少一点，就可以说是集各界之精华了。她爱接待一切显赫的人物，有权贵，有文人，也有美人。你在她家见到的，净是些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尔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尼奥尔夫人、赫尔维夫人，她们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封得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圈子里的人，常在她家吃饭。固然她的拘谨态度不怎么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宾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我这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也就不敢作出风头的非分之想了。我不敢说话，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胆写起信来。她把我的信一连压了两天，连提都不提。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当面对我说了几句责备的话，语调之冷淡真使我为之心寒。我想说话，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我那一见销魂的热恋连同希望都一齐幻灭了。我在很礼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后就又象以前那样继续和她相处，从此不再向她提一个情字，连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为自己干的这件傻事已经被忘掉了，其实不然。弗兰格耶先生是杜宾先生的儿子，也就是杜宾夫人的前房儿子，跟杜宾夫人和我的岁数都差不多。他很聪明，长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据说他追求他的后母，也许唯一的根据就是后母给他娶了一个很丑陋、很温和的媳妇，而且她跟他们俩都处得非常之好。弗兰格耶先生爱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艺。他很懂音乐，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频繁，请我以后别再去了。这个委婉的请求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时提出来，倒还适当，现在事情过了八九天，又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更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兰格耶先生夫妇的欢迎。不过，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社宾夫人又来了个意外的怪念头的话，我是会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请我临时照应一下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要换家庭教师，有八九天无人照管。我这一个星期真是在活受罪，只是想到这是遵从杜宾夫人的吩咐，心里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来。这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就脾气乖张，后来几乎因此败坏了他的门第，而且终于使他在波旁岛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这样，我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我作为报酬，我也不干。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到我养病时期还在我脑际索回，不过比以前要平静一些。由于反复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试一试能不能独立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人包办。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曾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投进火里烧了。在里昂，我又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人听了之后，仍然付之一炬，虽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写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这些曲子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波农岂尼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先费了一番工夫去构思我的全剧纲要。我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由于每一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就给这部歌剧取名《风流诗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刚劲的乐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缠绵的乐曲，演奥维德；第三幕题为阿那克瑞翁，应该弥漫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拿第一幕试手，怀着满腔热情去埋头创作，这种热情使我第一次尝到作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进歌剧院大门，心里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万千思绪控制住了，便把买票钱放进口袋，赶快跑回去关起房门，把帘幕拉得紧紧的，不让透进半点亮光，然后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我那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豪迈的感情，使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的还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写成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冲蚀掉的一星半点，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乐章的气魄。
这次，我没有把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很密的时候，有时也还继续去看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并没有把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巴尔雅克一手提拔出来的大使，因为他经常奔走于巴尔雅克之门。他的哥哥蒙太居骑士是太子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并且也认识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我有时也见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个秘书，就介绍我去。我们接头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不撑持场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旅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可笑的，我们没有法子谈拢。弗兰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谊占了上风。我待下来了，蒙太居先生就带着另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罗先生，是外交部派给他的。他们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发现是跟一个疯子共事，便掉头而去。蒙太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书下写写信，不能担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是个精明人，对我再三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个金路易做路费，于是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钉住我，不断地催促，要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边，不加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列入公报，但是如果内容与王室事务有关，就必需有人签署，这样只好由我来签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是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收到的，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退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欧洲人赞扬得还太不够。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在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么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就多亏我这个可怜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我不想说，我尽忠职守就成为大使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说，直到我们散伙的日子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尔写的，其实帕蒂才尔连半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还并不是想摆脱我。他也感觉到，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象当时接替福罗那么容易了。福罗已经把他的为人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因为参议院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秘书又能为他办公文，办事务，一点不要他操心，还能在服务良好之外，再加上对他那些无用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节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温和一点，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的。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决心，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当我发现我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看我为他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我今后在他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到处声名狼藉，损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无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请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个秘书。他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况毫无转机，他又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老兄，详细说明动机，请他转请大使阁下准我的长假，并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没有回信，我开始感到为难了。但是大使最后收到了他兄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一定很厉害，因为他虽然好发傻脾气，我却从来没见过象这次发的那么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呢，不知道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笑了起来，用讥嘲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白沫直流，他装样子要喊他的仆从来，说是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丛中穿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帮他打我，倒不如说要帮我打他。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立即走下楼梯，登时离开使馆，永远不再回去了。
我径直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对他说明了事件经过。他并不怎么惊讶，他知道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备办的，却极精致。所有在威尼斯的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了这段叙述，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同情大使阁下的。大使阁下没有跟我结账，没有给我半文钱，我只有随身带的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成问题。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处得最深了。其余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住下，以便向社会上证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种种不平待遇的同谋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而他尽管是大使，却受到冷落，便气极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象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去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给我的这个消息，就决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来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动身。大家已经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赞成，我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诸公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备忘录，认为不屑于答复，并且请领事转告我，我爱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活动。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诺切蒂伯爵辞行，他不在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我一封极其客气的信。最后，我启程了，尽管手头拮据，却并没有留下别的债，只有上述的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卡利约负责为我清偿了，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利约；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数还清了。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Conservamilabella
Chesim’accendeilocr．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说到女人，在象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是不能一尘不染的。有人很可能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一点可忏悔的么？有的，我正要说一点呢。我将以曾经有过的那同样的坦率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始终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可能接触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问津。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打她们的主意，连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倾心于一个名叫卡塔妮奥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员的女儿，但是卡利约已经爱上她了，甚至还谈到结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挖朋友的墙脚外，我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这样囊空如洗的人，是不应该乱插手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我欺骗自己的那种伤身的习惯；而且我太忙，对当地的天气所引起的此种需要并不那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和我过去在巴黎时一样的老实，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述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PernonParertroppo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不论在起因或后果方面，性质都迥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指望会受到礼炮欢迎的，船员列队夹道迎接了我们，但是没有鸣一响礼炮。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有卡利约在一起，我看他有点生气。可不是么，在商船上，身份确实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呢，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长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能掩饰内心，尽管筵席很好，奥利维也尽情招待，我一上来就不高兴，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vestitodi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ledonne，estudiala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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