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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 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 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 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城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难少些。在这光荣的废墟前面，在战争留给今天和永恒的罪恶遗迹面前，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供某种示威集会用，或方便于共产党过去或将来召集布拉格的群众。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特丽莎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灾难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惨，亮出别人断臂的残胶并强迫全世界都来围观。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的母亲世界似乎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位。正因为如此，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是个人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普罗恰兹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闲谈。（他的致命错误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丽莎与母亲佐在一起时，也是在集中营里。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个很基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给定购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 女人们坐在三条成梯形排列的长凳上，挤得那么紧，不碰着是不行的。特丽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那女人站起来时，特丽莎看见她的屁股也象是两个大麻袋，与漂亮的脸丝毫接不上边。 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丽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一定也怀着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灵魂的显示。不过，这接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是多么骇人可怕呵。 特丽莎站起来，在喷头下把自己冲洗干净，走到外边去。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让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见了刚才一直想着的那女人的头，正在奔腾的江面上起伏浮动。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时，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 特丽莎进屋去穿衣，站在大镜子前面。 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直到托马斯来以前，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 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 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还会是自己吗？她还是特丽莎吗？ 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那么，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如果不可以，这个名字是指谁呢？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 （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 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 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 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照片标题是：《惩办勾结者》。 特丽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点半才到家。托马斯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 什么是调情？有人可能会说，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性交。 特丽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调情。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下流双关语、低级故事、猥亵要求、笑脸和挤眉弄眼……生气吗？一点儿也不。她怀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会底层暴露自己的身体（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 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当时拒绝理解这一点，而现在，她周围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与他们做爱会怎么样呢？如果只以那种称为调情的、即无保证的允诺形式，她渴望一试。 不要误会，特丽莎并不希望报复托马斯，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看待事物太严肃，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她多么希望能学会轻松！她期望有人帮助她去掉这种不合时代新潮的态度。 对某些女人来说，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对特丽莎来说，调情则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的是告诉她：她是谁，她能做些什么。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使之失去了轻松，变得有逼迫感，变得费劲，力不胜任。她打破了允诺和不给保证之间的平衡（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过分热情地允诺，却没表达清楚这个允诺中包含着她未作保证的另一方面。换一句话说，她绘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却遭到强烈的反抗。他们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她是狡诈的，蓄谋害人。 一天，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画时画错了一条线，既不能继续画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双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他回答。这时她转身去侍候别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摇了摇头。 “我十八岁了！”他抗议。 “把身份证给我看看。”特丽莎说。 “不！”少年回答。 “那么来点软饮料？”特丽莎说。 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约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转来，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十步之内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软饮料拿来！”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特丽莎说。 少年指着特丽莎身后墙上接的一块牌子：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说：“禁止你们卖酒给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儿喝醉的？”特丽莎问。 “对门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软饮料。 “你干嘛不在那儿喝？” “因为我想看见你，我爱你。” 他的脸古怪地扭曲着，特丽莎很难断定他是讥笑、是求爱、还是开玩笑。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她把软饮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我爱你”这句话似乎使少年用尽了力气，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钱放在柜台上，没等特丽莎有机会看他便溜走了。 他走了一会儿，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你应该知道，给年轻人喝酒是犯法的。” “我没给他酒，那是软饮料！” “我看见你倒了什么！” “你说什么？” “再给我一杯伏特加，”秃头又加了—J句，“我已经看你有一阵子啦。” “闭嘴！也不感谢一个漂亮姑娘给你的跟福？”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见此情景插了进来。 “站一边去吧！”秃子叫道，“关你什么事？” “那我又问一句，关你什么事？”高个头反驳。 待特丽莎端上伏特加，秃子一饮而尽，付上钱，走了。 “谢谢你。”特丽莎对高个头说。 “不用谢。”高个头说完也走了。 几天后，他又到酒吧来了。她看见他便象老朋友一样冲他笑笑：“再一次谢谢你，那个秃顶家伙老是来这里，太讨厌了。” “忘了他吧。” “他为哪桩要害我？” “他是个小小的醉鬼，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 高个头看着她的眼睛：“答应啦？” “答应。” “我喜欢听到你的许诺。”他仍然看着她的眼睛。 调情开始了：这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虽然可能性本身还停留在理论范畴和悬念之中。 “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到布拉格这个最丑陋的地方来于什么？” 他告诉她，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下班回家顺路经过这里，那一天在这里也是纯属碰巧。 特丽莎看着托马斯，没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着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看着他那散发出另一个女人下体气味的头发。 “托马斯，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我不该报怨。既然你是为了我才回布拉格的，我已经禁止我自己嫉妒。我不想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过是不够强悍，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拥抱了她，把她带到他们以前经常散步的公园。公园里有红、蓝、黄色的长凳，他们坐下来。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马斯说：“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佩特林山。” “佩特林山？”她心里一紧，“为什么要爬佩特林山？”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极度不安，身体如此虚弱，连离开凳子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但她天经地义地不能违抗他，强迫自己站了起来。 她回头看了看，见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笑了，挥挥手，示意她继续前进。 来到佩特林山脚，那壮美的绿色山峦在布技格中部拔地面起。她惊奇地发现山里悄无人影。真是怪事，因为在平常似乎总有一半布拉格人在到处乱转的，而眼下的反常使她不安。但山里如此宁静，宁静得如此给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倾倒在它的怀抱中。她走着走着，多次停下来回首眺望，看到了脚下的塔楼和桥梁，圣徒们舞着拳头，指起石头的眼睛凝望云端。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到达顶峰。在冰激淋和纪念品的小摊子（它们从来不曾营业）那边，展开着一片广阔的草地，星星点点生着一些树。她注意到草地上有几个人，越走近他们，她的脚步就越慢。那里一共六个，有的站着，有的悠闲地溜达，如同高尔夫球手在查看球场掂量各种高尔夫球的球棒，努力思索取胜的方安 她终于走近了池们。六个人中间有三位象她扮演的角色一样：惶惶不安，看来急于要问个明白，又怕自讨没趣，只得封住口好奇地四下张望张望而已。 另外三个人流露出恩赐别人的仁慈宽厚，其中一位手里提着步枪，认出特丽莎后朝她笑着挥了挥手：“是啊，就是这里。” 她点头作答，仍感到极度惶恐。 那人又说：“别出什么错，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 她本该很容易地说：“不，不！这根本不是我的选择！”但她不能想象托马斯的失望。如果她回去的话，她将怎样解释？怎样道歉？于是她说：“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 拿枪的人又说：“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一点。只有我们确认来的人是自己选择死亡，我们才这么做。我们把这看成一种服务。”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证实：“不，不，不用担心，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第一个来吗？”他问。 她想尽量推迟自己的死刑，便说：“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个。” “随你的便。”他向其他人定去。他的两个助手都没有武器，唯一职责是陪伴要死的人。他们挽着那些人的手臂，走过草地。草场广阔无际，一直铺向肉眼不可及的远方。等待死刑的人得到自己可以选择一棵树的许可，在每颗树下都停一停，仔细打量，拿不定主意。有两位最终选择了梧桐树，第三位走了又走，看来他感到没有一棵树能与自己的死相称。挟着他的助手和蔼而耐心地引导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在一棵繁茂的枫树下停了下来。 助手们给他们蒙上眼睛。 于是，这三个人，被蒙着眼，仰面朝天，背靠无际草地上的三棵树。 拿枪的人瞄准目标开火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鸟儿在歌唱：原来枪上装了消声器。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那靠着枫树的人沉沉倒下。 拿枪的人原地不动，把枪移向另一个方向。第二个人静静地扭动了一下。一秒钟以后（拿枪的人只转了个方向），第三个人也裁倒在草地上。 一个助手朝特丽莎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深蓝色的眼罩。 她意识到对方是来蒙眼睛的，摇摇头说：“不用：我要看。” 但这不是她拒绝蒙眼的真正理由。她不是那种英维气质的人，决心盯得射手们甘拜下风。她只是想推迟死的来临。一旦蒙上眼睛，她就踏进死亡的大门不可能返回了。 那人没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们走到开阔的草地时，特丽莎无法选出一棵树。没人催促她，但她知道自己最终也无法逃脱。她看见前面有棵开着花的栗树，走了过去，在它前面停下来。靠着树干向上看去，看见了太阳下灿烂的叶片，还听到了这座城市的声音，柔和而甜美，象远处演奏着的万把提琴。 那人举起了枪。特丽莎感到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虚弱使她绝望，一种根本无法排拒的绝望。“但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说。 对方立刻把枪放下，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 他说得很和善，象在对特丽莎道歉，他们不能射杀一个自己没有选择死亡的人。他的和善震荡着特丽莎的心弦，她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她哭得全身都在颤抖，紧紧抱着那棵树，好象不是一颗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一位她不曾认识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个满头自发的老爷爷从时间的深处走来，把树皮一般粗糙的脸交给她。 她转过头来。这时那三个人已走得远远的了，就象高尔夫球手走过一片翠绿，拿枪的人象是握着一根球棒。 走下佩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个要开枪杀她但最终没那样做的人。呵，她多么想念他！毕竟还有人能够帮助她！托马斯不能够，托马斯在送她走向死亡。别的人来帮助她了！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个拿枪的人，越怕托马斯。他绝不会原谅她的自食其言，绝不会原谅她的儒弱和她的反叛！她回到他们住的街上，知道一两分钟以后就要看见他了。她如此害怕见他以至胃又隐隐闹腾起来了，她想自己是要病了。 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前两次邀请她一一回绝，第三次却答应了。象往常一样站在厨房里吃了午饭，她便出发，这时还不到两点。 快到他的房子时，她感到自己的腿自然放慢了脚步。 她突然想起，事实上是托马斯把她送到这里来的。难道不是他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吗？好吧，她只是实践一下他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而已。她差不多能听到他在说：“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托马斯的指示。 她不会在那里呆很久，不超过喝杯咖啡的时间；仅仅是去体验一下涉足不忠的边缘是什么滋味。她把自己的身体推向那个边缘，让它在那里如同标桩立一会儿，然后，当工程师企图拥抱她时，她就会象对佩特林山上的拿枪人那样，说：“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于是，那人会放下枪，用温和的声音说：“既然不是你的选择，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权利。” 而她，将转身把脸紧贴着树干突然放声大哭。 这座房子于本世纪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区。她进了一间白粉墙脏兮兮的厅屋，爬了一截带铁栏杆的破旧石梯，往左转，第二个门，没有门牌也没有门铃。她敲了敲门。 他开了门。 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前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挂了一个帘子，形成了一间临时的小客厅。有桌子、电炉和一个冰箱。走到帘子那边，她看见窄长的空间尽头是一个长方形的窗子，窗子一边码着书，另一边放着一张小床和一把椅子。 “我这里非常简陋，”工程师说，“但愿你不要扫兴。” “不，一点儿也不。”特丽莎看了看几乎遮去一面墙的书架。他没有书桌，只有数以百计的书。她喜欢看书，从小就把书视为友谊默契的象征，一个有这种图书馆的人是不可能伤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问她想喝点什么，酒吗？ 不，不，不要酒。只要点咖啡。 他在帘子后面消失了。她继续打量书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书，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译本。在这里找到了它是太奇怪了！几年前，托马斯把这本书给她，她读过之后，他继续一读再读。他给一家报纸送去对这本书的读后感，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可现在，看着这书脊似乎也是她的一种安慰。她觉得似乎是托马斯有意留下这一丝痕迹，一点信息：她在这里出现都是他安排的。她从书架上取出书，打开来，等高个头工程师进房来，就可以问问他为什么有这本书，读过没有，对此书有什么看法。她可以设法将这场谈话从一个陌生人房子里的危险话题，引向熟悉的托马斯思维领域。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那人从她手里拿走了书，不吭一声地放回书架，把她带到床边。 她再次回想起在佩特林死刑中说过的那句话，大声说：“这可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她相信这神奇的符咒会立即改变局势，可是在这间屋里，它失去了魔力。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它更坚定了那男人的决心：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触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丝惶恐。她意识到工程师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体，她自己（即她的灵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是背叛了她的身体，是被她送人世界与其它身体并存的身体。 他解开她的第一颗衬衣纽扣，暗示她自己继续下去。她没有服从。她把自己的身体送入了那个世界，但拒绝对它负任何责任。她既不反抗也不协助他，于是灵魂宣布它不能宽恕这一切但决意保持中立。 他脱她的衣服时，她几乎一动不动。他吻她时，她的嘴唇没有反应。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开始潮润起来，她害怕了。 她兴奋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兴奋因此而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她的灵魂尽管是偷偷地但的确宽恕了这些举动。她还知道，如果这种兴奋继续下去，灵魂的赞许将保持缄默。一旦它大声叫好，就会积极参加爱的行动，那么兴奋感反而会减退。所以，使灵魂如此兴奋的东西是自己的身体正在以行动反抗灵魂的意志。灵魂在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他已经脱了她的短裤，让她完全光着身子了。她的灵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体在一个陌生人的臂膀之中，如同在近距离观察火星时一样感到如此难以置信。这种难以置信，是因为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抚肉体：肉体那种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这不是那种最为普遍平凡的肉体（如同灵魂以前认为的那样），是最为杰出非凡的肉体。灵魂无法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身体的胎记，圆圆的、棕色的、在须毛三角区上方的黑痣。它把那颗黑痣当作自己的印记，曾被刻入肉体的神圣印戳。而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褒渎着它。 她盯着工程师的脸，意识到她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脸上吐去。他正热切地看着她，注意到了她的愤怒，加快了在她肉体上的动作。特丽莎感到高潮正在远远到来，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但反抗也好，压抑也好，不允许发泄也好，一种狂迷久久地在她肉体里回荡，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剂吗啡。她狠狠地捶打他的手臂，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朝他脸上吐口水。 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象一朵朵洁白的水白合。建筑师尽其所能使人的身体忘记自己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肠中的废物，让水箱里的水将其冲入地下水道。尽管废水管道的触须已深入我们的房屋，但它们小心翼翼避开了人们的视线。于是，我们很高兴自己对这些看不见的大粪的威尼斯水城一无所知，这大粪的水城就在我们的浴室、卧室、舞厅，甚至国会大厦的底下。 这间处于布拉格郊区的老式工人住宅，浴室没有那么虚伪：地面铺着灰砖，地面拱出来的便池是敞露的，蹲式的，可怜巴巴。一点不象白色的水百合；就象它本身：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它连一个木垫座都没有，特丽莎只好蹭栖在冰冷的搪瓷沿 上。 她蹲坐在厕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实际上是想尝尝极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面纯粹的肉体，一个她母亲以前老说的除了吃喝拉撤就别无益处的肉体。她大便了，一种极大的悲伤和孤独征服了她，再没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上更可悲的了。 她的灵魂已失了旁观音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体内，直到最深处的内脏，渴望某人去唤它出来。 她站了起来，冲了便池，走进小客厅。灵魂在她裸露的、被抛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肛门上一直还有刚才用手纸揩擦的感觉。 将来不可忘怀的事出现了：她猛地感到—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言语。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将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象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 她站在小客厅里，极力抑制自己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话，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她会爱上他的。 正在这时，他在里屋里叫她。她听到了那声音本身（已从工程师的高大个头中分离出来），声音使她惊讶：又尖细又单薄，她怎么这么久一直没注意到呢？ 也许正是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声音的惊讶，把她从欲念中救了出来。她进去，从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她买了东西往回走。卡列宁象通常那样嘴里叼着面包圈。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结了薄薄的冰。他们经过一片居民新开发区，那里有房客们在楼房之间种上的花卉和蔬菜。卡列宁突然站着不动了，眼睛盯着什么东西。她仔细看了看，还和原来一样，什么也没看见。卡列宁拉了一下绳子，带着她走过去。直到这时，她才发现一个黑色的鸟头和一张乌鸦的大嘴，埋在荒芜而冰凉的泥土里。身子不见后剩下的鸟头缓慢移动，鸟嘴间或嘶哑地发出喳喳叫喊。 特丽莎发现卡列宁兴奋得把面包圈都丢了，便把他系在一棵树上，以防他伤害那乌鸦。随后，她跪下来，想挖出乌鸦周围活活埋着它的泥土。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给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一块石头落在附近。她转过身来，看见两个十来岁大小的男孩，从墙背后朝这边偷看。她站了起来。他们看见她有所行动，又看见树旁的狗，便跑开去。 她再次跪下来，扒开了泥土，终于把乌鸦成功地救出了坟墓。但乌鸦跛了，不能走也不能飞。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红围巾将它包起来，用左手把它搂在怀里，再用右手帮卡列宁解开系在树上的皮带。她使了全身力气才使他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没有空手来掏钥匙，她按了按门铃，让托马斯把门打开。她把狗的皮带交给他并嘱咐：“管住他！”然后把乌鸦带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与水盆之间。它只是轻轻拍了拍翅膀，没有更多的动作。洗过它的水成了黄浆。特丽莎用破布给它铺了个床，使它不沾染砖块的凉气。鸟儿一次次无望地扑动受伤的翅膀，翘翘嘴，象是在责备。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眼睛老盯着这只正在死去的乌鸦。她看出它的孤独与凄凉也是自己命运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除了托马斯，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留下。 她与工程师的冒险告诉了她什么？轻浮的性爱与爱情毫不相关吗？那是一种无所负担的轻松吗？她现在已经平静多了吗？ 一点也没有。 她老是想象着以下的情景：她从厕所出来，赤裸的和被摈弃的肉体在小客厅里。被惊吓的灵魂在颤抖，埋葬于体内深处。如果那一刻，内屋里的男人呼唤她的灵魂，她会大哭着扑进他的怀抱。 她设想，如果站在那屋子里的女人是托马斯的一个情人，而那男人是托马斯，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说一个宇，仅仅一个宇，那姑娘就会抱着他哭起来。 特丽莎知道爱情产生的一瞬间将会发生什么：女人无力抗拒任何呼唤着她受惊灵魂的声音，而男人则无力阻挡任何灵魂正在响应呼唤的女人。托马斯抵制不住爱情的诱惑，而特丽莎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他担忧。 她还有什么储存的武器可以使用呢？没有，她只有忠诚。从一开始，从第一天起，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没有别的可以给予，唯有一片忠诚可以奉献。他们的爱是一个不对称的畸形建筑：支撑着建筑的是她绝对可靠的忠诚，象一座大厦只有一根柱子支撑。 没多久，乌鸦不再扇动它的翅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抽搐了一下，再也没有动静。特丽莎不愿意离弃它，她会象看护一个行将死去的妹妹一样照顾它的。最后，她进厨房去找一口吃的。 她回来时，乌鸦已经死了。 她爱情生活的第一个年头里，特丽莎在交合时叫出声来。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为了使自己对一切情景耳聋目盲。随着时间推移，她叫得少些了，但她的灵魂仍然被爱情所蒙惑，什么也看不见。同工程师没有爱的交合，终于恢复了她灵魂的视觉。 她再去蒸汽浴室时，又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重温在工程师家里做爱的情景。她没有记住她的情人，事实上，她简直很难去描绘他，甚至当初就根本没有注意他裸体时是什么样子。她能记得（她现在在镜子里所观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体：她的须毛三角区以及上方的那颗圆痣。她在那以前一直认为这是最平凡不过的斑点，眼下却为之着迷。她渴望再看到它，再看到它，看它与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难以置信地亲近。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下：她并不想去看男人其他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处与陌生生殖器的亲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体，希望看自己的肉体，看看这个新发现的肉体，自藏自珍的肉体，有别有异于所有他人的肉体，无比亢奋的肉体。 看着自己在淋浴水珠冲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师又到酒吧去了。哦，她多么希望他来，希望他邀请她回去！哦，她多么渴望！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师的出现，害怕自己没有力量说一个不字。几天过去了，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成了害怕他不来的恐惧。 一个月以后，工程师仍然音信全无。特丽莎觉得有点费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渐消退，变成了一个恼人的疑问：他为什么不来？ 这天她正在侍候顾客，朝那个曾经攻击她卖酒给孩子喝的秃头走去。他正在大声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笑话是老调重弹，她从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时就从醉鬼们那里听过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亲的世界在闯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鲁地打断了秃头。 “不要你指手划脚，”那男人怒气冲冲，“我们还让你呆在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那人举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这样的人对我顶撞，明白吗？哦，顺便说吧，”他指着特丽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说是你丈夫给的吧？一个擦窗户的！他送不起这样的礼物！是你的顾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来回报他们？” “马上闭嘴！”她叫道。 “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他继续说，企图抓住那项链。 卡列宁突然跳出来，把前爪搭在酒柜上，开始叫起来。 大使说：“他是个秘密警察。” “那他为什么这样公开？一个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么好处呢？” 大使盘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学练瑜珈功。肯尼迪从墙上的相片框子里朝他微笑，使他的话有一种特殊的威严。 “秘密警察有几种职能，亲爱的，”他开始用长辈人的语气说，“第一种是旧式的，他们只是听听人们说些什么，向上司汇报。”“第二种职能就是威吓人。他们要人们明氏我们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要让我们害怕。你那秃头朋友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职能就是制造假象来损害我们的名声。几天前，他们试图指控我们阴谋颠覆国家，当然这只会使我们增加声望。现在，他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麻醉毒品，声称我们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他们总能找到什么姑娘跟在后面。” 特丽莎立即联想起那个工程师，他为什么再不来了？ “他们需要设陷断，”大使继续说，“强迫人们与他们合作，给另一些人设陷阱。这样，他们就能慢慢地把整个民族变成一个纯粹的告密者组织。” 特丽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师有可能是警察局派来的。那么，把自己灌醉又宣称他爱她的那个少年又是谁？正是因为他，秃头特务才攻击她，工程师才为她辩护。那么，这三个人都在预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软化她，使她上钩！ 她怎么能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个穿着华贵的工程师怎么会住在一个那样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师吗？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两点的时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师读索福克勒斯的书？不！那不是工程师的图书馆！那地方总的来看更象是某个穷知识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进监狱以后没收来的。十岁那年，她父亲被抓进了监狱，国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父亲所有的书，谁知道那房子后来作什么用了？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不再来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务喝醉时已经粗心地泄露出来了：“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现在，自称工程师的人可以证实她跟他睡了觉，还向他勒索了钱！他们将威胁她，将她的丑闻公之于众，除非她同意向他们报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况。 “别着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听起来没有什么危险。”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异样的声音说。然后带着卡列宁，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 人们通常从灾难中逃向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但特丽莎在自己的未来里还看不到这样的线。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们坐上车，远离布拉格的束缚。 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卡列宁坐在后面，偶尔伸过头舔舔他们的耳朵。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以矿泉水出名的小镇上。六年前他们在这里住过几天。他们想在这里过夜。 他们开进广场，下了车，面对曾经住过的旅馆站着。这里没有什么变化，一棵老椴树还象以前一样挺立在旅馆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边转去，最高处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带有疗效的泉水溅落在大理石的盆内。人们都纷纷探身弯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马斯再看那旅馆时，发现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变了。原来称为格兰特的旅馆现在更名为“贝加尔”。他看了看大楼转弯处的街名牌：莫斯科广场。随后，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没套皮带的卡列宁紧随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罗斯托夫街，诺沃西比斯克街，基辅街，熬德萨街；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柯萨科夫疗养院；还有苏沃洛夫旅馆，高尔基剧院，普西金酒吧。所有这一些名字都来自俄国的地理和俄国的历史。 特丽莎突然记起俄国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俄国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 现在看来，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小矿泉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特丽莎寻找着的往昔已被人没收。他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 他们默默地走回汽车。她想着一切人与一切事看来都伪装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捷克城镇竞被众多俄国名字淹没。拍摄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竞无意中为秘密警察效劳。送她去死的人脸上戴的面具竞象托马斯。一个特务扮演着工程师而一个工程师竞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还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义的书，原来也只不过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赝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着那本书，她心里突然一亮，两颊都红了。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工程师说他去取咖啡，她走向书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随后工程师回来了，可没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场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甚至三分钟。那么他在那间小客厅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厕所了？她竭力回忆当时是否到了关门声或冲水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到水声，要不然她会记得的。而且她几乎能肯定那门已经关了。那么他在那间客厅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让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师以外的更多确切铁证。在他不见了的那一段长长而可疑的时间内，他只可能是去那间屋里安放电影摄影机；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个带有照相机的入放进来，让他从帘子后面给他们拍照。 仅仅几周前，她还嘲笑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营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过分，以为自己从母亲屋顶下逃脱出容，已成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亲的屋顶延展着以至遮盖了整个世界，使她永远也当不了主人。特丽莎永远也逃脱不了她。 他们走下花草镶嵌的台阶，折回广场。托马斯问：“怎么啦？” 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便听到有人跟托马斯打招呼。 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 “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 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裸体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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