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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泽·马利亚·德·埃萨·德·克罗兹，1845年生于葡萄牙的波武阿-德瓦尔津，1900年在巴黎市郊的讷伊逝世。他于1861年就读于科英布拉法学院，在那里结识了后来被称为“七十年代派”的成员，这些人发起了“科英布拉问题”，即主张现实主义的“新思想”、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对垒的论战。完成学业之后他在里斯本定居，开始为“葡萄牙新闻报”撰稿。他曾一度到埃武拉领导反对派报纸“埃武拉区报”工作，但在1867年又返回了里斯本。 1867年末，埃萨在里斯本又与当年在科英布拉在被称为“晚餐室”的聚会上发起“科英布拉问题”的“七十年代派”中的部分人再次会面，参加的有后来颇有声望的其他知识界人士：安特罗·德·肯塔尔、热依梅·巴塔里亚、雷依斯、奥里维拉·马尔丁斯、萨洛芒·萨拉加、洛勃·德·莫拉、格拉·若盖罗、奥古斯托·马沙多和若泽·丰塔纳。 在他们的经常探讨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产生了“娱乐场会议”计划。“七十年代派”想通过一系列的会议把葡萄牙社会从文化冷漠中唤醒，使之了解欧洲各大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想使之思考他们酝酿的新思想，进而影响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 这样，“娱乐场会议”就有了一个社会改革的宏大计划，“七十年代派”试图通过文化界推动它，宣传它，把它称之为“革命计划”。第三次会议在6月12日举行，由埃萨·德·克罗兹主讲，题目是：“艺术中的新表现形式：现实主义”，主张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新道路。 政府突然作出决定，禁止这些会议进行，但它们所引起的论战确实有助于人们的思维和美学模式的改变。 在其社会和文化改造计划中，“七十年代派”规定了一个基本任务：系统地观察葡萄牙社会。所谓系统地观察，系指对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特点进行有系统的调查工作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如果仅限于研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它、找到它的弊端并鞭挞这些弊端。所以还必须唤起所有人的觉悟，使他们投身于集体变革的进程之中。 1872年，埃萨被任命为领事，前往哈瓦那，中断了他与拉马略·奥尔蒂岗共同撰写的社会批评专栏“投枪”。从此，他便把外交生涯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例如《巴济里奥表兄》（1878）、《阿马鲁神父的罪恶》（有三种说法：1875、1876和1880）、《马亚一家》（1888）、《拉米雷斯显赫之家》（逝世后出版）等等。 所以，埃萨·德·克罗兹是在“七十年代派”纲领的框架中构思他的“葡萄牙生活场景”或者“葡萄牙场景”的文学创作计划的。1878年，他宣布这一计划由一系列的对当时葡萄牙社会生活的“研究”组成，各著作独立存在，但在总体上形成一个对这一现实进行全面分析的画面。在这一时期写给安特罗·德·肯塔尔的信中他提到了《巴济里奥表兄》，说这本书是根据真实的模特即典型写出的“家庭画卷”和人物画廊。《巴济里奥表兄》描写的正是一个其组成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群体的生活。 所以，这部小说是服务于“七十年代派”的纲领的，即系统调查那个时代的社会、行为和思维结构。它的作用在于淋漓尽致地把现实中的不同阶层表现出来并对其进行探讨。 确实，在《巴济里奥》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七十年代的葡萄牙社会、尤其是里斯本资产阶级及其周围的一系列性格鲜明、特点突出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整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表现这些人物的举止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场面。在这些构成作品情节的举止和关系中，埃萨不仅勾画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某种现实，而且对其进行解释，展示出其最深刻的动机，以揭露坚实而和谐的平衡所掩盖的虚伪根基。这虚伪根基就是社会机构的痼疾和弊端。 那么，我们来看看《巴济里奥表兄》吧。 我们可以简略地说，这部作品中展开的是个通奸造成女主人公死亡的故事。但这样综述未免太简单化了：它忽略了其他平行或交叉的故事和各个事实逻辑关联的合理性，并且所强调的主题也会模糊不清。 书名并非点明通奸的人物，而是将来造成这场悲剧的主人公：巴济里奥·德·布里托，他是露依莎的表兄。在整个故事中，巴济里奥出场和与露依莎接触之前已经有表妹从报纸上读到他从波尔多来到的消息和对他的回忆，这一事实引起了她的期望和读者的好奇心，使两者对“现状”的改变有所准备，而这种改变是会产生后果的。 露依莎是这样一种女人：她起到了社会赋予她的部分作用：结了婚，3年来一直过着婚后轮回反复的生活。在小说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她正是在这种生活之中：午饭过后，正在读报，旁边有丈夫陪伴。 如果说在毫无变化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露依莎倒也有事可做，那么她的心理却是空虚的：她深受着迷地读的小说造成的幻想的影响，这正是产生几乎意识不到的不满足感和有助于通奸的对新鲜感和激情潜在的渴望的温床。确实如此。后来，头一次去与巴济里奥偷情的时候，她想象中的通奸地点像保罗·费瓦尔的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幸福的希望。当听她的女友莱奥波尔迪娜谈论其婚外关系的时候，她似乎觉得，只要有激情，一切都是合理的。 在露依莎眼里，巴济里奥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出现的：他不落习惯势力的俗套，具有在巴西发了财的葡萄牙人的威望，而这种威望因为三个因素显得更加突出：是她的头一个恋人（再加上对18岁年华的温馨回忆）；他正在旅行（带来并且将要遇到她认为新鲜、异样和冒险的东西）；他善于调情（重新燃起了婚后单调的生活使之在她心中沉睡的激情）。 通奸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过程，每条线上有其人物：男人和女人。这使人看到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巴济里奥被“夏天的浪漫生活”那具有刺激性的迷人之处所吸引，露依莎则想他们曾“同样坠入情海”。期望和生活态度相悻，这一区别产生的心理--生活道路不能相交。当巴济里奥离开里斯本一段时间时，仍把他们间的关系视为“一次冒险”，而露依莎则最后承认是个“错误”。 本作品的开头描写的人物个性的差异也是通奸发展的出发点：丈夫和妻子对待婚姻的态度和过婚后生活的方式的区别。若热满意得心花怒放，因婚后甜蜜的生活而身体大有好转，得知必须到阿连特茹省去几个星期干那个“烦人的差事”之后，他已经预先感到留恋之情；露依莎呢，丈夫还没有走，她就觉得生活枯燥无味，懒得穿戴和开始一天天单调的日子，想“泡在玫瑰色大理石浴盆里，在温暖清香的水里打个盹，或者关上窗户，躺在绸缎吊床上，在音乐声中摇晃”，看看小说。 从读小说这一细节，不仅可以分析露依莎的生活，也可以发现丈夫和妻子世界观差异的迹象：在学生时代，若热从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那些读缨塞作品的同学们称他“资产阶级”和“假正经”。并且，若热对情人、女裁缝埃乌弗拉西娅看小说也不满意。 夫妻之间生活的差异在导致结婚的恋爱过程中就产生了。母亲死后，若热感到孤独，决心结婚，遇到了露依莎，喜欢上了她，就结了婚。而露依莎呢，巴济里奥让她绝望之后认识了若热，一开始并不喜欢他，后来，虽说不爱他，但站在他身边就觉得软弱无力，要依靠他，于是同意订婚，对此她像个“白痴似的”，自己也觉得突然，或许是为了让母亲高兴、放心。婚后，她开始“热爱丈夫”，经常把别的女人的丈夫，与自己的丈夫比较。 在《巴济里奥表兄》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大仲马的《茶花女》，这隐喻着露依莎的悲剧道路。露依莎回忆的她与巴济里奥少年时代的恋爱更加强了读者的这种预感：“那事”是在辛特拉开始的，在一张沙发上度过了多少个惬意的午后休息时间，其结局是巴济里奥写来的一封“表示非常痛心的信”。在一定意义上说，通奸是这个故事的再现，”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露依莎虽然病了一场但毕竟熬过了第一次恋爱风波，而第二次就置她于死地了。巴济里奥却毫无变化地通过了这两次和其他的风波。 由此可见，通奸和婚姻形成了两个平行的过程，发展成为一个三角关系，其中若热受了欺骗，对这种关系并不知晓（他是后来才知道的）；露依莎欺骗了若热又被巴济里奥欺骗；而巴济里奥欺骗了两者。不过巴济里奥欺骗不了读者，因为有作者通过两种方法使读者了解真相：揭露他在得知若热有四个星期不在家、表妹“近乎寡居”之后的唐突的机会主义举动；让读者了解巴济里奥的想法和他与其朋友雷纳尔多的对话。 所以，巴济里奥和若热在两个相反的极点上活动：知与不知。前者知道想从表妹那里得到什么、如何得到和这样做对她产生什么效果；后者对通奸一无所知，直到后来才了解。他们之间存在着另一个不对称：巴济里奥改变现实，而若热则受改变之害。两者对待通奸假设的态度上，在那个时代男性思维允许的范围之内也真真假假，似像又不像：这种想法对两者都有诱惑力，只不过巴济里奥去实现它，而若热则以女人对他的垂青和可能成为“阿连特茹的唐·胡安”揶揄地自慰。 欺骗而又受骗的露依莎是个渐渐改变认识的人物：她逐步知道了现实和通奸的后果、巴济里奥的“卑鄙”、丈夫在阿连特茹省的生活和讹诈带来的痛苦。对这些的认识改变了的她的情感和生活。 后来露依莎成了双重欺骗的牺牲品：表兄和品质恶劣的女人、女佣儒莉安娜。第二个欺骗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将置它于死地。这两个女人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互相厌恶，但儒莉安娜出于野心和战略上的考虑加以掩饰，但一直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时刻寻找可以获利的机会；获悉有奸情并且拿到作为证据的信件之后，儒莉安娜控制了露依莎，并且敲诈她。这一知悉扭转了权力关系。她越来越粗暴地对待露依莎，最终导致后者病倒和死亡，而若热发现了通奸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所以，儒莉安娜是使通奸三角关系失去平衡的第四个因素，让这种关系难以存在，并把它推向结局。她加速通奸的过程，决定露依莎和巴济里奥的行动。但是，她对露依莎的残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导致塞巴斯蒂昂的介入，造成她本人的死亡。在这个结局中出现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新的平行线：女佣和女主人犯有不同的罪过，却都死于头脑中日益积累的感情原因。 就女人而言，露依莎和孩童时的女友莱奥波尔迪娜形成的两极性也贯穿全书。开始，前者“美满”的婚姻与后者“不幸”的婚姻适为对照；露依莎是作为一个以其无可挑剔的举止受社会尊重的女人出现的，莱奥波尔迪娜则相反，被戏称为“一清二白”，是众所周知的轻浮女人。后来，随着露依莎奸情的出现和产生不幸的后果，莱奥波尔迪娜没有造成什么后果的与多人通奸便相形见绌了。总之，她们面临的是那个时代女人生活的两种可能性，两种模式，而一开始她们对这两种模式都是暗暗向往的，这从书中陆续出现的露依莎的知心话和思想中可以看到。 在《巴济里奥表兄》这部书中，埃萨主要讲了露依莎与若热的婚姻，她与巴济里奥的通奸和她与儒莉安娜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讲述的方式是以一个接一个的面画为主，这些画面勾勒出了七十年代里斯本社会的背景下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刻。有些场面是当时发生的，也有一些是人物回忆的，而回忆又使人物逐渐意识到其道路的现实，准备承受这样走下去的后果。不论是当时发生的还是回忆的（包括评论中讲述的），各种场面都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使之对创作的故事加以思考（甚至预想故事的发展），考虑以它们为典型的现实人群，并且让读者注意每个人行为举止的逻辑性。 埃萨在《巴济里奥表兄》的整个构思中使用的相似和不相似之间的悬念、对照和平行的手法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把读者的注意集中到所强调的方面，并在语义学和结构上扩大这种效果。 在这部巨著呈现的画卷中，还出现了亚卡西奥顾问、若热的好朋友塞巴斯蒂昂、巴济里奥的朋友雷纳尔多子爵、小埃尔内斯托、祖扎特、女佣若安娜、费里西达德太太和朱里昂。这些人物以其数目、种类和混杂性构成一个真实可信的群体，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其中一些特点鲜明，令读者难以忘怀。 本书在空间上逐步勾画出了七十年代的里斯本，其地貌以帕塞约、罗西约、希亚多、圣·彼得·德·阿尔坎塔拉为主，还有格雷米奥、中央酒店、直布罗陀酒店和圣·卡洛斯剧院等地。市外，还可以望见辛特拉和阿拉马达。 这样，克罗兹的小说就逐渐画出了一幅载有现实、社会和空间座标的地图，越来越为十九世纪的里斯本读者所熟悉，与他们周围的一切越来越相似。 对场景的描写过程产生了在语义与结构上加强对比和平行手法的作用，而书中对于文学和音乐的插叙又加强了这一过程。 正如前边已经看到的，对文学的引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人物及其未来，例如露依莎第一次看到“天堂”时发现她原来想象的和看到的大不相同，这是她幻想破灭和绝望过程的开始。还有，在得知露依莎和若热开始恋爱时，朱里昂评论说那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欧叶妮和葛兰台的故事。 关于音乐，我们发现提到的最多的是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用于突出场面的层次或者揭露人物①。就揭露人物而言，还有“心上的信”。儒莉安娜唱这首小曲（那些信是通奸的证据，将给她控制女主人的权力），她唱的方式是她如何判断所处状况的重要标志，例如，在观察身边情况时她“哼”那首曲子，而把若安娜赶走时她兴高采烈地用尖利刺耳的声音“唱”。奇怪的是还有一封信（即巴济里奥从巴黎写给露依莎的那封），使着热发现了奸惰，审问妻子，致使她因脑病死亡。 其他提及音乐之处使从人物角度看到的状况具有特点，例如，在塞巴斯蒂昂看来，关于露依莎和巴济里奥关系的谣传就如同“塞维利亚理发师”里的“诽谤”唱段一样。 从其整体和所起作用来看，小说中的插入引用有助于《巴济里奥表兄》情节发展的脉络，亦即有助于以类似对现实世界作漫画式勾勒的方式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堪称典范的构思。埃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读者消遣，而更重要的是让读者思考并正视改变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在本书中就是为了产生一种不同的教育，造就一种看待婚姻和过婚后生活的新形式，以期避免通奸及其消极后果…… 教育问题，尤其是妇女教育问题，正好属于埃萨在系列专栏“投枪”中的一篇关于通奸的长篇文章所探讨的范围。他认为，通奸是不正确的教育造成的符合逻辑的后果，因为这种教育不能培养女人在建筑于感情、互助、理解和对话基础上的婚姻中充分成为男人的女伴。《巴济里奥表兄》雄辩地发挥了这一论点，令读者心悦诚服②。 安娜贝拉·丽达 1994年5月于里斯本文学院 ①：关于埃萨的小说和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的关系，见马里奥·维埃拉·德·卡尔瓦略的作品。“思想即死亡，或从十八世纪末至今的社会传播制度改变中的圣·卡洛斯剧院”，里斯本，官印局／制币厂（1993）；“向公众讲话：十九世纪的圣·卡洛斯剧院”（第65-129页）。 ②关于在《马亚一家》中出现的类似情况，参见若奥·梅迪纳：“《投枪》和《马罗一家》：从《投枪》的社会学批评到1888年的小说杰作和《埃萨和马亚一家》（第一届埃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文集），波尔图，ASA出版社，1990年。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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