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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当鼠疫好像远远离去,回到它那不为人知的巢穴里时,根据塔鲁的笔记,城里至少有一个人却为此感到十分惊慌,这就是科塔尔c
  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像考虑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康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像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像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像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新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像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于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怯懦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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