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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人暗杀。5月，那些穷人在华盛顿游行时，安代·沃霍尔又被人用枪击伤。6月，罗伯特·F·肯尼迪被B·舍尔翰刺杀。墨西哥诺加累斯地方法院判决巴巴拉·杜登·罗斯与理查德·罗斯离婚，这一切都是由狄克与巴巴拉操办的，巴巴拉觉得这种事办起来真是轻而易举。 巴巴拉在离婚书上签字时，几乎无动于衷，因为很早以前他们的感情就已不和；然而从潘沙克拉回来后，孩子们却都表现得不正常。他们在纽约的时候，艾妮特拒绝看望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妻子。克利斯蒂安把尼克斯运动衫送给别人，借口说自己穿着不合身了，他俩晚上常做恶梦，得抱到巴巴拉的床上哄才行。春季的早些时候，巴巴拉请教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说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的反常行为是由于心烦意乱引起的，都属于正常现象，过一段就会好的。她才放下心来。 “我对你和狄克闹到这个地步，感到遗憾。”一天，巴巴拉带着孩子到她母亲那儿度周未，母亲对她说。“但我不想掩饰对这件事的惊奇。” “我怕你会生气的，”巴巴拉说，“这在咱家毕竟是头一次。” “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确信自己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吗？”巴巴拉的母亲想探知究竟，巴巴拉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 “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狄克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现在的我，是1957年的我；而我现在已不再是那时的女孩子了。” 伊万吉兰·杜登镇静了一下，说：“我想这是变好了。” 当巴巴拉长大时，她开始越来越理解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少有的实际和理想相结合的人。她承认现实，深知没必要去设法改变不能改变的事情。六十六岁了，但她看上去比她五十四岁还年轻。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她从一个消极依赖型的小城市妇女一下子变成了复杂的、活跃的成年人。巴巴拉曾想过她母亲是否有再婚的想法，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离婚已大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观。 “请告诉我，如果你和你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度过夏天如何？” “我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巴巴拉说。这是她不想做出的决定，对于离婚，她已深感内疚。 然而，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对在普林度过整个夏天的想法喜出望外，对于他们这是非常新奇和令人异常兴奋的事。而对巴巴拉来说，也是件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他们度过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几个月的痛苦生活之后，他们盼望着有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而她对此也不必感到内疚，这是他们的选择。 “你需要单独有一些时间，”她母亲说。“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当巴巴拉驾车回城的时候，她回忆起，在她去蒙托克见狄克之前的1959年秋天与她母亲的谈话，她母亲对她首先要使自己起变化的劝告奏效了：她的劝告使她离婚了。现在既然婚姻结束了，而这劝告似乎比以前更加有价值了。她确实需要自私，把时间留给自己，考虑她自己的生活和将来。 巴巴拉决定，现在是结束消沉局面的时候了，她认为，自觉控制自己生活的时刻已经到了。 格雷摩西公园的公寓使她感到扫兴，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好的和坏的。它们潜伏在那里，无时无刻地侵扰着她的心境。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对她来说在此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与你曾在一、起生活的人分离以后——你住过的地方。巴巴拉自己所作出的第一件重大决定就是搬家。 她从未动用从她公公那里继承来的那笔钱。她仍然把它存在银行里，巴巴拉常想，把这笔钱投资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去问谁。而现在她对没有把这笔钱投资出去而感到高兴，这笔钱终于有了用处。 巴巴拉花了八万美元在第77东大街的派克和麦迪逊之间购买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尤金对她的谈判方式很赞赏，因为他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享有令别人畏惧的盛名，而巴巴拉这一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巴拉一有了新的公寓，就作出了第二件重大决定：她把结婚时所得到的全部物品都捐献给斯龙——凯特灵·斯瑞福特商店。她把在50年代后期买的保尔·斯图雅特沙发、狄克母亲送给他们一套莱诺斯瓷器、在家俱行一起为孩子们买的家俱都给了商店；她又卖掉了装饰用的织物，地毯，混合酒具，两台电视机，一台加法机，狄克的制图桌子和灰色金属椅子，她的全部夏装，他们的双人床及床单，枕套和毛毯。 然后，她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大采购，买她摆脱沮丧的出路。她为自己买了一张新床，买了新地毯、新床罩、新盘、碗、新沙发、新桌子、椅子和镜子，给孩子们买了双层床，这样他们可以留客人住宿。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布隆明戴尔，波绍尔，w·J·斯隆和罗德·泰勒等商店里。她每天都买新东西，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有许多新的包裹需要打开，总是有些新的东西让她去占有。真有些荒唐，她想。然而，艾利克斯·罗斯的钱从他儿子那里给她买到了自由，此外，又买到了一个新的自我。 她那所有的大胆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其效果都极为显著。渐渐地，她的沮丧、内疚和懊悔都消失了，而逐渐开始感到更加坚强而自信了，她最感到遗憾的，是她的被动。她在狄克知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知道了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她对此却无计可施。直到最后，只好离婚。回首往事，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缺乏勇气，不能首先摆脱那种生活。 在过去，巴巴拉一向以自己在处理事物中作为主导角色而感到自豪，现在她已认识到她有能力处在他们的前列。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们开始谈论解放了，巴巴拉明白她们的抱怨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不得不在工资少，不满意的工作中挣扎。她已把她的要求排在了狄克和孩子们的要求之后，她假装谦卑和消极，她那时坐在能量与愤怒的火山口上。 过去的十年，在一片混乱之中消逝了，对生活的想往未能实现。举国上下玩世不恭，越南战争造成了极度痛苦，巴巴拉认识到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已从消沉变成了活跃。 巴巴拉不能把目光从利昂·克拉瓦特的被咬掉了指甲的手上移开，她被它们迷住了。他注意到她在凝视着他的手，但他强制自己不把手移开。 “斯但利·白尔曼，”他说。“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他。”斯但利·白尔曼在威尼城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经理。巴巴拉不知道为什么克拉瓦特在谈话中把他的名字拉了进来，因为纳德·杰尔德已经退休，她就在克拉瓦特的办公室里，讨论她的新的工作，利昂·克拉瓦特已经告诉她，要给她加薪，年工资将从一万五千美元升到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并有了新的头衔：推销经理。 “他将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克拉瓦特说。“将对我们公司增加许多力量。”他停了下来，很明显，他期望着巴巴拉对他的突然决定会表示祝贺。 “那很好。”巴巴拉说，她想知道白尔曼会安插在什么地方，是否会影响她。除非他另有目的，因为利昂·克拉瓦特决不是那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他的雇员的人。 “他将被任命为推销董事长。”克拉瓦特继续说，有点心不在焉。 “我将向谁汇报工作呢？” “嗯，向斯但利·白尔曼，他将在管理委员会。” “而我不是？”巴巴拉看穿了：他们给她提薪以使她保持安静，给她提职以堵住她的口。他们给她的更多是责任，然而他们却安排进来一个对本部门工作一无所知的人来进行管理。 “只有各部门的负责人才是管理委员会成员。”利昂·克拉瓦特说，好象他在和一个白痴说话。 “我认为我才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毕竟领导这个部门已经二年半了。” 利昂·克拉瓦特把手搭成桥形，双手的手指磨擦着手指甲下的粗肉。“我们知道你所做出的贡献。”他说。“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部门中，让男人听从女人的命令会使人感到耻辱。” “他们已经听从我的命令有二年半时间了，他们很喜欢我。”巴巴拉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服从女人的命令。” “我并没有那样说。” “你没有必要那样说。”她的手开始颤抖，她也不想控制它们。 “不要感情用事。”利昂·克拉瓦特以屈尊和宽宏的态度说，“要象我们那样去观察事物。” “我决不会象你们那样去观察事物。” 利昂·克拉瓦特开始说一些安慰她的话，然而巴巴拉什么也未听进去。她站起身走了出去，把他和他那半句话一起扔在那里。 感情用事？五分钟后，在利昂·克拉瓦特的办公室里，巴巴已变成了威胁者。 利昂·克拉瓦特手里拿的这封未署名、未署日期的辞职信犹如一柄剑，悬在董事会的头上。这封信就放在巴巴拉的办公桌上的《时代与生活》的案卷内。不到一分钟她就发现了这封信，她用红色铅笔涂去利昂。克拉瓦特的名字，打上她的名字，署上日期。然后把它放在内部办公室邮件箱内，并在信封上写上“个人”字样。 她把她的化妆盒，电话本，记事册塞进本代尔购物包内，最后一次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她直接回到家里，就在打一个电话的时间内，她就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一周之内她就要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平装书公司上班，职务是推销董事长，提薪三千五百美元，六个星期前，她曾拒绝过帕利塞德，当他们得知她改变主意时，非常高兴。 五点三十分，利昂·克拉瓦特给巴巴拉打了电话。 “你的行为是很出格的。”他说。很明显，他不想用自己的刀砍掉自己的头。 “你的行为也是一样。” 沉默，这是利昂·克拉瓦特的第二招拿手戏。 最后，“我们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他说，“你知道我们很重视你的工作。” 是啊，巴巴拉想。那就雇佣另外一个人来享受这种荣誉吧。然而，尽管这样的回答很漂亮，但还是让过这次机会吧。 “你真的让我重新考虑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巴巴拉注意到他把复数人称“我们”变成了单数人称“我”。 “好吧，条件是我要做推销董事长，我要进管理委员会，每年工资提高三千五百美元。” “我相信你是知道我们公司提高工资的政策。”克拉瓦特说，巴巴拉很喜欢那种委婉说法：增加。“我们每年增加工资量只是百分之十，要在执行委员会审查这项请求之后才能定。”他在装腔作势地念着官方的台词。在执行委员会后面设有一些障碍，以使管理人员避免与那些不满雇主的雇员发生争执。 “幸运的是，帕利塞德出版社未听说过你的政策。”巴巴拉说。 又一次沉默。这次沉默巴巴拉认为是：利昂·克拉瓦特不知道她有了另一份工作。她等着他的反应。 最后，他终于说：“我们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取得成功。”他又把人称变成了“我们。” “我们谢谢你，克拉瓦特先生。”巴巴拉说完，挂上了电话。 就是这样，她想。 巴巴拉·罗斯——利昂·克拉瓦特的这个章节到此结束了。 或者她是这样想的。 1969年。月2日，巴巴拉开始了新的工作。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下葬在堪萨斯的阿贝林。巴巴拉的天真与美国的天真同上帝一起，在六十年代的某个地方死去了。 天真并不能象凤凰涅盘，它不能在幻想和成熟的死灰中复苏。巴巴拉对它的逝去表示遗憾，但是，正象她妈妈一样，她是个不情愿的现实主主者，而且她承认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连续几年的越南战争，尼克松和约翰逊无休止的扯皮，美国的天真已被痛苦和对权力的蔑视、自暴自弃的享乐主义所代替。巴巴拉的天真被获得的知识代替；在1969年她三十二岁时，巴巴拉开始明白了所需的是什么，并且如何去得到它。 从斯伯林出版公司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就象从迪法尼到旧车辆市场一样，在帕利塞德，每月都有二十四本不同内容的书籍出版，在斯伯林公司一年两次：春秋两季。贸易表里有二四个精选并仔细编辑的选题，而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帕利塞德出版社在七年前就已成立，一个被称之为疯子的杰。伯格仍然拥有该出版社。 1962年，用《男性杂志》分送员预付的钱，杰·伯格开始每月出版四本色情书，在传统的平装书中，他们把封面改为铜版纸，里边为软纸。在这些年，如果出版商在书中夹杂淫秽，吸引读者花75美分买书而又不受社会谴责和不进监狱，踏出一条路来，这是一项绝好的买卖。而杰·伯格恰恰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天才。帕利塞德繁荣，壮大起来了。一直到杰除了干合法的事外，没有别的选择为止。帕利塞德开始出版受人欢迎的幻想和纪实小说，每月出版数量都在增加。结果，合法的出版物所带来的收入与出版色情书的收入几乎一样，而在集会上，杰·伯格发现人们把自己当作“出版商”来介绍，这种称呼非常适合他的媚上做下的本性。 杰曾对他的职员吹嘘说，他从不读刊登有关帕利塞德的书评。他觉得只要编辑把书中情节简单地向他介绍一下，他，杰就倾力扑在选择书封面设计上。这样，他就能把书更好地卖出去。对这样的分工大家都满意；杰从不浪费时间去读帕利塞德出版的便宜货，而且在主编与具有文学偏见的出版商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争吵。 除了其它的特点外，杰·伯格是个十足的妄想狂，他办公室的墙上点缀着古代和现代的武器及战争用具。室内一角立着一副盔甲，弩、弓、箭、刀、长柄刀、毒环都安排在展示箱内。一颗手榴弹作为镇纸，当问到这些不合常规的装饰物时，杰·伯格说：“它使我感到安全。” 除了他对武器感兴趣外，杰很怀念色情业。色情是他真正的事业，他继续经营帕利塞德出版社是因为该社能挣许多钱，他的心思却放在他和他妹夫一起创建的一个新公司里，这个公司的名字叫“蓝色电影有限公司”，生产低级的色情影片。主题简单，裸体镜头居多，它们挣不了大钱，但是自从帕利塞德变得小有名气之后，却给他带来了他所怀念的那种满足。总之，杰·伯格是个幸运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能得到大饼，并且可以吃掉它。” 只有少数几位美国人能够讲这样的话。 性革命已经开始并取得胜利，这时巴巴拉三十一岁，离婚了，但她发现自己仍有魅力和能力。起初，她是那场革命的胜利者。虽然青年文化声称生活在三十岁结束，但是，巴巴拉发现六十年代末期的纽约，是男人的节日，而她则是主要的主持人之一。 纽约到处是男人：各种类型、年龄和身高的男人，他们运用各种口味，场合，活动，地位和试验。有在旁搞小动作的已婚男人；有的有小孩和没有小孩的鳏夫；有职业的单身汉；有离婚和分居的男人。男人们想要从同性恋的床上解脱出一个晚上。并想要从——利用愤怒和有敌意的女人作为证明他们嗜好的优越性——同性恋者的身边解脱出来。有些证券经纪人，他们的冲动随着杜·琼斯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吸毒者、骑士们徘徊在P·J和艾林周围，费了很大劲几却没有激情；还有些年轻人，他们感情专一的时间决不超过他们冲动的时间。 巴巴拉在工作中、舞会上、集会上、会议上会见男人。在瑞金西旅馆的酒吧里，有两次她允许自己被带走，并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在第三大街的熟食店又一次允许自己被带走。有一次，巴巴拉采取主动，约会飞往华盛顿特区的东方航空公司的市场经理。巴巴拉对已婚的朋友迎接不暇，在小型晚宴上，她被介绍给朋友的朋友，她的电话号码几乎都是不相识的人，又给了完全是陌生的人们。 所有的惯例都改变了，第一次见面就拉手，第二次见面就亲吻，已不再是问题了。六十年代后期，如果一个女人接受了男人的邀请，一般双方都会明白，她也接受了一同他睡觉的邀请。在现实生活中，这倒非常实际，因为巴巴拉不久就发现，如果她喜欢与一个男人到了愿意同他外出散步的程度，她也非常愿意与他同床而眠。 在她离婚后的两年里，巴巴拉与电视广告商同居，他由于吸食大量的大麻，致使性欲大减，无能为力。一个有权有势的政治家曾对她表明永恒的爱慕，而在床上度过了一个热烈的周未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她曾与一个深懂心理分析的律师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他对她爱得发疯，而后来，他承认了心理上的原因：离过婚的女人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这种奇怪的纠缠。她与一位著名的电影编剧一起看日场戏，他告诉她，他真正愿意三人同住，并且问她，如果他邀请了另一个女人她是否介意。巴巴拉表示反对，他耸耸肩，并且问她如果那样，可否给他洗袜子和内衣，因为察里利——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洗衣服的费用太昂贵。 有两次，巴巴拉认为自己陷入了情网。她与艾列克斯·普罗斯卡同居了几个月，他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艺术家，他把联盟广场的工作室搬到了巴巴拉的公司，几个月后他说她毁了他的艺术。他搬走了，留下十英寸见方的油画，作为告别的礼物，而在当时，它能值五千美元。 在艾列克斯离开半年后，一个叫莱恩·克隆纳的律师闯进了巴已拉的生活。莱恩离过婚，他有魅力而又坚定。他向巴巴拉求婚，两周后她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是莱恩事先没有通知巴巴拉就又与他的前妻复婚了。这次的被遗弃使她遭到很大的打击，为了修复她那破碎的情感，她要找更多的男人。就在这时，她在华盛顿机场遇到了这位市场经理，她发誓要使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许多时候，她一夜只与一个男人约会一次，二星期内则有种种韵事。只要向她提出要求，她愿意和任何一位有魅力的男人一起睡觉，有时早上醒来，由于房事兴致未尽，她竟想不起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的名字。她有同时作爱的癖好，一次与两个男人作爱。殷勤和竞争使她兴奋；有时以恶作剧把一人从另一人面前隐藏起来，又使她亢奋异常。 一段时期，这种事情是很有刺激性的，就象一个似是而非的电影一样，已巴拉爱上了她自己。爱自己的影子，爱能够吸引许多男人的这位女人。但是巴巴拉开始认识到她所爱的影子并不爱她，她认识到她处于一个持续亢奋状态中，这种亢奋状态要依靠下一个男人，下一个电话、下一个约会来解脱。这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激情。 巴巴拉知道从感情上不能进行杂交。从一个男人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从一张床走向另一张床，仍不能使她满足。她发现在她与一个男人睡过几次觉之后，她变得依附于他，依靠于他，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多。自相矛盾的是，她为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却不能使她得到更多，不能使她满足，她所付出的代价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她嗜毒成癖一般的性欲，内心饥饿无比。她发现在她那走马灯般的剧院、音乐会、穿超短裙和大礼眼的生活后面，没有家也没有家人。家只是个躯壳，她怀念那种老式的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也怀念她的孩子们。有趣的是，在她怀念家庭生活时，却不怀念狄克，事实上，每当想起他和他们一起生活那的情景，她就头痛。在她真正想起他的时候，她只能回忆起她是如何地疲倦：她对婚姻，事业和孩子们感到厌倦，对安排的时间表和购货单感到厌倦，对去干洗店和儿童医院感到厌倦，对从上午七点到深夜那样无休止的工作，对作为妻子、母亲、女主人和事业型女人都感到厌倦。那时她未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她太累了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精疲力竭之中度过了她二十多岁这段黄金时光。现在她三十刚出头，处在欣喜若狂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却与一种绝望的疯狂边缘相连接。 但是，巴巴拉不顾失望，而继续走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生活中有些事是循环的，早些时候头脑中的事情有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现；而有些事情是一次性的：即有初始、发展和结束。以我们看来，不可能知道哪种经历归于哪一类。当巴巴拉进入三十岁的时候，她已有两种经历：一是一次性的，如她的婚姻和意想不到的从她公公那里继承的遗产；二是循环性的。 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到巴巴拉在普林的中学去是循环性的。第一个夏天分别之后似乎非常自然，同意让孩子们和外祖母在一起。在五十年代，巴巴拉曾憧憬过马考尔式的同居生活。这样的分离会使她感到恐惧。但是现在，七十年代了，离婚，独居，忙干事业是实用的。巴巴拉想，也许她是寻求借口，但是这是处理这件事的的一种方式，即实际上是她的母亲，而不是她，哺育了她的孩子。 他们二人都喜欢乡下：克里斯蒂安喜欢室外运动，艾妮特毫无畏惧，走着去上学。对巴巴拉的孩子们来说，这种没有拦路强抢、没有少年犯罪、没有贩毒的生活，要比处在危险之中的城市生活强得多。 实际这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把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介绍给麦里纳先生也很容易，麦里纳先生以前是普林中学学校的校长，当巴巴拉在那儿读书时，不知他是否说谎，他说他仍记得她曾写过一篇文章而获得过雄狮俱乐部奖。作周未母亲是很容易的，只是在星期五晚上到达，从智慧玩具商店和斯沃兹商店带来的装满教育玩具和系着丝带的箱于就行了。 巴巴拉很难相信专家们的警告——他们以前多次带她走在花园的小路上，很难想象克利蒂安将来会是同性恋者，艾妮特是个孤独的酗酒者。她正让她的孩子们在没有父亲的强壮身影情况下长大，而她自己又经常不在。 并不是巴巴拉不爱她的孩子，并不是不想为他们作任何事情，包括给他们提供如专家们所说，对男女青年健康感情发展至关重要的男性气概。但巴巴拉别无选择，祖父和外祖父都去逝了，狄克住在潘沙克拉，为另一个妇女的三个孩子作了父亲，而巴巴拉还未遇到她认为可以结婚的人。那时巴巴拉的生活充满了一系列基于试验性的情人及过夜的男朋友，据专家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绝对靠不住的人。男人们的那种朝三暮四是再坏没有的了。 所以跟着一个抵抗力小而实践能力大的警察，并让她的孩子们与她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则易如反掌，又很难忍受这种草率决定所造成的内疚。所以巴巴拉一想到，她竟以为自己的生活比孩子们的生活更有趣时，就很不安。她还从未听到过或看到过任何其他的女人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对自己的无情和自私感到自责；她怀疑她是否正在失去作母亲的本能，上帝，她真希望那几个说“重要的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专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后来，由于妇女也认为哺养孩于是令人厌倦、枯燥，而且可能会有第二个，以及永久的婚姻，巴巴拉终于大声地承认了她的内疚，这样也就从内疚中解脱出来了。 1970年1月，经过三十二个月的战争、饥荒，比阿佛拉认输了，牛仔队总是输给强队而闻名，在吉保尔以16：13输给了巴尔的摩克茨队，大家都预言阿里马克洛和利安奥尼尔的《爱情故事》是本年度最红的电影，时髦的设计者们认为五十年代是适合这种复苏时代，巴巴拉以她自己的条件，又回到了斯伯林出版公司工作。 巴巴拉再也不想看他一眼，利昂·克拉瓦特打来电话，邀她去意大利餐馆一起吃午饭。 “布拉塞尔怎样？离我办公室很近，”巴巴拉说，该是她要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生活的时候了。她知道那个旅馆，认识那里的管理人员和侍者，看起来这些人好象是她自己的人了。“一点钟如何？”克拉瓦特问。 “好吧，一点。” 巴巴拉准时到达，她已向利昂·克拉瓦特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不久他会告诉她的。 “你是否考虑一下回J＆S作？”他问。他已经告诉她，当然是秘密地，斯但利·白尔曼不能“胜任工作。” 巴巴拉本来在一年前就可以告诉他这一点，但是一年前利昂·克拉瓦特并未问起过这事。 “我的条件不变，”巴巴拉说。她显得满不在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满不在乎。她喜欢帕利塞德；帕利塞德也喜欢她。她受到很好的待遇，她有充分的自由，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斯伯林出版公司需要她回去，他们也要同样对待她。 “我们准备见见他们，”利昂·克拉瓦特说。他的声调没有改变，但很有分寸。如果IBM可以生产一台使自己焦虑不安的计算机，那它就是利昂·克拉瓦特。 “职务，工资及地位？”巴巴拉问。 “一切都照样，”利昂·克拉瓦特说。“我们让你走，是犯了个大错误。” 他承认了错误是多么好啊，巴巴拉想。他等待着她的回答，她让他等着，她搅拌着黑咖啡，挤一挤在小托盘里的柠檬皮。利昂。克拉瓦特的右手放在白色的桌布上，她就坐在他的右边，她冲动地捧起他的手，仔细地观察着。 “你知道，利昂，”她说。“你真是太老了，而不应再操心了。” 胜利是无休止的东西，《纽约财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她，他准备写一篇报道职业妇女进步的文章，包括从咖啡服务员到政策的制定者。她在广告俱乐部就书籍的推销和广告的问题作了讲演，《出版商周刊》登了他的部分讲演，《作家简讯》就巴巴拉的迷人、能力和光明的前途大加吹捧； 巴巴拉得到了钱和地位，她已学会了大胆反抗，学会了如何取胜。她的生活在继续，电话和交易，最佳销售员和作者引人注目的旅行、情人和爱情、孩子及用钱和权利能买到的放任——这一切一直迟续到1971年的夏天。 那年八月，她遇到了纳特·鲍姆。 ------------------ 转自白鹿书院 王锦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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