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家,英文小说,外国小说,外国作家:最后一个南方女郎（菲茨杰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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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南方女郎

［美国］菲茨杰拉德
　　弗·斯·菲茨杰拉德（１８９６～１９４０），美国小说家。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１９１７年于普林顿大学辍学入伍，１９１９年退伍。次年发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遂与姗尔达·赛瑞成婚，她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他的创作倾向具有“迷惘的一代”的特征。１９２５年其代表作《伟大的盖茨比》出版，以对美国理想的破灭揭示了他的双重性格和内心冲突，被誉为当代最深刻的一部美国小说，从而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其成为２０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此后，他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和《最后一个巨头》。
　　《最后一个南方女郎》是一篇关于几个军人和一个南方女郎爱情纠葛的短篇小说。
１
　　经受了亚特兰大①那富有戏剧性的、十足南方风味的魅力后，我们大家都认为塔莱顿真是个鬼地方，因为那儿比我们到过的任何地方都热——第一天就有十几个新兵倒在佐治亚州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要是你看到牛群被黑人“唏……
　　呀”地吆喝着慢慢赶过商业街，你就会觉得在炎热的大白天也会恍恍惚惚——人们多么想动一动手或动一动脚，以便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留在外面的营房里，听沃伦少尉讲那些姑娘们的事情。
　　那是１５年以前的事了，我忘了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光阴一天一天地逝去，日子比今天好过，我的心里是空空的，因为她在北方举行了婚礼，她的光彩在我心里留驻了３年。我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和照片，那是“一次带着火药味的浪漫主义婚礼”。一切是那样豪华，然而又显得那样凄然，我清楚地记得天空在昏暗中闪光，婚礼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举行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故作风雅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是羡慕多于悲伤。
　　有一天我到塔莱顿去理发，在那儿正巧碰上一位名叫比尔·诺尔斯的可爱的小伙子，他在哈瓦尔德，是属于防卫军的，在我们的驻地前面，但最后被调至空军而留在那儿。
　　“见到你很高兴，安迪，”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在我去得克萨斯以前，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的，这里确实只有３位姑娘……”
　　一谈到关于３位姑娘的一些神秘的事情，我的兴趣就来了。
　　“……这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口，他把我推了进去，把我介绍给那位年轻姑娘，但她马上使我感到讨厌。
　　“另外两位叫艾利·卡尔霍恩和萨莉·卡罗尔·哈珀。”
　　从他提艾利·卡尔霍恩的口气来看，我猜想他很喜欢她。
　　他老是在想，如果他走了，她将怎么办，照他的意思，她应该安安稳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处在我这样的年龄，我毫不掩饰地承认——不是我准备在她面前献殷勤——艾利·卡尔霍恩，这是多么迷人的名字呀！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对这样一位姑娘，另一位年长一点的有权利说，她不配一位２３岁的人。要是比尔问我，我会不假思索、郑重其事地发誓说，艾利对我来说是一位姐姐，但他没有问，只是恼怒地大叹一口气，因为他现在不得不随军而走。３天后他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明天早上是该走的时候了，他将在今晚带我到她那儿去。
　　我们在饭店门口见面，一起到城里去。那是一个炎热而开满花朵的黄昏，卡尔霍恩家门廊的四根白色大柱子面对着街道，台阶后面交错蜿蜒地垂挂着葡萄蔓，看上去就像一个幽黑的地狱。
　　我们沿着花园小径走去，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在门内喊道：“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但当她看见我们时，又补充说，“啊，我以为你们１０分钟以前就到了……”
　　我们刚坐下，第三位男子——哈里·利驻地的飞行员从黑暗的阶梯走来，她中断了开场白。
　　“啊，坎比！”她叫道，“您好吗？”
　　他和比尔·诺尔斯紧张地等待着，就像两个打官司的人一样。
　　“坎比，我想小声告诉您一些事情，我亲爱的。”她接着又说：“请原谅，比尔。”
　　他们走开了几步，接着坎比少尉以极度愤怒的声调说：
　　“那就星期四，可是说定了啊。”他向我们微微点了点头——
　　这一举动几乎使人感觉不到，然后，他走开了，往花园小径走下去，他那马靴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喂，您来吧，我一下子记不起您的名字了……”
　　这就是他所说的南方姑娘，他把美国南部的姑娘看得十分纯洁。我总算领教了艾利·卡尔霍恩，尽管我从未听过鲁思·德雷珀的歌剧，也从未读过马斯·钦的小说，但我觉得她机智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使人迷惑、具有南方英雄时代的父老兄弟和奉献者那种暗示背景的本领。她还有一种不断和炎热作斗争的无可挑剔的冷静态度，有时她说话的腔调好像在对奴隶下命令，有时又变得无比温柔、妩媚，如美好的夜色一样讨人喜欢。
　　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面目，但是当我站起来告辞时——显然，他们不希望我再呆下去——她处在从门那边照过来的桔黄色灯光中，我发现她个子不高，一头金发，她脸上抹了太多的大红胭脂，和那涂得像小丑一样白的鼻子相映成趣，但这并未影响她的魅力，她毕竟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
　　“如果比尔走了，我将每晚一个人坐在这里，也许你可陪我到俱乐部去参加舞会。”这一亲切的预言使比尔哈哈大笑起来。
　　“您等一下，”艾利轻声说，“您的枪背歪了。”
　　她又帮我把肩章上的标志弄弄正，对我看了１秒钟，不仅仅出于好奇，那是一种探索的目光，似乎在问：“你能做到吗？”然后我就象坎比少尉那样勉强地离开了，消失在突然变得无聊的夜色中。
　　两星期后，我和她又坐在这柱廊里，说得更确切些，她半躺在我的怀里，然而却没有碰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想吻她，可是没成功，我几乎试了１个小时，始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开玩笑地争论，争论我说话是不是真诚的问题，我的理论是，如果她允许我吻她，我会爱上她的，而她却说，我显然不是很真诚的。
　　在两次这样的争论间隔中，她向我提起了她哥哥，他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最后一年中去世了，她把他的相片给我看——一张漂亮而严肃的面孔，长着一头鬈发。她对我说，如果她结识到一个长得和他哥哥一样的人，她就会嫁给他。这种家庭唯心主义使我非常泄气，尽管我有强烈的自信心，可我还是感到，要竞争的话，我不是那位死者的对手。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其他夜晚也是这样打发的，每次见面结束给我留下的就是回忆玉兰花的香味，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满情绪回到营房。我从未吻过她。星期六晚上我们去看歌舞剧、到俱乐部去——她只是偶尔和同一个男人跳上１０步舞、她把我带到花园的窗户边看整头家畜串在铁杆上烧烤、去参加狂热的西瓜晚会。她从来不把我的感情放在心上，从不把我对她的感情化作爱情。今天我才知道，要她那样做的话也不是难事，然而她是一位聪明的１９岁的女子，她知道我们在感情上并不般配，所以我只是她的一位好朋友罢了。
　　我们谈到比尔·诺尔斯，她是在认真地考虑比尔的，尽管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某一个冬天在纽约一个学校里的经历以及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舞会使她的目光从此望着北方。当是她说她是不会嫁给一个南方的男子的。渐渐地我发现，从感情和意志来看，她和那些唱唱黑人歌曲、在俱乐部的酒吧里掷双骰子的姑娘们不一样，所以比尔、我和其他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我们赞赏她。
　　在６月和７月，当海外传来模棱两可的打仗谣言时，艾利的目光在俱乐部的舞池上东扫西瞄，她在那些个子长得很高的年轻军官中寻找着，发现有几个是迷人的，这是她用尖锐而毫不含糊的眼光挑选出来的——坎比少尉当然是被排除的，她好象有点鄙视他，但却仍和他有约会，“因为他很真诚”。整个夏天我们就这样分享着夜晚的时光。
　　有一天，她取消了所有的约会——比尔·诺尔斯休假，要到塔莱顿来。我们用科学的冷静态度在研究这件事——他会促使她作出决定吗？偏偏坎比少尉一点不客观、不冷静，他就是这么不知趣。他对她说，如果她和诺尔斯结婚的话，他就把飞机升到２０００米高空，然后将发动机关掉，让飞机坠下来——他在吓她。在比尔到来前，我和她的最后一次约会只好让给了坎比。
　　星期六晚上，她和比尔·诺尔斯到俱乐部去，他们是美妙的一对，我感到羡慕和忧伤。他们在跳舞时，３人乐队奏起了《你一走，一切都流逝》，奏得那么令人心碎，我似乎至今仍能听见——每个节拍都是珍贵的１分钟。我很清楚，塔莱顿已经变成了我的一块心头肉，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围，外面炎热而幽暗，在歌乐舞中出现了一对一对穿蝉翼纱和橄榄绿制服的情侣，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向我走来。那是青春时代和战争时代，在这片土地上以后再也没有萌发过这么多的爱情。
　　我和艾利跳舞时，她突然建议，我们应该出去，坐上一辆小车。她想知道，今天晚上男人们为什么不想和她接近，难道他们认为她已经结婚了。
　　“你会结婚吗？”
　　“我不知道，安迪，有时候，如果他把我奉若神明，我就觉得很激动，”她轻声说，“可是……”
　　她笑笑，她那温柔、娇嫩的身体碰到了我的身体，她的脸向我靠过来，在这一刹那——而比尔·诺尔斯就在１０米远处，我想终于有机会和她接吻了，我们的嘴唇轻轻地碰上了，准备……正在这时，一位飞行军官从柱廊拐角走过来，我们就在柱廊旁边，他在黑暗中找到了我们，犹豫着说：
　　“艾利。”
　　“嗯。”
　　“您知道吗，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事？”她往前探着身子问，从她的说话声中可听出她很紧张。
　　“霍勒斯·坎比坠机了，当即死亡。”
　　她慢慢站起身来，走出汽车。
　　“您说他死了？”她问道。
　　“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发动机……”
　　“噢！”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这声音是穿过她突然捂住脸的双手而传出来的。她把头靠到汽车边上抽搐地哭泣着，但没有眼泪，我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她。过了１分钟，我把比尔叫来，他一筹莫展地站着，很为她担心，我告诉他，她要回家。
　　我在外面坐到台阶上，是的，我不能容忍坎比，但他那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死亡是不能与法国每天成千上万的死亡相提并论的。
　　几分钟后，艾利和比尔从汽车里走了出来，艾利不在呜咽，当她看见我坐着，便很快朝我走来。
　　“安迪，”她说得又快又轻，“你肯定不会把我昨天对你说的话讲给任何人听的，对吗？我指的是坎比所说过的话。”
　　“当然不会。”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这才放心，然后发出了一声很特别的轻叹，轻得我几乎听不见。她眉毛往上一扬，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只能这样认为。
　　“安……迪。”
　　我不安地看看地上，因为我发现，她在提醒我——这是一种她无意施加给男人的不祥的影响。
　　“晚安，安迪！”比尔喊道，她已上了出租车。
　　“晚安！”我回答，几乎想再加上一句，“你这可怜的笨蛋。”
２
　　我完全可以像人们在小说中写的那样，采取一种漂亮的做法——去鄙视她，然而恰恰相反，只要她用那娇小的手招一下，她总是可以得到我。
　　过了几天，她正常了。有一次她沉思着对我说：“我想你肯定知道，我讨厌别人在这种时刻来想我，但那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我活了２３年，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没有亲身经历过诸如此类的怪事。有的人非常坚强、很有魄力，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另一些人一碰到难题就只会丢人现眼，我希望我是属于前一种人的，至少在艾利面前我是很有把握的。
　　对她的印象，我必须加以修正，有一次我跟一位姑娘谈起接吻的事情，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的人们对接吻是说得多，干得少——我说艾利只和二三个人接过吻，而且只有她觉得她爱他的时候才接吻。那位姑娘笑得前俯后仰，倒在了地上，把我给愣住了。
　　“不过这是真的，”我对她肯定地说，但我又突然感到这不是真的，“这是她自己讲给我听的。”
　　“艾利·卡尔霍恩，你真行！哼，去年在技术学院的一次春季晚会上……”
　　９月份，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被召唤到海上去，从第四培训营来了一批军官，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第四营和前面三个营不一样，候补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不带元音字母，除了个别几个年轻军官外，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们中队补充了厄尔少尉，他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来的——一位身体很棒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棒的人，他身高１米８５，长着一头黑发，脸面非常清爽，还有那一对闪闪发光的深褐色眼睛。他不算很聪明，肯定也没受过教育，然而他是一个好军官，自负而令人起敬。每次起飞，穿戴得体，沾沾自喜，符合一个军人的要求。我估计新贝德福德是一个州属城市，所以使他有点骄横和自以为是。
　　我们是两个军官分住一个房间，。于是他就和我一起住在我的临时木板房里。没出一个星期，塔莱顿的一个姑娘的照片被他粗暴地钉到板壁上。
　　“她不是什么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她是社交界人物，只跟高尚的人来往。”厄尔解释说。
　　第二个星期六下午，我认识了这位女子——在乡下某个私人游泳池边上。当艾利和我来到时，游泳池的另一边冒出了厄尔那半个穿着游泳裤的肌肉发达的躯体，一面拍打起水花。
　　“嗨，少尉！”
　　我也向他招招手，他笑笑，向我使使眼色，用头朝着他旁边的姑娘做了个动作。接着捅了一下她的腰部，再向我点点头，算是在向我介绍她。
　　“基蒂·普雷斯顿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艾利问。我回答她后，她却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她一面说，一面做出一种找车票的样了。
　　厄尔马上以优美的自由游泳式全力游过来，在我们这一边爬出泳池，我把他介绍给艾利。
　　“您觉得我的姑娘怎么样，少尉？”他问。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她不错，是吗？”
　　厄尔向艾利点了点头，这次他的意思是，他的姑娘和艾利是在同样的圈子里交际的。
　　“我们哪天晚上一起上一家大饭店去吃饭，您看怎么样？”
　　我就让她们自己去决定。我觉得很有趣，艾利能看出来，能得出结论，认为厄尔不是一个理想的男人。但是摆脱厄尔少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兴奋而善意地把艾利那四肢匀称的漂亮身躯打量了一番，然后认为艾利甚至比别的女人好。
　　１０分钟后，我看见他们俩一起在水中了，艾利顽强地一蹬，游了出去，厄尔却噼啪地拍打着在她周围游来游去，有时他停下来，乐呵呵地凝视着她，就像一个小伙子在看一个布娃娃。
　　整个下午的其余时间，他便呆在他那位姑娘身边，艾利也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她笑着轻轻对我说：“他对我很留恋，他以为我没钱付车费呢。”
　　但她很快转过身去，基蒂·普雷斯顿小姐站在我们面前，她的脸红得火辣辣的。
　　“艾利·卡尔霍恩，我想你不致于竭尽全力把这位男子从另一位姑娘手中夺过去吧。”
　　那威胁性的一幕使艾利脸上露出了一丝害怕的表情。
　　“我觉得你干这种事着实有两下了。”普雷斯顿小姐的声音很轻，但却很尖锐，即使听不见，也能感觉到。我看见艾利那清澈明亮的眼睛尴尬地东看看、西望望，好在现在厄尔自己也在天真地看着我们。
　　“如果他碍着你什么了，那么你应该在他面前显显你的威风。”艾利紧接着抬起头回敬说。
　　她对传统仪态方式的看法和基蒂·普雷斯顿那幼稚、激烈的占有欲是互相矛盾的，或者这么说吧，艾利的“良好教育”和其他人的习惯是格格不入的。她把头转了过去，走开了。
　　“请您等一下，姑娘！”厄尔叫道，“告诉我您的地址，也许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她以一种基蒂完全不感兴趣的方式看了他一眼。
　　“这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很忙，”她冷冷地说，冷得就像她那往后梳得光溜溜的金发，“再见。”
　　回去的路上她笑了，在这以前，她的脸部表情犹如被卷入了一场值得怀疑的桃色事件，此刻，这种表情已消失殆尽。
　　“她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年轻人的，”她说“他想换一个新的。”
　　“显然，他想得到我。”她这么想着，觉得挺逗的。
　　“他想把他那轧票钳给我，就像给我一枚大学生组织的徽章一样，多么奇怪！如果我母亲看到像他那样的家伙走进我们家里，她会昏倒和死去的。”她说。
　　为了尊重艾利所说的话，过了整整１４天，厄尔才去拜访她，后来在一次俱乐部舞会上他又去纠缠她，惹得她十分恼火。
　　“他是个颇为粗鲁的小伙子，安迪”她轻声对我说，“可是他做的一切又是那么真诚。”
　　她用“粗鲁”这个字眼，但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厄尔是个南方的小伙子，她这么说，无非是表明她的耳朵对美国佬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区别不出来。除了厄尔站在门槛上以外，卡尔霍恩夫人是不会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死去的；艾利的父亲——卡尔雷恩先生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证实了一种按他们的愿望已经消失了的合理现象。
　　艾利，她始终自命不凡，自以为高尚；艾利，她的崇拜者始终是她周密、认真地选出来的，始终是军营中“最可爱的”男人。艾利和厄尔少尉！我已经厌烦了——向所有的人去解释，说什么她只是为了寻找消遣和娱乐，所以每星期都换一个人，一会儿是彭萨科拉的海军中士，一会儿是新奥尔良的老朋友，但其他时间总是和厄尔在一起。
　　上面来了命令，要临时建立一支由军官和下级军官组成的先遣部队开往港口，然后用船送到法国去，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单。我在靶场呆了一个星期，当我回到军营时，厄尔马上把我叫住，约我去听摇滚乐演奏。
　　“我们几个军官举行一个小型告别晚会，只有你、我、克拉克上尉和３个姑娘参加。”
　　厄尔和我负责找姑娘，我们选了萨莉·卡罗尔·哈珀和南希·拉马尔，然后到艾利家里去，到了门口，侍者告诉我们，她不在家。
　　“不在家？”厄尔惊讶地重复着，“她会在哪儿呢？”
　　“她没说到哪里去，只说到外面去。”“真是怪得很！”厄尔喊道，他在熟悉的柱廊阶梯上来回走着，而侍者在门口等着。厄尔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她觉得受了侮辱？”
　　我等着，他转身对侍者严厉地说：“请您告诉她，我必须跟她简单说几句话。”
　　“她不在家，我怎么跟她说？”
　　厄尔又开始沉思着来回走了起来，然后点了几下头说：
　　“肯定是因为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感到受了侮辱。”
　　他用几句话向我解释了那件事。
　　“你听着，你等在车里，”我说，“也许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他一面犹豫着离去，一面说：“安迪，请转告艾利小姐，我要跟她单独谈谈。”
　　经过简短的交代，侍者把我的话传了进去。过了片刻，他带来回复：“艾利小姐说，其他先生她不想再看见，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您就应该进去。”
　　她在书房里，我想象着，我将见到一张冷酷的、尊严受到损害的面孔，然而她看上去颓伤、困惑、失望，她的眼睛是红的，好像痛苦地哭了几个小时。
　　“啊，你好，安迪！”她伤心地说，“我这么久没看见你了，他走了吗？”
　　“那么，艾利……”
　　“那么，艾利！”她重复着我的话，“那么，艾利！他对我说，他尊重我，可他站在离我３米以外的地方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女人在一起，挽着她的臂膀在劝她。后来，当他看见我时，又开始他那套尊重的把戏了。安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得不钻进一片杂货铺去买一杯矿泉水，我怕他会跟进来，所以请里奇先生让我从后门出去。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再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说了一些人们碰到这种情况时通常该说的话，我说了有半个小时，我无法改变她的情绪，有几次她回答说，他缺少“真诚”。我已是第四次问自己了，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肯定不是指忠诚，比忠诚的含义更广，我猜想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她所谓的“真诚”是要人们重视她。
　　我站起来想走了，这时外面汽车的喇叭不耐烦地响了３次，这喇叭声听起来让人觉得厄尔就站在房间里说：“那好吧，见你的鬼去吧！我并不想在这儿呆一个晚上。”
　　艾利看着我发愣，突然她脸上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喜形于色的表情，然后又变成一副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的样子。“他不是很讨厌吗？”她绝望地叫了起来，“他不是令人作呕吗？”
　　“快一点！”我说，“戴上你的帽子，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一晚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蜡烛光在木板房里的木桌上窜跳着，增援中队开晚会时留下的纸做装饰品已破烂不堪，不知是哪个中队的营房里传来了悲凄的曼陀林演奏声，忧郁的《我的家在印第安纳》不时萦回在夏末的夜空。３位姑娘在这个神秘的“男人城”里不知所措，她们也有一种流逝的感伤，似乎坐在一块魔毯上，向着南方的农村飞去，随时都会遇上一阵大风，把它刮走。我们互相干杯，为南方干杯。然后我们把餐巾、空杯子留在桌子上，同时也留下了以往的岁月，于是手挽手地迎着月光走出去。已经吹过归营号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一匹马在嘶叫，哨所站岗的士兵胸前斜抱着枪支在大声打鼾，连肩上的皮带也在发声，我们忍俊不禁。克拉克今晚值班，我们其他人上了小汽车，让克拉克的姑娘在塔莱顿下车。
　　然后艾利和厄尔、萨莉和我，我们两对坐在宽敞的后座，每一对避开另一对，低声地管自己说着话。我们开向无垠的茫茫黑夜。
　　我们开过云杉林，林中是沼泽和地衣，在白里泛黄的棉花地之间沿着公路开，公路白得就像世界的边缘。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磨坊的影子中，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听着鸟儿不安地唧唧叫。我们感到有一种光辉在到处乱钻——钻到倒塌的黑人茅屋里、钻到汽车里、钻到我们急跳的心脏里。南方在对我们歌唱。
　　我真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在回忆这些，反正我还在回忆——那些又冷又苍白的面孔，睡意已浓、闪烁着爱的眼睛，还有那难以忘怀的对话声：
　　“你高兴吗？”
　　“是的，你也高兴吗？”
　　“真的高兴？”
　　“是的。”
　　我们突然感到夜已深沉，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这才开回家去。
　　第二天，我们中队开拔到坎普米尔斯去。谢天谢地，最后我总算没有被派往法国，我们在长岛度过了寒冷的１个月。
　　我们行进着，把钢盔系在一边，登上了一艘运兵船，然后又下船，再行军。等我们到了目的地，战争已结束，所以我没有赶上打仗。回到塔莱顿时，我想尽一切办法要退伍，但因我持有职业军官证书，所以整个冬天我一直留在部队。厄尔却是第一批退役的军官之一，他想趁还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谋一个好差使，艾利不想把事情定下来，但是他们已经约好了——他应该回来。
　　１月份，把这个城市整整控制了２年的营房最后消失了，只有那焚烧炉发出的持久的臭气使人回想起熙熙攘攘的往昔。留下的人心烦意乱地聚集在师团大本营，和那些同样错过战争的、闷闷不乐的职业军官呆在一起。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男子纷纷从塔莱顿回去了。有的穿着加拿大制服，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断了手臂。从前线返回的国防军中的一个营在大街上正规行军，以纪念他们在前线阵亡的官兵，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浪漫主义的场景。
　　不久，他们在城里的商店里把军用品全卖掉。俱乐部的舞会上也只有少数穿军服的男子出现在燕尾服中。
　　圣诞节前，比尔·诺尔斯意外地到来，但他第二天就走了——不是他向艾利发出了最后通牒，就是艾利作出了最后决定。如果她没有被那些从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凯旋的英雄们占有的话，我有时能看见她。我这个人好像还带有一点老式观念的残余——我确实也是这样的人。她毫无把握地等待着厄尔，正因为心里没底，可以她压根儿就不愿提这件事。在我最后终于可以退役前３天，他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马凯特大街上，他们在一起逛街。
　　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这一对情人那样使我痛心的事，尽管这种事情几乎在每一个驻过军队的城市都发生过。倘若你只看厄尔的外表，那么你得到的一切印象都是错误的。他戴着绿色的帽子，上面插了一根引人注目的羽毛，他的西装是开口的，并镶有条边——一种怪诞的时髦，和时装画报上出现的或电影结尾时所做的广告一样。显然，他在原先那位理发师那儿理了头发，因为鬈发又披在他那修饰得干干净净的玫瑰色脖子上。他并非想装出一种寒酸相，看了他这副样子，倒使人觉得置身于某一工业城市的舞厅或某个旅游地，应该说艾利更有这种感觉，因为她从来没有设想过现实，穿了这身衣服，使他那健美的身躯更加体现出天然的魅力。他在吹嘘他那优越的工作，说什么等到他有机会毫不费力地赚钱时，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宽裕的。然而当他回到她的世界、了解到她的条件后，他应该清楚，事情已毫无希望了。我不知道艾利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对她来说，苦恼与震惊相比哪个分量重。她处理事情干脆利落——在厄尔到达后３天，他和我就坐在去北方的火车上了。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痛苦地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但对我来说，她太聪明了。我认为，她应该嫁一个能给她提供高尚社会地位的富翁。这么一位自命不凡的人我是高攀不上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她说，我应该一年以后再来，去看她。但我是不会再来了。如果你有钱的话，这么一位装腔作势的高贵女人当然是好的，可是……可是这一切不是真的。”
　　他不想再说下去了，他在这个州的社交场中度过了十分满意的６个月，而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显得那么矫揉造作、扭扭捏捏。
　　“喂，你看见没有，刚才是什么人上车了？”过了片刻，他问我：“两个绝妙的姑娘，是单独的，你看怎么样，我们到下一节车厢去，请她们一起吃饭，我要那个穿蓝衣服的。”他走到车厢中部时，突然向我转过身来。“你说说，安迪，”他皱着眉头问我，“我问你，她怎么知道我是电车售票员？我根本没跟她说过。”
　　“我不知道。”
　　我在哈瓦尔德结束法律学习后，没有用上专业，倒开始造起民航飞机来了，后来又去筑路，为那些被卡车压坏了的石头路加上坚固的路床。有整整６年，艾利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在圣诞卡上。炎夏的晚上，每当我回忆起玉兰花时，她就像微风一样轻轻吹进我的心坎。偶尔有一次，一位在军队里的熟人问我：“那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女郎到底怎么样了？”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晚上，我在纽约的蒙特马尔特俱乐部碰巧遇到南希·拉马尔，从而得知艾利和一个男子在辛辛那提订婚了，她已到北方去看望过他的家庭，后来又解除了婚约。她和先前一样漂亮，总有一二个狂热的崇拜者围着她转。然而比尔和厄尔都没有再来。
　　几乎同时，我听说比尔和一位在船上认识的姑娘结了婚，把６年的创伤治好了……如此而已。
　　说来也怪，在印第安纳的一个小火车站里，当我在暮色中瞥见一位姑娘时，我突然产生了要到南方去的念头。姑娘穿着挺刮的玫瑰色蝉翼纱，挽着一位男子——他从我乘坐的车厢下车，坐到一辆等在车站外面的小汽车里。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一阵刺痛，我似乎觉得她把他绑架到过去岁月的迷茫的仲夏世界去，时间好像停住了。那些迷人的姑娘们——
　　我感到往昔是那样的模糊——总是在晚霞笼罩的街道上溜达。我认为诗就是梦，是一个北方人在做南方梦。几个月以后我才给艾利发了个电报，随后就赶到塔莱顿去。
　　时值７月，杰斐逊饭店简陋而固板，有一个什么促进会在餐厅里聚餐，这又使我断断续续地回想起往事——军官和姑娘。我认出了那位当时把我送到艾利家里去的司机，他对我说：“我当然还能想起来+傥尽！笨晌矣械悴幌嘈牛?为我不过是那２万人中的一个罢了。
　　那是不寻常的３天，我以为艾利身上最初的青春光辉总有一点已经留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了，然而我没有把握这么说。她的身材还是那么吸引人，使人多么想去碰碰她，特别是她那颤动着的嘴唇——不，不对，变化还是很深刻的。
　　我很快看出来，她现在的举止已不像昔日那样了。她那高傲的说话声调没有了，战前那种神秘的容光焕发、妩媚动人的姿态也随着她的声调而消失。今非昔比，她现在只是半微笑、半失望地以新的南方腔调在逗人地唠叨着，一切都被塞进了她那逗人的唠叨中，她不停地唠叨着，使人没有时间去想——想现在、想未来，她自己没时间想，我也没时间想。
　　我们一起到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参加一个喧哗的晚会，她成了晚会激动的、喧哗的中心。她毕竟已不是１９岁了，可她却显得前所未有地吸引人，就象在扮演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丑。
　　“你听到什么有关厄尔的消息没有？”第二天晚上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我问她。
　　“没有，”有那么一会儿她显得很严肃，“我经常想念他，他是……”她犹豫着。
　　“说下去。”
　　“我想说，他是我爱得最多的男子，但是也不对，不，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爱过他，要不然我无论如何会嫁给他的，对吗？”她一面问我，一面看着我，“至少我不会象以前那样对待他的。”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能。”她赞成地说。这时她的情绪突然变了，她变得轻率起来，说：“那些美国佬是怎么欺骗我们这些南方姑娘的呀，我的天哪！”
　　当我们走进俱乐部时，她就像一条变色蜥蜴一样淹没在我不认识的人群中。舞池里是一代新人，这一代不像那时候的那么有声望，找不出一个像艾利那样炽热而又被动、内向的女子，她们连她的一半都及不上。可能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追忆往昔，以便逃避塔莱顿这个地方的气氛，成为一个孤僻者——她意识到她在跟踪一代人，这代人没有接班人。她是在什么地方失去曾经在白色柱廊台阶上开避起来的战场的，这一点我不知道。然而她对自己估计错了，她下错了赌注。她那狂热的活跃使她风韵不减当年，即使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姑娘，她们的追随者也没有她多，而这正是她失败的根源。
　　我离开了她的家，就像在已逝的６月里每次离开她家时一样，带着一种模糊的不满情绪。直到几小时后，当我在饭店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我才明白现在是怎么回事——我热烈地、不能自制地爱上了她。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她对我来说始终是我认识的最有魅力的女子，而且将永远是最有魅力的女子。第二天下午，我把我的这一感受告诉了她，那是一个我过惯了的夏季中的一天，艾利在她光线微弱的书房里，坐在我旁边的一张躺椅上。
　　“不，我不能和你结婚，”她吃惊地说，“我并没有以这种方式来爱你，我也从未这样做过，何况你也不爱我。我本来不想现在对你说的，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们不想事先公开，因为我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了。”她突然想起来了，也许我会因此受到伤害，于是说：“安迪，这只不过是你一时的念头罢了，对吗？你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嫁给一位从北方来的男子的。”
　　“他是谁？”我问。
　　“一个萨凡纳的男子。”
　　“你爱他吗？”
　　“当然爱他，”我们俩都笑了起来，“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毫无疑问，像其他女子在这种场合会如何举措一样，然而她是受不了怀疑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她早就停止了对我的愚弄和欺骗。我也意识到，她之所以显得这么自然，是因为她觉得我并不是一位竞争者。她虽然总是戴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假面具，然而她对自己了解十分透彻，她不能相信，一个做不到对她不加批评的人会真正是她，这就是她所谓的“真诚”。她觉得像坎比和厄尔那样的男人更可靠些，因为他们不会通过她那似乎显得很高尚的心而作出正确判断的。
　　“那好吧，”我说。我这样说，好像是她在请我准许她结婚似的，“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什么事都可以。”
　　“跟我一起坐车到驻地去。”
　　“可是那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亲爱的。”
　　“这无所谓。”
　　我们走到城里，饭店门口的出租车司机也重复着艾利的异议：“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长官。”
　　“没关系，您尽管往那儿开吧。”
　　过了２０分钟，把车停在一块宽广、陌生的平地上，这里是一片新的棉花地，点缀着零星的云杉树。
　　“您想到那边去吗，也就是对面有炊烟的地方？”司机问道，“那是新建的国家监狱。”
　　“不去，您就沿着这条路开吧，我想找到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在驻军时一点不引人注目的赛马场的观礼台虽已倒塌，但仍然耸立在荒地上。我白费心思地找呀找。
　　“您就沿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到树林时向右拐……不，向左拐。”
　　司机尽管心里不大情愿，但出于职业要求，还是照办了。
　　“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的，亲爱的，”艾利说，“建筑公司把一切都拆掉了。”
　　我们慢慢沿着田野开，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好，我想下车了。”我突然说。
　　我让艾利呆在车上，温煦的风吹拂着她那长长的鬈发，她看上去很美。
　　这儿就是中队驻过的地方，那对面就是我们举行聚餐的木板房。
　　在齐膝的矮树丛中，在木板碎片堆里，在屋顶碎片堆里，在生锈的番茄罐头间，我在寻找我的青年时代。司机看着我，露出一副颇为谅解的神情。我在寻辩我熟谙的一片树林的方位，然而天暗下来了……
　　“老的赛马场正在重建，”艾利在车上喊道：“塔莱顿对以往的时光十分自豪。”
　　不，仔细看去不是那片树林，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已经消失，好象根本不曾有过，而艾利再过一个月也要消失，南方对我来说永远是空空的了。
　　苏建文陈钰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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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露荷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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