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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那年文学院的毕业论文是到十二月十号截止,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知道。
  我九月以后就很少到学校去了,脑子里面根本忘了有毕业论文这回事。看了贴在布告栏上有关毕业论文的启示,我不禁哑然失笑。在九天之内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写不出来的,在那时我已注定要留级了。
  各公司行号的就职考试也结束了。连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明明心中清楚不会有好公司会采用他们,还是在担心不知道明年春天毕不毕得了业。不担心的学生则还是不改初衷继续激烈的抗争活动、认真考虑退学、计划着赚钱的方法。
  在那时期只有我什么也没做。报纸也不读,书也没打开,也不与人交际。要是说我那时做了些什么的话,恐怕不过是在中午睡懒觉,到了晚上起来漫步到新宿听爵士乐,或看不怎么想看的电影吧。
  也有过在昏暗的街上绕来绕去,发现安静的公园就进去荡着秋千陷入沉思,等到意识过来已是清晨的时候。也有过两三天不睡觉都没关系,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的时候。像要发霉一样,几乎什么都不吃,只喝咖啡和抽烟。就像是患了自闭症一样,朦胧地呆望着窗外发白,然后黄昏幕垂,直到四周一片漆黑。
  那时脑中想的事纷杂无章。自己也摘不懂。有时想,这么下去可不是要发疯了吗?但是我无法停止思考。那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理性,一种无意义的尝试而已。反正,我是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什么都无法思考的废人。
  虽说如此,我想的都是过去的事。和雏子以及信太郎三人度过的时光清楚地在脑中重现。我努力去回想的全是,去年此时做了这件事,说了那些话。
  再严重的时候,我连那时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那天是几月几号、天气是晴是雨、报纸上是些什么消息,这些极为琐碎的事都非回想出来不可。一想就想个三四小时毫不为奇。非常热中于搜集以往幸福记忆的片断。
  我好几次,要是自己知道是患了什么重病就好了。要是不治之疾最好。我想要是到了医院从医生那儿得知没多久可活了的话,会如何地松了一口气呀。
  我梦想着在外面走的时候,急驶的卡车把自己给辗过的话就好了;并想着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有趁我不在家时侵入的杀人魔,在我准备进门的时候把我给勒死。
  我渴望着肉体的苦痛。觉得要是有肉体的苦痛,或许精神的苦痛可以得到解放。
  为了有这样的效果,我在房里,不知喝了多少杯便宜货的威士忌。等着身体不舒服,但在那种时候偏偏就是不会醉,只是有轻微的头痛,更加提醒了我的空虚。然后只剩下悲伤和铅重的疲惫感,要随比喝酒前加倍的苦痛。
  但是我还是活着。尽可能以还不到废人的程度活着。每个礼拜六还是定期到目黑的公寓,然后见到信太郎,接誊写的原稿。
  誊写的工作像机械般地持续,但是有点停滞不前。也有过没有完成该誊写的份量就到目黑去的例子。
  但是信太郎没有抱怨。因为他自己也是无心工作,递给我的原稿数目越来越少。
  我没有在公寓碰到过雏子。和信太郎见面,不细怎么也玩不起来,但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周六到外面吃饭。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饭后不再去喝酒,也不再去兜风,而且在很普通的餐厅吃简单的晚餐。喝完咖啡后,信太郎会一语不发,像是已经决定好的模式一样,拿起放在桌上的车子的钥匙。那就是要回去的暗示。
  我只顾着看他什么时候会拿起钥匙。今天会比平常晚个十五分钟吗?今天好像着急些什么,恐怕会早一点回去吧。光想着这些,也无心交谈。或许是因为这样,我记得那时很讨厌信太郎用的那个钥匙圈。
  那是黑色的皮制、小马蹄型的钥匙圈。中间有银刻的字母,是代表片濑的字母。但不正也是代表着大久保的吗?我好几次这样无聊地想,可以说是到半发疯状态。
  拿着钥匙的信太郎付完账就直接送我回家,但他绝不上楼来,我也不邀他。所以他干脆也不关引擎,只是踩着煞车,轻轻亲我的脸说:“小布,晚安。下礼拜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免去这种难过的感觉。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只不过是维持我仅有的自尊,不去恋恋不舍地送他的车子离去,而是马上飞奔上楼。
  但是即使我将身体隐藏起来,我的耳朵却固执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像是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没多久信太郎的车子渐行惭远。
  然后我会再奔到外面,路上还残留着信太郎车子排出的白烟的味道。只看到远走的车子小小的红色照后灯。
  在下面街角车子因为要向右转,所以先得停下来,亮右转灯。在寒冷冬夜的空气中,只有闪着的右转灯和红色的照后灯鲜明地浮现。没一会,车子就消失不见了,只留下我在可怕的孤独中。
  我就是那样地过完了一九七一年。我记得一直留在东京到十二月三十号,然后在那天夜里回仙台。
  我无法告诉双亲自己没有在写论文,更无法告诉他们自己确定得留级。
  我看起来相当地削瘦,父母和祖母担心我的健康。我不喜欢让他们皱着眉说“瘦了耶!是哪儿不对呢?”所以装着很有精神。但是装着装着、疲劳累积,看起来是更加清瘦。
  过年见到好久不见的亲戚都大声嚷嚷地说,我瘦得只剩下个皮包骨,强迫着我多吃肉,说这样才会有体力。但反而弄得我严重地消化不良。因为如此,我更加瘦下去。到年初七回到东京,我已感觉不到自己的体重,走路好像在云端一样轻飘飘地,的确连自己都感到恐怖。
  回到公寓,在一楼的玄关旁的信箱里有我一封信。是一月三号的邮戳。寄信人的地方写着的是唐木好朋友的名字。在唐木常往我这跑的时候,他老是跟着他进进出出。唐木被逮捕的事也是他来告诉我的。
  这封信夹在其他回乡过年的住户的邮件中,是四天前就送到的。上面有一层薄簿的灰,或许是因为一开头就有不样的预感,我就站在邮箱前用手指把它拆开。
  里面不是普通的信,而是一张写报告的纸,上面布满了横写的有点向右倾斜、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细小的字。是那种很适合传达死亡的字。
  信上写着唐木去世的消息。死亡日期是在接近年终的十二月十八号。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上医院,应该是相当的痛苦,但唐木却没有告诉周围的人身体不舒服。在圣诞夜的半夜他倒下来,被送往医院急救,已经是两个肾脏都不能使用的末期症状。连医生都惊讶“居然可以这样还活得好好的”。二十六号尿毒症并发,二十七号渐无意识,第二天的二十八号清晨长眠而逝。在十二月三十号于自家的附近举行了葬礼。因为是年终,遗体匆忙火化。我知道唐木已和矢野小姐分手了,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他去世的消息,所以写了这封信。
  信中没有用任何表现悲痛的感伤字眼,也没有记述对于唐木的追念,就像是一般在写公文一样很事务性地传达了这项死讯。
  我读完了信将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挂上皮包,上楼进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关着的窗户,开了电暖桌的开关,就这么穿着外套窝进被里。我不太能相信唐木的死,脑中一片空白。
  我试图回想唐木死的二十八号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已是十天前的事,很不容易唤醒记忆。只恍惚记得那天我到吉祥寺去,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晃。看到一家小小的、暗暗的咖啡店就进去坐。然后做了些什么就不记得了。
  对我而言,唐木就像是小学时代的同窗,只有在翻老旧的相本时会涌上许多回忆。所以如果在二十八号我没来由地突然想起唐木的事而担心起来的话,那一定是冥冥之中唐木显灵。但是什么都没有。
  还在交往时,我问过唐木他的生死观。我记得他说过,死亡的生物只是归于无形。什么灵异怪谈或心灵现象,都只是活着的人捏造的。死既不是神圣的事,也不是不洁的事,更不需恐惧。只是意昧着一切消灭而已。而他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归于无形。死等于无,没有什么必要去感伤。我的眼前浮现出唐木一如往常的、顽固地这么说着的脸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喝着威士忌。打开收音机,听着开朗的美国流行乐。一听到好久没听的曲子,就会回想起和唐木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刻。
  我还想起唐木把脚放进同一个电暖桌,背靠着墙壁,读着厚重的书,对着我诉说着自己的理想。我不记得任何他向我说的有关斗争的事,但是却回忆起他颈部的味道,还有摸着他不管怎么洗,头皮还是会马上生出油来的油腻长发,还有含着烟味的暖呼呼的吐气。
  我回想不出和唐木做爱的情景。想起来的只是他在睡被上背着我偷偷地戴保险套时,他肩膀的动作,还有完事之后他瘫在我身上时双脚的重量……就是这些。
  唐木死于二十四岁。我现在有时还会想,要是他还健康地活着的话,不知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终究退出抗争,做个普通的上班族、结婚生子,顶多当个工会的领导人呢?或是打着武装斗争的旗帜继续热血的革命运动,到后来被浅间山庄事件所牵连,在被逮捕的赤军斗土中也发现了他的名字。
  那天我没哭,也不感悲伤。我只是对于这样的分离有点惊讶、有点茫然。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伤感的情绪。但我认为,那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空气牵引出我的感伤吧。我自己也很满意可以这么冷静地接受唐木的死。但是第二天清晨,我梦见了唐木。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驼着背寂寞地低着头。背景是有着灰色的墙壁,还有灰色的柜台的阴暗酒吧。但四周没有人,只有唐木向着柜台,低着头,身子动也不动。
  只不过是那样的梦。但我记得,我一醒过来,一阵强烈的感情排山倒海而来,使我无法压抑而颤抖起来。那是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激烈,像是发疯一样地掀起感情的狂澜。
  那不是像不可抑制的悲伤,或什么感到寂寞这种普通的情绪。而是另外一种,混合着无底洞的恐怖,还有混合着自我嘲笑时的那种自暴自弃。这些感觉融在一起,好像是火山要爆发一样,在我身体内喷涌上来。
  在那时,我生来第一次懂得什么叫锄哭。我把脸压在被上,嘶声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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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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