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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去吃早饭还是去心理训练学校？”辛西娅问。
　　“去心理训练学校。我们就把穆尔上校当早饭吃吧。”
　　我们离开了贝萨尼山，汇进了早晨开往基地中心的车流人流中。
　　辛西娅说：“有些人在时间观念上有问题。我相信福勒上校与此事有关系，尽管他一口咬定无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实际上，他打电话的时间很早。”
　　“你说什么呀，保罗？”
　　“我在说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为了掩盖他知道这件事的事实，为了制造她还活着、赴约迟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这个电话。可他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早就到了死者的家里。”
　　“这是一种解释，但他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只有3种途径：有人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她的尸体，或者是他杀了安。”
　　辛西娅回答道：“他没杀她。”
　　我盯着她说：“你喜欢这个家伙？”
　　“是的。但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个杀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辛西娅。”
　　“不对。”
　　“好吧，不过你能找到他那样做的动机吗？”
　　“能。他的动机是保护将军，除掉基地里一个腐败的根源。”
　　我点点头。“有这个帮助他人的动机，像福勒这样的人也许会开枪杀人，但也许还有更多的个人目的。”
　　“也许。”辛西娅把车驶向通往心理训练学校的路。
　　我说：“如果我没通过那根鬈曲的头发查到穆尔上校，我会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头，只根据那个电话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也许。”她问：“我们让穆尔知道多少？”
　　“到门槛止步。”
　　“你不认为到了该同他谈谈他的头发、指纹和车辙印的时候了吗？”
　　“没必要。我们为这些证据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让他陷得更深些。”
　　我们的车驶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没有宪兵的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游动的宪兵吉普车。
　　我们把车停在心理训练学校的总部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军官停车处”，我看见一辆灰色福特牌汽车停在那里，可能就是穆尔上校的车。
　　我们走进大楼，空荡荡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士。他站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请带我们去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他，长官。”他回答，用了一个非正式的词来称呼一个准尉。我不喜欢“长官”这个词，并对他说：“我猜你没弄懂我的话，中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是，长官。跟我来。”
　　我问他：“上校来了多久了？”
　　“大约10分钟。”
　　“坎贝尔上尉的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的某种权利，但我建议你不要去行使这些权利，除非我现在把手铐铐在你手上，把你关进监狱。那样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就会看到你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没有。不过我会在强迫和抗议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环顾了这间办公室。敞开的钢柜顶层是一套卫生用具，我想发刷就是从这里面找出来的。我很想知道穆尔有没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纸机的贮藏器里看去，里面是空的，这很好。穆尔并不笨，也不是那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实际上，按我的说法，他有一个邪恶的外表和一个狡猾的内心。但是他对自己假装不关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锤子和帐篷桩子，我也不会太吃惊。
　　“布伦纳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是的。你说过你会用某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了解坎贝尔上尉的个性。”
　　“你们想知道什么？”
　　“啊，首先想知道她为什么恨她父亲？”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可以看出，我们上次谈话后你又了解了不少事情。”
　　“是的，长官。森希尔女士和我一直在同周围的人交谈，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经过这几天的调查了解，我们明白了该问什么和该问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区分开那些坏人和好人，我们把坏人抓起来。比起心理战术来，这是很简单的事。”
　　“你太谦虚了。”
　　“安为什么恨她父亲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椅子里，说：“让我用这句话来开场吧。我相信将军得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紊乱症，也就是说，他自私自利，专权，不能容忍批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揭穿别人的问题的爱好，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竞争者和权威人士。”
　　“你已经描绘出了军队中90％的将军形象。那与我们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安·坎贝尔跟父亲没有很大不同，由于他们的父女关系，这并没什么不平常。于是，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个性相似的人，一个是年长的男士，父亲，另一个是年轻的姑娘，女儿。问题就在这儿。”
　　“那么这个问题要上溯到她不快乐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这样。开始时一切很好。安在她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欢她看到的东西，她父亲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兴。实际上，安向我描绘了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和一种与她父亲很亲近的关系。”
　　“后来关系变坏了吗？”
　　“是的，变坏了。安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想赢得她父亲的赞许。父亲也认为他的威信不会受到威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把儿子和女儿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们都开始看到对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欢的特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又都是他们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并且他们开始争夺权威，开始批评对方。由于他们都无法忍受批评，他们俩实际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锐化了。”
　　“我们是在泛泛而谈，”我问，“还是在针对将军和坎贝尔上尉呢？”
　　他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是出于不愿透露个人隐私的习惯。他说：“我也许说的是普遍性，但你们应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嗯，”我回答说，“森希尔女士和我问的是个体问题，而你却只给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们也许会弄错你的意思，我们很笨。”
　　“我不这么看，你们骗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对他说，“别人告诉我们，安感觉到她是在与她父亲竞争，认识到她在父亲的那个世界内无法与他对抗，但她并没有宣布放弃，而是向他发动了一次破坏性的战役。”
　　“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他又是从一个心理学家那儿听来的。”
　　“那么，那个心理学家错了，强迫性紊乱症病人总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对抗，并且是能做统帅的人。”
　　“这么说，这不是安恨她父亲的真实原因啰？他们并不在乎碰得头破血流。”
　　“对，她恨她父亲的实际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贝尔不会由于竞争、妒嫉和不适当的感觉对她父亲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恨。他们不断增长的竞争未必是坏事。她实际上一直很爱她父亲，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这种背叛太彻底了，带来的巨大创伤几乎把她毁了。这个她最爱戴、最尊敬、最信赖的人背叛了她，伤了她的心。”他又补充说：“这样讲够具体吗？”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辛西娅向前倾着身子问道：“他怎么背叛了她？”
　　穆尔只是看着我们而没有回答。
　　辛西娅问：“他强奸她了吗？”
　　穆尔摇摇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穆尔回答说：“实际上具体是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与此有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可原谅的背叛。”
　　我说：“上校，不要骗我们。他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穆尔看上去有些吃惊，接着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知道。”
　　辛西娅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强奸和乱伦。”
　　“对，我知道这一点是她自愿告诉我的。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她只把它称做背叛。”
　　“那么，”我讽刺地说，“也许他忘了给她买生日礼物。”
　　穆尔上校一副苦恼的样子，这就是我讽刺的目的。他说：“不，布伦纳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琐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当你无条件地爱和信任某人的时候，而那人以某种简单的、有预谋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于粗心等可以原谅的方式，就像你所说的，是用一种利己的方式——那么你永远不会原谅那个人。”他又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深爱、崇拜自己丈夫的人发现他对另一个女人有着强烈的爱。”
　　辛西娅和我都思考了一会儿，我猜其中有些关于个人的想法，但我们都没说出来。
　　最后，穆尔说：“这里有一个更恰当的例子：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或者说是一个年轻姑娘爱戴并且崇拜她的父亲。后来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她父亲对一个朋友或同事谈起她。这个父亲说他的女儿‘简直是一个很古怪的女孩子，她总是呆在家里，老是围着我，对男孩抱有幻想。但由于她的胆小和非常平庸，从不去与他们约会。我希望她能偶尔走出家门，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归宿’。”他看着我们。“这是否会伤害了这个崇拜父亲的年轻女子呢？这会伤透她的心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听着这个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并不是个易被感动的人。我说：“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也许。”
　　“可你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为什么她没告诉你呢？”
　　“这经常是因为接受治疗者经不起讨论，因为把这一切告诉治疗专家，意味着征求他们的判断或评估，而这判断或评估通常并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疗者知道对一个客观的听者来说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彻底。虽然有时候背叛用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都是严重的——就像乱伦。尽管不是乱伦，但我相信用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点点头，好像听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我问道：“你能猜一下是什么事吗？”
　　“不，我并不想知道她父亲对她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干了并且干了具有伤害性的事就够了。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试图在这件事上运用我自己的标准，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须了解事件发生的几大要素：谁、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穆尔至少知道发生的时间，所以我问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回答说：“大约10年前。”
　　“那时她是在西点军校。”
　　“对。是她在西点的第二年发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娅问：“那么她什么时候开始伺机报仇的？不是马上吗？”
　　“不，不是马上。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过程，震惊，否认，接着是消沉，最后是愤怒。直到大约6年前，她才要伺机报仇而不是尽力应付。实际上，她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从此她就认定这一理论：‘只有报仇才能解决问题。’”
　　我问：“那么是谁引她走上这条路的？是你？还是尼采？”
　　“对于她反对她父样的行为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布伦纳先生，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是靠听来的情况做工作的。”
　　辛西娅说：“那么她也许同某个告密者谈过。难道你没有劝告过她这很有危险吗？”
　　“我当然劝说过。我冷静地告诉她，她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我从未把它上升到布伦纳先生刚才说的那种高度。”
　　我说：“如果她复仇的行为是直接针对你的，那你就不会如此冷谈了。”
　　他盯着我说：“我明白，但是有时候病人不想采取任何正规的疗法治病，而是心怀不满，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会背叛你。你强奸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强奸你的妻子。通常，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有复仇成分同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样都是不现实或不可能的。有时的确如此。传统心理学认为复仇是不健康的行为，然而复仇者知道这种行为可以起排解和治疗自己内心创伤的作用。问题在于复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成为一个迫害他人的人。”
　　我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穆尔上校，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坚持用中性普通词汇交谈。这是你与此悲剧保持距离的方法，还是避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爱听这些话，说：“你暗示我助长或怂恿她仇视她父亲的行为，我对这种暗示深为不满。”
　　“无论你满与不满，”我告诉他，“在某些方面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么——”他耸了耸肩说，“无论是我，我这儿的工作，这个学校，还是我同安·坎贝尔的关系——在这个基地里都不受人赞成，不被人理解。”
　　我说：“我能理解这些。我已经看过一些坎贝尔上尉的演讲录相，我认为你们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职责，但你们很可能走进了使人感到紧张的一些领域。”
　　“我们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级领导批准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安·坎贝尔把一些事带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战场上做了试验。”
　　穆尔没回答。
　　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安·坎贝尔保留着她对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疗记录？”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不知道她这么做。如果是这样，那也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这里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计划或兴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学博士学位项目有关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
　　辛西娅问他：“她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开始他没回答，后来才说：“嗯……我……是谁告诉你们的？”
　　辛西娅说：“除你之外每个人。”
　　“可你从未问过我。”
　　“我现在在问你，对于她同那些她并不喜欢、只是当做复仇工具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你会有什么看法？”
　　他用手捂着嘴咳了几下，然后回答说：“嗯……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她这么干的原因是——”
　　“你妒嫉吗？”
　　“当然不。我——”
　　辛西娅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认为那是对你的背叛？”
　　“当然不是。我们关系很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很理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我想问这关系中是否包括将她裸身捆在地上的内容，但我必须先了解他这么做的动机。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明白了，我可以抛开寻找凶手的事不提，根据穆尔刚才说的有关背叛的事，去理解安·坎贝尔的生活和她的忧郁。
　　我对他说：“你和坎贝尔上尉在海湾战争期间，曾得出了一个叫疯狂行动的心理作战计划。”
　　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随便讨论。”
　　“坎贝尔上尉坚信用性的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达到显然与性行为本身无关的目的，对吗？”
　　“我……是的，是这样。”
　　“我说过，我已经看过她关于心理战术系列演讲的录像，可以看出她这一个计划的来龙去脉。我不否认性的力量，那是一种向上的动力，是爱和关怀的表示，但安·坎贝尔理解错了。你同意这一点吗？”
　　他也许同意，但他说：“性本身不好也不坏。但确实有些人——大多数是女人——把它当做工具或武器去实现她们的目标。”
　　我问辛西娅：“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她好像有点烦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我同意说有些女人利用性行为作为一种武器，但人们认为那是无法接受的行为。在安·坎贝尔的案子里，她已经将性看成是反对不公平的武器了。我想，穆尔上校，如果你知道她在那么做，你应去阻止她，这是你道义上的责任，更何况你还是她的上司。”
　　穆尔似乎在用那双小而亮的眼睛盯着辛西娅，说：“我处在无法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地位。”
　　“为什么无法？”她喊道，“你是个军官，还是个船舱服务员？你是不是她的朋友？当然由于你未被她的漂亮所迷惑，你可以劝说她。你为发现她的性试验是临床式的而感到有趣吗？你为知道她同许多人发生性关系而感到兴奋吗？”
　　穆尔看着我：“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拒绝同这个女人谈话。”
　　我告诉他：“直到我们宣读了你作为被告的权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护。我现在还没打算这么做。我知道这是令人难堪的。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森希尔女士会尽量注意提问的措词，以免你产生反感。”
　　穆尔看到保持这种道义上的义愤没有什么好处，便点了点头，坐回椅子里。他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俩都不值一提。滚开。”
　　辛西娅控制住了自己，用一种缓和的口气问他：“到什么时候安才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尔既没有看辛西娅也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没有感情的、职业性的语气回答：“可惜，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显然并不满意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报复。问题的一半出在坎贝尔将军身上。”穆尔笑了，实际上他是在冷笑。他说：“他是个不允许别人有损于他的将军，更不必说让他挨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军事比喻来说，在战场上他从未请求过停火，也从未请求过和谈。显然，他觉得自己对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为抵消了。”
　　“换句话说，”辛西娅说，“他们父女都很固执而不去谈判。将军也从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过歉。”
　　“嗯，他是道过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道歉。”
　　辛西娅说：“两个人之间的争斗伤害了如此多的无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尔回答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战争。什么时候有过改变吗？”话里带着某些令人吃惊的敏锐的洞察力。
　　的确如此，或者，像柏拉图说的：“只有死亡看到了战争的结束。”
　　辛西娅问穆尔上校：“谋杀发生的那天早晨，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坎贝尔的车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许注意到了，但只是下意识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车吗？”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这个下属、邻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里还是在去办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数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经与她合乘过车吗？”
　　“有时。”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有同她父母共进早餐的约定吗？”
　　“不……嗯，是的，经你一提，我想起来了，她是告诉过我这事。”
　　“这次早餐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坎贝尔家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吗？”
　　“我想不。”
　　辛西娅说：“我的理解是，关于安的行为，将军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安·坎贝尔要在那天早晨对此做出答复，对吗？”
　　我们第一次看见穆尔上校显出不自在的样子，他也许在想我们了解了多少，是从谁那儿了解到的。
　　“对吗？”辛西娅又问。
　　“我……她告诉过我，她父亲想解决这个问题。”
　　辛西娅又激动起来，很尖锐地说：“上校，关于这一切，她告诉了你还是没告诉你？她用了还是没用‘最后通牒’、‘军事法庭’、‘常规治疗’和‘从军队中辞职’这样的词语，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过你的建议？”
　　很显然，穆尔上校因为辛西娅的语调又生气了，还因为这一特别问题给搞得很不自在，这个问题可能触到了他所害怕的什么事情。他一定认定我们不可能掌握足以击败他的证据，所以他说：“我已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她从未对我讲过她的打算，也从未征求过我的建议。我告诉你们，作为她的治疗医生，我尽量少提问题，只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时候我才说话。”
　　辛西娅回答说：“我不相信同一个认识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
　　“因为你不懂得治疗，森希尔女士。关于安的事业、工作，我当然提过建议，甚至还提过关于住处、度假等个人问题的建议。但是关于她家庭的问题只在治疗期间谈论过——这些都是分开讨论的，从没同工作和演讲时间混在一起。我们绝对理解这一点并且从未背离过它。比方说，医生不喜欢他的病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请他诊断，律师也不乐意在酒吧里搞法律咨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娅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经想过这些问题。我猜测，死者从没有机会安排一个正式的时间同你谈这个最后通牒和最后期限的问题，对吧？”
　　“对，没有。”
　　“所以，这些年以来，这件令人头痛、悲伤和愤怒的事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却因你们中的一个人或者你们俩都太忙而没有谈及。”
　　“是安·坎贝尔不同我谈。不过，我们决定在她同她父亲谈过后再谈。实际上，我们打算昨天下午谈。”
　　辛西娅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上校。我想将军的最后通牒同她所发生的事之间有联系，而你知道这种联系是什么。”
　　穆尔上校站了起来。“我不是个说谎者。”
　　辛西娅也站了起来。他们都盯着对方。辛西娅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个说谎者。”
　　这是真的。我们知道在第6步枪射击场，穆尔同安·坎贝尔在一起。我认为穆尔现在已意识到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无法逃脱攻击一个上校的罪责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越过门槛半步，这已经够远的了。我也站了起来。“谢谢你给我们时间交谈，上校。不要在肯特面前抱怨我们，一次全面的抱怨至少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说：“我在你门口派了一个宪兵站岗，长官。如果你试图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将任何东西从这儿带出去，你将会被监禁在基地。”
　　这爱伙现在颤抖起来，但我说不出他是因为害怕还是愤怒，这我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将正式指控你们俩。”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免于上绞索的——或者免于被枪毙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关规定。我没有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们对杀人犯是施绞刑还是枪毙。但不管怎样，不要朝我发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祝你愉快，上校。”
　　我们走了，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仔细考虑着他的选择，当然不包括对我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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